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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在明代“四大奇书”中被誉为“第一奇书”，它同那些猥亵小说恣意宣扬淫秽不同之处在于它把描写人性作为自己的中心。除了男主人公西门庆以外，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诸多女性被社会的规范、封闭的家庭挤压、扭曲得只知道人生最低层次的追求，[1]她们将男女两性之间的欢愉视为一生的唯一目标，而没有提升到更高层面的与伴侣精神上的契合。作为第一号叙写对象的潘金莲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李瓶儿虽然与西门庆之情深于潘金莲，然而她也更多的是把西门庆仅看作是自己的“药”，而不是一个精神上的慰籍者。 李瓶儿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子，她在嫁给西门庆之前顺应晚明社会张扬个性、主张私欲满足的潮流，果敢地追求自己的个人享受。而嫁至西门庆家之后，女人的性特征在她身上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母性”的表露和人性“善”的回归。 一、金钱的置换与幸福的生成 李瓶儿的身世在《金瓶梅》中并未指出因之成为阙文，然而她短暂的一生中却波澜四起。从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李瓶儿先后有四任丈夫，而唯有西门庆是她最为自觉自愿以身相许的一个，但却并未长久，她在婚姻中的不幸使她的个性由张扬到内敛，她自身也完成了一个由女人到“母亲”的裂变，由冲动到理智的回归的思想转变过程。 李瓶儿的性格形成和她的悲剧命运与她的感情史和婚姻史有很大的关联。来看看李瓶儿的婚姻史，在梁中书家为妾的时候，李瓶儿深得梁中书的喜爱，但由此却招致了梁夫人的嫉妒，李瓶儿只能在外边书房内居住，由养娘扶侍。对这样压抑的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的婚姻生活，李瓶儿有的只是无奈和期待意外。一个重要的契机是李逵杀入梁中书家，期待已久的机会让李瓶儿果敢地逃出梁家，她以为生活从此可以改变，然而命运却又捉弄了这个逃离火坑的可怜女人，她又成为花子虚的妻子，可她的实际丈夫却是花太监。李瓶儿与花子虚虽然有婚姻之名，而花子虚却时常在外眠花宿柳，又往往三五夜不返，而花太监虽是她的真正丈夫却又不能给予她正常人的幸福。西门庆的出现虽然早于蒋竹山，但是蒋竹山却成了李瓶儿的第三任丈夫。蒋竹山是在李瓶儿最需要慰籍的时候走进她的婚姻生活的。当时花子虚已亡，西门庆久不与她来往，被西门庆唤起的对异性特别是对年轻异性的渴求，种种原因促成了她与蒋竹山的姻缘。可是婚后，李瓶儿却发现蒋竹山并不是她所一直期望的人。与西门庆相比，李瓶儿觉得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她的心声是在嫁给西门庆后被西门庆打骂之时吐露出来的：“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层地之下。休说你这等为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什么比你！”（第十九回）正因为在李瓶儿心中，哪怕上面说的一段话有夸大的成分，但西门庆已占据了她的身心，李瓶儿与蒋竹山的婚姻自然不会长久。于是，在李瓶儿赶走蒋竹山之后她来到了梦寐以求的西门大官人的府内，她天真地以为，从此以后她的婚姻将是幸福的，未来的生活充满阳光，她的憧憬在进入西门府后一日日被削减，甚至失去了她唯一的亲人———她的孩子的生命，她虽然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而等待她的依然是悲惨的结局。 李瓶儿由梁中书的侍妾到花子虚之妻再到蒋竹山之妻，又成西门庆之妾。在这个妻妻妾妾的过程中，李瓶儿从表面上看有自主性，但她又是欲望的奴隶，她的个性张扬追求人欲满足的前提是她的美貌及她的钱财。她的美貌、她的钱财令即便是西门庆这样的有钱之主也心动。西门庆是很有钱的，“县门前西门庆大老爹，如今在提刑院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上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腊，伙计主管约有数十。……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第六十九回），他是家资巨万的豪商。李瓶儿从梁中书家逃生时带来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的鸦青宝石，花太监在死时又留给他大量财物，一个年轻貌美且富有的女子让人偷窥甚至被骗在重货重色的时代当不足为奇。因为在明代，传统的金钱观念突破了，对金钱的明确接受、认可成为明代社会普遍的意识，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李瓶儿入赘蒋竹山再嫁西门庆恐怕与她的钱色不无关系。 还在花子虚活着时，李瓶儿就一次“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又将“四口描金箱柜”让西门庆在晚上从墙上偷运过去，四口箱中装有“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花子虚入监她在明处让西门庆搭救，背地里却教西门庆开花帐哄骗花子虚，为了笼络西门庆，在西门庆扩建房屋时，李瓶儿又将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统统送与他：“替我卖了银子，凑着你盖房子使。”作为一个奸商的西门庆对满足了他的感官又满足了他的钱财之欲的李瓶儿自生出几分留恋，生出几分感情。 李瓶儿之所以得到了西门庆的爱慕，并且成为西门庆的妾，不仅仅因了她的美貌，而很重要的一方面也与她拥有着那么多的钱财有关。明朝晚期人们对物质的占有欲的高扬，也使李瓶儿因了她的财富在西门庆心中的砝码更为加重，她得到的幸福便更为踏实和持久。 二、欲望的膨胀与人性“善”的丧失 在未嫁入西门庆府上之前，作为一个女人的李瓶儿她不惜用自己的金钱和美色，来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欲望。虽然李瓶儿追求自己婚姻生活的幸福自当无可指责，但她在追求过程中的一系列举动却让人不敢恭维甚至让人不齿。先不要说她逃出梁家时携出贵重财物之举，她当有一个女人的不得已，有了钱物孤苦无依的她尚能自存，只看她对花子虚之举。花子虚整日在外与人厮混，自是不对，作者亦言：“大抵只是妇人更变，不与男子汉一心，随你咬折钉子般刚毅之夫，也难防测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内，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妇人坏了者。为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妇随，容德相感，缘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无咎。稍有微嫌，辄显厌恶。若似花子虚终日落魄飘风，漫无纪律，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其可得乎！”花子虚与李瓶儿二人的婚姻不幸，花子虚自当难辞其咎，然而李瓶儿的种种行动，甚至落井下石延误诊治花子虚的治疗时机与潘金莲的毒杀武大郎也相差不远。在花子虚活着时，李瓶儿不仅与西门庆私通，且多次赠其钱物，花子虚入监后她又假求西门庆之名送钱物与他，并设计使西门庆买了花子虚的宅第，虽然有那么多钱财却又不好好为花子虚治病，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在花子虚身上之薄情，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她对自我欲望满足的急切。她眼巴巴地盼着花子虚早日归西，她好与西门庆尽鱼水之欢。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李瓶儿无不用其极，尽力将一个个绊脚石早早踢开。她的薄情不仅见于对花子虚，对蒋竹山亦是一样。当她觉出蒋竹山不能满足她的欲望的时候，便毫不留情地将蒋一脚踢开，眼巴巴地期望能早日投入“医奴的药”的西门庆的怀抱。在西门庆的故意归罪于她，让她受冷落，甚至抽打她时，她反而由衷地去赞美和奉承西门庆。作为一个“第二性”的她，她认为自己的入赘蒋竹山确实是不忠于西门庆的表现，但她显然不可能也不会去质问西门庆在家里的妻妾成群在外的荒淫无度是否忠于自己。 作为一个女人的李瓶儿为了追求人欲的满足，她连一点点的尊严都没有了，她得到感官满足的同时却失去了自尊和人格。她相对于西门庆而言自认为是“他者”，是“客体”。正如西蒙娜·波伏娃所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生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 ……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来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2] 为了做稳西门庆的“他者”，李瓶儿付出了她的美貌、青春、钱财甚至生命，她是一个可怜可悲的女人，她是一个可爱可恨的女人，她又是一个无辜无助的女人，她的命运被她膨胀的私欲抒写着展演着，血淋淋地展演，使人不忍目睹。她是晚明社会人之私欲过度膨胀的一个典型，一个牺牲品。那个类群里更少不了西门庆和潘金莲，李瓶儿的不幸与他们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更深刻的原因则来自于封建社会的置妾制度和明朝晚期人们个性的过度张扬。 三“、母性”的彰显与人性“善”的回归 嫁给西门庆之后，成为一个妾的李瓶儿，与此前是一个“女人”的李瓶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前后性格行为的巨大反差学界一直有争论。在嫁给西门庆之前，李瓶儿已有几度婚姻，而那几桩婚姻都未能使她满足，她与西门庆相识之后，认为西门庆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的只是想你。”为了与西门庆长相厮守，她不惜做出种种不义之举，她讨好西门庆的种种行为无不花心思，她是一个只知追求个人享受的女人。而嫁给西门庆后，她凡事忍让，行为大方，性格温良，处事得体。就她和西门庆的关系而言，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一变而为类似“母子”的关系，如果说潘金莲在欲望的“革命”中走向了“阳性化”，那么李瓶儿则在这一“革命”中走向了“母性化”。[3]李瓶儿由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母亲”。这首先表现在她与西门庆的关系上，在入西门府之前，西门庆是李瓶儿的唯一念想，时时刻刻牵挂和思念，西门庆仿佛是她的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是她活着的精神支柱，谁也别想夺走。可在当上了西门庆的姨太太以后，她却不但不过分挽留西门庆留在她那里，反而劝西门庆到别的几房太太那儿去。她与西门庆之间已经不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两性关系，而是失去了性别的类似于朋友甚至母子般的关系。其次，作为一位真正的母亲她在对待儿子和保护儿子方面却显现出极度的软弱和可怜。自从传出了李瓶儿怀孕的消息，对她不利的留言一直不绝。在她生下官哥之后，潘金莲更是无时无刻不挑衅滋事，她都隐忍不发。潘金莲故意把秋菊打得“杀猪也似叫”吓唬官哥，李瓶儿所做的只是一面“把官哥耳朵握着”，一面叫绣春烦请潘金莲“休打秋菊罢，哥儿才吃了睡着了”。而潘金莲听了“越发打得秋菊狠了”，并且恶言相向，李瓶儿也只是表现出很无奈。她对潘金莲是一忍再忍，并且多次送东西给潘金莲，即便是潘姥姥也夸赞李瓶儿好性儿。李瓶儿对潘金莲的一再退让，连笑笑生也为之抱不平：“看官听说：常言道：‘花枝叶下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这潘金莲平日见李瓶儿从有了官哥儿，西门庆百依百随，要一奉十，每日争妍竞宠，心中常怀嫉妒不平之气。今日故行此阴谋之事，驯养此猫。必欲唬死其子，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己。就如昔日屠岸贾养神獒害赵盾丞相一般。”（第五十九回）李瓶儿一味退让的结果只能是痛失爱子。在官哥夭折后，李瓶儿悲伤之极，仍不时受到潘金莲的欺侮，“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直到此时她才幡然醒悟，她的懦弱，她没有像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那样去保护她的孩子，她并不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的无辜的稚子的死惊醒了她，因之，她对吴月娘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 在儿子身上，她争取了多少？她的勇敢和心计仿佛都在入西门庆家之前用光了，她的激情，她的果敢都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懦弱，有的只是忍辱负重，有的只是一退再退，直至以生命作了代价。好货好色的西门庆在李瓶儿死后的一系列悲伤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西门庆也不顾的甚么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抱着她的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在房里离地跳得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他花了三百二十两银子给李瓶儿买棺木，让人画影留念，熬夜不睡。为了李瓶儿的丧礼，诵经追拨，直至五七，花费巨大。西门庆对李瓶儿之死触动颇大，对其丧事之办如丧考妣般。 从女人到“母亲”的蜕变过程，李瓶儿完成了人性“善”的回归，尊严的回归，自我的回归。在作为女人的时候，她无所顾忌，我行我素地追求自我感官的满足和享受。而到了西门庆家里之后，李瓶儿却由女人的淫荡突变为“母性”般的温柔，这是因为“性的欲望是对社会制度的潜在颠覆，性欲的萌动、形成以及产生都是一种异质的社会构成，那么如何才能避免性欲呢？答案是，必须自然地去掉女人身上的性征，所有女人必须成为‘母亲’。”[4]在成为“母亲”之后，她又恢复了道德感，时常梦见以往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他最歉疚的人———花子虚。她不再追求享乐，而更多的是在忏悔，她用她的好性儿，用她的隐忍，用她的孩子的生命和她自己的生命去赎罪。李瓶儿将自己的生命送上晚明提倡的人欲膨胀的祭坛上。李瓶儿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类。后来西门庆、潘金莲等一个群体也成了人欲张扬主张的殉葬品。只是李瓶儿在她生前找回了人性“善”的一面，而西门庆、潘金莲却都是至死不悟。 参考文献： [1]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全译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3]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4]伊格尔顿著，马海良译：《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作者简介： 赵海霞（1973-），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咸阳师范学院副编审，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献学和传播学的研究。 （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原载：《船山学刊》2009年第4期（复总第7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