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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化，是开始于90年代的世界范围之内的客观趋势，它对国家政治体系、社会政治生活、个人参与和评价政治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产生新的影响，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文化建设提出新课题。针对网络化趋势和网络生活的新特点、新情况，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对做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一、关于全球网络化趋势 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新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在人们相互沟通信息传递的迫切推动下，发轫于军事领域的网络在全世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普及。目前，全球已有两亿多人运用键盘和鼠标参与网络的学习、工作、娱乐和生活。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道，截止到2000年上半年，中国上网人口已逾1 500万人，上网计算机达650万台。以计算机为单位、以数字为传递形式的网络体系正在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扩张，从而把世界各地和各色人种通过各个终端紧密地连接在一个平台之上，并以极强的包容性和变革性把独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放在自己的背景和机制中，表现出以上领域的全球性的信息交流、行为合作、意见冲突和利益矛盾。这就是充满魅力、充满矛盾的全球网络化趋势。全球网络正在蓬勃发展，它的即时性和异步性消解了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使地球成了一个网络村庄，并以网络的规律和逻辑改变着我们的旧世界，创造着一个新世界。 从目前来看，全球网络化趋势不断深入，体现其成果的网络世界业已初具形象，正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人们塑造着崭新的存在方式。第一，开放性。网络是完全自由和开放的世界。它以光的速度传递着世界各地的信息和各抒己见的观念，使得地理概念中的界碑和边境失去了它的意义。人们可以超越现实中人为划定的固定范围和心理中认同和归属的群体概念在网络中享受到开放的空间，可以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观点和形式，也可以向全球各地发送自己的设计、要求和信念。信息可以在网络世界跨越地域限制实现自由流动。第二，渗透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自身的内容和功能不断得以丰富。人们利用网络体系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单单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而且开始进行电子商务、远程教育与医疗、文体娱乐、信息查询、电子邮件、爱情“网”事、家庭办公等活动。这些网络活动以高速度、高质量、高智能的特性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即将成为新的社会范式中人们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手段，成为新的社会形态赖以存在的新机制、新基础。第三，多样性。网络虽然有自身内在的统一的“游戏规则”，但不是一个整齐划一、和谐一致的空间。网络的扩展把不同地点、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多样性、多极化的世界。除了无计其数的内容以外，网络还把各式各样的性格、不同类型的信仰、千差万别的身份融合到这个在线空间中，从而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思想、百花齐放的文化艺术、各个特色的人生状态，等等。在这种多样化的空间中，各种相差别的事物和学说相互矛盾又相互交流，相互区别又相互吸收。第四，虚拟性。计算机和网络是人的大脑在智力上的物质化、技术化的延伸。人们在网络世界的交流与合作、竞争与冲突，归根结底是一种智力活动，进而由于网络的跨地域性、平面性，人们难以区分网络中人和事的真实情况和具体身份，因而感受到的网络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想象的世界。无论你职权大小、身份高低、生活优劣、信仰如何都有权利享用网络和网络技术，创造自己的生存状态。 二、关于网络化趋势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每一种政治体系都植根于一定的意义和目的之中，也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政治文化就是专门性的政治导向，即个人或群体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方面的态度和对于自我在这个体系中角色的态度。具体地讲，它是指人们对于作为整体的政治体系、作为过程的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作为参与者的自身角色的认识导向、情感导向和评价导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网络作为一种积极先进的变革力量，正在构造着一个新鲜陌生的世界，深刻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生活状况和个人的思想观念，影响到人们对待整体的政治体系和自身政治角色的认识、情感和评价的导向。分析开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的不平衡性扩大世界格局中的事实差异，改变着中外政治文化的背景形势。人类社会正处于新旧社会范式转变的时期，信息由于所处的经济机制、政治环境、人文观念的不同正在数量和质量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网络和计算机科技在普及和发展中的不平衡性必然在客观上导致结果的不平衡。阿根廷的普雷维什于1950年在《拉美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着眼于工业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提出了著名的“中心———边陲”体系说。在信息时代即将到来的今天，“中心———边陲”体系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现实状况。一方面，重视并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国家掌握着先进的信息资源和发达的技术设备。信息业在那里已不只是一个部门或产业，而是正在发展成为以知识和信息的分配和交换为基础和机制的“新经济”形态，大大提升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加速度，增强了综合国力；而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信息边缘和半边缘的欠发达国家，没有条件和能力把握新科技浪潮的时代机遇，不能充分利用和分享全球网络化的科技成果，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守势地位。由于网络体系和信息科技是以几何级数、加速度的形式发展的，所以，在全球网络化的过程中，“数字鸿沟”有增大的趋势。 以经济政治实力和权力为基础的势能是政治文化竞争和对比的决定性基础。“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1](P88)，从当前看，在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科技浪潮使全球原有的二元经济开始向三元经济结构(传统经济、现代经济、知识经济)转变的时代背景中，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优越性仍缺乏客观事实上的说服力。与之相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在其传播、竞争和较量中处于主动位置，在表现为对弱势政治文化的排挤和渗透的同时，也对弱势文化主体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一度在我国学术界和民众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势能的强弱虽然不能决定政治文化的性质优劣，但事实上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对不同制度政治文化的平等、独立和自身的合理性产生倾向性影响。所以，网络化所导致的事实差异深化了一部分人自卑受动的心态，使之急切渴望和追随西方的政治体系和理论。这些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只有向西方学习方能实现民族振兴，不顾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导致一部分人不注重政治文化的学习和修养，政治忠诚感和归属感淡化。 (二)网络以极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并体现着国际社会中制度文明和民主观念的矛盾与斗争。“互联网络提供了全球性的交流通道，可以不受任何新闻检查的钳制，因此特别盛行于像新加坡这种新闻自由很少、而网络却无所不在的地方。”[2](P187)作为信息的载体和媒介，网络给人们带来极其丰富的信息量，鄙视一切国界的“数字化空间”和信息跨国流动，冲破了传统政治设置在宣传媒体上的信息壁垒。政府像以往对待报纸、广播、电视那样运用行政手段、思想管制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排除异质政治学说或敌对性政治文化的侵蚀，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事实上，网络化趋势的日趋明显和深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抹煞各个民族、政治群体和个人在价值观念、信仰取向、心理因素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从现实来看，冷战后的历史并没有跨越各具特色的制度文明之间的沟壑而实现完全的融合和同一。国际社会在制度文明、民主方式、经济模式上仍存在着不可弥补的众多分歧，公有制与私有化、主权与人权、一党与多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矛盾还很尖锐，有时还发生激烈的斗争。每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激烈争吵，巴以冲突的日旷持久，科索沃战争中的炮火硝烟，都无不表明，以政治学说、制度选择和信仰体系为分野的矛盾仍然是关系到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主要话语。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讲：“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1](P5) 在网络世界中，开放自由的空间在为不同文化进行交流和比较提供机会的同时，也使得各种文化和取向的差别和对立更为彰显。多党制学说、自由化思潮、民主和平论、人权至上论、泛文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各类学说在网络上纷纷登场，利用网络广泛传播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文明的冲突”在网络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网络中可以接触各种模式的政治体系、各种取向的政治学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比较和评价。尤其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征服和控制，虽然不再以强盗逻辑和炮舰政策体现出来，但仍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他们利用网络方面的技术霸权和信息霸权，到处兜售西方的民主观念、政治模式、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使相关国家在国家意志和国民心理上趋于瓦解，并最终臣服。1990年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权力的本质变化》中指出，主要国家已不能只依靠经济和军事的“硬权力”来达到目的，要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软权力”所具有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追随它的领导。这一点我们要尤为警惕。人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态度一是来自于直接的政治参与和实践，二是通过社会认知系统如媒介、传递、舆论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是基于认识与经验之上而形成的一种信念系统的心理外显。在西方文明主导的网络语境中，人们必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要给予必要的关切和防范。 (三)网络世界的快变奏、差异性和虚拟性加剧了人们的信仰危机，增加了人们政治文化建设的复杂性。随着现代化和网络化的继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速，周围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网络化和全球语境中，无中心、反体系、多样化、个性化的后现代性正在瓦解现存的以等级结构和统一规范为鲜明特征的工业体系。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相对静态的社会秩序、政治模式、文明道德和价值体系不再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对于社会个人生活的规范效力和促进效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作为精神支撑和解释依据的终极作用日趋式微。人们所感到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并为此深感无能为力，惶惶不安。人们的认同信仰危机是目前国际范围内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生活的剧变与社会规范的滞后相矛盾的产物，而网络化趋势却增加了这一矛盾。网络的丰富内容和复杂结构造成个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角色上的重叠与混淆，使得经济利益、政治信仰、民族感情、个人尊严之间的冲突更为具体和突显，再加上网络世界缺少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解释规则，从而深化了人们的思想矛盾和自性危机。同时网络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变幻多端的视角和虚拟的存在形式，将每一位网民置于多重的身份和多变的角色中，从事不同的工作、生活和理想诉求，构造着相互差异的生存环境，必然导致人们在认知模式、知识结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由于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的心理和主观维度集合形式的外显，是在群体的历史、现在的公共环境和个人经历中形成的，网络对人所造成的细分性、多样化和矛盾性，将直接导致政治要求多元化、直接民主化的倾向，甚至出现“个性政治”的迹象，对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及其体现的规则和精神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网络以其丰富的消费资源助长了消费文化、享乐主义的流行，对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我国文化舞台的主角。在文化工业兴起之际，复制性、批量性、消费性的文化产品更加多样，世俗性的大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卡拉OK、好莱坞电影、大众书刊和广告成为人们消遣娱乐和生活的必要方式。与此同时，网络异军突起，各种各样的广告消费各显神通，使尽浑身解数，充斥着网络空间，争取和引导着人们的注意、选择和消费，形成了所谓的“注意力经济”。虚拟现实、“聊天交友”、电子游戏、色情图片和网络文学[3](P70-76)也成为网民乐此不疲的内容。人们特别是众多青少年痴迷于网络的虚拟技术和手段，体会着虚拟世界中财富、权力、爱情和暴力等私欲的满足。而有的人在“下网”后难以实现角色和心理的转变，出现以孤独、愤懑、压抑等不良情绪为特征的“因特网综合症”。网络文化的消费性、娱乐性、虚拟性导致人们的文化品位下降，使人们乐衷于对心理的休戚、利益的得失、享受的优劣的计较和关切，淡化了对整体人类社会和个人生命意义的关怀，失去了文化的历史的生命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沦落、文化自绝、精神空虚的迹象。网络从感性的层次上分解人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热情，人们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利漠不关心，政治观念淡化。 三、关于目前的对策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特殊子系统，集中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系统运作和个人政治活动的心理导向，“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4](P29)，构成了社会政治运行中的软环境。一方面，政治文化对个体政治行为的作用是直接的、内化的，对个体政治行为的起始、维持、变化和评价起促动作用，即是否具有很好的政治文化导向，将直接影响到个体对政治活动的热情、态度和持续力，以至影响个体政治活动的质量和结果；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过程、政策具有意义上的归属和解释作用，影响到人们对国家、政权和权威人物的认同意识，对自己的和其他的政治活动的态度，对公共政策的倾向性，进而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富与和谐和政治秩序的持续与稳定。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和作为政治文化传递的政治社会化导向绝不可忽视，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政治领域的客观实际出发，针对全球网络化趋势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具体影响，为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开展认真细致的工作。 (一)利用网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人们抵御反动言论和腐朽思想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网民的主体目前是青少年，他们正处于政治社会化的关键时刻，“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5](P111)。我们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利用网络的广泛性和渗透性，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宣传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弘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旋律。利用网络中思想教育阵地，提高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认识水平和理解水平，激发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不仅可以为我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而且可以提高人们对各种反动思潮、政治谬论的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粉碎西方国家“文化殖民主义”的伎俩。 (二)加强网络礼仪和网络伦理的规范和教育，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 想创造安全和谐的网络生活，就需要提高人们的鉴别能力，增强人们的自觉自律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形成一套遵纪守法、自由公平的网络行为规范。所以规范网络礼仪，加强网络伦理的教育尤为重要。通过网络伦理教育，提高道德水平和文化品位，使人们能够做到自警、慎独，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和要求，不参与腐朽低级的网络内容，不制造、不传播、不相信反动的错误的言论，维护在线空间的合理秩序和清洁环境，以防止思想蜕变。 (三)重视信息技术，加强网络的技术建设，清除和防范有害信息。 鉴于我国信息技术水平落后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信息科技，加大资金和人力的投入，重视软件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建立自由竞争、充满活力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社会化的转化机制，提升信息产业，利用后发优势追赶新科技浪潮。由此，我们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对信息的鉴别、控制和管理，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尤其是过滤和排除有害信息的侵入和干扰，包括含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破坏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信息，和封建迷信、淫秽色情等不健康的信息，塑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氛围。 (四)利用网络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创造广泛的政治参与机制，丰富人们的政治实践。 政府可以利用网络了解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选择，以制定和执行有力有效的政策；民众可以在网络途径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要求，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监督政府的权力运行和政策实施的过程。为此我们要加强民主政治的技术建设，利用网络在政治领域开展政务公开、意见表达、决策民主、工作监督等活动，充分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提高人们的政治责任感、政治实践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凝聚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和民主建设，向着健康、持续、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2] [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等译·数字化生存[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 [3]金振邦·网络文学：新世纪文学的裂变[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4]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刘彤(1955-)，男，山东栖霞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硕士； 赵学琳(1976-)，男，河北泊头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总第195期】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总第19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