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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近日，知道我要去探访红学泰斗周汝昌，朋友叮嘱我：“别忘了讨要墨宝！他认为自己在书法上的造诣高于对《红楼梦》的研究。4年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写呢。两个放大镜叠在一起凑到眼前，才勉强可以看得见。” 早就知道他眼睛不好，但亲眼见他伏案写作的样子，我还是吓了一跳——折叠桌上摊开一张很大的复印纸，他背着光，拿一支钢笔在上面划拉，墨水已尽却浑然不知。他大小女儿忙完厨房的活儿跑进来：“爸，墨水又没了！”他自嘲地乐开了，十足的一个老小孩。女儿跟我解释：“习惯了，只肯用钢笔。他写东西，跟咱黑着灯写字差不多——墨水没了不知道，两个字或两行字叠在一块不知道，字写到纸外面也不知道。昨天嫌我新买的纸小，可这是能买到的最大的纸了。”我翻开他刚刚“涂鸦”的几张纸，上面的字如同天书，一概看不懂；女儿却能念出来，究竟，她协助父亲做学问有26年了。当我问及周老是否还能借助两个放大镜写大字时，女儿叹口气：“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随着视力进一步变差，这一爱好不得不放弃。否则，现在绝对是丰收期。 时间，竟是如此无情！4年，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说，更有着可怕的意义。这4年，带走了与他相濡以沫62载的老伴，磨损着他残存的视力和听力，夺走了他拿两个放大镜写书法的可怜的情致。当我对着他带有助听器的右耳嚷嚷数遍：“您怎么给曹雪芹过生日？”他思考片刻后答道：“曹雪芹的声音，我想象中的，应该是‘真善美’。”我明白他还是将“生日”听成了“声音”，却不忍打断，任他兀自畅说。 但这4年，也把今年已经89高龄的他推向了一个学术的高峰：出的书越来越多，去年竟然达到9种，今年也不下5、6种。这些书籍大都围绕《红楼梦》，很多学术观点引起了广泛争鸣。当他用意气风发的神色描绘他未来的计划时，我不禁迷惑而震动：大起大落的人生和悲情的红楼究竟如何交织，如何纠缠？当大浪淘沙，归于寂静，这个自笑“耳目俱损”的老人，却又为何心潮翻卷，波澜再起？ 在周老家探访的半天时间里，电话密集作响。全部是媒体打来的，询问的无非是周老近日卷入的一场出版纠纷。小女儿用一律的口吻回答对方：“我们和海燕出版社之间没有外界所传的这些矛盾，一直在按合约办事，请你们不要再去炒作。”挂完电话，她对我摊开双手：“现在不少记者说风就是雨，我们不敢惹。但爸爸对你们文汇报情感非凡，说一定要破个例，接受你的专访。” 说起文汇报北办，周老不大的眼睛睁得溜圆：“还在花市那一带吧？对面是不是重修了明城墙？”他甚至还能不假思考地说出当时驻京记者的所有名字。只是对于此次由忘年交刘心武向媒体抛出的出版纠纷，他却不甚明了。一旁的女儿接过话茬：“这个我来说。他的耳朵、眼睛都不好使，我干脆没把这些烦心事透给他听。” 在她的描述中，整件事情的轮廓渐次清楚——刘心武一直想寻找合意的《红楼梦》版本加以释评，最后选中了周汝昌的新校本。随之，刘与某家出版社达成意向：希望释评和新校本同时在这里出版，读者翻阅两书，可以一目了然。但不巧的是，周汝昌新校的《红楼梦》已在2004年就签给了海燕出版社，合约期为8年。这份合约的第23条写明：假如第三方要参与出版，须经得海燕出版社的同意，同时把稿酬的50%让给海燕出版社。为了进一步扩大新校本的影响力，周汝昌女儿在询问父亲意见之后，按此条文与海燕社多次商谈，海燕社最后作出认可。还未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心武，刘就在8月中旬对媒体表示了对海燕社不能愉快答应让第三方参与出版的意见。一时间，以“刘心武痛斥无良出版社”为标题的新闻随处可见，文中的某些提法与事实不符：说什么周汝昌私自毁约；又说周汝昌即使愿意将版税拱手相送，海燕社也不答应……海燕社和周老家被搞得非常被动。但媒体似乎并不罢休，这些天将周老家的电话打爆了。 整个过程，因涉及到周老，不得不作如上交代。但这却是一条路，意外地引领我，探知到这位红学泰斗的新知近悟。看着他手舞足蹈谈论心爱的红学，我庆幸这一次的探访。真的，它打破了我之前关于如何撰文的设想，只求急急绘下“老树新葩”，这些带着露珠儿的红学思想。 高鹗歪曲曹雪芹？ 对于“新校本”之称，周汝昌有所顾虑：“为了称呼方便，这样叫似乎没什么不妥。但近些年来包括以后，还有不同的专家出版他们各自校对的本子。假如把我校对的《红楼梦》说成新校本，那他们的呢？难道就不新吗？所以，我倾向于把我的这个本子叫‘石头记会真简本’。” “会真”之说，在于由周校对的《红楼梦》建立在10多个不同版本的“石头记”之上。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没写完就去世了，留下的是一个只有80回的残本“石头记”，经人传抄，流传了各种不同的版本。目前，大众普遍阅读的是高鹗续写后40回的程高本(包括程甲本和程乙本)。但到底哪个版本最接近曹雪芹原著，依旧是红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刘心武对周汝昌新校的这个版本评价极高，认为这是最接近曹雪芹原意的本子。周汝昌谈起这本集合他、四哥及女儿两代人近60年之力的新校《红楼梦》，同样满腹感慨：“我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还原曹雪芹的笔墨。” 那么，到底有什么依据，可以用来佐证这是一本最符合曹雪芹本意的《红楼梦》呢？周老自称，为了校对《红楼梦》，他阅尽了上千本红学专著，对10多个版本的“石头记”更是逐字逐句研究，然后选择一个最符合曹雪芹笔墨、性格和时代特点的表述。经过比对，他发现最流行的程乙本与《红楼梦》的真容相去甚远。“曹雪芹埋下了很多线索，受乾隆、和珅之命的高鹗不能一一续上，竟然按照乾隆、和珅的意图对曹雪芹原著针锋相对地加以篡改！以至程乙本之中，零碎的字句不计其数。”周汝昌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如花袭人，读者看了程乙本，普遍讨厌她。但这不是曹雪芹的本意，而是高鹗的意思。” “高鹗歪曲了曹雪芹。你要看《红楼梦》，是看曹雪芹的呢，还是看高鹗的？”为此，周汝昌校对《红楼梦》时，干脆不去理会由高鹗续写的40回。“我宁可让读者感觉到这是一个缺陷——我看到这儿怎么就没了呢？那也没有办法，曹雪芹的《红楼梦》，客观事实就这么多。” 谁续写后40回？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心语。周汝昌以“解味道人”自称，显然是认为自己知道红楼之真味，可以作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于是，我干脆单刀直入地问他：“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续写《红楼梦》的后40回？” 周汝昌哈哈大笑起来：“又出现了一个劝说的人！”他说，20多年来，不断有人提出此建议，认为他是续补红楼最可能的人选。他坦言：“我被大家鼓动得很动心，但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您小时候就被大人称作‘神童’，又研究了60年的《红楼梦》，完全有资格去尝试的。” “可曹雪芹是‘圣童’，我还差他一大截。” 固然，曹雪芹的禀赋是独一无二的，但痴醉红楼的周汝昌，却牵出一段佳话。那是1970年，周汝昌从干校调回北京后，为曹雪芹连一首诗也未能流传至今而无限惋惜。忽然想到雪芹为他的好友敦诚曾题写《琵琶行传奇》，只剩下末尾二句，就异想天开斗胆续补，一共试补了三首，后来其中一首传了出去，竟使一位红学家认定是雪芹原作，险些闹出大笑话。 但不管怎么说，周汝昌还是过了一回瘾：试补了“芙蓉诔”之后的两回：“清虚观灵玉消冤疾，水仙庵双冢报芳情”和“赖尚荣官园重设宴，贾雨村王府再求荣”。并于去年修改增订重新推出了《红楼真梦》一书，分析曹雪芹原著中的各种伏笔、暗示，对80回后的故事脉络和人物命运一一推测、交代。比如，在周的设想下，黛玉是在赵姨娘暗使假药、令她病愈无望，且又听说宝玉面临冤狱的情况下投河自尽的。临终遗言，让宝玉答应与宝钗的婚事。这既是为了宝玉的安全与幸福，也同时洗清了被奸人扣上的“与宝玉有了不才之事”的冤屈辱垢。周老认为，黛玉的自沉命尽，正是“飞花逐水流”、“花落水流红”这些诗句所预兆的归宿。 “至于到底由谁去重新续补后面的40回，那还是留给与雪芹的禀赋更接近的后来人吧。”周汝昌珍藏内心的，不是痴迷后的冲动，而是一种恬淡与享受，正如他所著的《周汝昌梦解红楼》一书的封底诗：“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细参商。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在央视“百家讲坛”和“大家”栏目做节目时，主持人问周汝昌，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怎么排解？他回答：回到《红楼梦》里边去，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道理，悟到了这些道理，你就明白，烦恼是很低级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更高等的精神追求。 但并非从一开始，他就对《红楼梦》有此估价。“30岁的时候，我也只把它当小说看；而一旦进入学术研究的深度，我对《红楼梦》的估价就变了，它不仅仅是小说，而是跟清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密切联系，且拥有自己的个性。” 上个世纪60年代，对《红楼梦》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评价——“百科全书”。“如此评价固然没错，但‘百科全书’给人的感觉是固定了的知识，一条一条地摆摊子罗列，谁也不挨谁。”在周汝昌看来，《红楼梦》包含的知识却是交错渗透的，说尽了哲学、诗词、剧本、音乐、绘画、礼仪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知识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有机的整体，当今的任何一个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都能在书中找到侧影。 由此，周汝昌提出一个颇为大胆的理念：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对于大众如何追随当今的国学热潮流，周汝昌有个别出心裁的建议：“我并不赞成从《论语》、《孟子》和先秦诸子的书开始，那些书艰深、难读得很，轻易把兴致给破坏掉；不如从《红楼梦》入手，自然就能接触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然后再通过《红楼梦》往上追溯。”他将这一方法称作“倒食甘蔗，渐入佳境”。 “瞎聋”学人“看”书全靠女儿念 尽管视力极差,周汝昌却不愿意走口述的“捷径”：“怎么说就怎么记,那是白话,不是文。”对当年他与胡适先生关于“白话文”的争执，老人记忆犹新。在他看来,书面语的音韵美,是口语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老人更愿意享受那种“扑在纸上的感觉”。 但这一坚持也带给他无数麻烦，甚至招来了某些恶意攻击。比如，他“看”书全靠女儿念给他听，但由于耳朵也不太好使，阅读量在近年来变得比较有限，写文章的时候只能尽量凭借记忆，一不小心，就会把李白的诗记成杜甫的；再比如，他在复印纸上写“康熙三十九年”，把两横写在了一处，女儿在电脑上整理时，打字就打成了“康熙二十九年”……如此一来，有些读者不干了，骂“周汝昌不懂历史”，“他是不是老糊涂了”，更有某些人围绕周汝昌写过的关于史湘云的随笔，散布“周汝昌暗恋史湘云”之说。周老的女儿说：“我们理解读者，但他们实在不知道我父亲的实际情况。”周汝昌本人也不太回应这些恶意的声音，因为，“大部分读者是很善意的，我这里天天能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感谢我的书给了他们欢乐和思考。”偶然，他的眉宇之间也会浮上转瞬即逝的淡淡忧伤：“唉，我这样做学问太累了，有谁知道我的苦啊！” 不愿纳入红学界 周汝昌打小患有中耳炎；20多岁起，听力逐渐丧失；1954年的一场雷雨，加重病症。如今，若要重提失聪的原因，老人却更愿意讲述“雷雨”的那一段：“我住北京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一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站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如此绘声绘色、幽默风趣，令原本带有悲剧色彩的一件事情呈现出喜剧效果。 而谈到目盲的原因，周汝昌同样也满怀感念：“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 如此遭遇，换作常人，坦然处之都难，周汝昌却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引用老子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但这并不等于心死，“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常年来，周汝昌不愿意将自己纳入红学界：“红学界的人事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介老书生，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其中的利害关系，又何必在那方面花费精力呢！”他早早离开了红楼梦研究所，20年来关起门做学问。但对于学术上的争鸣，他却非常喜欢，主张互相拿出过硬的东西来说服对方。 悲情红楼六十载 从孩提时代似懂非懂地看过母亲收藏的日本版“石头记”，周汝昌就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人家都说，曹雪芹著红，用尽十年辛劳，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如今，周汝昌研红，用尽60载光阴，斗转星移，初衷不改。尽管悲情的红楼令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由红到黑，又由黑到红，但回望这大半辈子与《红楼梦》的纠缠，周汝昌只道了三个字：“太好了！” 周汝昌真正走上研红之路，则始于1947年。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读“亚东”版《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时，注重到胡适先生谈到自己手中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觅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就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大图书馆一查，居然一索即得，随后据此撰写了一篇关于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文章，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后，胡适先生即回信切磋。1948年6月末的一天，周汝昌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胡宅造访，胡适先生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周汝昌手，后又托孙楷第教授把他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带给了还是大学生的周汝昌。正是由于这段因缘，1948年，周汝昌主体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版三次，当年的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册。 因为这部书的成功，周汝昌得以由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调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由“红”变“黑”，1968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后由于周总理的非凡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早年爱好广泛，曲艺、器乐、影视、书法，兼有涉足且颇有成就。后因听力、视力所限，不得不一一放弃，这种“腾”出来的热情干脆一股脑儿放在了对《红楼梦》的研究上。如今，在常人认为就快油枯灯尽的89高龄，周汝昌却著书立作，兴致犹酣，以其难以置信的爆发力，捧出一部部令年轻学者都望尘莫及的学术成果。 我也许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那您怕死吗？”周汝昌毫不避讳：“季羡林老先生是我国一流的大学者，他说过，一个人不要去想明天还能不能活，而是要去想明天我还要做哪些事情。我认为，假如强求生命的延续，而没有精神的享受，那不是真长寿。我现在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这些事情别人代替不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 周老与我的交流，可谓名副其实的“近距离”：把两张椅子靠在一处，膝盖相抵，我的嘴巴对准他依靠助听器才有微弱听力的右耳。或许是他想用同样微弱的视力捕捉我的神情，或是因为自己听力的问题而想象我是不是也会听不清楚，他挺直了腰板，探着脑袋，挨我很近。 他讲话时的表情极其生动，手势也极其丰富，他的女儿在一旁给我们屡屡按下快门。当我后来整理照片的时候，根据这些被凝固下来的表情和手势，他的情绪可以被一一还原。我想起他带着猜谜般诡秘的神色问我：“你判定一下，我是个乐天派呢？还是一个整天愁眉苦脸、自怨自艾的人啊？”我说，当然是前者。他调皮而骄傲地乐开了。这个问题，显然是个带有“领赏”意图的问题，而他所倾心的奖励，只是这样一句“乐天派”，好让我们领会到《红楼梦》给他带来的乐趣。 虽说眼睛和耳朵都不顶事儿，他却也不闲着：一会儿探着手在桌上乱摸一气，抓上一个杯子就招呼：“你喝水。”一会儿使唤他女儿：“送她一本《红楼真梦》。”一会又趴在桌上，摊开书给我签名留念。 已经89高龄的他经常在小区里打打太极拳，其思路和精气神确实好得出乎意料。他女儿告诉我：“爸一天伏案三次。早上起床后，把昨晚临睡前想的东西记下来；下午午休后，写一会；晚上吃完晚饭，则是写作的黄金时段。状态好的时候，一天写5、6个小时不成问题。”而且，周老还拥有一个让人自叹弗如的本事，几个稿子可以穿插着写。这天就3篇一同来：一是继续写红学的另一部作品，其间又给朋友写了一篇序，还完成一篇海外的约稿。 在古典文学名著中，写“女儿”和写男人的代表作分别是《红楼梦》和《水浒》。谈论这两部书的时候，周汝昌嘣出一句：“《红楼梦》中的12金钗，完全顶得上站成9排的梁山好汉。”我一愣，这才联想到“12×9=108”的算术等式，不禁哑然失笑。 原载：《文汇报》2006年9月11日 原载：《文汇报》2006年9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