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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é, 1936-）的文学生涯，几乎是阿尔巴尼亚当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他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小山城吉罗卡斯特，童年时代经历了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占领。战后，他先在地拉那大学历史系读书，后赴莫斯科留学，同时掌握了俄文和法文。60年代卡达莱回国，在多家报刊当编辑，并写作诗歌。卡达莱以他的长诗《群山为何沉思》《山鹰高高飞翔》和《六十年代》而成为当时国内诗坛的大名人。70年代后转入写小说，同时也写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剧本。1990年卡达莱移居巴黎，并很快开始用法语写作。 作为读者我已经读到了《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和《梦幻宫殿》的中译本。我为他的写作所震惊。一个阿尔巴尼亚作家，能那么自然地赢得世界各地的读者，自有他的特色所在。而在我看来，正是对专制社会的讽刺和批判、对祖国文化的有意识继承和发扬、对各种文学手法的大胆尝试和实践，造就了卡达莱这样的一个文学伟人。 二 《错宴》（2009）几乎可说是卡达莱作品最有特色的一部。 小说的情节如下：大古拉梅托大夫是吉罗卡斯特市（这正是卡达莱的家乡）的著名外科大夫，比另一个叫小古拉梅托的外科大夫还要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战车开到吉罗卡斯特市时，占领军指挥官弗里茨·冯·施瓦伯上校让手下人告诉古拉梅托大夫，说他要见大夫一面。古拉梅托和弗里茨是早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比兄弟还要亲”的同学。得知讯息，古拉梅托就邀请弗里茨来他家吃晚宴，于是，弗里茨上校就带着官兵，带着鲜花和香槟酒前来赴宴。 但是，那天晚宴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小说并没有描述。晚宴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弗里茨释放了被逮捕的阿尔巴尼亚人质，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杀戮危机。 阿尔巴尼亚解放后，人们对当年晚宴中的种种谜团提出了质疑。终于，当局下了逮捕令，把古拉梅托大夫抓进了监狱，让他交代跟德国军官之间的猫腻，调查他是否有变节叛国的罪行，甚至还怀疑他跟国际反共大阴谋有关。法官沙乔·梅兹尼为了一己的利益，更为了一种羡慕嫉妒恨，变态地折磨古拉梅托大夫。 最后，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来，沙乔·梅兹尼见自己的目的无法达到，便丧心病狂地杀害了古拉梅托。 而那次晚宴，始终是一个谜…… 《错宴》让我莫名地想到卡夫卡的《审判》，正是一种无常、无解的谜一般的氛围，一种无情、无形的命运之神，让一个清白无辜者无端、无奈地一步步地走向规定的死亡。 《错宴》的价值体现在多方面。首先，它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专制者，这一专制的具体表现，正如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农庄》、《一九八四》，既是纳粹德国的战争屠杀，又是斯大林式的荒谬统治，更是与高高在上的专制者同流合污的各层次官吏的“帮凶”行为。小说中，那几个法官就是这样的代表，尤其是从苏联秘密警察学校毕业的沙乔法官。沙乔为了飞黄腾达，为了压住古拉梅托大夫一头，一心置古拉梅托大夫于死地。就这样，无论沙乔代表了哪一个制度，哪一种主义，社会中只要有沙乔这样的人在，古拉梅托大夫就不幸了！正如我们读《悲惨世界》，社会中只要有沙威警察在，冉阿让必将不幸！ 其次，《错宴》营造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大古拉梅托邀请了弗里茨来赴宴。但宴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谁都说不上来。在古拉梅托大夫看来，应邀赴宴的那位弗里茨，已经不像当年的大学同学，一身军装改变了他的外表，满脸的伤疤则改变了他的面容……但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想象下，他认为对方仍然是他的同学。其实，面前的德国军官不是早先的弗里茨，而是冒名顶替的克劳斯·汉普夫了。 为营造这种神秘氛围，作者又一次借用了阿尔巴尼亚传统的“Bessa”说法。“Bessa”，在阿尔巴尼亚语中意为“真诚”，特指一种“真心待客”的古老风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客人，哪怕他是交战国的敌人，或是世仇家族之人。正是“Bessa”法则让古拉梅托大夫的邀请和那位德国军官的赴宴有了正当的理由。 另外，在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了阿尔巴尼亚传统文化的其他各种痕迹，如瞎子维希普的说唱，如夏妮莎洞穴的传说。最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甚至把故事之谜落实到了“死者赴宴”这样一个传说故事上：主人遵守契约邀请一陌生人来赴宴，便嘱咐儿子去送请柬。这小子走在路上时，突然被荒芜凄凉的墓地吓坏了，便把请柬从墙头扔进墓地，拔腿就逃，却不知请柬落在一座坟墓上。他回到家后，死神就捏着那封信出现在他家门口，把前来赴宴的宾客连同主人吓了个半死…… 说到小说的题目“错宴”，我理解，指的是一个“错误”的宴会，古拉梅托大夫本该邀请占领军指挥弗里茨上校来自己家吃晚宴。这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错误，时间和地点都错了。但，“Bessa”使得“错误的邀请”的理由得以成立。显然，政治上的错误，在文化传统的理由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了。“错宴”，也指“阴差阳错”的宴会，赴宴者其实并不是古拉梅托大夫的老同学，而是一个冒名顶替者。大夫受骗了。“Bessa”在一个纳粹军官的阴谋前，倒又显得无力了。 “错宴”，也指“错综复杂”的宴会，大夫家中有过宴会，但谁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旁人有种种猜测和传言，有说是一次“耻辱之宴”，有说是一次“复活之宴”。但事实只是，他家一晚上灯火通明，有电唱机的音乐声飘出，有酒杯的碰杯声传出……其余的全都是谜。尽管在后来，人们从各个方面补充了关于晚宴的信息，但依然无法给出清晰的谜底。 “错宴”，当然也可以指命运“错上加错”的安排，对原本的“阴差阳错”，新制度却要追根寻源，结果错上加错，一步步把古拉梅托大夫逼上死路。古拉梅托大夫的死，当然是追随斯大林的新制度的错，也是早先德国占领军的错，更是阿尔巴尼亚人自己与自己窝里斗的错，总之，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文明传统的错。 卡达莱并没有太过仔细地去挖掘这错误的原因，而是巧妙地把笔锋一转，又说到了那个众所周知“死人闹误会应邀出席晚宴”的传说：儿子自告奋勇地充当信使角色，要把父亲给他的请柬转给第一个见到的人。但他经过墓地时，他害怕了： 他害怕，他的心擂鼓一般地狂跳，他没有继续走下去直到遇上一个路人，而是把胳膊伸进墓地的栅栏中，把请柬一扔了之。跑开时，他回头一望，刚好看到请柬落在一方白色的坟墓上。 既然谁的错都不是，那么，干脆就是古拉梅托大夫自己的错好了。而这，是每个孩子都会犯的错。 卡达莱深刻之处，在于他把制度的错幽默地转化为了一个很自然的错，连牺牲者都觉得自己无法避免的错，因为，那个“错”是他自己“咎由自取”，是命运加在他的头上的。这与卡夫卡的《审判》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如此，读者会越发地感觉那不是古拉梅托大夫的错，这种荒谬感，恐怕是任何客观评论和理性分析都说不清的。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 三 我之所以翻译《错宴》，原因很简单。 卡达莱近年来一直住在法国，作品几乎全部翻译成了法语，在巴黎的Fayard出版社出版。这次广州的花城出版社打算出版卡达莱的作品，希望从法译本转译。当时，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通过东欧文学专家高兴先生找我，希望我能翻译一部卡达莱的作品。我当然欣然答应。 需要说明，我的译文实际上是法译本的转译，在翻译时尽管时时揣摩作者的愿意，但有时候很难辨识其“庐山真面目”，只能根据我的理解和推论，尽力而为地去忠实阿尔巴尼亚语的“原文”。 译文已经出版，其文学性和可信性如何，就只有请读者尤其是方家来判定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15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