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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尧，1978年起开始文学翻译，翻译出版作品有《浪子》《纳瑞斯金公园最后的散步》《红线》等48部。2008年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杰出贡献奖章”。2011年9月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是我近年来翻译出版的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我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本书。作为一个自己也写过将近20年小说的文学翻译工作者，这本书的纯文学性和新颖的创作手法以及这种手法所表现出的艺术魅力，无疑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而它植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生活的沃土之上，把古老的传说、神话以及原住民信奉的“梦幻时代”的原始图腾和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糅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幅色彩瑰丽的画卷。然而，从翻译的角度看，正是它的纯文学性、新颖的创作手法以及那一幅幅“难得一见、色彩瑰丽的画卷”，让我在翻译它的过程中遇到无数困难，同时也从中再次感悟到翻译的真谛。 如果说作家创作的源泉是生活，文学翻译者“再创作”的源泉就是原著。因此，正如作家只有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熟悉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历史渊源、生存背景，才能写出好小说一样，翻译者也只有像作家一样熟悉眼前这本原著包含的上述种种，才能把异国他乡的清泉浇灌出的奇花，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再放异彩。刚刚收到西悉尼大学出版社约我翻译《卡彭塔利亚湾》的邀请时，我并不特别在意。我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30年来，不但翻译出版过25部澳大利亚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还翻译过《牛津澳大利亚历史》，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与现状有所了解。1988年，我还到新南威尔士州南太平洋岸边的一个原住民部落小住，结识了当时已经85岁高龄的原住民精神领袖之一加布。加布告诉我，他的母亲是广东人，所以他对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我非常热情，没有丝毫戒备之心。他给我唱原住民的歌曲，还告诉我许多神秘的关于原住民“梦幻时代”的知识。此后，我一直十分关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文学艺术，先后翻译了原住民作家凯姆·斯科特的长篇小说《心中的明天》、原住民青年作家阿尼塔·黑斯博士的《我是谁？》。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增加了我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了解。与此同时，我翻译的几部白人作家的作品，包括澳大利亚文学大师、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长篇小说《树叶裙》、尼古拉斯·周思的《守望者》、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浪子》都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原住民在澳大利亚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这本书的翻译。特别当我得知亚历克西斯·赖特的曾祖父也是华人之后，不但顿感亲切，而且信心倍增，似乎因为她也有华人血统，就降低了这本书对于我的难度。 及至打开朋友尼古拉斯·周思从悉尼寄来的Carpentaria，刚看了几页，卡彭塔利亚湾那一泓碧水，就掀起滚滚波澜。 亚历克西斯·赖特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梦想谁会读它，我只是想写一个告慰祖宗亡灵的故事，尽管心旌荡漾的时候，也曾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能阅读和理解它。但我并没有想到，那就意味着需要有人把它翻译成别的文字。更没有想到，要把这本书里那么多原住民的方言土语以及表现我家乡卡彭塔利亚湾的风土人情、反映我同胞世界观的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是何等艰难！” 她说的没错儿。这本书真的有“那么多原住民的方言土语”，这是它的特色之一，无可回避。我不由得倒吸了几口凉气。不过，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所谓“方言土语”毕竟是形式和表面的东西。我可以把它们积攒起来，隔一段时间让“伊妹儿”去向作者请教，再回来告诉我，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像查字典一样，虽然费事，但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卡彭塔利亚湾的风土人情”，是“反映我的同胞的世界观的文字”，特别是他们古老的传说和神话、他们部落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和现实生活中的冲突。面对这一道道难题，我仿佛走进一片沼泽，步履艰难。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浅薄，意识到自己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认识与理解纯属皮毛。我才清楚地看到对面屹立的是一座蕴藏着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与历史的品位极高的矿山！ 翻译者其实也是个采矿工，把世界文学宝藏采集来，经过艰苦的冶炼，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我还算一个勤劳的“矿工”，意识到自己在相关领域的知识匮乏后，立刻开始阅读能找到的和澳大利亚原住民有关的书籍。我虽然早就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在澳洲大陆繁衍生息了四万多年，他们不只分布在加布老人居住的南太平洋沿岸风光秀丽的丛林地带，还居住在澳大利亚西北部吉布森沙漠以北广大的不毛之地——大沙沙漠，居住在北部领地达尔文港以及周边地区类似卡彭塔利亚湾的山水之间。但我对于他们内部复杂的社会结构知之甚少。读了澳大利亚著名的“沙漠艺术家”—— 原住民吉米·派克的传记《沙漠之子》，我才知道，他们遵循的是一个按照部族和分支部族，或者所谓“皮肤”进行划分的体系。简单地说，那是一种从概念上把整个社会划分成二、四或者八个种类的体系。一个人属于哪个“种类”取决于母亲那个部族。同一个部族的男人或女人只能和与之相对应的那个部族的女人或男人结婚。这样一来，一代代人只能在这两个部族间“循环往复”。循环的结果是，一个人的孙儿孙女又回到祖父、祖母分属的那两个部族。至于姓氏和语言更是复杂得让人看了如坠五里云中。而我面对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体系中展开的故事。这个故事那样庞杂，人物关系不无混乱，再加上作者将现代派的创作手法融入其中，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危难时刻”，我想起了画家周小平先生。他在澳大利亚土著人部落中生活多年，熟悉他们的语言、社会结构、风土人情，并且用相机和画笔记录下他们的生存状态。我甚至觉得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翻译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文学作品。我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研读、欣赏他的《海参——华人·望加锡人·澳洲土著人的故事》，从中积累一些“间接经验”。渐渐地，我从他用几十年心血和汗水描绘的一幅幅土著人的生活画面中，看清了我要开掘的《卡彭塔利亚湾》这座“矿山”的“矿脉”。沿着这些脉络往前走，我发现原住民生活的地方到处都是故事。每一眼水井、每一块岩石都是故事中的“人物”，就连沙丘和树木也有许多传奇。这些故事大多数都是从“梦幻时代”流传下来的。所谓“梦幻时代”是指人类诞生前、混沌初开的时代。刚刚诞生的生命体走过大地，碰到同类。有的变成飞鸟，有的变成走兽。它们经历了千难万险，创造了丰功伟绩。这些业绩被它们走过的大地非常详细地记录下来。后来，关于这些开天辟地的动人故事通过歌曲和舞蹈一代代流传下来，一直流传到海岸，流传到卡彭塔利亚湾。了解了这些，亚历克西斯·赖特笔下的蛇神、海怪、鱼群、鹦鹉、巨浪滔天的大海、拔地而起的龙卷风都在我的眼里一下子变得那么鲜活、那么生动，都成了一种象征，都充满生命的活力。而与之血肉相连的故事中的人物，也骤然间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们一个个走到我的面前，开始用心灵和我对话。只有这时，我才懂得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我才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听到他们灵魂的声音，也只有这时，我才具备了翻译这本长篇小说的能力。 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文学翻译家，也绝不是普普通通的翻译匠。作为“再创作”的艰难过程，文学翻译必须遵循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文学翻译家必须像作家那样，熟悉自己翻译(创作)的对象，熟悉他们的生活，才有可能翻译出一本好书。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翻译《卡彭塔利亚湾》，不能说译得多好，但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一是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有了更多的了解，二是对文学翻译本身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尽管在这条路上，我已经脚步不停地跋涉了30多年。(李尧) 译 文 一个部落齐声呼喊：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故事了。 钟声到处回响。 教堂的钟声呼唤信徒们到泰布伦克尔。天堂之门将在那里打开，但是对坏人大门紧闭。钟声召唤天真无邪的黑人小姑娘从一个遥远的村落走来，在那里，叼着橄榄枝的白鸽永远不会落地。星期日，从教堂回家的小姑娘们环顾四周，语气平淡地宣布：阿迈戈登来了。 从老祖宗的故事中流传下来的那条大蛇——一个比暴风雨中的乌云还大的怪物，满载他自己创造的“穷凶极恶”，从星星上盘旋而下。如果你一直用飞翔在大地之上、苍穹之下的鸟儿的眼睛观察，就会看见它的动作十分优雅。俯瞰大蛇湿淋淋的身体，你会看到它在古老的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那是远在人类学会思考问题之前。那是几十亿年前，它从天而降，肚子贴地，在卡彭塔利亚湾潮湿的泥土之上笨重地爬来爬去。 这条富有创造力的大蛇一头扎到地下，穿过滑溜溜的泥滩，身后留下的地洞塌陷下来，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形成深深的峡谷。海水翻滚着滔滔巨浪，沿大蛇留下的“尾迹”，潮水般涌来，原先湛蓝的波涛，很快就变成黄色的泥汤。那泥汤注入蜿蜒曲折的沟壑，形成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大河，流淌在海湾辽阔的平原。大蛇爬过海水漫过的平原，爬过盐碱滩，爬过盐渍的沙丘，穿过红树林，进入内陆，然后又回到大海。它在沿海岸线的另外一个地方冒出头，又向内陆爬去。在它的“尾迹”创造了许多条河流之后，它又创造了最后一条。这条河和以前的河流相比，不大也不小，它对那些压根儿就不知道它的人颇为不满，而且绝不会因此而表示歉意。这也正是大蛇在巨大的石灰岩地下河床网络下面居住的地方。人们说，那儿地质酥松，气孔很多，什么东西都能渗入。清新的空气，宛如贴在河边居民身上的一层皮肤。 ——李尧译亚历克西斯·赖特《卡彭塔利亚湾》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