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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白驹场是元末两淮二十九盐场、明初两淮三十盐场之一（《陈音水闸记》云：两淮都转运司所辖，鹾场凡三十，白驹场其一也），因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在此生息和张士诚于此首义，声名鹊起。今有学人在表述施耐庵籍贯时，不明就里，误将白驹场或白驹（白驹场在古代简称为白驹）注释为“今大丰市白驹镇”，甚至凤凰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江苏通史o明清卷》，也将施耐庵说成是“兴化白驹（今大丰市白驹镇）人”，“白驹场（现属盐城市）”，谬矣，憾哉，现撰拙文予以考辨，以正视听。 一、 古白驹场与今白驹镇是两个概念，不能混同。 1.面积不等。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记载：“白驹，距分司三百八十里、使司三百里。东北界于刘庄，东南界于草堰，西抵兴化海沟河。广二十四里，袤三十里。”可知，白驹场域面积此时为180平方公里。据1988年底修编的《白驹镇志》记载：白驹镇“东西宽五点八公里，南北长十公里”，“总面积为58平方公里”。区划调整后，今年对外公布的白驹镇总面积为113平方公里。可见，今白驹镇域面积与古白驹场域面积大相径庭，场镇不能混同。 2.区位不同。据《白驹镇志》记述：“白驹场东的海岸位置，宋时一里左右，元末十五里左右……大体是可信的。”“可以初步认定，元末明初，海岸线在白驹以东十五到十八里的地方。”随着海岸线每年逐步向东延伸，而今白驹镇东距海岸达百里之遥。从嘉靖白驹场图和今白驹镇地图对比中可以看出，古白驹场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西，今白驹镇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东。场镇区位不同，不能混淆。 3.白驹场域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市域内。据《白驹镇志》载：“宋元时期地方文献无征，白驹场西部具体边界不可考。但白驹场西部有盐灶应属于白驹场，是大体可信的。”据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o四境全图》标记，范公堤以西的上五灶、下四灶皆在今兴化市境内。甚至兴化海沟河（西起西鲍的上官河，东迄大营与白驹分界的串场河，全长50.3公里）西域南畔之灶（户）陈村（在范公堤以西40余公里，距兴化城仅9公里，也曾有许多盐灶，系以陈姓灶户命名的村庄）。可见白驹场西界已深入兴化腹部，今新垛镇施家桥无疑在白驹场域之内。白驹场域今跨越兴化、大丰两市，且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并不全属今盐城之大丰市。有的著述将白驹场或白驹标注为“今大丰市白驹镇”、“白驹场（现属盐城市）”，显然是错误的，应予匡正。 二、 施耐庵非“泰州白驹场亭人”，而是兴化白驹场人。 《明史》最后定稿于乾隆四年（1739），乾隆元年白驹场已撤并于草堰场，户籍似以草堰场为依归。《明史》称张士诚为“泰州白驹场亭人”，是因为张士诚是泰州草堰籍的白驹场盐民。嘉靖《两淮盐法志o卷七o户役志第七》记载，淮安分司所辖：“白驹，户四百五十有九，俱泰州、高邮、兴化、盐城籍。”这说明白驹场盐民分别来自泰州、高邮、兴化、盐城四个不同的地方。而张士诚是草堰人，草堰场时属泰州分司管辖。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明确记载：“张士诚，草堰人，盐贩子。”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亦记载“张士诚是草堰人”。朱恒夫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为江苏兴化人》文章亦引述《草与枯树》之记载：“元朝末年，民不聊生，草堰张士诚贩盐为生，常遭官府搜捕，几无路可走。”白驹镇政府制作的《宣传片》将白驹镇定为张士诚的首义地，是客观准确的。 尽管兴化及白驹历史上曾间属过泰州（海陵），有“海陵白驹”之称，但元末明初白驹场是属兴化管辖的。大丰市政府网“历史沿革”栏目明确记载：“元代两淮设置29个盐场。其中在大丰境内的有何垛场（北部）、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白驹场、伍佑场（东南部）等。白驹场、刘庄场隶属扬州府兴化县；伍佑场隶属淮安府盐城县；余均隶属扬州府泰州海陵县。”海涛、于斯撰《两淮盐场建立与变迁》（《东方盐文化论丛》，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记载：明朝白驹场盐课司属淮安分司，坐落于兴化县。实际上早在宋代，白驹场就归兴化管辖，有大宋天圣三年知兴化县事古吴后学范仲淹撰的《兴化县白驹场关圣庙碑记》为证。明嘉靖《两淮盐法志o卷之八o人物志第九》记载：“洪武初，略视汉辟孝廉诸法，以经明行修举者：……白驹一人。曰：秦珊，珊母杨氏喉生余肉，拥塞弗不能食，医不能疗。珊乃露香默祷，割膺肉寸许，刃痕无血，烹以进母，诈称为汤药。母饮之，越明日，余肉遂化，吐出小骨即愈。谕长王珊以其事告于兴化尹，尹为奖其孝。二运陈公文浩署曰：‘孝义所感，未沾旌典，岂宜令其煎办，以防养哉？’遂减额课之半”。可见，明初白驹场实际上行政仍归兴化县管辖。 综上所述，无论是宋元，还是明初，白驹场都属于兴化。施耐庵与张士诚户籍不同，施耐庵不是亭人（盐民），而是兴化籍白驹场的耕读之户。称元末明初的施耐庵为兴化白驹场人是符合实际的。有学人仿用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亭人”说法，也将施耐庵套称为“泰州白驹场人”，甚至将张士诚“亭人”的“亭”字刻意去掉，实在荒谬，应予匡正。 三、 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白驹场施家桥 1.施耐庵故居遗址的发现，为研判施耐庵籍贯提供了新证。2007年9月20日《泰州晚报》发表的张从义、宋燕的报道《兴化发现施耐庵故居遗址》记述：据施家桥村施氏族长、施耐庵十八世孙施宝安等6位施氏后裔指认，村中心有一处四面环水的高阜，系施耐庵生前择址建屋之所，形如巨砚，人称“砚台地”。曾有许多专家学者来此寻访过，但没人提及故居遗址这件事，施宝安等老人也就没想起来说。故居遗址的事，是老人们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说这块地方以前就是施耐庵居住的，现在施恂成住的这所房子就是在施耐庵故居原址上改建的。这处遗址坐落在施家村河西40号，房子面积不大，是青砖砌成的，屋顶上铺的是稻草，小瓦和青砖上长满了绿苔。遗址周围很开阔，有两个篮球场大小。北面不远处原来是芦苇荡，现已被填为农田。这里绿水环绕，翠竹、江芦和杂树丛生，是一块自然生态保存基本完好的“风水宝地”。700多年来，施家桥村庄几经兴废，但由于“砚台地”是始祖施耐庵卜居处，故地形、地貌基本未遭破坏。这为研判施耐庵籍贯提供了新证。 2012年10月中旬，我和陈麟德与当年寻访者张从义、张培元等学人重访“砚台地”，并在村部召开座谈会。参会的施耐庵后裔施宝安、施祥兵、施祥松、施祥凯、施恂广、施恂辉等6位老人一致指认施家桥村河西40号即是施耐庵故居遗址。81岁的施宝安老人说，施耐庵故居所在的“砚台地”和施耐庵墓地同处一条水平线上，一西一东，两处相距350米，这绝不是偶然的。 2.施耐庵在施家桥是有田地房屋的。从清咸丰四年兴化陈氏“五进士”之一的陈广德为《施氏族谱》写的序文“乃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中可知，施耐庵在白驹场施家桥是有“田庐”（田地房屋，引申为家乡）的，并非如有人所说的施耐庵在施家桥只有阴宅没有阳宅和田地。 3.大丰市白驹镇从未发现过施耐庵故居遗址。施耐庵纪念馆所在地花家垛，根本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是“施耐庵故居遗址和写作之所”，也不是施氏宗祠原址。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馆，是因为花家垛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施宝安老人说，施家是白驹望族，施耐庵纪念馆所在地花家垛子，原本是姓花的地方，施耐庵故居和施氏宗祠，怎么会建在异姓垛子上？陈远松《施子安残碑考辨》一文中说，施氏宗祠原址在今“白驹北大街北侧”。施耐庵第十四世裔孙施埁（峻峰）于清咸丰五年(1855)所撰《建祠记述》说得很清楚：“其祠由国朝乾隆戊申，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侭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并非如有人所说施氏宗祠是由施耐庵故居改建的。依常理，《水浒传》是部禁书，著者避祸犹恐不及，怎么会舍静（施家桥村）取闹（白驹场街市）而居呢？ 施耐庵是兴化白驹场施家桥人，广义地可表述为兴化白驹场（今分属兴化、大丰两市）人，生有故居遗址，死有墓地陵园，并有两谱（《施氏家谱》、《施氏家簿谱》）、两志（《施耐庵墓志铭》、《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可证。且施家桥村及周边张舍、清水湾、何家桥、施童、圣家舍、前桥、西桥、板桥等8个庄舍（分属兴化新垛、大营两镇），是施氏后裔的主要聚居地。台湾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顾问、台湾专栏作家协会秘书长、山东郓城人李在敬先生在1992年11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上所著《梁山泊是施耐庵的故乡》认为：“由水浒传的发生地-梁山泊的一草一木，细细探究物貌，考证典籍，得施耐庵乃江苏兴化人氏，而其故里竟就是梁山泊的拟想蓝图。”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建立初，教科书多注施耐庵为兴化白驹场人，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恒夫教授所撰《<水浒传>作者为江苏兴化人》和北京大学侯忠义教授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等学者的著述均持此说，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原载：博览群书2013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