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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铁凝的小说，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铁凝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流浪”的意象，如火车、铁路、铁轨、公路、山路、马路、长途汽车、汽车站、客店、饭店等。深入探究可知在这些流浪意象的背后隐藏着耐人寻味的深层心理———流浪意识。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对于这个人的思想、性格等会有着较大的影响。对于心灵敏感的作家铁凝，正是因为她在北京市、保定市、张岳村的生活经历，使她总是觉得自己“哪里的人也不是”，精神上似乎缺少一种依托感，稳定感。这种流浪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始终在寻找一块精神的绿洲，一片精神的栖息地，但现实生活却让她总是失望，她总是在无望中寻求，永远行进在精神的路上。 一、永恒的追求·不变的悲剧 波兰著名评论家奥什若科娃曾经讲过：“小说是人类智慧的混合成果，一方面它毫无疑义是属于艺术的范畴，没有从艺术技巧中吸取美的因素，就不能获得形式的崇高感染力，另一方面，它又沿着宽广的道路驰入科学的领域中，没有存在于哲学中的真理，小说就要失去一切意义和重要性。”[1]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内涵，体现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哲学，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哲理性。通常所说的“作品具有哲理性”，往往是指一篇作品中的语言片断含有一些哲理，或者是作品的叙述语言具有思辨色彩，或者是指作品对某一哲学观点的简单诠释。这显然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哲理性。而我们所要谈论的是“哲学根柢”，不是漂浮于作品表面的哲理意念，而是统帅作品全局的灵魂，它沉入作品的底部，通过结构、情节、主题、人物、语言等折射出它的智慧之光。阅读者并不能一下子看清和捕捉住它，但又分明能感觉到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它支撑着整个作品，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张力和诱人思索的魅力。文学艺术家必须具有寻找这种哲学根柢的意识，而铁凝就是执着追寻哲学根柢的优秀文学家之一。铁凝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厚重的意蕴，就在于她的小说中渗透着这种深邃的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就在于作品中对生活进行的独特哲学思考，其中强烈的追寻意识和悲剧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悲剧精神比较浅淡的民族，根深蒂固的“仁”、“恕”、“有序”、“中庸”等儒家思想，形成“温良恭俭让”、“中和”的民族文化心理，难以产生西方那种由激烈的矛盾冲突而生成的悲苦和壮烈的情感。佛教虽然竭力制造“苦海无边”的印象，但又劝说人们弩信教义，以便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并不一定是坏事。道家主张“无为”，呼吁人们退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想营造一种“恬淡”的生活氛围，当面临生活的苦难时更愿意以“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的头脑，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乐天派”。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大都缺少真正的悲剧精神，也就无法对人的悲剧性产生深刻清醒的认识，像《红楼梦》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实在是太少了。中国文学悲剧精神的真正觉醒，发生于“五四”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终于从老中国的文化氛围中走了出来，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大框架中，生长出了真正的悲剧精神。鲁迅的《祝福》、《狂人日记》、《孔乙己》、《过客》等，曹禺的《雷雨》、《日出》等，都在悲剧深度方面逼近了世界文学。然而这场中国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却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萎缩乃至消亡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新时期文学中，我们才又看到了它的曙光。一些先锋者不再扮演诉苦者的形象，在回首审视自己创作的过程中幡然醒悟，在解剖自己缺乏生气的文字时找到了强劲的精神翅膀，那就是悲剧精神的再度高扬。铁凝就是其中敏感的作家之一，她以其创作的实绩向人们展示了迷人的风采，而她的这种悲剧精神在具体的文本中又是与强烈的追寻意识扭结在一起的。 在文本中，创作主体的这种悲剧意识是通过许多鲜活的人物体现出来的，那些人物都在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的旅途充满了太多的磨难与不如意。大多数人物的人生道路大致遵循这样一个模式：追寻———失望———追寻———失望。从整体看来，人物始终处于追寻当中，但却永远追寻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整个追寻注定是一场悲剧，看似简单的过程，其实负载着沉重的人生经验和内涵。 《何咪寻爱记》中的何咪，从小就表现出特有的执着。 例如她特别喜欢她的表哥，有时还表现出特有的霸道。“她不许别的女孩和表哥说话，走在街上永远要表哥牵着她的手，吃饭时必得挨着表哥坐。”[2]为拉近与表哥的距离，她学会了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并天天等待表哥的来信，表哥要结婚的消息让她非常难受。与邮递员马建军的相识相恋使她暂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但激情和新鲜过后，剩下的就是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的日子。渐渐地，内心不甘平淡的何咪不愿忍受下去了，与马建军经常一触即发。何咪去宾馆的夜总会唱卡拉的时候，认识了省歌剧院的声乐演员李力。从此，何咪以练声乐为由，开始了与李力的交往，于是就跟马建军分手。但李力并没有想要跟她结婚，她又跟马建军和好，并和他结婚，生活好像平静了下来。但她还是又去了北京，到了之后才知道，世上原来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咪成了别人掌上的玩偶。此后的何咪，在北京呆了4年，不断结交着男人，与马建军离了婚。在偶然救助小桂花的时候，小桂花爸爸的感谢信使何咪的自尊抬起了头。她忽然发现，自己最应该追求的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就是与马建军在一起的生活，她打算离开北京，重新想回到马建军的怀抱。“她已经成千上万次地丢失了马建军，现在她再也不想丢失他，她要把他找回来，不管多么艰难，就像四川的桂花寻找父亲。不管多少艰难，即使马建军身边已有小红她也不怕；别说一个小红，就是他有一百个老婆她也敢从他们手里把他夺回来。”何咪的这20多年的生活中，一直都在追寻着一些东西。一开始或许她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才犯下了一些错误。但只有追求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人总是在不停地追求中实现着内心的真正需求，也在不断地追求中接近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何咪最终又回到了马建军的身边，但我们谁又能够保证这就是她人生的最后一站？也许，何咪的帆船还要进一步远航。但谁又能保证她不会再回来？如果我们把何咪的这20多年的生活轨迹用简单的线条标示的话，那么起点是马建军，终点还是马建军。由此看出，何咪的这20多年只是绕“原点”马建军的一个旋转，她最终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上，全篇充满着浓烈的悲剧性。 何咪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想让自己变得开心些。但却将自己弄得那么惨。白大省又何尝不想有些改变？相信凡是读过《永远有多远》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北京胡同的女孩白大省，一个善良仁义的姑娘。 在白大省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悲剧。郭宏领着小女儿来找她求她与他结婚，当她问郭宏为什么要这样时，郭宏说“就因为你宽厚善良，就因为你纯，你好”时她感到非常不快活，好像“遭受了不公平的情绪”，这种情绪正“尖锐地刺伤着她的心”，她终于发出了她心底里的呐喊：“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从来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在她心中，她更愿意成为像西单小六那样的让人羡慕让人嫉妒而又魅力十足的女人，可她却永远无法改变自己。我们确实为她的不懈追求所感动，但在感动的同时分明感受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痛感。她虽然有着一种对爱情的向往，但当她失败时缺乏深刻的反省她没有意识到她与诸多男友的不平等，她只是一味地无所求的奉献，“她把伺候郭宏当成最大的乐事，她给他买烟，给他洗袜子，给他做饭，招一大帮同学在驸马胡同给他开生日party”，“郭宏家的人来北京她是全陪”。就连什么事都不做的夏欣都能对白大省指手画脚。而且一开始，白大省就以男权社会的标准来改变自己。她不知道要想别人爱自己，自己首先应该自尊、自信、自强。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指出：“婚姻是要联系两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和一项弥补。易卜生的娜拉明白这一点，她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要先做个完整的人，夫妻不应被看成一个单位，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细胞；每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同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的联合，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于互相认清对方的自由之上。”[4]波伏娃在这里表述了一个信念，那就是爱情必须是建立在男女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发生倾斜或倒塌。而白大省却不求任何回报。她的这种孤注一掷的不懈追求就显出了她的狭隘，而且她的性格也使她永远无法逃脱自己的宿命。当她看到郭宏女儿的那个遗忘在她家的充满馊味的手帕时，她的恻隐之心又动了，她觉得郭宏他们爷俩儿太可怜了。白大省也许永远无法改变，也许她永远只能是白大省，她也只能是白大省。而且，她那个隐蔽世界中的自由女神西单小六，她孜孜以求地想成为的这个人，却也是处于一种被看的尴尬位置上，这不能不让我们痛心。 中国的悲剧并不像西方的悲剧那样，是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来体现那种强烈的悲剧性的，中国土地上更多的是平民化的悲剧，无论是在情感领略、情感方式以及审美趣味、生活趣味上，中国的作家都没有摆脱平民化的色彩。当代中国的很多作家，大都在为人们描绘着平民化的情景。其实表达方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在这种现实的生活层面上有所超越，平民化的表达方式运用好了，同样可以抵达文学的高峰。综观铁凝的小说可以看出，铁凝笔下的悲剧也大都是平民的悲剧，人物所经历的苦难，却并不是物质匮乏所造成的苦难，而是人精神层面遭遇的困境。何咪的生活虽然并非富足，但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困难，她只是觉得生活缺少应有的色彩，才去外面闯世界的。当然也并不排除她有追求更高物质生活的欲望，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她最后的回归马建军就是证明，踏实的生活才是她的追求。而白大省的一生也是在不断地寻求，她一直都在追寻自己真正的爱情，都在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西单小六那样的魅力女人，可生活却让她永远只能是那个善良仁义的白大省，她永远无法改变自己。但铁凝的小说却在一定程度上穿越了历史和现实的烟云，达到了人生形而上的境界，这在文学日益走向平庸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背景下，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会发现，铁凝小说的这种追寻意识和悲剧意蕴是有着古典文化的渊源的。我国古代神话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精卫这只小鸟，每天都在为填海而忙碌着，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将大海填平。但仅靠这只柔弱的小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仍然为此而劳作着，努力着。夸父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往前跑，是一定能够追上太阳的，但他怎么可能追得上太阳呢？还有愚公移山的例子，那么大的山，怎么可能夷为平地呢？但精卫、夸父和那位老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勇敢地前行，他们是那么悲壮，又是那么让人佩服。在铁凝小说的人物身上，同样绵延着这种血脉，他们大都是一些特别具有追寻精神的人。有的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奔波，有的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真爱而不断地追寻，有的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有的是为了努力改变自己……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和理想，他们不停地努力着。 二、生命与悲剧的交响乐———《玫瑰门》 铁凝小说中的追寻意识贯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是不仅伴随着悲剧描写，而且超越了悲剧观念。《玫瑰门》中的司猗文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悲剧精神而又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女人。 《玫瑰门》中的司猗文，也是一个不甘平凡的女人。她一生都在为挤入政治的中心而不懈努力着。尽管她一辈子都想摆脱家庭妇女的位置，但她最终还是个家庭妇女，她的一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爱情和婚姻的不幸是造成她悲剧的直接原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使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美好的初恋，违心地嫁入了门当户对的庄家，但等待她的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炼狱般的生活。丈夫庄绍俭从来就没有给过她丝毫的温情和关爱，只是将无尽的屈辱和伤害抛给了她。“他愿意把一切肮脏一古脑都倒给司猗文。在他看来她就是他的垃圾桶，有什么肮脏尽可随意抛掷。”[5]司猗文是个坚强的女人，她尽自己的全力支撑着庄家，但一家之主庄老太爷总是恶语相加，丈夫也始终没有放弃拈花惹草的恶习，她在情感上得不到寄托，精神上也得不到丝毫慰藉。庄家的屈辱生活使她的人格发生了严重的变异，她开始走上了自虐和虐人的变态之路，对她的亲人和社会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她首先选择了庄老太爷作为报复的对象，利用肉体对庄老太爷进行了疯狂的亵渎，报复的快感让她得到了片刻的满足。从此她开始了报复之旅，她将矛头对准了身边的人，包括亲人。她为妹妹出落井下石的假证材料；揭发达先生，嫁祸于人；对儿媳竹西、外孙女苏眉进行变态地盯梢，干涉她们的私生活，嫉妒她们的年轻。在这里，悲剧主人公和悲剧情节被抹上了一层丑的油彩，丑直接作为描写对象加以展示。作家写尽了司猗文的丑态，尽管对司猗文亵渎神圣、伤风败俗的丑陋描写显得多少有些矫情和做作，然而作家似乎别无选择，因为“如果艺术不想单单用片面的方式表现理念，它就不能抛开丑。纯粹的理想向我们揭示的东西无疑是最重要的东西，即美的积极因素。但是，如果要想把具有全部戏剧性深度的心理和自然纳入表现中，就决不能忽视自然界的丑的东西，以及恶的东西和凶恶的东西”[6]。其实，这种丑态已经超越了伦理道德，它是由整个生命意识支撑着的。而司猗文也并不是丑陋不堪的恶俗人物，她应该是那个蓬勃旺盛的，充满着高度力感的，敢生敢死的，敢爱敢恨的狂放酒神式的人物。庄家的屈辱生活不仅激起了她报复的强烈渴望，还激起了她强烈地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她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和社会的认可，为此她一生都在不断的努力着。她一次次地主动出击：解放后，她放下大奶奶的架子，主动与百姓融为一体，她糊纸盒、砸鞋帮、当老妈子，做教师，虽很辛苦，但乐此不疲；“文革”中，看到大字报上没庄家的名儿，抄家没庄家的份儿，为争取到运动的主动权，她主动给小红卫兵写信，恳请他们在方便的时候来没收他们的几间房子和祖上不劳而获的财物。她希望通过革命得到别人的肯定，她以为凭借着自己的坚韧与聪明，能成功地支配自己的命运。但事实并非如此。变态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性、疯狂的行为共同将她推入更大的悲剧之中。正如铁凝所说的那样，“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灵魂的践踏”[7]。也许，这就是她的宿命。 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着重思考的是人本质方面的问题，例如现代人生存的尴尬，生存困境等。正是在这一个层面上，《玫瑰门》与《永远有多远》、《何咪寻爱记》一样，与西方现代哲学达成了精神上的一致，我们可以将其看作生存的悲剧。如果说铁凝的早期小说还没有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那么她的这几部生存悲剧就是对时空的超越，因此也更加强了它的生命力。《何咪寻爱记》中的何咪转了一圈最终又回到生活的原点，白大省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而活，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而司猗文不想成为家庭妇女可她最终还是个家庭妇女，这些都已经脱离开了生活的表面，开始从哲学上思考人生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铁凝的小说具有着一种穿越历史的厚重感。 上述几篇小说，人物的悲剧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诸如《哦，香雪》这样的理想性很强的文字中，也体现出了这种悲剧性。正如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所说的那样，“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小说在表面上写了山里这群女孩子的天真烂漫，但在其中却隐含着悲剧的情怀。他们的希望是那么可怜，只是想得到一个小小的铅笔盒。还有“三垛”中那个让人窒息的“麦秸垛生存方式”，给人的也是难言的隐痛。这里的悲剧是人性的实现与需要之间的冲突，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要求暂时不能实现的冲突。“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的生命、痛苦和欢乐之中，在庄严欢欣之中，谛听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痛苦。”[8] 人生虽然不乏诗意的韵味，但人类生活的悲剧性不能不制约着作家的小说创作。因为人类在以自然和自我为对象的时候，永远处在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之中，永远处在一个巨大的不可战胜之中，正如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它表现了人类永远的不幸。人生是一个悲剧，人永远追求自己的自由，但最终会被大自然，被必然性、被社会、被这个世界吞噬了自己的生命。但人类仍然推动着巨石不断地前进。在铁凝小说的人物身上，留有太多人类悲剧的因子，这是铁凝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人总是试图改变自己却又无法改变自己，想追求自己的梦想却又找不到自己的家，寻找而不见家园的落寞始终困扰着整个身心，挣扎一生仍找不到自己的支撑点和人生位置，体现出一种宿命的情怀。但铁凝始终坚信人生中还是有值得追寻的东西，在她内心深处还仍然有着温情的一面，她坚信人类的精神还是有所依托的，所以她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孕妇和牛》以及《世界》。在这个充满尴尬和悲剧的世界里，还有着让我们留恋和憧憬的东西，有着温馨的所在。也许《世界》里的温馨与美妙只是一场梦，梦醒之后一切还是原样，而《孕妇和牛》也只能是来自作者心中的一片绿洲，但我们又分明从《世界》中那孩子的眼中看见了什么。 二十多年的小说创作，她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创作立场，以她对人类的体贴与爱，关注普通人的心灵，使人在冷彻心扉的世界里感到温暖的力量，受到心灵的温情呵护。在关注人类心灵的同时，铁凝仍在不停地探寻，可以说，铁凝的小说历程，其实就是她不断追寻、不断寻找的心灵历程，孤独而温暖。凭着铁凝对文学的独特信仰与追求，她的文学生命将会更加充实和坚韧。 注释 [1][波兰]奥什若科娃：《论叶什的小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辑》。 [2]铁凝：《何咪儿寻爱记》，《甜蜜的拍打·铁凝小说选》，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3]铁凝：《永远有多远》，《铁凝小说选》，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4][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铁凝：《玫瑰门》，《铁凝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德]罗森克兰兹：《丑的美学》，转引自鲍桑葵《美学史》。 [7]铁凝：《玫瑰门》，《恳谈录》，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 [8]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版。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