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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游记》资料的系统整理、汇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先后有朱一玄、刘毓忱编纂的《〈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刘荫柏编纂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相继出版。两书资料翔实，功能齐备，立时成为《西游记》研究者的必备书目，其推助学林，嘉惠学人，功莫大焉。然而，鉴于其时《西游记》研究规模尚小，两书的印数都很有限，如今已经难觅踪迹。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游记》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水平和学术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学者们对既有之资料集似不能有完全的满足，于是，编纂新的、更大规模的《西游记资料汇编》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检阅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蔡铁鹰编《西游记资料汇编》（2010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中华版《汇编》），笔者虽感于期待之下、情理之中，却仍然有不少意外的惊喜。与已有的资料集相比较，中华版《新编》不仅规模宏大，资料搜罗齐备，在体例上也多有创新，考订精审，取舍有度，同时编者在汇编文献、总揽成果的基础上，还注意贯穿学术史意识，体现着一种梳理学科进程、总结治学经验、提升学术品格、引领研究新潮的学术取向和担当精神。 一、搜罗齐备规模宏大 大凡编纂资料汇编，其第一要务是文献的完整、齐备，汇编非“废寝辍食，锐意穷搜”不办[1]。同时，关于小说史料本身，界定至今并不明晰，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前辈学者对《西游记》资料搜寻、考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但由于对“史料”的不同认识，他们的工作就有不同的侧重，编辑个性也明显存在。一旦取舍尺度和范围失当，遗漏和不足便会在所难免。 中华版《汇编》在这一方面有了突出的递进。它分上、下两册，计近80万字，其规模比诸前著有明显的扩大，对于“史料”的界定，编者持开放、宽泛之理念“，涉及到历史、社会、宗教、文化等相当多的方面，所以撷取其相关研究资料的面也相当地宽”（《西游记资料汇编·编写说明》），颇与当下流行观念眸合①。从现有规模看，虽然难说已将《西游记》的研究资料一网打尽，但基本、主要和有价值的文献，相信是少有遗漏了。 具体而论，《汇编》搜罗齐备、规模宏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广泛收录最近二三十年来新发现的《西游记》资料。上世纪80年代后出现过一波有关《西游记》吴承恩研究文献的发现高潮，《汇编》对于这一波的发现极为关注，对于诸如在敦煌发现的西夏唐僧取经壁画、在山西发现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在福建发现的元代齐天大圣民间祭祀神位、在日本发现的元代《唐僧取经图册》、在广州发现的清代《西游记》评点本《金丹大道》批语等珍贵新史料，《汇编》收录不遗余力、不吝篇幅，力求囊括无余。编者不仅移录原文，而且特以编者按、附录等形式介绍其发现的背景、经过和意义，其中仅《礼节传簿》的相关文字即近2万字。 其二是对既有资料的辑录范围有新的拓展。有些《西游记》资料，虽然早有古旧记载，但囿于既有的研究条件未被学界认知。随着《西游记》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们的史料价值也相继凸显出来。《汇编》中的不少内容，例如元祥迈《至元辨伪录》、明黄天教李宾普静师徒的《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和《普静如来钥匙通天宝卷》、与吴承恩官长兴县丞有关的文献《长兴县志·职官表》、任荆府纪善有关的文献如《明史》的荆王传职官表和《蕲州志》、1929年《故宫周刊》编者所撰《射阳先生存稿选识语》等资料，都未被朱、刘两部资料集收录。即以明人甘泽纂修《蕲州志》为例，《汇编》加“编者按”云：“吴承恩曾有荆府纪善的任职，而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陈元之《序》书稿的作者与王府有密切关系，这就在吴承恩与百回本《西游记》之间形成了一条证据链。苏兴先生认为吴氏长兴出狱后只接受了荆府纪善的荣誉职务而没有实际到任。此说影响很广，但可能有误。以下是有关荆王府与纪善有关的一些资料。”其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像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类原始、经典文献，虽为前代学者和各本《西游记》资料集收录，但随着当下《西游记》研究“视点西移”，西域原生态取经故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西域的社会、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与《西游记》成书研究的关系愈显突出，《汇编》编者对这一类史籍文献和早期西游作品予以充分重视，收录篇幅放大三至五倍；《诗话》除全文照录并粘附王国维、罗振玉和鲁迅四篇短文以外，还选录了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和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两文作为附录（附在“近人考论”一栏）。再如《吴承恩诗文集》是《西游记》作者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汇编》最大限度地收录吴承恩的诗文作品，不仅各类文体齐备，总数竟达整100篇（首）之多，且收录诗文都由编者据台北故宫收藏的万历四十年重刻本做了校订，这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出《西游记》资料辑录范围的新拓展。 二、体例创新考订精审 中华版《汇编》不仅搜罗齐备，规模宏大，在编纂体例上也有不少创新，体现出取舍有度、排列有序、考订精审的特色。 《汇编》编者在《后记》里感谢编辑同志辛勤劳动时说到：“当本书的校对完成时，连我自己都对它焕然一新的面貌感到诧异”。这种“诧异”，笔者读后也有同感。而体例上的创新，是由出版人的编辑创意与编者的编纂意图相融合的结果，前者主要体现在体例的外在形式上，后者则通过编纂立意、原则和标准体现出《汇编》的“内结构”，也即隐含其中的内在逻辑。 《西游记》资料汇编，根据《西游记》研究的实际，将单元设置为“本事”、“源流”、“版本序跋”、“作者”、“批评与影响”5编。虽然基本上采纳了传统归类方法，但鉴于所有资料在性质和形态上的复杂性，编者新增了多层次纲目体例，各目内再根据资料的具体分布细设子目。作为一个庞大的《西游记》资料库，《汇编》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各类资料有序排列，一目了然。 对这一体例作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在板块分类上特别重视《西游记》的成书阶段，特辟“源流”一编，构成一个独立单元，所含资料依旧饱满，更显平衡。 2.同类资料按时间先后排列，以凸显资料的历史感。《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长篇史籍所述广阔，其文献价值超越任何单一主题，《汇编》则将其分拆归类，根据内容分列于不同的主题单元之下，以体现、保持文献的整体性、系统性。 3.严格区分原始资料和衍生资料，单列图片资料。《西游记》资料自世本以降，长达400年的层递累积，其唐僧取经本事则经历了几近千年的演化，相关资料内容又在漫长的岁月里滚动累积，每一个基本要素又经历了无数次的分蘖、蔓延，所以这些资料可分为原始资料和衍生资料。《汇编》采取原始资料从宽、衍生资料从紧的原则，对大量后人根据原始资料辗转引录的衍生资料作了必要的汰删和精简。《汇编》又首录38幅取经故事图片资料，丰富了资料的形态类别，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4.兼顾当下学人的研究成果。按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的编辑惯例，所收资料的时间下限是晚清或者“五四”时期。鉴于《西游记》研究的实际，《汇编》酌情拓延至当代，除了专设“近人考论”一目，还在一些纲目下附插近人（今人）论著，作为其延伸和羽翼，以展示《西游记》研究的发展趋向。 5.设置编者按，对资料的相关问题作简扼的注释。 上述特点有些属于首创，有些或许不是首见，但却在承袭中有所创新。如《汇编》对当今学人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重视，不仅数量上较前著有较大增长，而且根据研究实际作了大规模的替换。编者在“近人考论”的《编者按》中特别指出：“按照最初的体例设想，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在本资料的收录范围之内。但事实上仅二十年来，《西游记》研究的范围、方向和方法都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除了前人列出的课题已经得到延伸之外，还出现了许多细的值得注意的动向，有些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些虽然还没有成为被共同认可的主流意见，但可能会对今后一段时间的研究进展产生启发。因此以附录的形式介绍一些当今学者的成果，供读者参考”。我们完全可以说，“近人考论”，尤其是以附录形式粘着其后的今人论著，构成了中华版《汇编》一个醒目的特色。 当然，作为《西游记》资料汇编，无论是规模拓展，还是体例创新，都离不开对资料本身的精心审察和仔细考订。史料的真实性是《汇编》“出新、实用、方便、可靠”四大编纂原则之一，也是编者收删取舍资料的最高准则，对此，《汇编》作了多方面的追求、探索，对史料作深度消化，独具识见的阐释、发掘，析其成份、辨其良莠，判其高下。如《汇编》十分重视近二三十年来不断发现的《西游记》新史料，但绝不因“新”而滥，放弃对史料的审慎态度。 比如1985年前后，学界曾迭爆料所谓“新发现”、“新史料”，什么“吴承恩曾任职河阴知县”，什么“榆中农民李学存献出珍贵藏书《西游原旨》”，在资料的真实性和价值形态上明显存在诸多疑问：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当然是与《西游记》相关，然河阴知县与淮安儒生吴承恩实系两人，与《西游记》风马牛不相及。《原旨》是清刻本，有嘉庆十三年（1808）原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鲁迅早就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过，前者不具备与《西游记》相关的史料价值，后者则“完全是不符实际情况的谬说”[2]。因此，《汇编》不予采信。 再有，即使对于那些已被学界公认、甚或被反复引用的经典资料“，精心审察和仔细考订”也并非完全多余。因为前人在引录、使用资料的过程中难免发生缺漏衍乙一类错失，有的甚至会一路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下来，这就需要作认真的清理、修订，以正本清源，复还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例如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所载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是最原始的《西游记》研究文献，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这一重要史料，却形成一个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先看《汇编·编者按》的介绍： “《西游记序》最早由孙楷第先生据杨闵斋本从日本抄回，收入《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但由于条件限制，孙先生抄回的文字屡有错漏，还造成了一处错简，以至文义不通。这个文本后来又被朱一玄、刘毓忱收入《〈西游记〉资料汇编》，影响颇广。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合刊本的责任编辑陈新先生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世德堂本胶卷，重新移录，并在《再论〈西游记〉的版本源流》（载《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1986年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一文中公布；1990年刘荫柏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也根据胶卷录制了新的文本”。 就是说，孙楷第最早抄录的错误，已由刘荫柏先生订正。但对照眼下之中华版《汇编》文字，可知编者又进行了一次认真校订。 三、强化基础引领主潮 众所周知，史料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革新创造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凭空而为，而必须实际地占有史实，从第一手文献出发，故而学术界始有“一切学科皆是史料学”的治学准则。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3] 《西游记》研究亦是如此，其现代性转型就是由胡适、鲁迅考证史实，辨析文献，搜集钩辑史料开始的。而后的每一次新史料发现都会引发一场学术的突变，如朱鼎臣《唐三藏西游记释厄传》（朱本）的发现直接导致唐僧身世之谜的真相大白，孙楷第先生据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新资料考定《西游记杂剧》的作者为明初杨景贤，而非原先认定之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从而一扫中外学术界数十年之误。中华版《汇编》最大的学术价值正在于强化《西游记》研究的基础，具有总揽文献成果、梳理学科进程、总结治学经验、引领研究主潮的学术取向和担当精神。 其一，贯穿学术史意识。 《西游记》资料繁富芜杂，其年代纵贯千载，其范围又超越《西游记》文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异常广阔的社会领域，还包括地上地下、本土域外、文字实物等多种形态。不过，其中的每一条文献，作为史料本身只是一颗颗闪耀的珍珠，还需要一根贯穿的红线，凝集为整体，才能充分显示其内在的史料价值。而贯穿《汇编》的红线就是学术史意识，因为它在理论上具有最丰富的包孕性，上可溯源，下可探流，沟通终始，观照整体，在学术史背景下，一切都将豁然开朗。《汇编》按主题归并纲目，以时间排列次序，相关资料以“编者按”等辅助文字串联呼应，显示着清晰、强烈的学术史意识。 在《汇编》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新资料《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简称《礼节传簿》），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就是在《西游记》学术史框架下被揭发出来的。1987年，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戏曲》第三辑全文刊出山西潞城本《礼节传簿》，海内外《西游记》研究者（如蔡铁鹰、矶部彰）从这件戏曲资料所披露的一组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和其他“西游戏”剧目中，敏锐地及时地发现了它潜在的《西游记》学术史意义，认为它既是显示《西游记》小说与《西游记》戏曲关系的新佐证，又可作为重新排列《西游记》成书阶段的新证据。为此，《汇编》对《礼节传簿》不仅留出了很大的篇幅，而且附录寒声、黄竹三、张之中等戏曲史家的考述、评价文章，并撰写“编者按”简介，直称其为“近年发现的极为重要的新材料”。 其二，紧贴研究现状。 《汇编》在紧贴近二三十年来的《西游记》研究现状，及时反映现代《西游记》研究成果方面也作出了积极努力。稍加透视、分析就可以发现，《汇编》中的许多资料与相应的研究课题和成果都有密切、配套的关系。如为了展示近年来《西游记》研究“视点西移”——即研究重点转向“取经故事的真正发源地西域”——的新动向，《汇编》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西域原生取经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扩编，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领域。再如结合《西游记》论坛关于中国历史上佛道论衡对思想史、文学史——自然包括《西游记》——的影响，《汇编》专设“元明佛道影响”一目，加大了佛、道两教文献资料的权重，如元祥迈《至元辨伪录》、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都是首次收录。 《汇编》中的许多专题都非常醒目。如世本与朱本、杨本的关系是《西游记》版本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人言言殊。《汇编》辑录了朱本和杨本的目录，再配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的考证文字，提供后人参考的资料基本具备。又如，近年对发生于吴承恩任职长兴时期的征粮冤案，学界尚缺深入研究，为有助于厘清其来龙去脉和案情真相，《汇编》从《震川先生集》撷取归有光的诗文书札11篇，长达万言，信息丰富。 其三，引领学术新潮。 回眸历史，紧贴现状，其最终取向是展望未来，引领学术新潮。《汇编》虽是一部《西游记》史料集成，然而实际上也具备这一学理逻辑。由于编者系《西游记》专家，在成书、作者诸多方面都走在学科前沿，在研究中对各类资料多有使用、辨析，十分熟稔，所以引领学术新潮的意识就更为强烈。这在“近人考论”部分选录今人论著中最为显著。虽然篇目不多，但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入选作者多是新时期以来卓有建树而目前仍然活跃在《西游记》论坛的中坚学者，论著则分别在作者研究、成书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和学术史研究中引发争论，或者在学界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考订注释的“编者按”。在已有的3部《西游记》资料集中，中华版《汇编》的“编者按”篇数最多，篇幅最大，内容最广，在重要的资料栏目里几乎都有编者精心撰述的“编者按”，俨然构成了体例上的基本要素和有机部分。它们或辨析资料真伪，或阐释资料价值，或分析资料与《西游记》及《西游记》研究的关系；对于最近二三十年来发现的新史料，则对其发现（包括勘察、鉴别、发布等）经过、背景、影响和意义作详细的介绍，从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有益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M]. [2]王守泉《.西游原旨》成书年代及版本源流考[J].兰州大学学报，1986（1）.韦航《.原旨》并非新发现[J].书林，1986（3）. [3]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