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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歌手陈琳跳楼自杀，某些媒体在报道时全然不顾事实真相与当事人感受，采取“暴力”式手法将传言大肆渲染放大，当事人不得已采取“冷暴力”抗拒。媒体从业者面临着追求刺激吸引眼球的新闻的巨大压力，不得已或者下意识使用了媒体暴力的方式进行了报道。 当下某些传媒为了吸引眼球，时常选用低级趣味的东西占领市场，传媒同时扮演引导与紧跟市场的双重角色。出于对利益的追逐，大众传媒的报道风格变得煽情、夸张，有时甚至会造成失实。采访过程中侵犯当事人隐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低俗、炒作、煽情已成为当下人们批判传媒生态的常用语。大众传媒自身的反映如何呢？他们一方面不惜走娱乐化路线以扩大销量及广告收入；另一方面又貌似公允地强调对社会进行监察。在这个困局里，我们不得不开始反省一些根本性问题：大众传媒究竟意味着什么？大众对传媒有什么要求？记者编辑在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传媒在市场浪潮日益紧逼的大环境中应该如何面对，保持怎样的操守？ 过去的传播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哪些内容可以传播，哪些内容不能传播；而现在却是信息传播，只要是信息，而且只要有人关心，就“传你没商量”。这是因为，大众传媒独立于一切力量之外，奉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只要有人来买的，就是信息；只要卖得出去的，也就是信息。更有甚者，事务的常态不是新闻，变态才是新闻。西方新闻界流行一句很形象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我们的媒体一味追求突发的、反常的、新奇的、怪异的东西，提供的不是受众应当知道的东西，而是媒体自以为是受众想知道的东西。媒体作为“社会良心”的标尺作用正在失去。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改变了传播的对象。因为大众传媒的对象沦为一些放弃了自己的年龄、性别、身份、地位、阶级、地区、国家等一切差别的同病相怜、气味相投的“乌合之众”。推动媒体走向庸俗之路的是否还包括传播对象的潜在需求？ 具体来说，在大众传媒中存在着两种缺憾。其一是从大众传媒的功能中延伸出来的缺憾。这无疑是经验学派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大众传媒作为工具，本身没有传优不传劣的辨别要求，事实上也就根本没有办法要求大众媒介自身加以改正。大众传媒的第二种缺憾，是在人类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中产生的。受众偏好的影响、媒体本身的商业性压迫，使得大众传媒的这种缺陷变得不可避免。 大众传媒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两面性。戴锦华认为：在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传媒早已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之一。中国当前的大众传媒所显现的空前的力度，事实上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结合、彼此借重的结果。 新兴的媒介权力本身显现出自己的暴力特征。媒介本身的权力化以及它与经典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汤普森看来，大众传播的发展与其说是标志着公共生活的死亡，不如说是创造了新的公共性类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历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以这种方式，一些私人事件经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这种情况最常见地发生在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各类明星身上。他们既深受其益(想想明星们是如何炒作自己的私生活以提高知名度)，也深受其害(如戴安娜的悲剧)。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的主流传媒理论一般是依据市场自由主义的理念提倡通过市场的自由调节来保证媒体的自由、多元与公正。但是从90年代开始这种理论遭遇极大的质疑。在中国，到了90年代，我们经常听到的声音是警惕市场与商业对于媒体的控制。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倾向于认为自由竞争与市场机制对于媒体具有负面的作用。李宪源的《媒体控制下的美国》以及吕新雨的《媒体的狂欢》等文章都对市场与媒体联姻表示了深切的担忧，虽然它们的分析对象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子，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中国传媒中，这些现象也并不鲜见。 经济力量对于媒体的干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是一个不亚于政治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一因素对社会主义中国媒体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吕新雨这样评价过：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化可以提供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确保思想的自由与媒体的公正。但是当今社会，媒体的市场化发展其实已经形成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首先，媒体的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从而政治上或理论上的平等被经济上或实际上的不平等置换；其次，媒体的市场本身也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媒体可以迎合人的低级的非理性的欲望而在市场走红。媒体的市俗化、商业化现象提醒新闻从业人员，我们的传媒在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应该保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平衡，不能放弃对优良道德的追求。 大众传媒最终得以形成一个以欲望为核心的自我循环时，如何使媒介更好地控制自己，已成为中国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首先，在我们强调媒介机器“劣化”世界的同时，不应就此对媒介的“优化”作用视而不见。从人类传播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口头传播到印刷、广电、网络发展的各个阶段传播是如何促进社会与人类的共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人始终是一个主动者。媒介机器的力量实际就是人类的力量。作为一部欲望机器，大众传媒在人类的手中，按照人类的优化意志，就有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媒介自身的欲望也就是媒介背后人类的欲望，如何控制、平衡欲望与现实的关系才是根本。一方面，这要靠法制与道德的共同约束；另一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媒体自身的约束倡导社会责任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商业性是媒体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之一，但绝不等同于全部规则。如果一味地强调商业性而忽视了媒体传播信息、知识，倡导社会优良道德，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发展的作用，媒体势必陷入一时风光，最终为人所唾的泥潭。 中国媒介低俗化乃至暴力化的表现至少表明了我们在接受全球化观念的时刻，对其认识的不完全性。当我们以所谓全球化视角来审视今天的传媒理论时，还缺乏辨析性的理解，也缺乏对自身文化正反两方面的思考，盲从多于思辨，更是对自身先进文化坚守、捍卫的缺席。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1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