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凡的世界》的小说时间是1975年至1985年。这是中国当代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年，从万物不生的“浩劫”到神州大地欣欣向荣的，它横跨中国当代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小说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很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所描写的“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平凡的世界》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描写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下来，描写重大的历史转折所引起的社会心理的波澜和人的命运的变迁。《平凡的世界》属于《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心理历史小说”[1]，即“现代史诗”。赵树理的全部作品反映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翻身和翻身的挫折；《平凡的世界》则是中国农民二次翻身的史诗。 《平凡的世界》以编年史方式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十年间中国城乡广阔的社会生活——农村、城市、官场、学校、矿山……规模宏大，结构开放，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过渡到另一个场景，由一个情节蔓生出另一个情节。而在这里支撑小说的并不是引人入胜的情节。《平凡的世界》的支撑点是处于变动状态的深刻的社会心理。 同时代专事描写社会心理的现实主义小说，其心理存在往往呈单一状态。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金东水身上体现的是务实精神，郑百如处处表现的是阴谋夺权。在贾平凹连续发表的描写农村改革的三部中篇小说里，才才老成忠厚、迂拙朴讷，门门头脑灵活、眼界开阔(《小月前本》)；禾禾、烟峰勇于改革创新、敢想敢做，门门、麦绒勤劳节俭、因循守旧(《鸡窝洼的人家》)；王才抓住时机，经商致富，韩玄子保守落后，重农轻商(《腊月·正月》)。就连在路遥自己的中篇小说里，也是刘巧珍代表农村世界，黄亚萍代表城市世界，让高加林往返于“交叉地带”(《人生》)；高广厚代表平民世界，卢若华代表干部世界，让刘丽英往来于其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郑小芳代表理想世界，岳志明代表世俗世界，让薛峰在二者之间做自由选择(《你怎么也想不到》)。所有这些单一社会心理存在，双方处于静止而绝对对立状态。 而小说的解决则都是以作家的理想世界取代与之相对立的世界。此间，路遥的处于“交叉地带”的主人公都经历着二元对立的痛苦。薛峰自我分析道： 当我离开小芳的时候，我就身不由己地又卷进了我已描述过的那个世界。 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矛盾和痛苦! 到后来，我慢慢对我的两个世界都适应了。我甚至想在这两个世界中间取长补短，把自己塑成另外一种人。[2] 《平凡的世界》中的社会心理存在超越了单一状态，具有了复杂的性质。一个个的心理存在之间，克服了绝对对立状态，相互隔绝的两个世界化作了一个“平凡的世界”。 1975年里的“平凡的世界”是一个冰封的世界，处于停滞状态。 在这冰封的处境下，人们的生存活动几乎被冻结，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 善于描写农民居家过日子的路遥让我们看到孙玉厚家的光景已经临近崩溃。劳动力虽好，苦没少下，可是年年下来总是两手空空。不论农闲农忙，全家每天只能喝稀粥。真是“穷到了骨头里”。孙玉厚老汉感到一筹莫展。好几个主人公想吞老鼠药。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他们一度自然而然地选择死亡。作品在荒谬意义上对生存处境作了深刻的批判。 这些主人公到底没有自杀。不以惊人情节取胜的《平凡的世界》也没有描写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并不鲜见的将人迫害致死的现象。《平凡的世界》以“平凡”的情节见长。它描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的平平凡凡的人生。作为跨度宏阔的现代史诗，《平凡的世界》的重心不在“伤痕”，而在表现这些芸芸众生如何超越“伤痕”，度过“大灾难”，获得“新生”。 孙玉厚老汉在大女婿王满银被“劳教”时，大儿子少安被批判时，家境陷于困境时，都曾处于“死不能死，活不能活”的两难处境。而在所有的危机时刻，支持他活下来的都是家庭，都是做父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少安被批判后终于没走上绝路，是由于对于家庭的感情。他意识到自己需要继续和父亲一起撑扶这个家，撑扶家里一群人。 家庭伦理支持人们度过了一个一个的灾难。“大灾难”又使家庭伦理得到发展、巩固。《平凡的世界》主人公们没有被“荒谬”打败。他们以家庭伦理作为自己精神世界的基石，展现自己苦难的人生——黄土地的人生。 孙少安虽然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但是高小毕了业，不用父亲说他也知道自己的学生生涯结束了。送别了童年女友润叶，把自己的人生现实地扎到家乡土地上。他由于精明强干、吃苦耐劳，18岁时被选为生产队长。他不以空头政治而以农民的务实精神管理农业生产，使他的生产队收入年年领先，使“乡土政治家”田福堂感受到潜在的“威胁”。而当已经具有青春思想的田润叶把青春、爱情呈现给孙少安，田福堂又感受到一种新的“威胁”时，孙少安再次表现为现实。这位从不做非分之想的青年农民，以男子汉的果断，又带有几分现实主义者的残酷，将自己与润叶火热的爱情冻结成“友爱”保存在心间。他不抱怨命运，不悔恨自己的人生，不断地带着对于润叶的留恋和怀念，以农民的务实方式，去山西领回了可心的农村姑娘贺秀莲。 田润叶对于孙少安来说是城里的教师，对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李向前来说她又是农民的女儿。李向前看上了她，他母亲托人向她说亲，她非但不受宠若惊，反而陷入苦恼之中。他觉得李向前本人不值得她爱，他家的荣华富贵更不在她心里。不媚俗，不合污，表现出内在的刚烈。而当她意识到自己已是妙龄，产生了爱情的骚动时，想到的自然是少安。她认为爱情不一定非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有情有意。她柔情似水。她摆脱了羞愧，给少安写下了“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的情书，大胆地与少安在光天化日之下坐在村边地头上，由悠扬的信天游“墙头上骑马呀还嫌低，面对面坐下还想你”相伴随。她和《人生》中的刘巧珍都属传统型陕北女子。她们深得黄土地精髓。她们从广袤的大自然、深厚的传统文化、红火的信天游、资深的前辈、常年不缀的劳动中获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她们纯洁、善良。她们具有一副旺盛的生命力和一个丰富的感情世界。她们爱得热烈，全身心地投入而不能自拔。她们心甘情愿地为爱情献身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她们是会爱的一族。尽管少安畏怯、退避，润叶并不死心。她知道少安心里也爱着她。她理解他的难处。这时她又有情长意密的信天游“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相伴随。 她的少安哥竟然没有等一等她，而与一位山西姑娘一起过光景了，这失恋的打击是沉重的。她感到整个世界都一片昏暗。她陷于绝望之中，一度想找几包老鼠药了却人生。这时，她想到了亲人。 她要活下去。她活着，自己一个人痛苦；她要是死了，会给众多的亲人带来痛苦……此刻，她全身流露着悲哀之美。 在社会各界子女集中的县城高中读书环境里，孙少平是自卑的。他虽然个子在班上最高，心里却总觉得低人一头。而贫困又养成了他的自尊。 过分的自尊，使他对所有家境好的同学——尤其是顾养民产生一种对立情绪。《平凡的世界》不是对立的世界。初恋失败所造成的痛苦渐渐平伏。他理解郝红梅的处境。他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而不做太多的非分之想。他还从顾养民身上获得启示：在最平常的事情中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平凡的美”作为一种人生美学对他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孙少平自幼喜欢读书，高三时又有幸由田晓霞将他引导到一个新的天地，使他的灵魂开始在一个大世界中游荡。高中毕业不得不回农村时，他对这位精神向导说：“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蜷曲在农村的日子里，他一直关心和注视双水村以外的大世界。他不像少安那样全身心地扑在农村。他自己身在村子，思想却插上了翅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飞翔。……体现出“飞翔的美”。 这些黄土地的儿女，没有屈从“荒谬”的摆布。他们一个也没有堕落，一个也没有沉沦。他们在“大灾难”中，依据更大的伦理——社会伦理、国家观念，对整体的生存环境民族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对“荒谬”这个庞然大物进行抗争，与全体中华儿女的情绪息息相通。 田福军身上体现着《平凡的世界》中最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根系黄土地。他体尝农民的疾苦。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田福军作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处在政治漩涡里，知道得多，思考得多，而说得则少，只言片语流露出内心的痛苦。忧患之美溢于言表。 在同龄人中，田晓霞的忧患意识起点较高。她接受父亲的影响，认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的现状是很可悲的。在孙少平的眼光仅仅限于一己天地时，田晓霞的胸襟已相当宽广了。她不接受教条主义理论的禁锢，而任精神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她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取得较为独立的见解。她关心着人民的苦难，国家的命运。她属于黄土地儿女敏锐的神经。她身处黄土地，精神融汇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她体现为自由之美。 孙少安听凭命运安排，回乡务农，可是并不甘于忍受极左政策摆布。长期的农业劳动生活，使他清楚地看到造成农民挨饿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在于“大锅饭”。因给农民扩大猪饲料地挨批判后，他更加执著地等待全局性的转机。“四人帮”垮台后，他受到来自安徽的启示，率先在自己的生产队建立承包责任组，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这次尝试遭到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以至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粗暴制止，却得到田福军的坚决支持。孙少安是农村中的田福军。产生于黄土地的务实思想使二人精神息息相通。他们一见面便讨论农村问题。就是在“严冬”里，他们还探讨过农民的温饱问题。他们的结论就是改革。他们是严寒大地下面的“暖流”。他们热切地等待着大地解冻。 《平凡的世界》以田福军、孙少安、田晓霞、孙少平……构成的黄土地世界所蕴藏的巨大的“暖流”呼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反映了中国这场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1979年夏，田福军一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就大刀阔斧地在全地区农村搞起了生产责任制。有的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田福军指示不准拒挡。小说描写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的变革”[3]。 中国大地再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发家致富成为农民生活的主题。农民与土地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只是在土地改革之后几年里的作品中读到过。善于描写农民居家过日子的路遥，在这里展示的是一副百废俱兴的农村生活图景，历史感强烈，久违了的喜悦从笔端溢出。这里描写的农民吃饱了饭的喜悦程度同先前饥饿中的愁苦成正比。 “吃饭”问题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而普遍的主题，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历史上的罕见现象。“吃不饱”可谓赵树理创作的最终主题。“吃饭”问题的解决，由高晓声的《“漏斗户”主》(1978)、何士光的《乡场上》(1980)、王蒙的《蝴蝶》(1980)等作品像“春之声”般地传来。而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这场改革从这里人手，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的初期进程，在《平凡的世界》里得到了详尽的描写。改革在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中国人自有历史以来的“吃饭”问题，是在《平凡的世界》这里“解决”的。是路遥以小说形式探索着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深刻意义。 这样，同为“现代史诗”，《平凡的世界》比《安娜·卡列尼娜》少了一层忧虑，多了一层喜悦。俄国1861年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是以西欧道路代替腐朽的农奴制度。托尔斯泰的探索主人公列文看到，从西欧移植来的雇工制度给俄国带来的是农民普遍的懒惰、怠工、酗酒、偷窃，是土地大量的荒废，社会普遍的贫穷，国家财富急剧减少，以及农民和地主的严重对立。列文为此甚感不安。他对俄国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他睡不好觉了。他锲而不舍地探索一条俄国道路。他感到最重要的是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使农民关心土地上的收成。而中国的这场从农业入手的改革，是以土地承包制度代替“公社”制度。与中国历史社会的“地主——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度一脉相承的土地承包制度的精义是农民相对地有了土地，土地相对地有了主人。农民和土地的这种密切关系在中国历史社会曾经创造过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农业，在中国当代也必然创造出新的“奇迹”。《平凡的世界》以按捺不住的喜悦描写了这一“奇迹”。 《平凡的世界》是对于《人生》的续写。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给人的发展创造了应有的社会条件，给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社会可能，黄土地儿女们在解决了温饱的同时便朝着人生更高的目标进发了。 孙少安敏锐地发现转机，不失时机地创立家业。孙少安是农村中的改革家。他最早地发家致富，并且渐渐地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而与他相对的“乡土政治家”田福堂则只能试图成为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螳螂。 孙少平在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这又与少安形成鲜明的对照。少安代表着生活在农村、献身于农村的新一代农民，少平则属于不安于现状，精神上处于矛盾、躁动状态的青年。少安注重经济基础，相对地表现为“务实”的儒家人生，少平则注重精神追求，相对地表现为“超逸”的道家人生。少平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意志的独立，自主的人生。 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他都愿意自己来遭遇和承受。他离开故土，离开“老窝”，闯荡世界，寻找生活的“新大陆”。白天和揽工汉们一起下苦力，晚上回到污浊的住处，躲进一年四季不能没有的蚊帐里读书，精神驰骋到文学天地里。文学作品使他的精神超越了世俗而进入了理想世界。 孙兰香是出众得令人惊叹的山乡姑娘。他窈窕、美丽，但自己却不特别留心于此。高考制度的恢复，极大地激励了她这样有抱负的青年。她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天赋了。她甚至在高三时就敢于设想将来要乘宇宙飞船到太空去。她在大学里的专业到底是研究宇宙。她的精神天地就是广大深远的宇宙。这位山乡屹■养育的热爱宇宙的姑娘体现着孙玉厚老汉家及整个山乡屹 的荣耀，体现着孙少平苦苦追求的人生的实现，体现出黄土地世界、“平凡的世界”已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在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意义上描写新的“世事”使所有的主人公的人生都成为可能——用陕北语言来表述则是“他们都活成了。” 在所有同行中，路遥对“活成了”的不容易体验得最深，对因为“活成了”而生起的幸福感体会得也最强烈。这是“平凡的幸福”。 《平凡的世界》描写在新的历史时期里，过去极其反常的社会生活走向正常。地主的后代金二锤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意味着所有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开始真正地享有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一切公民权利。这些从前的社会弃儿今天也能“活成”。他们为此摆起喜庆筵席。他们重新受到村人的尊重。倒是总是穿不上鞋的“革命家”孙玉亭心里生出被遗弃的感觉。 《平凡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可信的世界。路遥像史家一样描写新的历史时期，“不虚美，不隐恶”[4]。诸如贫富悬殊、干部特权、假冒产品、犯罪团伙、迷信活动等应运而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平凡的世界》里都得到了反映。社会产生了新一轮的不平衡。然而，《平凡的世界》没有迷失在这一大堆现象中。路遥不赞成作家对现实生活持“旁观”态度。 他在创作随笔中写道；“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5]他赞赏列夫·托尔斯泰的下述观点：“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6]《平凡的世界》以热情、明朗的态度讴歌改革。善于对历史作纵向比较的孙少安经常体味改革前后的两种处境、两种人生。送兰香、金秀上大学，两家人在地区所在地最好的饭馆一块吃一桌酒席，少安端起酒杯，手有些抖，眼里闪着泪光，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说：“太高兴了……几年前，咱们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一天……是因为世事变了，咱们才有这样的好前程……”作品将主人公们人生的转折与中国社会的转折融为一体，将“人生”与“改革”融为一体。《平凡的世界》是改革中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体现的是注重“趋势”的东方哲学。作品写道：“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和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7] 贾平凹的小说缺的是这种东方哲学。《鸡窝洼的人家》近似于改革政策的图解。《浮躁》是文人就狗肉喝烧酒侃改革。而《废都》则迷失在现象之中了。 黄土地儿女与全体中国人民一道从极左政策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了自主的人生。获得了二次“翻身”——《平凡的世界》反映这个变动而又没有停止到这里。黄土地儿女们没有走向另一极端，没有迷失在“自我”之中。他们都自由地选择了责任。 兰香在大学里与吴仲平建立了真挚的爱情。然而她的内心深处生出了某种“遗憾”——吴仲平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的儿子，而她多么希望吴仲平也是个平民子弟。不是她自己有什么门当户对的观念，而是她怕别人有这种观念——她担心并难以忍受的正是这一点。她一再地婉言拒绝去趟吴家的邀请。又一个田润叶长大了。兰香虽然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但实际上仍然是兰香。她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女儿，在艰苦的乡村成长起来，不论她的思想如何在太空中邀翔，精神却密切地和双水村联结在一起。她带着平民的自尊、自傲，以自己的天资和刻苦努力跨越了门第的鸿沟，在新的高度上实现了人生的和谐。 田晓霞受惠于家庭精神生活的高起点，丝毫不看重自己的高门第。就象姐姐田润叶爱情萌发时回村找孙少安一样，田晓霞念高中时和同村而不熟悉的孙少平初次相识，后者身上的许多品质就引起了她的格外重视。孙少平在家务农，她破例地回村登门做客，这令村人惊奇，令伯父田福堂不解，而在她是自自然然的事。她貌似超凡入仙，可又实实在在是个黄土地女儿。这个喜欢披着上衣的姑娘，有着细腻、丰富的感情生活，与孙少平经历了一个奥妙而完整的感情历程。读师专中文系时，她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抨击时弊一个比一个猛烈。 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痛快淋漓。可是她却在揽工汉孙少平身上发现了另外种类型的同龄人。她十分佩服孙少平的独立思考、精神追求和对于苦难的超越。她从这位她从前的“学生”身上获得了关于人生的启示。她发现，班上没有一个男生能代替少平跟她在这样广度和深度上交流思想。她终于寻找到了内在意义上的男子汉。 少平到了大牙湾煤矿后，光彩照人的晓霞以记者的身分“采访”了他——实际上她是探访了她的这个“掏炭的男人”。她在内心深处已将少平视作自己的“掏炭丈夫”，并且为此感到骄傲。孙少平的精神力量在田晓霞这面镜子面前得到了真实的照见。田晓霞是塑造真正男子汉的女性。对此，具有优势眼光的孙兰香评说道：晓霞姐这样非凡的女性也许只能爱她二哥少平这样的男子。田晓霞这位“自由”的女性的爱情哲学已经达到了“自由”的高度。 田晓霞形象体现着“自由”的特征就在于善于驾驭自由，而不让它产生迷失。在爱情生活中乐于献身的田晓霞，对于社会事业的投入精神也达到了献身的高度。这位“解放”运动的先躯也是建设事业的先躯。她像勇于投身“解放”运动一样地勇于投身救洪斗争。她的智慧，风度，天职感，忘我精神在这短暂的救洪一幕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田晓霞的死亡是《平凡的世界》众多主人公中发生的唯一的死亡，但她又是最为不朽的。她用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路遥以小说形式塑造了一个值得在最高一级意义上追认，值得全国人民学习的人物。田晓霞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她始终对自己的优秀全然不知，对自己的非凡全然不知。她自由地选择“平凡”，选择黄土地。田晓霞形象在小说中的意义在于她不知不觉地以自己的人生——包括死亡——创造着“平凡的世界”的和谐。 孙少平比高加林还坚决地离开了农村——就这一点来说，孙少平是高加林的续写。但是，仅此而已。实际上，孙少平是高加林的对照。孙少平实现了离乡的志向，却没有发生高加林式的迷失。路遥通过孙少平形象的塑造，更深一层地表现问题不在于离乡还是返乡，而在于怎样走人生之路。孙少平在生活“地带”上彻底地离开了农村，但是他的人生道路却一步也没有离开黄土地根基。他在农村长大，深刻地认识到这黄土地养育出来的人，貌似粗俗，但精人能人如同繁星。他感到在黄土地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他是立足于黄土地根基去大世界追求人生。他憧憬未来，而又永远凝视双脚踩踏的土地。 他时时领略人生的深奥，命运的神秘。当他少年时期的恋人郝红梅历经了诸多磨难最终投于他的同村同学田润生怀抱时，命运却把他跟另一个同村人田晓霞纽结在一起了。然而他不奢望命运的宠爱，他理智地把自己和田晓霞的感情限定在友谊范围之内；金秀蓓蕾般的情感世界先是走进来了风度和学识俱佳的顾养民，尔后在感到后者身上少了一点刚健的缺憾下，她又主动地走进了孙少平的感情世界。这令少平感慨不已。他不由想到，命运总把他和顾养民纠缠在一起。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他。并且，她使他想起死去的晓霞。兰香也又一次占据最优越的角度看到金秀很象晓霞。 金秀是接替晓霞来表示命运对少平又一次宠爱的。然而，少平尊重人生的奥义而不沾沾自喜。男子汉的风范、尊严，是他的人格理想。他自己活得尊严也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郝红梅背弃了与他的初恋，毕业前他却将她从羞耻的境地里挽救出来；给阳沟大队曹书记尽心干活挣工钱，却不接受他家的馈赠；他虽然钱赚得不够用也不使用哥哥的，而支持哥哥为社会疏财；酒后在惠英的床上酣睡了一夜，醒后他立刻用成熟了的男子汉的正常心理，接受了这无意间造成的错误事实；在矿井事故中，他舍身忘死抢救一个喝醉了酒的协议工而身受重伤，却淡然地看待矿上因此对他的表彰和批评；正当青春年华时毁了面容，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他坦然如常，并且奇特地具有了另一种男子汉的魅力；他不能简单地接受金秀的爱情，否则，他认为那毁的不仅是金秀，还有他自己的心灵；他拒绝了留城机会，而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他的离乡，压根就不是奢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他也要过自主的人生。他义无返顾地回到煤矿，回到惠英嫂温暖的生活天地。他在争取到人的尊严的同时也主动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 少安发家致富，实现了农民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生活主题。这时，他看到了农村贫富差别拉大的现实问题。他永远也不是那种不管别人死活的人。他与“经济暴发户”无缘。他的辛酸生活史使他时刻保持着对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体会。 他不能锅里有肉，而平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他扩大砖厂，满足登门求告者的要求，安排他们在这里就业，解救这些乡亲们的危难，较早地表现出集体致富思想。成为全乡经济活动的首要人物后，他面临“富了以后做什么”的难题，产生过困惑，走上过迷途。经弟弟点拨，他审视双水村历史上和现实中影响较大但功过不同的几个人物，领悟了一种使命。遵循儒家先“富之”后“教之”的思想，用自己的财力和能力重建被田福堂搞“运动”毁掉了的双水村学校，成为全县第一个出资办教育事业的农民。孙少安回到故乡务农，并未重复父辈的人生，在发家致富道路上，他思想解放，体现出开放精神。而在人生道路上，亦即道德人生中，他则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继承父辈身上具永久意义的精神价值，让传统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发扬。 双水村学校的“落成典礼”无疑是孙家的荣耀，孙玉厚老汉无疑成了村人最尊重的长者。但是，他并不抢着去公众面前露面。他内心感慨万千，脸上却看不出特别的激动和愉快。他有“黄土地”的深厚根基。困顿时顽强，发达了也不张狂。相比之下，金光亮因儿子参军便成了“政治暴发户”，显得根底多么浅薄。 田润叶姊弟不属于他们的父亲田福堂而属于黄土地。他们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不断地拒绝来自父亲的影响，以其坚忍的自主精神决然地融入“平凡的世界”。刚实行责任制时，田福堂受到冷落，润生走上前来恳求：“……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时间——是天文时间，将田润生推上了人生舞台。生活的阅历使他告别了幼稚和肤浅而要有所作为。在外县的一个庙会上他偶然碰见高中时同班同学郝红梅。目睹丧夫携子的红梅在异乡山村的悲惨生活后，这个身体瘦弱、不善言语的青年，内心便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帮助可怜的红梅母子。同情心和责任感把田润生造就成了男子汉。尽管遇到世俗舆论的压力，他仍然担负帮助困境中的孤儿寡母的责任。他终于在此中体验到了温暖、爱情。红梅是生活给予他的最好的报偿。他感到只有同红梅生活在一起，一生才能幸福。顾养民真的缺少点这种男子气。田润叶是误信了“老湖涂了”的老干部徐国强的一套“裙带政治学”，为了不给叔叔田福军增加政治“对立面”才转而“慷慨”答应嫁给李向前的。婚后，她就象不惜以生命保护自己的童身一样，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纯洁，仍然不慕荣华富贵。然而，当她得知李向前因为婚姻不幸酿成痛苦，继而酒后开车遭致残疾时，开始设身处地从对方角度来考虑问题了——而以前一直是沉湎于自己的痛苦之中。她想到了他也很不幸。他没有什么过错。他只是对她痴迷，甚至不乏献身精神，侠义行为。善于自省的润叶承担起了向前致残的责任。她想到，这桩婚事当初她不论是出自何种压力，最终毕竟是她亲口答应下来的。正因为她的一念之差，才既让她自己痛苦，也使他备受折磨，导致悲惨的后果。于是，一种说不出口的内疚隐隐地刺激她本已冰凉的心。她自语道：“我现在应该去照顾他。”多年来那个肢体完整的人一直被她拒之于远处，而现在她却主动地走近这个失去双腿的人。润叶将自尊与自责两种不易兼容的品质完美地集于一身，使个体意志与利他主义获得完美的统一，呈现出“中和”之美。田润叶同恣意放纵感情、把“自我主义”推向极端的杜丽丽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些年轻的主人公的爱情、婚姻，在世人看来都有点“屈就”，但在他们看来却是最好的，是“自由选择”。他们体现的是主观爱情哲学。他们都属于会爱的一族。 《平凡的世界》主人公们从极左禁烟中解放出来之后，在物质世界里，经济活动中，他们再不接受什么限制，甚至再不怕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表现为务实主义。而他们的精神世界、行为哲学，却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而不象贾平凹小说的“改革”是在道德领域闹一场革命，在两个家庭之间掀起一场“动乱”。路遥笔下的黄土地儿女，在“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都“自由”地选择了责任。路遥是关注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的作家，是善于描写“活人的路”的作家。《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们的“活人的路”，体现着路遥的现代人格理想，即在完成自我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完成对他人的责任，克服二元对立，以期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社会和谐。这种人格美学是伦理的美学。伦理和谐的实现，才是“活人的路”的实现，二次“翻身”的实现。 《平凡的世界》是完整的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是分裂的世界。1861年“改革”前后，俄罗斯民族在道德领域也受到来自另一世界的冲击。这也令托尔斯泰深深忧虑。托尔斯泰重塑俄罗斯灵魂，力图以此为纽带使俄罗斯民族趋于统一，度过这场危机。黄土地思想是联系《平凡的世界》的纽带。《平凡的世界》表现了黄土地思想，也就表现了民族精神。 附注： [1]1865年3月19日《日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3页。 [2]《你怎么也想不到》，《路遥文集》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32页。 [3]《路遥文集》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91页。 [4]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 [5][6]见《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2卷，第20页。 [7]《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第4卷，第436页。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夏之卷(总第2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