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成功、金钱和地位只体现人生追求的表层价值，人生在世是幸福与满足，最终要看他的精神世界是否富有。周先生身材不算高，衣着简朴，上身穿一件极为普通的灰色布料夹克衫，兰裤子，黑布中式鞋，头戴一顶兰色小帽，看上去与老工人别无二致，是个地道的不修边幅的人。他居住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旧桌子，一张床和几个书架，地上堆放着一摞一摞的书、报纸和信件，十分满当。由于光线不好和地方窄小，写作时多半是把圆型饭桌支在餐厅窗户底下工作，办公条件极差。然而，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精神却是那么富有和高尚。仅以红学研究而言，他追求和研究的着眼点并非是一般小说文艺的讨论和研究，而在于中华大文化的学术事业，目的是要介绍这类西方所未知的宝贵文化，使中华文化弘扬于环球异域。所以，他以高层建瓴的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对《红楼梦》和“红学”进行整体性研究。在每个选题上都在占有充分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发人深思、启人心扉的真知灼见，从而登上红学研究的顶峰。他从不以生活简朴为憾，而以知识富有充实为幸事。他学的是西语，本业是翻译，却广涉史学、文学、诗词、书法，还爱好国粹京剧。可谓集多学于一身、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没有万贯家资却有万卷诗书，他的学友同好遍天下。
     其五， 扶正鞭邪 爱憎分明。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正派学人藐视权贵，同情弱小，扶植新生的思想，爱憎分明的性格，在周汝昌先生身上充分地体现着。近些年，由于社会风气的嬗变，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和事，在学术界也时有发生，学霸习气、庸俗作风又有抬头。有的人以“权力”“地位”干预学术研究，利用所控制的组织和刊物进行非难或非学术的人身攻击。对于这些周先生深恶痛绝，非但不怕、不退却，相反迎刃而上，仗义直言，用正义之剑、真理之声予以批驳、申斥、为净化学术环境创造健康、兴旺、和谐、进步的学术氛围而斗争。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运用个人的才智和影响支持、培育、扶植新秀。由于眼疾和年龄关系，他看书、写字都很困难，主要是靠子女的协助。但他仍然坚持听阅学友，特别是后生们给他的信稿，并努力做到回音、回信。据我所知王畅就保存着周先生一百多封这类信件。周先生的文稿不只在国家级公开报刊上发表，还有意寄给一些并不出名甚或还是内刊的《红楼》和一些学报，借以为小人物，小报刊争名争位，扶植他们茁壮成长。从他身上每每能感悟到学者所具有的品德、修养和气质，看到、学到不少难能可贵的东西，高尚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惠及一生。 
    周汝昌先生得知该文后，2002年8月4日八十三岁高龄的他，在眼疾耳背的状况下，竟亲笔用八开白纸，钢笔竖写2至2.5公分大小、行距足有两公分（笔画与笔画、有的字与字竟错位相叠）题诗寄我。诗道：
    知我何真切，德言感枉加。君名借嘉义，余幸焕春华。
    古侠思燕赵，新庄念石家。相期瀹清茗，不第话桑麻。
    兴许还是缘，2002年9月4日午饭时分，我刚打开电视拧到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节目，一个熟悉的面孔突然跃入我的眼簾。定晴一看，却是周汝昌老先生正在演讲《唐诗宋词鉴赏》。那谈笑风生的场景，那一语破的的卓识，那诙谐昂扬的声调，着实引人入胜，尤令我惊喜。惊喜的是：8月4日他刚给我题的那首诗的书写状况，和8月5日我给他打过去的一个电话。电话是他女儿接的，说：“我父亲已不能接电话啦……。”连电话都不能接啦，故在我的恼海中形成他老态龙钟、举步维艰、精神衰竭已是身不由己啦。而影屏上的他竟然谈笑风生、精神极佳，出语惊人，那“雄姿英发，谈笑间强虏灰飞煙灭”的气势，简直令我不敢相信。与头脑中的阴影相比，怎不令我惊喜呢！
    或许，此片拍得稍早一些，即使这样，依然令我喜出望外，深以为幸。我屏息聆听着他的讲演，回味着主持人的介绍：“今天请来的是国宝级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周汝昌先生……。” 当天下午4点45分我又收看了重播，9月11日特意收看了下集。讲授虽然结隶，但“国宝”两字却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不曾“灰飞煙灭”。“国宝”的含义，主持人自有所指，人们也自会各有所思。而我则反复揣掂着“国宝”的价值和份量，体察着它的内涵。终于若有所悟—在我看来“国宝”之真谛对周先生而言可概括为：成就博大精深，人品德高望重，事业国色天香，学术独具一格。主持人介绍周老系中国艺术学院研究员、资深学者、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专家人称泰斗，他的书法作品也独具一格。如此集诸多学识学衔殊荣于一身，岂非国宝！
    2002年10月24日，有感于周老的身世经历和成就，特别是他对当代和后人的启迪作用，兼及他的身体状况，又给周汝昌先生去的信建议並拟写《周汝昌评传》。信中写道：
    “自9月4日和11日，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节目看过您“唐宋诗词鉴赏”讲座之后，心里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对于您的功绩、治学、为人和品德等均倍加崇敬，虽写了那篇《学者风范励后人》仍觉意犹未尽，想再写点东西，从更深、更高层次进行挖掘和评述一下您的功德，题目拟作《感悟“国宝”周汝昌》。为此，我翻阅了我这里原有的单行本《红楼梦新证》、《恭王府考》和后来华艺出版出版的六部书中，所有的前言、序，后记等。此外，还查阅了《红楼梦大辞典》有关您的辞条，以及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编辑的《曹雪芹研究》上，您在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两篇讲话。通过此番研学，虽较前又有所获，但仍感欠缺对您较为系统的了解，特别是您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活动中，发生的那些具体、生动、感人的情景。故去此信看看您可否再提供一些，那怕是别人或您子女整理的有关材料也好。若有，望予支持以便玉成此事。
    此外，我觉得还应有一部《周汝昌评传》问世，不知您的子女、亲朋好友是否已在做此工作。希望尽快有这样一部书，作为一部学者传记流传於世，成为对您永久的纪念。请您不要把这视为个人的私事，而要当作对社会，对学界和后人留下的一份珍重的文化精神财富和宝贵遗产去对待，认真关注之。此书最好能经您亲自审阅把关，使之切合您的本色、本意。至于何时出版可另作别论。现在出更好，以后出也可，总之一定要出来才是。别不赘言。”
    2002年10月27日周汝昌就编写《周汝昌评传》给我复信：
    “焕春乡友：
    来信一片无私的深情厚意令我感激不已，材料太多太零散，提供非易，又因老伴弃世，诸事繁乱，一时甚难顾及。今为应需，暂可如下试行：你亲询邢台师专的乔福锦先生，邯郸峰峰矿区的侯迁臻先生（曲区国税局周玉梅引领，是其妻子）。从二人可借部分书刋，尤其听面谈，因谁也无力写这种“长信”！你们交换意见，也许得一初步共识。切切难以面叙，见谅。
    迎春纳福
    盲者  周汝昌
    壬午九月廿二
    最近的两种新书受欢迎，也重要：《红楼小讲》、二、《天·地·人·我》，皆北京出版社印行。你可邮购或托人代觅。各大书店皆能有之（列为顺畅销书之榜首）。又及”
    此后，因事务缠身和与相关人异地而居联系不便未及时进行。心想稍松闲点了再做此事，未料如今周老辞世离我而去竟成永诀，岂不可惜痛哉！无可奈何权以此文谢罪于地下之师友！
    附件：
    1、出席1998年会议与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祠的三人合影
    2、出席1998年会议与周汝昌先生在梅园的集体合影
    
    3、周汝昌先生给王焕春复信的手迹
    
    
    4、作者简介
    学  者  风  范  励  后  人
    ——红学大师周汝昌侧记
     王 焕 春
       
    转眼间，由中央﹑省﹑市和曹雪芹祖籍河北省丰润县13个单位联合举办的“1998北京全国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周汝昌先生《红学精品集》首发式﹑周汝昌先生80华诞﹑周汝昌先生研红50周年纪念大会”过去已半年多了。回想那次大会的盛况﹑会议的气氛和来自全国各地二百多位红学专家﹑学者﹑爱好者的精神风貌，依然在目。其昭示出红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令人鼓舞，令人振奋，使与会者充满了希望，坚定了红学和曹学研究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信念。如此团结之会﹑鼓劲之会﹑誓师之会，必将成为学术研究的典范．每思及此，那剪彩的热烈﹑会议的和谐﹑发言的踊跃，以及参观﹑照像﹑题诗留墨等情景，便浮现出来，使我倍感亲切和留恋。然而，令我最难忘怀和受益终身的则是会议中心人物－周汝昌先生的学者风范。
    平易近人
    周汝昌先生是当今我国红学研究的大师，著作等身，被国外誉为“红色中国的石头学者”。他身为中国艺术学研究员﹑教授，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与周先生素不相识，平素无交，这次大会是第一次见面。原以为如此高级人物“往来无白丁”，一定不好接近。事实竟出乎意料。11月19日上午九时，大会开幕的剪彩仪式在北普陀影视城曹雪芹祠庙举行。会场鼓乐喧天，人潮涌动，气氛异常热烈。有人指着走近的身材虽不算魁伟但却十分精神，面容清瘦却谈笑风生的长者说：“那就是周汝昌。”此时此刻，我不由地萌发了与周老合个影的念头。转念一想：我与他素不相识，周老愿意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请王畅同志代为言及。岂料周老欣然同意，当即让家人搀扶着站到我与王畅中间。先是叫他的儿子，后来由另一位同志给我们拍照。在我们之后，又有一些新老朋友、学友与之合影，他都愉快地恭候。此时，我真的体验到“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意味。他这种平易近人，视学人如故交的举止和神态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而亲近的印象。参观时，我等结伴相随，边走边看边听，有时周老还主动为人们做讲解，丝毫没有学者、大人物的架子和派头，让你如同与家人或老熟人外出浏览参观一样轻松愉快。就是会后大家合影，他也仅仅是在人们的推崇下，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坐在中间，众人则随意落坐排列，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孔雀开屏的场面。这与其它会议和场合那种按等级行止，对号入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的心情和神态自然也绝然不同。整个会议自始至终，周老都不曾追求那种形式上的高贵和显赫，但他那随和、随便、平易近人的作风，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愈加高大和深刻。
     敢为天下先
    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多种原因，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与交往。先两岸终究要统一。这就需要有人去“探险”，去当先行者。当仁不让，敢为天下先，周老在这方面也令我钦佩。从会议发言中得知：周先生作为红学研究的学者，1980年首次出国赴美参加“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复杂严峻，人们余悸未消，涉及外事活动十分谨慎，不敢轻易活动和发言。他却不然，果敢从容地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发表了广播讲话，使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使《红楼梦》成了海内外华人文化感情的纽带。他还真诚地称赞受到与会人  难却表现得宽容、大方、温和的台湾红学家潘重规先生，具有“中国学者的风度”。潘先生倍受感动，找到他，拉着他的手与之合影，十分激动地说：“周先生的赞语，比在大学给我的学位还光荣。”从此，与台湾红学家建立了学谊。就在那次会上，美国前教授Miller称周汝昌先生为“红色中国的石头学者”。《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刊发了照片消息，首次标出：这是两岸红学家的聚首-含有开辟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矢志不移
    周老早年在南开中学上学时,就与同窗好友黄裳谈论《红楼梦》：“现在开始，学好英文，要把这个书”译出来传流世界。”他还创了英文名词“红学”(Redology)，意欲载入牛津字典。后来入读燕京大学西语系，初衷不改，积极创造条件着手英译《红楼梦》。1947年第一篇论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发表。1953年论著《红楼梦新证》出版。1964年完成《曹雪芹》一书。文革后，已逾花甲的周先生相继出版了《恭王府考》、《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历程》、《曹雪芹新传》、《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艺术》等一系列专著，以及《献芹集》、《胭脂米传奇》等文集。总之，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未离开红学研究，始终“为芹辛苦见平生”。他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红学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曾一度双目患黄斑部扎破，视网膜脱离，到了完全无法工作的境地，仍让子女协助着坚持红学研究和著书立说。他忠于事业，毕生追求，矢志不移，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令人感动，必将成为激励后贤的精神支柱。
    成功不居
    周老在大会第一次发言，第一句就说：“各位学长、学友，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单位，包括中央统战部、各学院、研究院、文化团体、学会等处，给我这样多的荣誉，使我深为感动和激动。这样高的荣誉，我何以克当。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这实际是我中华伟大文星曹雪芹的荣誉赐与。”他嗓音清亮，语调真切，毫无一丝做作之态。他这种绝不贪天之功，念念不忘他人的品格，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他真诚感谢每一位帮助过他的亲朋故友，指正和补充缺憾的学友、读者、出版社、编辑，乃至排字工人。他在《红楼梦新证》(增钉本)《写在卷头》的话中说：“有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千千万万的工人-木匠们、瓦匠们、画家们…排字工人们-终其身至辛至苦的劳动，都是为了要满足艺术上的需要。’排这个东西的工人们，等于一字挨一句，一点挨一线地把我这拙陋的稿本重新用铅块再‘写’一遍，所费的精力，实在不下于我用笔草创。我要特别感谢他们。”他还在“后记”中写道：“全国无数读者对我表示同情、支持、勉励，而且能对我的处境和困难有所体察和理解。多年以来，我能在红学研究这一方面坚持下来，是这些各行各业，各种年龄身份的读者给了我精神力量。说真的，我内心感激他们超过了感激其它的援助。他们的一些话语，常常使我阅之目眶潮润。”正是他这种知恩必报的品德和为人处世的态度，才赢得了更多人的协助，才得成其大。周先生交谊之道和成功不居的思想我将恪守始终。
        追求高尚
    

有人说：成功、金钱和地位只体现人生追求的表层价值，人生在世是幸福与满足，最终要看他的精神世界是否富有。周先生身材不算万高，衣着简朴，上身穿一件极为普通的灰色布料夹克衫，兰裤子，黑布中式鞋，头戴一顶兰色小帽，看上去与老工人别无二致，是个地道的不修边幅的人。
    他居住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旧桌子，一张床和几个书架床，地上堆放着一摞一摞的书、报纸和信件，十分满当。由于光线不好和地方窄小，写作时他多半是把圆型饭桌支在餐厅窗户底下工作，办公条件极差。然而，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精神却是那么富有和高尚。仅以红学研究而言，他追求和研究的着眼点并非是一般小说文艺的讨论和研究，而在于中华大文化的学术事业，目的是要介绍这类西方所未知的宝贵文化。使中华文化弘扬于环球异域。所以，他以高层建瓴的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对《红楼梦》和“红学”进行整体性研究。在每个选题上都在占有充分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发人深思、启人心扉的真知灼见，从而登上红学研究的顶峰。他从不以生活简朴为憾，而以知识富有充实为幸事。他学的是西语，本业是翻译，却广涉史学、文学、诗词、书法，还爱好国粹-京剧。可谓集多学于一身、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没有万贯家资却有万卷诗书。他的学友同好遍天下。
       扶正鞭邪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正派学人藐视权贵，同情弱小，扶植新生的思想，爱憎分明的性格，在周汝昌先生身上也有充分的显现。近些年来，由于社会风气的嬗变，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和事，在学术界也时有发生。学霸习气、庸俗作风又有抬头。有的人以“权力”“地位”干预学术研究，利用他所控制的组织和刊物进行非难或非学术的人身攻击。对于这些，周先生深恶痛绝，非但不怕、不退却，相反迎刃而上，仗义直言，用正义之剑、真理之声予以批驳、申斥、为净化学术环境创造健康、兴旺、和谐、进步的学术氛围而斗争。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运用个人的才智和影响支持、培育、扶植新秀。由于眼疾和年龄关系，他现在看书、写字都很困难，主要是靠子女的协助。但他仍然坚持听阅学友，特别是后生们给他的信稿，并努力做到回音、回信。仅王畅就保存着周先生一百多封这类信件。周先生的文稿不只在国家级公开报刊上发表，还有意寄给一些并不出名甚或还是内刊的《红楼》和一些学报，借以为小人物，小报刊争名争位，扶植他们茁壮成长。这次会议仅开了几天，与周先生仅见了几面，但从他身上感悟到了作为一名学者应具有的品德、修养和气质，看到、学到了不少难能可贵的东西，特别是他高尚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必将惠及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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