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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由互联网和影视、广播等多元媒体主导的“全媒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要想保持和发扬在20世纪纸媒主导时代的一路风光和公众影响力，必须重新审视报告文学的文体归因，顺应报告文学传播载体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报告文学是一种带有新闻性的艺术品，它对公众的影响力表现为其作品给读者以非强制性的影响。其影响力来源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对报告文学文体、文本的相互建构与理解。其中，作家和读者是两个积极的能动因素。前者为报告文学文体、文本的影响力建构质的规定性、情的强度性和指向的方向性。后者将报告文学的影响力由文本可能性转化为社会现实性。而催生这种转化的文本魅力就是蕴含在报告文学文体、文本中的信息感染力和引领力，它们构成了报告文学公众影响力的内核。 报告文学公众影响力的外在尺度是可读性和可传播性。可读性是报告文学产生公众影响力的前提。没有可读性，报告文学内含的信息就无法吸引读者，更不必说有影响了。报告文学要具有可读性，必须在文学性上下功夫。这方面，经典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包身工》《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哥德巴赫猜想》《丐帮漂流记》《木棉花开》《根本利益》等都是典范。报告文学的传播性可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是看报告文学纸质文本发行量的大小，二是看报告文学能否改编成影视作品或搬上舞台演出。 报告文学的公众影响力肇始于新闻性而又要超越新闻性。这种超越表现为对平面性新闻报道的深度超越。公众在新闻报道之外为什么还要看报告文学？当新闻报道借助于报纸、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传媒迅速传播信息时，报告文学要发挥自身文体传递信息的优势，给公众提供新闻报道无法提供的深度信息。比如，对于最近30年来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民生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自然灾害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等，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作家都做了及时有效的报告，出现了《淮河的警告》《根本利益》《“希望工程”纪实》《天使在作战》《生命第一5·12汶川大地震纪实》《红与黑——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和自白》等有深度的报告文学作品，满足了公众对社会嬗变的深度认识需要，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公众影响力。 对新闻平面信息的深度超越是报告文学文体的本质归因。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文体，而新闻文体又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物，它最先借助报纸、期刊等公共出版物制造现代社会的文化公共领域，形成公众舆论来对抗来自权力机构的统制，维护公众的权益。因此，对社会公共领域问题的关注成为新闻和报告文学共同关注的对象。但是，由于新闻与报告文学两者各自文体属性、特征不同，报告文学不仅要关注社会公共领域的表象，还要揭示社会表象背后的秘密，并运用吸引公众的情感性表述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富有理性的分析，引领公众形成理性的社会舆论。因此，报告文学创作在公众影响力上要超越新闻报道，必须致力于以下三点：一是“公密性”的揭示，二是情感性的表述，三是理性的引领。 “公密性”揭示的广度决定了报告文学公众影响力的广度。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对公众影响面的宽窄，取决于该作品对公众所关心的问题的揭示。这里的“公密性”是与私密性相对而言的。私密性与个人相关，“公密性”与公众相关。个人化写作关注的是个体私密性，宏大性写作关注的是国家、民族、革命、解放等宏大问题。“公密性”写作介于两者之间，它关注公众社会的公共问题。报告文学从文体属性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地道的“公密性”写作。当然，新闻也涉及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但是，新闻的关注点在现象层面概述，而报告文学则致力于揭露这些问题的深层秘密。因此，可以说，新闻性(真实性)和社会性(写实性)都只是报告文学属性的表象，对公共领域问题的“公密性”揭示，才是报告文学文体内容层面的本体属性。何建明报告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公密性”问题的揭示。在何建明笔下，即使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宏大题材，如涉及三峡工程的《国家行动》、关于高等教育的《中国高考报告》、关于能源开发的《部长与国家》、关于警卫领袖的《红墙警卫》等，都往往通过他特有的“国家叙述”转化为社会关注的公共领域问题叙事。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私密性较强的个人传纪式报告文学，比如《一个中国男人的财富诗章》《空降农民》《李琬若：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市长》等，何建明也会从当下公众关注的财富、就业、成功等社会性热点问题入手，将私密性题材的报告文学引向对公共问题的揭示。 情感性表述的强度决定了报告文学公众影响力的强度。报告文学要有影响力，必须先有感染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情感性的表述成为报告文学文体区别于新闻文体的重要特征，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之所在。具有影响力的经典报告文学作品无不倾注着作家主体对国家、民族和黎民苍生的博大情怀。从《包身工》到《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根本利益》，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天使在作战》，从《流民图》到《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从《伐木者，醒来！》到《淮河的警告》，蕴含于这些作品中的作家情怀有如磁石吸引着、感染着社会公众的心灵。 理性引领的深度决定了报告文学公众影响力的深度。报告文学的政论色彩表明报告文学不仅是“艺术的文告”，还是“理性的文告”。在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文本中，“理性”往往通过揭露是非给公众以警醒，从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到夏衍《包身工》都是如此。何建明报告文学“国家叙述”出现后，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逐渐由“警醒”转向“引领”。《共和国告急》引领“公众”依法开矿，《落泪是金》引领“公众”关注贫困大学生，《高考报告》引领公众理性对待高考，《根本利益》引领官员正确处理百姓上访，《为了弱者的尊严》引领公仆执政为民，《国家行动》引领公众“舍小家为大家”，《永远的红树林》引领公众理解科学发展观…… 报告文学的理性思考越深刻，对公众的影响力就越深刻。《共和国告急》引起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其原因不仅在于题材选择上的轰动效应，而且在于作者对于题材的深入采访、深度开掘而形成的忧思性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中国矿产资源危机。《根本利益》的成功，就在于作者敏锐地从干群关系紧张的时代弊端中看到了我们党执政的危机，并以梁雨润这个优秀党员干部真心化解党群、干群矛盾的点滴事迹，形象地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希望，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演绎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 报告文学理性引领的深度来源于作家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何建明曾说：“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普通读者喜欢看，领导干部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意义。”何建明要求自己写报告文学时首先得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还要有普通人的情怀，最后才是文学家。正是作家主体的这种综合素质造就了报告文学深刻的社会引领力。 “全媒时代”的报告文学要与新闻报道争夺公众，还必须考虑报告文学的传播载体与目标受众的关系，在影响面上形成全媒体公众的覆盖。从传播载体、受众主体来看，报告文学公众影响力的受众可分为报刊体受众、影视体(网络体)受众和广播体受众。报刊体报告文学信息传播着眼于受众的视觉，可以反复阅读，受众目标主要为社会体制内人员、社会管理者和知识精英。因此，报刊体报告文学创作可以重在“理性引领”上下功夫，以超越新闻报道的平面效应。影视体(网络体)报告文学信息传播着重于视觉和听觉，受众目标主要为社会大众，因此，这类报告文学创作在内容题材选择上要注重“公密性”的揭示，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广播体报告文学着眼于听觉，受众主体大部分为社会边缘人群和流动状态人员，因此，广播体报告文学创作要致力于以情动人，注重情感表述的听觉冲击。 在全媒时代，报告文学创作要超越专题新闻的影响力，其生产方式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谋划。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写作大体形成四种生产方式：“点名写作”、“独立写作”、“签约写作”和“策划写作”。“点名写作”是指某作家被某机构点名写作特定题材或人物的报告文学，其载体主要是报纸，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较强，写作主体一般为成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独立写作”指作家独立从事报告文学采写，“写什么”和“怎么写”都由作家自己决定，传播载体主要是刊物和书籍出版物，往往带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签约写作”指各级作协机构或报刊编辑部，按照事先的选题，根据写作者的写作申请，与作者签订写作计划。“签约写作”的报告文学导向明确，其传播载体主要是刊物和书籍出版物。《人民文学》杂志社2010年推出“非虚构·大地行动写作计划”即是“签约写作”的经典例证。“策划写作”指刊物编辑部就某一选题与写作者达成的计划写作，一般在刊物的固定栏目发表。“策划写作”通常是刊物先有选题策划，然后考虑作者选择，尤其要考虑读者、市场和社会因素。如《北京文学》自2001年改版以来推出“现实中国”栏目，每期刊发一篇该刊“策划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及时报道现实中国的热点、难点和焦点，推出了一大批报告文学新人新作。2006年，《北京文学》策划发表了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报告文学，之后，主人公陈晓兰被央视评为2007年度“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作品涉及的国家药监局高官，不久即被查处。在全媒时代，报告文学的“策划写作”方式已成为提升报告文学公众影响力的重要写作途径之一。 原载：《文艺报》2012年09月07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9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