|
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教授米格尔·贝尼泰兹（Miguel Benitez）于1998年发表论文，断言《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以下简称《若干评述》）并非孟德斯鸠所写，而是法国学者弗雷莱（Nicolas Fréret， 1688-1749）的作品，孟德斯鸠只是将此文抄录在"地理二"中而已。2007年在牛津出版的新编《孟德斯鸠全集》将"地理二"编为第16卷。该卷主编采纳贝尼泰兹教授的意见，明确主张将《若干评述》摒除在孟德斯鸠著作之外，为此不但在"导言"中详加阐述，而且把贝尼泰兹教授的论文作为附录收入该卷。由于编辑出版新编《孟德斯鸠全集》的"伏尔泰基金会"在18世纪启蒙思想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第16卷的主编在孟德斯鸠研究界声望甚高，贝尼泰兹教授对于《若干评述》的判断，已经开始为国际学术界认可。 然而，笔者仔细研读了贝尼泰兹教授的论文，对他所提出的论据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最终认定，他的论据经不起推敲，与事实明显不符，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若干评述》确系孟德斯鸠的作品，绝非弗雷莱所写。 本文即针对贝尼泰兹教授所列论据，择其主要者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以此为贝尼泰兹教授的论点证伪，为笔者的判断证实。 日记中至少七次提及 "拉布莱德" 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藏有一部黄嘉略在1713-1714年间用法文书写的日记，日记中常提及与他交往的亲朋好友，其中包括孟德斯鸠、弗雷莱等人。贝尼泰兹教授就这部日记写道："那份所谓黄的日记只字未提孟德斯鸠"，以此作为孟德斯鸠不曾与黄嘉略进行过交谈的证据之一。作为一位研究孟德斯鸠的专家，贝尼泰兹教授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竟然不知彼时孟德斯鸠并不叫孟德斯鸠。正是这个低级错误，使他无从发现这部日记里有关孟德斯鸠与黄嘉略频繁往来的记述。 孟德斯鸠是拉布莱德男爵雅克三世·德·色贡达的长子，原名夏尔－路易·德·色贡达·德·拉布莱德。他的伯父孟德斯鸠男爵让－巴蒂斯特·德·色贡达于1716年4月24日过世，生前留下遗嘱，指定侄子夏尔－路易·德·色贡达·德·拉布莱德为继承人，既继承他的财产，也继承他的姓氏、爵位以及他在波尔多高等法院所担任的职务。这就是说，在1716年4月24日之前，夏尔－路易·德·色贡达·德·拉布莱德姓拉布莱德（La Brède），尚不拥有孟德斯鸠这个姓氏。 也就是说，在孟德斯鸠与黄嘉略交往的1713年，孟德斯鸠的姓氏是拉布莱德，而非孟德斯鸠。因此，黄嘉略在日记中记述他与孟德斯鸠的交往时，只能且只可能以拉布莱德称呼孟德斯鸠，孟德斯鸠这个姓氏自然不会出现。在日记这类私人文书中，人名、地名、书名等专用名词往往都被简化，黄嘉略也是如此，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作h（Hoange，"黄"的第一个字母），把弗雷莱写作Fr，拉布莱德也被他简化为la Bray、la B。或la Br。 等。逐页仔细检索表明，在日记所记的1713年10月19日到1714年10月9日之间，这些被简化的拉布莱德至少出现过七次，也就是说，黄嘉略在日记中至少七次提及孟德斯鸠，其中六次是孟德斯鸠来访和两人的交谈。 中国式调侃： 无奈而淡然的黄先生 上面提到的日记，是一份薄薄的法文手稿，尽管未署作者姓名，但其内容无疑表明，这是黄嘉略在1713年10月19日到1714年10月9日期间的日记。贝尼泰兹教授对于这本日记的主人提出了质疑，认为"肯定不是"黄嘉略，理由是：日记的主人虽然使用第一人称，却又常以第三人称指代黄嘉略，诸如"黄先生"、"黄大人"、"中国老爷"、"黄枢机主教"、"黄元帅"等等。但贝尼泰兹教授对中国和中国人不大了解，众所周知，中国文人为表示超脱、幽默或自谦，喜欢并习惯于以第三人称指称自己；不但如此，在某些场合若不以第三人称自称，就意味着失礼，至少也是素质不高的表现。黄嘉略在日记中自称"黄先生"丝毫不令人费解，因为他好歹也算是个文人。至于他以"黄大人"、"中国老爷"、"黄枢机主教"、"黄元帅"等自称，那是他聊以舒缓内心抑郁、排遣孤独无助之感的自我调侃之语。 从日记看到，黄嘉略的家庭生活并不温馨，他的那位法国太太经常无端生气发怒，动辄不说话、不吃饭、不睡觉，外出不愿与丈夫同行；而他为了维护家庭的安宁，只能无奈地淡然面对这一切，其实不难想见他独处异乡、举目无亲的孤独感。这些调侃式的自况非但不能证明日记并非出自他笔下，反而恰好证明日记主人正是黄嘉略，如他在1714年2月14日写道："凤山枢机主教黄大人身体依然不适。"何为"凤山"？就是他的家乡福建莆田的凤凰山，此山如今仍在，只是山下黄嘉略出生的那个村庄已变为一个公园了。此外，空白页上"日薄在巴"四个汉字以及日记中许多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中文词语，尤其是日记中记述的事实，无一不昭示，这份薄薄的手稿确是黄嘉略的法文日记。贝尼泰兹教授之所以否定黄嘉略为日记的主人，除了对中国的事情不甚熟悉外，恐怕也与他力图证明孟德斯鸠与黄嘉略没有什么交往，进而为断言《若干评述》并非出自孟德斯鸠之手提供论据有关。 法文水平糟糕其实是个悖论 贝尼泰兹教授确信，黄嘉略的法语水平相当差，无法与孟德斯鸠就广泛的话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他写道："当孟德斯鸠于1713年年底离开巴黎时，黄的法语还很糟糕，他不可能与人进行名副其实的谈话，尤其是此处涉及的那些抽象的话题。" 从笔者读过的大量手稿来看，起初黄嘉略的法语确实不太规范，尤其是动词变位等汉语所没有的语法规则，他掌握得较差，但是几年之后，他的法语水平大有提高。即使是在1713年，他的法语水平也绝不是贝尼泰兹教授所说的无法用来与法国人交谈。 黄嘉略在他编写的《汉语语法·序》中叙述了他去法国之前的经历。从中我们得知，他七岁那年（1686）被母亲托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李斐理，李斐理为避拐骗儿童之嫌，认黄嘉略为义子。三年后，他被转托给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梁弘仁，此后便跟随梁弘仁辗转各地传教，前后约六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位法国传教士在他们先后与黄嘉略共同生活的九年中，或多或少教给了黄嘉略一些有关法语的知识和一些日常会话。 1702年，黄嘉略与另一位中国信徒陪同梁弘仁离华赴意大利办理教务，途经巴黎时，巴黎外方传教会会长指定Neez担任梁弘仁在罗马期间的秘书。梁弘仁一行在罗马逗留了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黄嘉略和两位法国人始终在一起生活。Neez是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人，不通汉语，不难想见，他只能用法语与黄嘉略进行沟通。这个推测至少有一旁证：黄嘉略在罗马期间的一份中文日记如今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他在日记中提及某人时，名字前面往往冠有汉字"蒙雪"或Mr。。"蒙雪"是法文Monsieur（先生）的音译，Mr。 则是Monsieur的缩写。这一细节表明，他们这一行人在罗马期间使用的是法语。 梁弘仁一行于1706年3月返回巴黎，黄嘉略从此定居在此；不久之后他放弃神职人员的身份，娶一位巴黎女子为妻，从此成为世俗平民。从此时到贝尼泰兹教授所说的1713年年底，他先后在巴黎生活了七年。在此期间，他的身边只有法国人，当然只能以法语与之交流。 在中国与两位法国传教士共同生活了九年，在罗马与两位法国人共同生活了三年，后来又在巴黎生活了长长的七年，黄嘉略的这些经历，让人很难相信 到了1713年，他居然还不能说法语。 黄嘉略的法语水平究竟如何，可以参考另一位同时代人的说法。德里尔（Joseph-Nicolas Delisle， 1688-1768）是法国著名天文学家，1714年后与黄嘉略成为邻居，出于对中国天文史的兴趣，他经常向黄嘉略讨教。他在1738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讲述这段记忆："幸运的是，我在此时结识了一位姓黄的中国人，他受过很好的中文和中国文化教育，法文也相当不错。他住在巴黎，与我是邻居。……我与他一同查阅了外方传教会、国王图书馆和他本人的藏书，他向我讲解其中的一些书以及注解。" 很显然，黄嘉略的法语水平并非如贝尼泰兹教授所说的那样糟糕。 此外，贝尼泰兹教授试图以黄嘉略的法语水平低作为理由，否定黄曾与孟德斯鸠有过长谈的可能性。可不曾想，这个说法实际上也否定了他所坚持的《若干评述》的作者是弗雷莱的主张：黄嘉略倘若无法与孟德斯鸠用法语交流，当然也无法与弗雷莱用法语交流，因为弗雷莱与孟德斯鸠一样也不会说中国话。这个论据酷似一只飞去来回器，贝尼泰兹教授试图以此否定他人的合理论断，结果却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弗雷莱发现了 汉字的214个部首吗 贝尼泰兹教授的另一个重要依据与弗雷莱的所谓重大发现有关。《若干评述》多次提及汉字的214个部首，而弗雷莱则于1718年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宣布，他在汉字研究中发现，汉字数量虽然多达数万，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汉字其实都是由一些基本汉字以不同方式组合而成，这些基本汉字又称部首，总数不超过214个。贝尼泰兹教授对弗雷莱的遗稿进行研究后认为："对汉字214个部首的定义是弗雷莱的一个重大发现，不可能早于1714年。"他进而推理：弗雷莱发现214个部首既然是在1714年，那么可以肯定，提及214个部首的《若干评述》必然成文于1714年以后。孟德斯鸠在1713年年底离开巴黎返乡奔丧，而当他再到巴黎时，黄嘉略已不在人世。因此，从时间上看，《若干评述》不可能是孟德斯鸠与黄嘉略交谈的产物，倒很有可能出自弗雷莱笔下。 然而，贝尼泰兹教授对汉字的部首似乎缺乏研究。众所周知，部首的作用之一是把数量巨大的汉字归类，使之便于检索；就此而言，部首的功能相当于西文的字母，而非弗雷莱所说的"基本汉字"。 黄嘉略受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之托，与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和弗雷莱合作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黄嘉略的遗物和遗稿清楚地表明，他编纂《汉语字典》的主要参考书就是采用214个部首的字书《字彚》和《正字通》。黄嘉略在与法国朋友的谈话中提及214个部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弗雷莱既是黄嘉略的合作者，当然就有太多的机会听到黄嘉略谈及214个部首。214个部首并非弗雷莱在1714年的"重大发现"，认为在弗雷莱"发现"214个部首之前，黄嘉略并不知有部首存在，这一判断离事实太远，在此实难苟同。 再提供两个有力的旁证 以上各条都是针对贝尼泰兹教授的论据提出的不同看法，此外还另有两条旁证，足以证明此文确系孟德斯鸠所作。 第一，《若干评述》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让大家正确理解汉语的结构，我把黄先生教我的一首歌转录在下面。曲调一点也不陌生，我早就听我们乡下的女子唱过，那是在收获季节和采摘葡萄时节。奇怪的是，同一首歌也在中国唱，而且在同一场合唱，也就是说，每逢五月姑娘们采花时唱这首歌。" 这段文字中有两个词非常关键："采摘葡萄"和"我们乡下"。据笔者所知，孟德斯鸠是个乡下人，他的老家在波尔多南边约20公里的拉布莱德，是一个葡萄之乡。孟德斯鸠一家既是经营葡萄园的地主，又是销售葡萄酒的商人。可弗雷莱是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出生在巴黎，长期住在距市中心"大菜场"不远的街区。 孟德斯鸠和弗雷莱两人中，谁更有机会在收获和采摘季节听到村姑唱歌？谁更有资格说"我们乡下"？只要不抱偏见，回答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关于"黄"字的拼写。黄嘉略这个姓名是笔者二十余年前在档案中找到的，在此之前，大家只知道他的西文姓名。在本文所涉及的几个人笔下，"黄"字有多种写法；黄嘉略自己写作Hoange，弗雷莱、傅尔蒙、比尼昂、德里尔等人写作Hoang， Hoangh，Hoamge，偶尔也写作Hoange。而在《若干评述》中，"黄"字却独具一格地写作Ouanges或Oüanges。 倘若确如贝尼泰兹教授所言，《若干评述》出自弗雷莱的笔下，那么，弗雷莱为何在同一时期用两种差别很大的写法来书写"黄"字？而事实是，在笔者所读过的黄嘉略、傅尔蒙、弗雷莱等人的大量手稿中，把"黄"字写作Ouanges或Oüanges的唯有孟德斯鸠一人。 而且，在孟德斯鸠的另一种笔记《随笔》第326条："我听黄先生说，他刚到巴黎时曾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为他在中国时曾听说，欧洲的民风纯朴，人们相互关爱，从无盗窃和行刑之事；所以，当他听到一个杀人犯将被处以绞刑时，深感震惊。" 一如《若干评述》，"黄"字同样写作Ouanges。孟德斯鸠与同时代的其他法国人不同，把"黄"字写作Ouanges是他独有的习惯。《若干评述》中的"黄"字既然均写作Ouanges，那就也可肯定：《若干评述》并非出自弗雷莱笔下，而是出自孟德斯鸠笔下。 贝尼泰兹教授的其他几个论据，其重要性都在以上几个论据之下，笔者在《历史研究》另文回应，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