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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报刊上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批评，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应特别重视。只有大家参加讨论，肃清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把文学遗产研究工作推进并提高一步。 差不多从红楼梦一出世，马上就有所谓“红学”出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袁枚“随园诗话”的“作者自叙”一说，其出现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页二五○）〔注一〕；中间种种“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为什么呢？个人以为，这正如鲁迅先生论列明末人情小说时所指出的：“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页二三○）；“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雠”（页一九一）；“讥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页二三○）。嗣后揣测之说日多，说某相国、某公侯，说某皇帝弃位出家，说夺嫡，说“清代一大事”或说其他。总之，可以看出，中间贯穿着一个根本看法：与清代政治有关。到后来有些人更以为是暗写“排满思明”的民族意识，不管其索隐方法如何不当，但其为一个主要思想的发展，固甚显然。这一情形是值得注意的。 及至“红学”落到胡适和俞平伯手里，面目精神于是一变。主要变在哪里呢？胡适自己说，他作小说考证，是教给“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胡适文选自序）。而俞平伯竭力抽掉其中任何社会政治意义，使红楼梦只变为一个“情场”的好把戏，也是十分显明的。 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又接触红楼梦这一题目，在考证方法上就会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笔者个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就是最突出的明证。这固然因为我在从前写书时，主要还是想强调证明鲁迅先生的“写实”“自叙”说，借以摧破当时潜在势力还相当强的索隐说法；可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错误，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结果实际上还是导引读者加深对红楼梦的错误认识。不过，把红楼梦的研究由与社会政治结合引向与社会政治分家的道路，却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学识理论的有限水平上，努力找寻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把红楼梦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我坚决反对把这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当作某些人麻醉青年的工具和某些人“闹着顽”的无聊对象。 我们知道，“古典艺术通常是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照例是不为这一制度作辩护的。最卓越的艺术作品，主要是在转变时代，即在与巨大的社会变革有关的时代出现的。因此，古典艺术总是这样或那样反对一切旧的、衰颓的、反动的东西，反对社会上的虚伪和罪恶，反对腐朽的恶劣的风气。”〔注二〕 因此，研究红楼梦，首先就必须对于曹雪芹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对他本人的生活现实，对他的发展了以前的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传统的创作方法，对这一创作方法和他的世界观的关系等等，得到比较清楚的认识；否则，对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是不可能的。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了解还极其有限。 扼要地说，红楼梦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统治阶级内部是有重重矛盾的，封建皇帝立在这些矛盾的尖端，他极需要爪牙耳目，来巩固他的宝座；这些爪牙耳目，一部分就是他最贴近的奴才，而且这些人直接影响当时的政治：明朝的阉官魏忠贤和乳母客氏就是最好的例子。清初有鉴于此，裁抑宦官，设内务府〔注三〕，于是内务府包衣（皇室家奴）就掌握了原来太监执掌的各项执事。曹雪芹的先人，就是满洲包衣。曹寅以康熙乳母的儿子，最获亲信，出掌织造、盐差、漕运。清室收入，除地丁银外，即以盐课为最大宗（岁收约七百五十万两），而两淮盐课是其主项（岁收约三百四十万两）。曹寅等人一年差事仅份内应得即可剩银五六十万两，加上搜刮所得，其数目之大足以惊人。这是统治剥削者的生活面貌之一小部分。 这样人家自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磨擦的参与者和促成者，于是营私结党，花样多端。我们知道，康熙时代三大朋党，是满官明珠派、汉官徐干学派、皇子胤祀派，三派又是互有关联的。可是曹家一派和这三派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矛盾最后集中体现为诸皇子争位事件。胤祀的死敌胤禛得胜后，屠戮胤祀派备极惨酷。曹家一派亲朋，都连带遭到压力；这派人，普遍对当时政治不满，有的企图颠覆它，还有其他表现为各种样式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反抗。曹雪芹本人家庭亲戚朋友，就是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命运是相似而且相连的。 清代的封建制度结构重重，最下层是汉族人民。满洲人入关以后，大规模强迫圈占近畿一带汉人房地，作为“旗产”，仅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三项（不计驻防庄田）即达十六七万顷之多；旗人除作官的有薪俸外，还按人发给口粮，六岁以下半粮、以上全粮。这一统治剥削集团，就这样不事生产，游手好闲，鲜衣美食，穷奢极泰；赌博、听戏、唱曲、斗鸡走马、陈列玩器以及千奇百怪的刁钻癖好，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曹家就是这些人家里的一分子，曹雪芹所写的小说暴露了这样人家的生活。 中国资本主义幼芽已于明末出现，但旋即为清代严重的封建经济所扼煞；鸦片战争以前，整个清代经济是处于严格闭关封建经济停滞的时期。而曹雪芹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他死于乾隆二十八年，即一七六四年二月，下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七十多年。就是说，曹雪芹生活于此一巨大历史事件之前整整一世纪。因此，他的作品对封建制度的反抗的程度和反抗的形式也就受着当时历史条件的规定。 可是，胡适之、俞平伯一派的“红学”家，却竭力企图把红楼梦化为一个小把戏，引导读者钻向琐碎趣味中去，模糊这一伟大古典现实主义名著的深刻意义。研究红楼梦足足三十年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总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三个字的回答：“不可知”。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给“红楼梦研究”作“自序”时，就教导读者说： 至于红楼梦本身底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 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 “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著重点都 是我加的，下同）（页二）这就是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了整整三十年以后的心得和总结。他因为对于这部小说书名、作者姓名之都有一大串，感到十分困惑，就又说： 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 是第一奇书，像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叹，从 何处去下笔呢！（页三） 所以，俞平伯认为这部第一奇书有一个“根本的难题悬着”，不能解决。什么“根本的难题”呢？他没有说明，我想，该就是使俞平伯“越研究便越觉胡涂”的“不可知”。到一九五三年以来，他的许多新文章的典型代表作品“红楼梦简论”就直承着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简论”的引言说： 为什么对别的小说都不发生，却对红楼梦便会 有这样多的附会呢？其中也必有些原故。所以 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 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 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认识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玄妙的十足唯心的“不可知论”。他并且把这一心得向对他寄予重大期望的青年读者大肆宣传。 虽然他在“红楼梦研究”自序里最后表明： “我底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但实际上他是有目的地宣传了他的一套唯心观点。他在“红楼梦的风格”一节里，十分不满于水浒的“过火”，而推尊红楼梦的“温厚”；他“确定了”后者的“怨而不怒”的或“哀思”的“风格”，并说这就是红楼梦胜于一切旧小说的最可贵的特点。我们都知道，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古人说诗的话，原是肯定政乖民困， “怨”而且“怒”，可是俞平伯主张“怨”得，“怒”不得，要“温厚”，这正是“小雅怨诽而不乱” “温柔敦厚”“止乎礼义”“止僻防邪”的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的“诗教”的老调子，防止人民“好乱犯上”的手段。这就无怪俞平伯不满于写农民作“乱”犯“上”的水浒，认为太“过火”了。俞平伯也说“红楼梦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但“悲”在哪里呢？他说得明白： 不但宁荣两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钗之由荣而 悴，能使读者为之怆然雪涕而已。（页一二二）提到巧姐结局，便说： 这是写凤姐身后的凄凉，是写贾氏末路的光景， 甚至于赫赫扬扬百年鼎盛的大族，不能荫庇一 女，反借助于乡村中的老妪。这类文情是何等 的感慨！（页一五五）此类话头，屡见不一，这如果是曹雪芹的思想还有可说，而这居然是俞平伯的思想，这就可见俞平伯看红楼梦，他的标尺是超阶级的什么“文情”（这字眼他最爱用的，例如反对人痛骂宝钗时，就说： “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以上还可以说是“修改”旧稿未尽“妥当”的地方，但看他真正在一九五○年十月底的文字是如何说： 凤姐结局很凄惨，令人悲感。（页二一五） 可见抄没以后，贾氏诸人关进监牢，宝玉凤姐 都在内。其时奴仆星散，却有昔年被逐之丫环 犹知慰主，文情凄惋可想而知。（页二二一）多么明白啊！绕说他的“文情”标尺是“超”阶级的，恐怕还不大对头，因为假如俞平伯不是站在封建“主”子一边，如何欣赏赞叹这些知“恩”知 “义”的奴才的“犹知慰主”呢？俞平伯的阶级立场在这里不是很清楚吗？ 和俞平伯的阶级观点直接联系的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见解，他曾说： 所以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 他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 挑战，是由于凭依事实，出于势之不得不然， 因为窠臼并非事实所有，事实是千变万化，那 里有一个固定的型式呢？……我以为红楼梦作 者第一大本领，只是肯说老实话，只是做一面 公平的镜子。……看去如何平淡，红楼梦却成 为我们中国过去文艺界中第一部奇书。（页一 二○）再明白不过：俞平伯否认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性，有头脑的作者并不在此客观规律下生活感受，也无意批判社会，只是要给事实做一面无动于衷的“公平的镜子”，作者如何写，都是概不由己“不得不然”。李希凡、蓝翎两人的文章说俞平伯是自然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俞平伯自然也否认红楼梦里面反映着任何社会冲突。他虽然一方面承认“公众的意见毕竟是正确的”（红楼梦简论），另一方面却大肆讥笑这些 “公众”： 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 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 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上 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我小时候听人讲 小说，必很急切地问道：“那个是好人？那个 是坏人？”觉得这是小说中最重要，并且最精 采的一点。社会上一般人底读书程度，正还和 那时候的我差不许多。雪芹先生于是狠狠的对 他们开一下玩笑。（页一二一）事实上恐怕是俞平伯对有正义感、爱憎分明的古今读者大众狠狠的开了一下玩笑。他们正是要分清好人坏人，“荣于华衮”“严于斧钺”正是他们的最严正的判决。我不知道俞平伯把这一主要社会意义从作品内容中抽出后，要剩些什么给它们。因此他反对人们痛骂宝钗袭人王夫人等一党，进而根据一条脂批，想把钗黛两个正反典型的形象合一，根本抹掉一切社会矛盾，诱导读者专从“情场”上去寻找某些趣味。他说那条批“却特别重要”，对读者 “是个新观点”，要使“三美合一”。 其实，作为一个考据家来说，俞平伯在这方面也是不老实的。甲戌本二十八回末总评下一条说： 倘若三人一体，固是美事，但又非石头记之本 意也。可见连那时的批者也知道这是与红楼梦的意义不合的。俞平伯不从封建制度本身的矛盾上去体认钗黛两个对照形象的社会意义，只从“情场”“文情”上去寻趣味，那就无怪他说： 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 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 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若宝钗稀糟，黛玉又岂有 身分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 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页一一二）事情最清楚：原来在俞平伯眼里，红楼梦和后来资产阶级作家写“情场”上“三角”“五角”的那些“恋爱”小说的“文情”是并无本质区别的。既然如此，也就无怪俞平伯不能了解“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了。 我觉得俞平伯这种观点和他自己提出的“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它”的口号毫无共通之点，因此，我们说俞平伯的文学见解完全从唯心论思想出发，是有理由的。 为什么俞平伯说已经懂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来对待红楼梦的时候，反而极力高唱起红楼梦的“不可知论”来了呢？我以为，这可能反映了俞平伯的唯心论思想和新事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正面接触的一个具体矛盾。俞平伯虽然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不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与他的唯心论见解处处不对头，因此，他就宣扬起“不可知论”来了。 我们应该肃清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脚踏实地的循着正确的途径继续探讨和红楼梦有关的许多问题，并为古典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开辟更广远更辉煌的道路。〔注一〕鲁迅先生原据“随园诗话”定“自叙” 说初出为嘉庆初。现在“诗话”那一条 的根源已在明义的“绿烟琐窗集”里发 现，大致可以考出是乾隆三十五年左右 最晚至四十六年的纪载，即曹雪芹死后 六七年到十六七年期间出现的说法。〔注二〕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二年第六 期“论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 用”，见“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十 九—二十页。〔注三〕清初内务府一度裁撤，改立十三衙门， 后又恢复。 原载：《人民日报》1954/10/30 原载：《人民日报》1954/10/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