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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之间的关系，一向复杂而暧昧。一方面，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专业性，要求文学批评及其阅读有独特的知识准备与术语体系，从而推动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另一方面，媒体批评强调与大众读者的“知识共享”，其主要诉求是权威性与通俗性并重，以此满足公众的求知欲与心理认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斥性”，但又不能完全分割。表面上看，文学批评似乎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但文学批评的当下性，决定了它必须将公众的文学阅读状况作为重要因素加以研究，同时应当尽力影响这种阅读状况；媒体批评则需要具有权威身份的批评家，用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陈述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媒体习用的语言来说，他们需要“说‘人话’的‘专家’”。 既然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文学批评对媒体表达方式，单纯拒斥，或一味迎合，都是导致“双输”的合作方式。单纯拒斥，会造成文学批评的自闭，也为批评界的学术腐败和黑箱操作提供空间，长此以往，将丧失公众对文学批评的信任；一味迎合，意味着丧失文学批评的独立性，长此以往，同样会丧失公众对文学批评的信任。 本文分三个方面，论述文学批评如何应对媒体时代的公众需求，探讨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如何做到“互利”、“双赢”。 一、掌握媒体批评的“边际效应” 这里借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边际效应”，来说明媒体批评对文学批评的作用方式。 所谓“边际效应”，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边际效应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呈递减趋势，就如收集一套邮票，在集齐之前，每得到一张邮票，边际效应都呈递增趋势，最后一张的边际效应最大。之后再碰上重复的藏品，边际效应就变小了。这里，存在一个“临界点”，以临界点为中心，可以画出一条山峰形的曲线。 根据我的观察，文学批评在进入由各类媒体（包括纸媒、电视广播和网络）组成的“公共空间”后，其获利也存在这么一条“边际效应曲线”，在一定范围内，文学批评既葆有其独立性，它的影响力也随着媒体传播的扩大而相应扩大，从而影响公众的阅读状况和审美取向。而一旦越出这个范围，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媒体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诉求，媒体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并非全属合谋，而是互相利用。尤其是大众媒体，它们往往会听命于所谓的“公众意志”，形象化的说法是“抱粗腿”。在文学批评越过边际效应最大化的临界点，其本身希望传达的内容，会因为“假想读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错位，大大降低传播的效果，如果发生文学批评与“公众意志”逆反的情形下，媒体批评反过来会伤害文学批评。 2006年最明显的两起事例，一起是“韩白之争”。就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白烨对“80后”的评价至少是一家之言，无可厚非。这样的文章出现在文学期刊、甚至普通纸媒的副刊版上，也毫无问题，但一旦这篇文章进入网络传播领域，又不幸被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新浪博客与韩寒是此中的关键性因素），它表达的观点，与网络世界反权威、重感觉的特性构成逆反，立即就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指责与詈骂。饶有意味的是，此前一直表态旁观、中立的传统媒体，在白烨关闭博客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攻击者一方，宣称“韩寒大获全胜”，它们基本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起事件，不仅对于正常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伤害，对于“80后”、“文坛”、“批评家”等符号的定性也有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另一起事件是“梨花体”。诗人赵丽华的几首“废话体”诗被放到网上，掀起了对“梨花体”嘲笑、戏仿的狂欢浪潮。网民对“梨花体”的文化消费，同样满足了多数人对于颠覆权威、破解神秘的心理欲求。但这种完全不讲前提、不顾后果的群体性狂欢，完全遮蔽了诗歌界、评论界对于语言的探索及诗歌的多样化尝试，虽然有一批诗人、诗歌评论家出来为赵丽华辨诬，仍然无济于事。这种看似热闹的诗歌消费，较之于冷落诗歌与诗人，对文学的伤害更大，它促成了公众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定性想象。 要避免媒体批评对文学批评的伤害，文学批评界必须自我掌控文学批评传播的范围与途径，严守文学批评的边界，不必奢望在所有领域都与媒体意志、公众意志争一日之短长。 二、适应媒体批评的“分众”特性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文学批评“越界”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媒体本身的属性认识不足。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媒体尚处于发展时代，对事件的报道、评论容易呈现“一窝蜂”的现象。从长远来看，随着整个社会科层的完善与族群的分化，媒体从“大众化”进一步走向“分众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相对于日报、时政杂志、娱乐周刊这样一些“大众化”的媒体，文学类报刊无疑会让批评界感到亲切和易于沟通。不过，“文学/非文学”这种简略的划分，不能说明我们讨论的这一命题。因为文学报、文学期刊基本上都属于专业报刊，可以包纳在文学批评界这一“学术共同体”之中。我说的“分众”，划分依据在于受众的教育程度、阅读状况、审美取向。媒体的受众定位，对于其办刊方向和整体风格有着决定性影响，而发表于同一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必然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否则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传播效果，甚至会出现反效果。 从“分众”的角度考量，我们的社会最缺乏什么样的文学批评？首先，肯定不是学院文学批评，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文章（实际上，学院批评文章目前出现了一种“过度生产”的局面，自身面临学术规范化的重大问题）。其次，也不是所谓为了“底层”的文学批评，文学及其批评，如同书籍一样，本身是一种精神的奢侈品。再次，也不是为了BBS、BLOG等网络传媒写作的普适的感觉式批评，那是广大草根爱好驰骋的疆域，批评家的介入必须谨慎而自律。 目前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文学批评，是为社会中等阶层而写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面对的，是那些大专以上教育水平、有一定文学修养、对当代文学葆有相当兴趣的读者。他们没有专业的文学知识，也不需要任何文学界内部的消息，他们的诉求是一部可以让他们得到精神愉悦的作品，但他们在文学消费市场上感到困惑不解，无所适从，希望从媒体上的严肃评论中得到一些指引和帮助。 三、保持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 文学批评进入媒体表达的另一误区，是认为媒体批评是一种“低等级”的批评，只是学院批评的延伸与普及，不必强调其独立性或学理性。 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并无高下之分，它们只是承载不同的功能而已。台湾著名出版人詹宏志在讨论“大众文学批评”时，指出这类批评有三个特性：（1）它不一定在方法或结论上有什么新的发现，但应当能为读者和同行提供严肃的参考，这要求它有一定的学术含量；（2）它有媒体的依存性，必须发表于一个大众化的媒体；（3）它面对的是新鲜而立即的出版市场，其评论对象很容易被获得。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熟知的学院批评是从“生产面”出发的批评，依托于作家的创作与研究的积累，目标是观点创新与历史描述；而大众文化批评是从“受众面”出发的批评，依托于公众的阅读与市场的运作，目标是制衡文学生产与消费。因此，写作不同类型的文学批评，必须确定不同类型的“假想读者”。 相对于学院式的文学批评，媒体批评受到的制约因素更多，在同一文学共同体中处于更弱势的位置，因此，媒体批评更有必要向多元与规范的方向发展。举个例子，于丹讲《论语》，可以算作一种媒体批评，但当举国上下，只有于丹的声音在回响时，同样也构成了一种对公众的暴力。只有更多的学者都在讲《论语》，公众可以在多种选择中择善而从时，才有可能真正达致媒体批评的多元化与规范化。 就目前文学媒体批评的现状而言，我认为亟需破除三种心理崇拜：一是破除“权威崇拜”。从媒体批评的角度出发，对一些看似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现象重新审视和判断，如当年认为王朔小说是“痞子文学”，就是一种过时和错误的判断，同样的情形还有“新写实”、“新体验”等等。二是破除“市场崇拜”。销量大，只能说明作品卖得好，与其文学价值毫无关系。然而学院式的文学批评可以完全不理会销量因素，媒体批评却应当有意识地针对畅销书的出版运作，秉持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得出自己的结论。三是破除“青年崇拜”。知识界的青年崇拜从《新青年》时代就开始了，表现为评论家总是为新作家、新作品而欢呼，急欲拥有其发现权，往往不能以稳定的文学标准对其进行评判。 破除这三种崇拜，从根本上说，是为公众文学阅读提供一种制衡作用，借以对抗作者的自恋、媒体的专制与广告的暴力。正是由于许多专业批评家对这块领域的不熟悉与放弃，导致大众能够看到的，多半是出版商出资收购的鼓吹文章，与媒体基于自身利益提供的购买指南，从而出现公众对当代文学的想象严重偏差，这对提高公众阅读水平极为不利，反过来也会降低当代文学的创作水准。因此，应当呼吁出现更多的具有独立品格的媒体批评，从而推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全面进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