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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勒斯坦，还能想起什么？旷日持久的冲突，失去领土的国家，凄惶的人民，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房屋，向敌人抛掷石块的少年，蓄着胡子的人体炸弹，戎马一生、却在重兵围困下受辱至死的传奇领袖阿拉法特……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悲情民族的印象。 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的诗歌，也向世界诉说了这个民族的不幸、苦难与抗争；但它更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呈现了这个民族的人性、尊严、情感与审美——那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1941年，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村庄比尔瓦。1948年，为躲避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他随家人前往黎巴嫩避难。战后，因家乡遭焚毁，他被迫迁居另一被占城市海法，在那里读完中学。毕业后，他加入同情巴勒斯坦事业的以色列共产党，并担任该党机关报的编辑，其诗歌生涯也从此开始。1961年至1969年间，他被指控从事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政治活动，先后5次被捕入狱。 1970年起，达尔维什先后在莫斯科、开罗、贝鲁特、叙利亚、突尼斯、约旦等地流亡；后受阿拉法特委托，前往巴黎主编文化刊物《迦密山》，并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1987年，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并应阿拉法特之邀起草《巴勒斯坦独立宣言》。1995年，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后，他回归祖国，晚年在巴城市拉姆安拉及邻近的约旦首都安曼两地定居。2008年，他前往美国休斯敦接受心脏手术，因手术意外失败而去世，享年67岁，其遗体被用专机运回拉姆安拉安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举国哀悼3天，为这位伟大的“巴勒斯坦的情人”举行国葬。 自196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无翼鸟》以来，达尔维什共出版了30余部诗集和散文集，获得过苏联列宁和平奖、亚非作家联盟莲花奖、法国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荷兰克劳斯亲王奖、马其顿诗歌金桂冠奖等10多项国际大奖，其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他的许多诗篇还被谱成歌曲，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唱。 达尔维什虽在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量读者，并深受巴勒斯坦人民的爱戴，但他的许多诗作理解起来其实颇有难度，因为其中涉及许多背景知识，如诗人的独特经历，巴以冲突的历史与现实，中东地区极为丰富的宗教、历史、神话、传说等文化遗产等。总体而言，祖国、流亡、抵抗、人道主义、语言与诗歌等等，是解读达尔维什作品的若干关键词。 巴勒斯坦虽然“像芝麻粒一样纤小”，但既有肥沃的田野、丰富的资源，也有悠久的历史、绚烂的文明，更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地。在达尔维什笔下，诗人对祖国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祖国是母亲或姐妹，是爱人与情人，是“我的女主人”，是我“诗歌的火焰”和“旅途的食粮”。但是，随着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宣布建国，巴人民开始遭遇丧土失国之殇与背井离乡之痛。祖国，在诗人眼里不再那么浪漫了。那是“遗忘了离去者音调的祖国”，是“在歌声里和屠宰场不断重复的祖国”，是“屠杀了我的祖国”。与祖国、土地有关的一切，都充满了痛苦的悖论：“我们”身处的地方，是“我们在其中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方”；回归故土，只是“返回一个石质的梦”；身陷囹圄的爱国者只能想象：“大地多么辽阔！/针眼里的大地多么美丽”；四海为家的漂泊者只能哀叹：“我们旅行，去找寻零”；祖国，是“那个我没在护照上找到戳印的国家”。 饱受了流离失所之苦，诗人对祖国的认知渐趋平和而深刻。祖国深藏于内心，呈现于日常，她就是“转辗于机场的旅行箱”，“就是喝到母亲的咖啡/就是晚上可以回家”。诗人甚至不无调侃地建议，“用一头普通的驴作为（国旗的）象征/那该有多好”，“选一首关于鸽子婚嫁的歌曲（作为国歌的歌词）/那该有多好”。祖国像杏花一样透明、轻盈、柔弱，却难以记述，无法形容。诗人晚年还对用空泛的政治口号曲解祖国表示厌倦：“当一位作家仰望星辰，却不会说出‘我们的祖国更高……更美’，这时的我们才成为一个民族。”也对利用祖国进行政治投机予以警惕：“赞美祖国/就跟诋毁祖国一样/是和别的职业类似的一门职业”。 流亡，是达尔维什诗歌的另一主题。诗人和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流亡者一样，对于居无定所、辗转四处的流亡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在他的诗中，身份证、护照等证明文件，成为被剥夺、被驱离者身份的不幸象征，而机场、港口、车站、旅店、背包、道路、大海、飞鸟等意象，则浓缩了浪迹天涯、无家可归者的伤感和痛楚。有时，诗人以反讽的笔调书写流亡者的窘境：“我们变成/摆脱了身份之地引力的自由人”；更多的时候，诗人笔下流露出愁断寸肠的忧思：“我们的岁月年华/如何飘零在回归的路途/我们把生命遗落在何处？/我问一只/绕着灯光飞舞的蝴蝶，/顿时，它在泪水中/燃烧。” 1995年，达尔维什结束流亡回到祖国定居。虽然回归祖国，但他对巴解组织同以色列达成的《奥斯陆协议》深感失望，也无法认同巴勒斯坦政治人物乃至民众的许多行为和观念。他在无奈中写下“巴勒斯坦远得没有边”，“此刻，在流亡地，是的，在家中”这样的诗句。诗人感受的，是“在场的缺席”的悖论：地理意义的在场，却难以消除心理层面、思想层面的疏离和缺席。到了晚年，诗人对“流亡”的认知又有了深化，他开始认同巴勒斯坦同胞爱德华·赛义德所推崇的“流亡的愉悦”，在承受流亡这无法卸去的负担之同时，也自觉地把流亡视为获取自由和创造力的独特源泉：“自由人便是选择流亡地的人/那么，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自由人/我前行……于是方向变得清晰”。 在达尔维什的诗歌生涯中，“抵抗”一词构成了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并呈现出一道由朴素渐臻深刻、由单一逐渐丰富的嬗变轨迹。早期他理解的抵抗，体现为与占领者作军事的、政治的抗争。后期，他从诗性高度诠释抵抗的真谛：“每一首美丽的诗篇……都是一种抵抗。”达尔维什抵抗观的这一嬗变，与当代巴勒斯坦事业的演变态势有着直接的关系。摆在诗人和无数巴勒斯坦人面前的一个残酷现实是：由于巴以双方的力量对比日益悬殊，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解放的道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会让巴勒斯坦人民在遭受巨大牺牲的同时，还蒙受被污名化、被妖魔化的严重后果。然而，诗人的认知逐渐向美学的、文化的抵抗观过渡，却并不仅仅是接受无奈现实的被动选择，而是体现了诗人对自身使命更深刻的觉察：“巴勒斯坦人的选择少之又少，摆在他们面前的抉择只剩两个：要么活下去，要么活下去！他有权捍卫自己，而首要武器便是维护自己的属性、权利和身份，然后用一切途径保留人文形象和国家形象”。当代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深刻困境在于，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被剥夺了与土地密不可分的政治身份，而且文化属性也面临日益消解的危险：一方面，以色列刻意抹杀他们与这片土地溯之久远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被全球化时代的传媒有意无意地贴上“恐怖”、“极端”的标签。面临这样的困境，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达尔维什给出的答案是：诗歌固然无法收复失地、推翻暴政，但它也有“丝绸的力量和蜂蜜的刚强”；抵抗偏见，抵抗遗忘，抵抗狭隘，这是身为巴勒斯坦诗人的意义所在。 在达尔维什看来，诗歌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感召具有群体意义的民众，唤醒他们的使命意识；也在于启迪作为个体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意识，让他们在困境中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从而捍卫、丰富、发展民族和个体的身份属性。因此，达尔维什在“祖国回归”的宏大命题和诗歌的艺术魅力之间实现了对接：诗歌，“它可以/用姑娘的双乳点亮黑夜……/它可以，用栀子花的呐喊，/令祖国回归！”这样美丽的诗歌，在温暖慰藉着一个民族的同时，也在改写重塑着世界对这个民族的认知。 作为“抵抗”诗人的达尔维什，不仅深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爱戴，而且受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范围读者的尊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作品一直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维度。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举行的一次巴以作家对话会上，达尔维什直言：“我们的面容是悲伤的，但它不仇恨；是真性的，但它不屈服；是受压迫的，但它不卑微。”在他的所有诗作中，都找不到源于种族主义的仇恨。他抵抗的是压迫，无论这压迫是来自阿拉伯暴君或是以色列占领者。这一人道主义立场，也许与达尔维什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的初恋情人是一位名叫“丽塔”的犹太少女，后来，丽塔成了达尔维什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女性，是他叙事诗中“我”与之倾诉衷肠的情人或爱情悲剧的女主角。《丽塔与枪》一诗便叙述了阿拉伯青年与犹太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这一恋情以丽塔被枪杀而终结，“在丽塔与我的眼睛之间”的那杆枪，分明是战争的象征。 在后期诗作中，达尔维什还超越政治，对巴以冲突的文化、历史原因作深入的探究与反思。他为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祖先迦南人哀叹：“你的不幸，是你挑中的园圃/靠近了神的边界”；他还表达了对人类历史的感慨：“大地就是流放地，/历史便是一场悲剧，它始于该隐和亚伯的/家庭之争”。通过这种将冲突根源远溯至人之初、历史之初的策略，诗人一方面传达了对于巴以两个民族兄弟阋墙、相争相残的讽刺和嗟叹，另一方面也让巴以冲突成为人类无休止冲突的一个隐喻，巴勒斯坦的悲剧，也就有了更为深广的意义。 最后，还有必要谈谈达尔维什的语言观和读者观。他在《为悬诗而歌》中写道：“再无土地承载我，/惟有我的话语携我同行。”作为一位家园被剥夺的诗人，语言不仅是他的惟一同行者，也是他最珍视的惟一财富。在许多诗作中，他都表达了用语言、诗歌战胜死亡、获得诗性永生的雄心。晚年，对于朋友提出的问题“艺术是否真像你在《壁画》中所说的那样具有战胜死亡的力量？”他如此作答：“这不过是人类制造的一种幻象，以证明我们的确存在于世上。但这幻象是美丽的。” 在阿拉伯读者眼里，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的情人乃至圣徒，人们期待他成为这个被压迫民族的代言人。达尔维什意识到民族代言人和诗歌艺术之间的张力，他并不回避诗人应秉持的社会责任，同时又对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被刻意标举保持警觉。实际上，他诗歌生涯的创新与变化，往往伴随着评论家和读者的误读乃至指责，但是他淡然以对：“我感谢他们的误解，/然后，又去寻找新的诗篇。”奇怪的是，在达尔维什后期，他与读者大众的关系还呈现出某种神秘性。巴勒斯坦各地为他举行的大型朗诵会每次都座无虚席；他朗诵的部分诗作，虽然颇为晦涩，但现场总是鸦雀无声，许多听众似懂非懂，却听得泪流满面。 在俯瞰拉姆安拉城区的一个山丘顶部，坐落着达尔维什的长眠之所。庄严肃穆的墓地一侧，是设计得极富艺术气息的达尔维什博物馆，近旁的大理石围墙上，镌刻着阿拉伯语文字：“由祖国，赠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原载：《文艺报》2016年1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