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诗人和作家,大体上都是不安静、不安分的异端。这既不是贬低他们,也不是抬高他们,而是道出了实情,因为,他们敏感,爱幻想,特立独行,别有怀抱,总是充满一种难以遏抑的冲动,向别处去寻求别样的生活,一种更新鲜、更自由、更理想的生活。而文学作为一种与人的价值和尊严密切相关的事业,作为一种为人类生活提供力量和方向的工作,天然地要求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必须具备这样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风度,那就是,拒绝任何奴役性的力量对自己的压抑、束缚和异化,拒绝接受被给予的、被安排好的沉闷、乏味的生活。总之,真正的作家是一群对“现实”说“不”而对理想说“是”的人,是一群对强者说“不”而对弱者说“是”的人,是一群对权力说“不”而对自由说“是”的人,是一群对黑暗说“不”而对光明说“是”的人。 在中国,异端是一个现代性的精神现象。虽然中国古来就有隐者、狂者和狷者,但他们似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异端,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格独立的反抗者。即使像屈原这样的怀瑾握瑜、愤世嫉俗的人,像李白这样的“世人皆欲杀”的人,似乎都不能被称作“异端”,因为,他们忿忿不平的,不过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的委屈,不过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失意,或者,简洁地说,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早在1907年,鲁迅就曾指出,屈原虽然“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虽然他的诗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然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如果说,真正的异端,是从不想再做奴隶的那一刻诞生的,那么,鲁迅便是第一个在现代的意义上发现并赞美“异端”的人,只不过,在他的表达中,用的是另外一个概念———“摩罗”。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既是关于鲁迅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又是一个阐释异端精神的经典文本。在这篇文章中,他向“萧条”、“荒寒”、“文事式微”的中国,介绍了“力足以振人”的“摩罗诗派”:“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在他看来,这些摩罗诗人有着共同的精神气质:“……要其大归,则趋于一:大都不为顺势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尽管那些真正的诗人和作家,“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但是,“实统一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按照通常的理解,“异端”是一个与“正统”相反对的概念。其实,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正像鲁迅所揭示的那样,“异端”表达的乃是反抗的精神,是对自由的渴望,是对真理的爱,是对人格独立的捍卫。“异端”气质无疑是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特征。一个知识分子从外表上看,也许是柔弱的、隐忍的、畏葸的,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是笨拙的、低能的、可笑的,但是,一旦问题涉及那些与人的尊严和价值相关的重要问题, 他们就会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人,显示出另外一种风度:高贵,勇敢,锋芒毕露,锐不可当,就像温柔的鸽子一瞬间变成凌厉的秃鹫。马克·斯洛宁笔下的曼德尔斯坦姆就是这个样子的:“从外表上看,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性格有点怪僻,头总是朝后仰,他的一举一动常常显出一副憨态,逗人发笑。他几乎不能自理日常生活,更毋庸说独自谋生了。他在和人们的交往中总是谦卑而无能,但在捍卫他自己的观点和作品的独创时,或者捍卫他所谓的‘真理’时,却表现得十分勇敢和顽强。”(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2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他这样描写扎米亚金(亦译“扎米亚京”)的形象和风度:“身材颀长,脸刮得光光,红头发分梳两边,总是穿一套花呢制服,宽厚的嘴唇上常常衔着一只‘永不熄灭的烟斗’。他却是像个英国人。他说话声调平稳,在说出讽刺性的暗示或者辛辣的引喻时,很少变换语调。……这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却是个有独立见解的艺术家和无所畏惧的思想家。……在他那平稳的外表下,蕴藏着强烈的民族特征和深刻的精神生活。像许多有科学头脑的人一样,他喜欢幻想和异想天开,歌颂人们摆脱一切束缚的愿望。作为一个反对常规惯例和教条主义结构的人,他对自由和个性怀着浪漫色彩的忠诚,并对危害他的一切进行揭露。”(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83页) 的确,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就意味着成为一个异端,成为一个对抗奴役的解放者。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保持着一个异端者的高贵气质和潇洒风度。那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即使是那些遭遇到可怕的迫害和毁灭性的打击,也从来没有降低过自由的精神旗帜,从来不曾放弃过反抗的精神立场。在他们看来,文学永远是与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神圣事物,是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目的的。 例如,对扎米亚金来讲,文学就不是奴才的事业,而是英雄的事业;不是一种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而是能够对人类的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力量,是可以用来改变人类的命运的:“我们曾经经历了压制大众的时代,我们正经历着以群众的名义压制个性的的时代,明天会带来以人的名义的个性解放。”(扎米亚京:《明天》,第5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1月)那么,靠什么赢得这样的“解放”?靠什么帮助俄罗斯人民和人类改变不幸的生存境遇?靠文学,靠语言的力量:“人类,未来的人类惟一应有的武器是言词。俄国知识分子、俄国文学就是靠言词为人类伟大的明天而奋斗的。如今又该举起这一武器了。人类正走向死亡。”由于对文学有着坚定的信念,由于意识到了文学的责任,所以,扎米亚金向俄罗斯知识分子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我们呼吁俄国知识分子来保卫人类和人性。”(扎米亚京:《明天》,第51页) 扎米亚金是一个力量型的作家。他的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只是,他的革命不是以征服为宗旨的“暴力”和毁灭,而是高扬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把对人的解放当做最终和最高的目的。扎米亚金高度警惕暴力和仇恨对人类生活的“破坏”。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两个字———《目的》,谈论的就是他对另外一种“革命”和“文学”的理解:“在否定的情感中,文学当然无法建立,只有当我们将对人的爱替代对人的恨,真正的文学才会到来。我们这一代是残酷的,无情的,是的,这是战争和武装起义的时代,的确如此。这就更需要从憎恨中解脱出来(憎恨对人的精神状态有破坏作用)。”(扎米亚京:《明天》,第53页)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作家,就应该具有做人的尊严,具有独立的人格,“革命事业不会需要为贪图一块肉或者由于惧怕皮鞭而立起来的哈巴狗,也不需要这些狗的驯兽员。革命需要无所畏惧的作家,就像革命对任何事情无所畏惧一样……;需要这样的作家,在他们身上革命能产生真正的、本能的反响。但愿这种反响能反映出每个作家鲜明的个性,但愿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是根据什么会议精神来杜撰章节;重要的是,这种反响应发自内心;重要的是,这种反响应引导读者向前进,而不是后退;重要的是,这种反响应令人振奋,而不是使人消沉。”(扎米亚京:《明天》,第55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现象。俄罗斯文学就其天性来看,都具有热爱自由的异端气质,都具有变革生活的革命精神,都试图把文学当做拯救人类和世界的手段,———从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始,变革现实就成了俄罗斯文学的共同理想,向上提高人和解放人就成了俄罗斯文学的基本目标和神圣使命。 由于把文学当做有助于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事业,所以,扎米亚金就依据文学的伦理境界的高低,将文学分为“大文学”和“小文学”。虽然他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这种“大”与“小”的区分,例如,医学就有“大外科”和“小外科”之分,彼此无分轩轾,但是,在文学上,他却反对“小外科”的“医士主义”,认为真正的文学都应该是“大”的:“应该明白,作家对一些‘琐碎之事’的固执己见只能编造出庸俗的、公式化的文学作品,而非其他。”(扎米亚京:《明天》,第55页)他认为仅仅“反映生活”是不够的,文学的目的和目标是“要组织生活,建立生活”:“艺术家的工作是谈目标,谈千米,谈百万米。艺术的组织作用在于,以热情或讽刺方式唤起并鼓励读者,这是文学中的阴极和阳极。但是一厘米的讽刺是可怜的,一厘米的热情,乳制品公司的热情也是荒谬可笑的,这不能吸引任何人。为了唤起民众,艺术家应寻求的不是方法,而是目的———人类奋斗的伟大目标。”(扎米亚京:《明天》,第56-57页) “保卫人类和人性”不是漂亮的宣言,而是庄严的使命;不是时髦的口号,而是严峻的考验。把这样的任务当做文学的使命,意味着一个作家将踏上一个受难的旅程,等待他的,将不是鲜花和奖赏,而是皮鞭、镣铐甚至绞刑架;意味着写作者必须与那些反人性、反人类的巨大力量进行抗衡,必须成为反对权力和“教条”的勇敢的“异端”。是的,异端,这也是扎米亚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在他看来,“异端”是“真理”的同义词,是“激情”的同义词,是“正义”的同义词,甚至干脆就是“创造力”的同义词,因而,一个作家只有首先成为“异端”,他才能最后成为作家,———文学的事业就是“异端者”的事业。扎米亚金在《论文学,革命和熵》中说:“牙齿只有去咬人时才会磨得尖利,家鸡的翅膀不是为了扇动。对于理想和鸡而言,规律是相同的:靠肉饼维持的思想如同文明的、肉饼式的人一样软弱无力。为了健康需要异端者;倘若异端者不存在,应该将其捏造出来。”(扎米亚京:《明天》,第122页)他的另一段话更为有名,道是:“……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政治上可靠的官员创造的,而是由狂妄分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叛逆者、怀疑论者创造的。”(扎米亚京:《明天》,第63页)他提醒人们警惕那些“深知什么时候歌颂沙皇御见,什么时候赞美锤子和镰刀的狡黠的骚人墨客”,因为,拍马和逢迎不仅是对文学的亵渎,而且还将导致文学的毁灭。他在一篇题为《我担心》的文章中说:“文学界的半人半马们相互排挤、踩踏,拼命奔向那精美的奖品:书写颂歌的专利权,骑士般诋毁知识分子的专利权。我担心,裴昂说得不无道理,这就是亵渎、贬低艺术。我还担心,长此下去,那么近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将以油腔滑调派的名声载入史册,因为正直的作家们已经两年无声无息了。”(扎米亚京:《明天》,第59页)俄罗斯的文学虽然也存在扎米亚金所“担心”的现象,但是,俄罗斯文学的“异端”的精神却没有被暴政所毁灭。伟大的俄罗斯依然为人类贡献了值得尊敬的作家和诗人,依然产生了许多伟大而不朽的作品。然而,他的担心并非杞人之忧,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确实看到了诗人和作家的对权力的折腰屈膝、低首下心的奴顺,确实看到了对文学的毁灭性的“亵渎”和“贬低”。 倘若文学失去了异端性,失去了“鲜明的个性”和高贵的风度,那么,它不仅会偏离文学的“伟大的目标”,而且必然会导致创作上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缺乏真实性,缺乏生命力。扎米亚金在《论当今的和当代的》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自己时代的文学的奴性和虚假性:“真实———这首先是当今文学欠缺的内容。有些作家信口雌黄,有些作家过于小心谨慎,习惯于看着别人的脸色说话。因此,目前文学难以完成历史赋予它的甚至最简单的任务,即全方位地观察我们这一光怪陆离、无与伦比的时代,这一时代既有丑恶的一面,也有美好的一面,应原原本本记下这一时代的风貌。”然而,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虚情假意实属遗传病,这种病遗传到了当今的十月革命后的文学界,文学界中有四分之三的作家染上这一怪病。我们的纯洁是如此完美,在舞台前赤裸的真实刚一露出膝盖或是肚皮,我们立刻匆忙将戏服给他盖上。”(扎米亚京:《明天》,第87-88页) 然而,我们在扎米亚金的作品中,看到的却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是不看别人脸色的高贵,是“令人振奋”的力量,是维护人类的“伟大的目标”。正像马克·斯洛宁所指出的那样:“扎米亚金不能接受专制主义和虚伪;他怀着信奉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全部理想,以一个容易冲动的艺术家的辛辣的讽刺手法,为争取自由权利和理性而斗争。”(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86页)扎米亚金的异端气质和“斗争”精神,完美地体现在《我们》这部伟大而深刻的小说中。 在这部令人惊叹的长篇小说中,扎米亚金借助意味深长的寓言和令人不安的反讽,向人类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他的深刻之处在于,当整个人类由于经验的贫乏和过分的自信,试图在人间建造天国的时候,他却看到了这种企图的虚妄,向人们预告了机器化的国家必然带来的灾难。他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当全世界都迷信通过一个“大救星”拯救人类的时候,他却告诉人们,获得了绝对权力的独裁者,必然会肆无忌惮地毁坏一切美好的东西。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揭示这样一个真理:在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被剥夺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在一个过度体制化的地方,美好的事物是不可能存在的,人性必然要遭受严重的扭曲和异化。 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却流行着一股强大的改造人、改造世界的新思潮。而且,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宗教“理想国”不同,这种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潮所憧憬的“未来世界”,却是“工业”世界观的产物,是受“机器”理念主宰的。非人化的“精确性”、非个性化的“统一性”和非差异性的“标准化”,被奉为几个重要的原则。新的原则“充满了对于人的各种不同感觉的不信任,而只相信仪器、机器、工具”。加斯捷夫在《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倾向》中,就以向往和赞美的语气,向世人预告了经过机器化造就的“无产阶级心理”的基本特点: “不仅姿势,不仅工作的方法机器化了,平时的、与极端的客观主义态度相连接的思维也机器化了,这种机器化使无产阶级的心理惊人地标准化。我们敢于断言,不论是旧的还是当代世界的阶级,没有一个像无产阶级那样,充满如此标准化的心理。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在德国、旧金山、澳大利亚、西伯利亚———他们只有共同的心理公式,这些公式以电流的速度感受第一个生产的暗示,最后将其形成为复杂的千篇一律的综合体。尽管还没有国际的语言,却有了国际的手势,有了千百万人所掌握的国际心理公式。这一点使无产阶级心理具有惊人的无名性,它使人们有可能把无产阶级的个人叫做A,B,C,或者叫做325,075和0等等。”(翟隆厚编选:《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上册,35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7月) 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思想!但是,它不仅的的确确曾经在人们的头脑里存在过,而且也的的确确曾经在被付诸实践。这种思想一旦进入社会实践,就必然给个人生活、进而给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因为,个人的个性、自由和尊严,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一个社会如果完全剥夺了个人的一切,那么,社会就失去了稳定的人道基础,就必然要导致巨大的人道灾难。“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乌托邦”思想,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个体人是一切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拿掉这个基础和出发点,便什么都不存在了。哈耶克认识到了消灭个性和“个人主义”的可怕后果,所以,他才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人道主义的真正概念,因而也是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的真正概念,完全都是个人主义观点的产物,而在集体主义思想体系中,它们是没有地位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扎米亚金无疑也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乌托邦”思想的反对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写作《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否定泯灭个性的“机器化”和“标准化”的“国际心理公式”,就是为了“保卫人类和人性”。他以自己的小说,发动了一场捍卫个人自由、人类尊严的保卫战。 《我们》中的“大一统国”的主宰者“造福主”英明而威严,致力于创造数学般准确的幸福生活。他虽然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握有绝对的权力,但却同所有被他奴役的人一样,没有个性,没有激情,没有活力。扎米亚金这样描写他:“玻璃般的脸,玻璃般的嘴唇,全是白色的……不对,甚至不是白色的,而是无色透明的。只有一对眼睛,像两个具有引力和吸力的黑洞,它们通向那个离他只有数分钟之遥的令人胆寒的世界。”(《我们》,第3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在这个“透明”的世界里,个性和自由被看做绝对消极的东西,所有人都做为整体的“我们”而存在。人们没有个人的生活空间,没有恋爱和思想的自由,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数字代号,因此,被称作“号民”。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一切都是被规定好了的:所有人在同一刻起床、劳动,就连性生活都是被“性事务管理局”按照严密的“技术”程序来配置的。生活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没有幸福的自由,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都非常简单,都像天堂一般美好,都像孩子一样单纯。造福主、机器、立方体、钟形瓦斯罩、护卫———这一切代表着善,代表着庄严、美好、高尚、崇高、纯洁。因为这一切都捍卫着我们的不自由,也就是捍卫着我们的幸福。”(《我们》,第51页)在这个奇特的世界里,“自由”是罪恶的根源,取消自由便意味着遏制“犯罪”:“自由和犯罪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像飞车的飞行和飞车的速度:飞车的速度等于零,则飞车飞不起来,人的自由等于零,则人就不去犯罪。这个道理很明显。使人不去犯罪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从自由中解脱出来。”(《我们》,第29页)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自从“二百年大战”以来,就没有人到过大墙的外面。 在这里,一切都是“造福主”赐予的,一切都是属于“大一统国”的。就连诗歌也不例外,也是一项“国家事业”。而真正的诗歌,却被当做“荒唐现象”:“任何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真是滑稽可笑。同样滑稽可笑的是,海洋日日夜夜茫无目的地拍击着岸边,而海浪中蕴藏着的数以百万千克计的能量,却只是用来给恋人们煽情。我们从海浪倾诉爱情的细语中,提取了电力,而把海洋这头口里吐着白沫的野兽变成了驯顺的家畜。对于曾经野性十足的诗歌,我们也照此办理,驯化制服了它。如今,诗歌不再是夜鹰放荡的啼啭了。诗歌是一项国家事业,诗歌在创造效益。”(《我们》,第56页) 然而,一个剥夺人的正当的幸福和快乐的世界,必然是一个不道德而且应该被谴责的世界,也必然是一个需要“异端”和反抗者的世界。事实上,在这个世界里,异端者的不满和反抗,从来就不曾停止过。诗与数学的斗争,爱情与权力的较量,是这部小说最令人振奋的情节事象。诗人R-13就是一个清醒的怀疑者。他嘲笑这里的“数字化”的生活。他知道生活大墙里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本质,因此,他嘲笑说,“我们”都无非是“最幸运的算术的平均数”。他对数学家“我”说:“哼,让学问去见鬼吧。您那一套被大吹大擂的学问无非就是一件掩饰胆怯的外衣。事实如此!的确,您想用一堵墙把无穷大隔离起来,而不敢看一眼墙外,就会头昏目眩而把眼睛闭起来,是的……”(《我们》,第33页) 在这个恐怖的“大一统国”,我们甚至可以看到I-330这样的无所畏惧的反抗者。I-330是一个女性。她大胆地追求爱情,号召人们夺取试图把专制和恐怖带到别的星球的“一体号”飞船,捣毁所有的城墙,“让绿色的风吹遍大地”。怯懦而自私的“我”请求她放弃这种“疯狂的行为”,对她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抛弃一切,忘掉一切,咱们两人一起去那边,到长城外边,去找那些……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是,她拒绝了。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I-330的反抗毫无成功的可能。最后她被“我”出卖了。出卖她的人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做了手术:切掉了幻想。 最令人难忘的,是I-330面对毒气室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镇定: 当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了闻名的瓦斯室,和他———造福主同桌而坐。人们把那个女人押上来了。她应该当着我的面供出事实。这个女人硬是不开口,还在那儿笑。我注意到,她长着一口锋利而洁白的牙齿,很美。 然后她被押到瓦斯罩下面。她的脸色变得十分惨白,可是因为一双眼睛又黑又大,所以看上去很美。当开始抽出瓦斯罩的空气时,她把头仰向后面,半闭上眼睛,紧紧地咬住嘴唇———这副模样使我联想起什么。她用力抓住椅子的扶手,眼睛在看着我———就这么一直看着我,直到眼睛完全合上。于是人们把她拖了出来,并且用电极使她很快恢复了知觉,随后又把她放到了瓦斯罩下面。如此这般反复三次,她却一个字也不招。(《我们》,第192页) 虽然I-330牺牲了,她所领导的反抗失败了,但是,异端者的反抗却没有停止,“为数不少”的“号民”,“背叛了理性”,拒绝了那种貌似“理性”实则缺乏人性的生活原则。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后获得胜利的,不是“大一统国”的可怕的“理性”,而是自由、尊严和人道,是异端者的不屈的反抗。 在《我们》中,扎米亚金固执地表达着与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异端思想,那就是,对“最终”的“革命”的怀疑,对最后的“大一统国”的拒绝。在他看来,革命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普遍现象;一切革命都是过程,因此,不存在被最终完成的“革命”。因为,革命意味着生机,意味着动力,———革命甚至就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态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扎米亚金在《论文学,革命和熵》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革命无处不有,无所不在;它是无穷尽的,最后的革命是没有的,最后的数字是不存在的。社会革命只不过是无穷尽数之一:革命的规律不是一种社会规律,它如此之多,恰如宇宙那包罗万象的规律……”(扎米亚京:《明天》,第120页)对任何一个渴望进步的社会来讲,异端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都是一种迫切的必需,但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异端却都难免被误解甚至遭迫害。扎米亚金就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被当做对社会和国家有害的人。就连沃隆斯基这样的批评家,虽然也承认并称赞扎米亚金的才华,高度评价《我们》:“从艺术方面来看,这部长篇小说是优秀的”,但是,他却同样没有看到作者的庄严而伟大的愿景,误解了扎米亚金的动机,最终错误地认为,“小说(《我们》———李注)产生了沉重而可怕的印象”:“扎米亚金在这里达到了完全成熟,———这就更坏,因为这一切都服务于罪恶的事业”(沃隆斯基:《在山口》,第112-114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 沃隆斯基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辗转布拉格和俄罗斯之间,从事地下工作,“十月革命”后,担任过多种行政职务,曾经当过“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人”。后来,据《苏联百科全书》说,他于1937年被不公正地镇压;后又查明,他于1943年10月13日死于狱中。不知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否想到过扎米亚金,想到过自己对扎米亚金和《我们》的误解,想到过“大一统国”的“瓦斯罩”和绞刑架。 过去的苦难和不幸,应该成为今天的经验和教训。为了“人类和人性”不受侵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具有异端气质的诗人和作家,更需要培养能够理解和保护异端的社会。为了同样的愿景,我们应该赞美扎米亚金的自由而高贵的精神风度,更应该牢牢记住这位异端者的伟大“目的”———让所有人体面而幸福地生活在一个自由而安全的世界。 李建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