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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流逝使人长大,长大却也意味着青春的失落,意味着青春时代的好友的各自东西。普希金诗云:“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诗虽是给奶妈写的,却有更宽泛的感情内容与动情效应。宝玉对于聚散也是敏感的,连一只雀儿也使他思量第二年的花开时节会不会与再度盛开的杏树重聚,这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至少是“连雀鸟”了。说什么黛玉喜散不喜聚,宝玉喜聚不喜散,其实在聚散问题上二人的心情并无区别。黛玉所以不喜聚,是惧怕聚后的散,与其散了难过,不如干脆不聚,倒多了几分彻底。宝玉所以喜聚,是希望长聚不散,长聚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惧怕散。 宝玉的聚到最后一刻的退想有几分浪漫,反映了他的比黛玉好得多的处境,在此种处境中不妨做一厢情愿的随想。第十九回他的下面一段话最为为人熟知: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 一个年轻的孩子,想得这样天真,这样自我中心,却又是这样虚无,这样彻底的绝望,这样彻骨的悲凉,实在是很惊人的。 对于死亡、衰老、离散——中心仍然是死亡——的叹息也可以说是最廉价的、最普通的、最幼稚的一种叹息。在文学作品中,写死的残酷死的恐怖死的不可避免,本来不足为奇,但悟性的一个重要标志、重要内容恰恰是对于死亡的超平本能恐惧的带有穷根究底意味的因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思考。许多宗教教义都是从这个生死问题讲起的,许多哲学学说也偏爱着或者不得不严正地面对着这个生死的问题。贾宝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委实与众俗人不同:不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他并非没有这一面即“混着顽会子”的一面),也不是积德修好求来生的美好;不是求长生,也不是“文死谏、武死战”以个体的拼死来实现自我价值。贾宝玉的思考也与众宗教不同,他不要地狱也不要天堂,毋宁说他相当程度地“唯物”,故而根本不相信不考虑彼岸之事。而这位不但饫甘屡肥、锦衣纨绔而且生活在姐妹群中、独事那么多美丽聪慧的女孩儿的爱慕的天之骄子恰恰对人生的体味是这样痛苦、这样消极、这样绝望。所以死后化灰还不够,而要化烟,风一吹便散。到第三十六回,他进一步说:比如我此时果有造化……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及到“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之后,他进一步叹息说: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 在痛苦的、绝对不希望获得第二次体验的人生之后,是绝对的虚空,也只要绝对的虚空而再不要些许的噣嗦与沾连。茫茫人生苦海中惟一的慰藉便是众人的或各人的眼泪,是女孩子爱自己的真情。陶醉在这样的“情”中,结束痛苦的人生,这就是宝玉的“主义”,这就是宝玉的宗教,这就是宝玉的价值现。从封建正统的价值观念来看,这当然太离经叛道,但从反封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这又算得上什么反封建什么叛道,甚至可以说这又算得上什么思想!这种唯情论和非生命论,不是宗教家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革命家哪怕是改良家的思想观念,不,它根本不能“入流”。它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一种直接的感情反应,或毋宁说这是一种艺术型浪漫型的情调。“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将宝玉归纳于“陶潜、阮籍、嵇康、刘伶……温飞卿、米南宫……泰少游……”之类文人之中,当然是有道理的。 是的,贾宝玉是个感情型的人。正是过分地感情化,形成了他的软弱,没出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也形成了他的“不知乐业”“似傻如狂”。对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家庭境遇给他的一切好处,对于一般人称为地位、享受的这一套,他其实是不重视的,他甚至常常从反面、从消极的方面叹息自己的富贵荣宠。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为他的不知好歹、不知创业的艰难,他的身上不但没有当年荣国公、宁国公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精神,连焦大的对于往昔的光荣历史的珍惜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作他自幼毫不费力地获得的超级物质提供的反效应,视作一种长期过食所引起的缺乏食欲。但从正面来说,这是因为他痛感生命本身的短暂、孤独、虚无,物质获得的超丰富性反衬了突出了他在精神上情感上的空虚和饥渴。所以他迫切地超过一切地需要感情,既需要感情的温暖获得也需要感情的热心奉献。与锦衣玉食相比,感情——爱的生活才是更加真实的生活,更加真实的存在,更加真实的寄托,更加有意义的体验——如果人生一定要找到一点什么意义的话。 原载：《民族文汇》 2006年第11期 原载：《民族文汇》200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