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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湘莲是曹雪芹以大匠运斤的功力，几斧子砍出来的奇男子形象。虽着墨不多，但在全书中却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作用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此前，论者对这一人物评价偏低，且多有误解之处，故本文拟将其置于传统文化背景上，置于整体形象系列中，进一步探索其人生悲剧的独特性及其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蕴的丰厚性，从而诠解《红楼梦》 艺术文化的奥秘。 一 曹雪芹出于整体艺术构思的需要，以横断面剖示与纵切面追踪交错叠印的艺术展现方式，在家世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这三个层面上，粗线条地勾画出柳湘莲人生悲剧的嬗变过程。 1 ．世家子弟变平民一一“父母早丧”的家世悲剧。柳湘莲在第47 回方才飘然而至，一亮相，作者便对他作了纵向追踪性的聚焦式特写：“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这种出场定型的人物描写方法，显然是受源于史传文学的《三国演义》 、《 水浒传》 等名著的影响（刘备、宋江等人物出场后，都有这样一段出场定型的特写），目的是对人物的家世、性格等方面进行概括式的介绍，使读者对人物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而作者在这里首先强调的就是其家世的悲剧。“父母早丧”乃人生第一阶段的最大悲剧，俗语便有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男人三大不幸之说。而柳湘莲却是父母皆丧的双重不幸。这种不幸，带来了家世的沦落，他便由世家子弟一下子被抛到平民阶层。这种不幸，自然会在他心灵深处罩上浓重的暗影，影响到他思想性格的形成。这种不幸，也使他过早地失去了父母的指导和约束，他才敢“无所不为”。这就为其性格悲剧埋下了伏笔。 2 ．一箫一剑平生意——“素性爽侠”的性格悲剧。在柳湘莲的思想性格中，有两点是相当突出的：一是“素性爽侠”, “酷好耍枪舞剑”；二是“吹笛弹筝”, “最喜串戏”。借用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的诗句，恰好能概括柳湘莲平生追求之所在。这两点性格特征相辅相承，决定着他的人生方式，影响着其人生轨迹的走向，也在主观上对其人生悲剧起着催化的作用。 柳湘莲“素性爽侠”的性格，有天赋禀性的因素，也有后天侠文化的熏陶影响。在他身上，隐约可见司马迁在《游侠列传》 中所塑造的布衣闾巷之侠的矫健身影。他“读书不成”是因其思想不在书而在剑，这里似也可窥见《 史记》 中项羽“学书不成”的影子。“爽侠”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性格，决定他选取了“萍踪浪迹”型的人生方式。他仗剑行侠，笑傲江湖，浪迹天涯，自然洒脱，不慕权钱，清高脱俗。这里也似乎印有“仗剑去国”的李白等侠义士人的性格痕迹。作者一再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凸现其这一特点：贾宝玉说他：“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贾琏也两次说他“萍踪浪迹”。他自己对宝玉讲：“你知道我一贫如洗，家里是没的积聚，纵有几个钱来，随手就光的。”“爽侠”的性格又必然带来他豪迈刚烈、嫉恶如仇的特点。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心灵中容不下尘埃，一听薛蟠乱嚷乱叫，便“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为维护人格尊严，他抡拳痛打了好男色的薛蟠，这就带来了他“惧祸走他乡”的人生悲剧，这也就使其人生历程蒙上了一层性格悲剧的色彩。 柳湘莲“最喜串戏”的人生趣味，也与其天赋才能有关。他天赋好，“生得又美”；悟性高，“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多才多艺。在他身上，又似可看到柳永、关汉卿等士人的影子。作者一再强调：“他最喜串戏，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 “不知他身分的人，却误认作优伶一类。”这说明他客串戏剧已达到专业演员的水平。而别于优伶则在于，他串戏不是赖以谋生，而是作为其潇洒人生的生活内容之一，是淘汰了功利杂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追求，是其它方式所无法取代的人生乐趣。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① 可见，“乐之”是行事的终极目的与最高境界，柳湘莲串戏的目的即是如此。他叛逆了以读书仕进为高尚、以优伶演艺为卑贱的传统价值观，开拓了其人生的广阔领域，具有着特殊的审美价值，类似于席勒所说的“超越于任何目的的束缚而飞翔于美的崇高的王国。”② 但在作者笔下，这种人生趣味不仅招致众口非议，被“误认作优伶一类”，而且还引来薛蟠的侮辱。柳湘莲在欲“回避”, “忍了又忍”仍无法摆脱被侮辱的情境下，设计痛打了薛蟠，之后，面对悬殊的力量对比，为了防止其凶狠报复，他也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走了之。以上从主观因素着眼视之，故可曰是性格悲剧，若从客观角度究其实质，其更深层次还是社会悲剧。 3 ．冷面冷心热在情——“万根皆削”的社会悲剧。柳湘莲虽选择了“萍踪浪迹”的生活方式，虽有“眠花卧柳”的感情经历，虽冷面冷心向世界，但在其心灵深处，仍有真正爱情的渴望，有至情至性的追求，有美满家庭的理想。他自言“我本有愿，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就是这种心态与理想的坦直表露。他以“传代之宝”鸳鸯剑为定情之物，也有力说明他对与尤三姐婚姻的格外珍视，透露出他对美满婚姻的满腔热情。但作者笔下的封建末世已不可能容许这对叛逆者美满婚姻的实现，当柳湘莲得知尤三姐的身世，说出“我不做这剩王八”的绝决之辞后，他与尤三姐的旷世爱情也只能是悲剧，别无选择了。正是这“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的惨烈爱情悲剧，才使他终于警醒，从而完成了其人生悲剧的最后一环——出世入道。这正是“别我不知何处去，黄昏风雨黑如馨。”③ 黑暗的社会现实已不容柳湘莲立足于世，因此，他只有遁入空门之一途了。他的彻底出世，表现出他对这个社会的彻底绝望，是“冷面冷心”最激烈的终极外现，但这种无情之冷中又蕴含着至情之热，正如脂砚斋所说：“湘莲万根皆削是无情，乃是至情。”（第六十六回回首总批）这正是具有辩证眼光的切中肯綮之论。 凡此可见，柳湘莲人生悲剧的最深层次仍在于社会悲剧。其出家入道固然是其人生悲剧的最终解脱，但反过来恰好证明了其人生悲剧的无比深重性和无法摆脱性。 二 从《 红楼梦》 多义性的主题着眼反观柳湘莲的人生悲剧，便可立体全面地透视其在全书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和艺术价值。 展示贾宝玉叛逆性的人生道路，是《 红楼梦》 的主旨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柳湘莲形象的艺术作用，主要在于铺垫衬托，异同对比，从而在更高层次上突出贾宝玉的形象，进而凸现全书的主旨。从总体上看，湘莲与宝玉是同中有异的两个旷世奇男子。二人同为叛逆者，同为出世人，同为奇才俊杰，同为逸士真人。同中见出正衬关系，水涨船高，相得益彰，与贾政、贾雨村等假士俗人构成美丑的鲜明对比。二人之异在于：一贫一富，一刚一柔，一武一文，一剑一书，一剧一诗，一冷一热，异中见出互补关系，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从不同角度体现着作者的男性美理想。就冷热说，柳湘莲是冷眼看世界，“最是冷面冷心”，但冷中也有热，经常照看秦钟的孤坟是冷中之热，“眠花卧柳”也是冷中之热，“最喜串戏”还是冷中之热，钟情尤三姐更是冷中之热。而热极又归于极冷，导致“冷二郎一冷入空门”。相比之下，贾宝玉是热情护众花，“爱博而心劳”，但热中也有冷，因湘云说“混帐话”而下逐客令是热中之冷，批评宝钗“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也是热中之冷，对元春的晋封与加封“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还是热中之冷，最后“悬崖撒手”, “弃而为僧”，更是热极而归于极冷，亦与柳湘莲形异而质同，殊途而同归了。 从人生道路这个角度看，柳湘莲的人生悲剧对贾宝玉有铺垫、启迪和引导等艺术作用。这又具体表现在生活方式和人生归宿两个方面。从生活方式说，贾宝玉对柳湘莲“萍踪浪迹”侠而隐者的生活方式十分钦羡，引为自己走叛逆道路的千古知音，因此，一见如故，把自己肺腑之言合盘托出，倾诉给他。作者一再着意渲染“二人相会，如鱼得水”的亲密关系。连贾琏都知道“他最和宝玉合得来”。柳湘莲定亲的大事，也要向宝玉讨底；他说要远行，宝玉“便滴下泪来”。从人生归宿上说，柳湘莲的入空门，更是宝玉的先行者和示范者。湘莲冷遁之后，宝玉“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的激烈表现，就是一个有力证明。二人虽皆出身世家子弟，却都有一种无视世俗规范、依照真性情而生活的童心，为保持这颗童心的“绝假纯真”，二人皆受尽世人白眼，为了永做真人，不成假士，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皆选择了出世的人生归宿。 悲悼青年女子的悲剧命运，也是《 红楼梦》 的主旨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柳湘莲的人生悲剧也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作用与价值。在曹雪芹笔下，青年女子的人生悲剧突出表现在爱情悲剧上。在全书一系列爱情悲剧中，宝玉与黛玉及柳湘莲与尤三姐的爱情悲剧尤为震撼人心。这两对又构成一主一从，映照互衬的特殊关系。作者有意识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多方对照，或是将尤三姐与林黛玉对照：如借兴儿口说：“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姓林，小名儿叫什么黛玉，面庞身段和三姨（尤三姐）不差什么。”或是把尤三姐与贾宝玉配对：如尤二姐说的：“两个已是情投意合”，兴儿也说他俩“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或是借尤三姐之口赞美宝玉：“他在女孩子们前不管怎样都过得去。”而在尤三姐的心目中，柳湘莲是比宝玉更值得爱的好男子，当贾琏猜三姐的意中人“一定是宝玉”时，“尤三姐啐了一口，道：‘我们有姊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不成！”，正为此，她才如此炽烈而专情的爱柳湘莲：“这人一年不来，她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她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长斋念佛，以了今生。”正因这至情的非同寻常，作者才以有限的笔墨，以一当十地着意塑造柳湘莲这个奇男子形象，不然，何以当得起奇女子尤三姐如此痴情呢？三姐越痴情，越显出柳湘莲的出类拔萃，越突出了他在全书主旨中的作用与价值。此前，论者多认为写柳湘莲是为写尤三姐，吾亦尝作如是观，今细思之，又觉不尽然。若从宝玉的人生悲剧角度看，应该说，为衬宝玉的人生悲剧之空前深重，方先写柳湘莲的人生悲剧以衬之，过渡之，为写柳湘莲的人生悲剧方写尤三姐，因为无三姐的爱情悲剧，则湘莲不能出家，无法完成其人生悲剧的最后一环。如此看来，湘莲与三姐皆是共衬主人公贾宝玉的一对相映生辉、珠连璧合的绿叶，故不应以三姐掩翳湘莲的独特艺术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版本的不同，《 红楼梦》 中有两个差别甚大的尤三姐形象：曹雪芹笔下的尤三,姐原是一个“淫奔女”（如原文所写“与贾珍、贾蓉素日有聚麀之诮” ；脂评也说：“小姨与姐夫同床” , 后来则“改过守分”。而高鹗则删去了有关尤三姐“从前丑事”的描写，使她变成了一个冰清玉洁、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贞女子形象。关于这两个尤三姐形象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之高下，学术界一直聚讼不休。我们认为：若从尤三姐形象孤立地看，二者各有其独特价值，难分轩轾。若从柳湘莲、贾宝玉思想性格的真实性、合理性、丰富性的角度看，从形象系列相互关系的完整性、合理性上看，前者明显胜过后者。这是因为：若按照高鹗的删改与重塑，柳湘莲对尤三姐品行的怀疑就是只凭主观推论而没有事实根据的误解，这与柳湘莲“原是个精细的人”的性格逻辑不合。再说既许之又根据不足而悔之，未免过于轻率，反复无常，这与他至情理想的追求也有矛盾。这样的人还值得尤三姐为他去死吗？况且被误解总会有释然明白的一天，又何必非要以自杀来证明呢？再从宝玉的性格角度来看，当柳湘莲问宝玉“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时，宝玉竟丝毫不为尤三姐辩白，反而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作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如果尤三姐真是守贞女，宝玉如此含糊其辞，就有误导和坐实湘莲怀疑的负作用，这岂不是害了尤三姐？这与宝玉一向维护青年女子的性格岂不矛盾？这样一改，尤三姐与柳湘莲因社会原因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就变成了因湘莲与宝玉的性格缺陷所形成的性格悲剧，其思想意义与文化意蕴也随之平淡化了。反之，若按曹雪芹的描写，柳湘莲与宝玉的上述言行就合乎各自的性格逻辑了，湘莲对三姐的怀疑就有客观事实的根据，因而对美满婚姻期望甚高的柳湘莲坚决要退婚也就合情合理，无可指责了。正因尤三姐有淫奔的事实，宝玉的含糊其辞就恰到好处了。他不明言是为顾全尤三姐的面子，力所能及地保护她，而为忠于朋友，又不能力白其无说假话，只好闪烁其辞，让湘莲自己拿主意。这反倒更加见出宝玉的多情、善良与可爱了。这样一来，这个爱情大悲剧就是无法避免的意蕴深邃的社会悲剧了。由于社会的空前黑暗，因而尤三姐这个弱女子无法保持自己的清白，而当她立志改过去追求真正的爱J 隋时，黑暗的现实又不给她洗刷耻辱、重做新人的机会。她欲清不能，有苦难言，无法表明心志来获取深爱之人的理解与信任，因此，她只有以死来控诉这可诅咒的社会，来昭示自己立志清白的决心，来摆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事实上，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柳湘莲的追悔、大哭与出家的一系列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不仅尤三姐的自杀与柳湘莲的出家更自然合理，而且其人生悲剧的文化意蕴也更加深厚了。 三 若将柳湘莲的人生悲剧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清代文化的纵横交错点上，从曹雪芹的文化心态入手去探索诠解其中所寓含的文化意蕴，就会有新的体悟和发现。 呼唤豪侠精神，以侠气涤荡末世之邪恶，洗刷儒生之酸腐，补偿文人之心理，这是其文化意蕴之一。《 红楼梦》所展示的时代，已是封建社会回光反照的末世。整个官场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尽升迁”的黑白颠倒，整个社会是“一日卖了三个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的真假易位，人们心态是对金钱趋之若鹜，对道德弃若敝展的末世心态。书中第一回“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民不安生”的描写，就是这封建末世的缩影。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就是这污浊不堪的上层社会的写照。贾雨村“循情枉法，胡乱判断了”薛蟠打死冯渊（逢冤）的人命案后，“急忙作书信”与贾政，告之“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可见，在此末世的官场中，掌权的儒生，无论是投机取巧的贾雨村之流，还是恪守正统的贾政之辈，皆不能秉公执法，伸张正义，而是官官相护，“猫鼠同眠”。那么就只有希冀与儒生相对的仗剑豪爽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了，正如有识之土所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④ “安得剑仙床下士，人间遍取不平人。”⑤ “侠士替天平不平，其情如山心如铁。”⑥ 当“侠”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韩非笔下之时，就是以与“儒”相对的面目出现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五蠹）) ）儒是以文弱柔顺为特征（《 说文》 ：“儒，柔也。”胡适《 说儒》 认为，正因为“儒”是殷遗民的传教士，是亡国之民，故形成了以谦恭、不抵抗、礼让等行为为美德的特点），侠是以武勇雄豪为特征。儒生有酸腐之气，侠者有英雄之气，侠士正可补儒生之不足，正如诗人所言：“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⑦ ，“读书不作儒生酸，跃马西入金城关”⑧ ，“要当吱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⑨ 可见，在传统文化中，侠士受到了历代文人乃至大众的褒扬。特别是到了“纲纪废驰”的封建末世，侠士的活动舞台更广阔了，重要性更增加了，时代在迫切地呼唤侠士出来主持公道。正如柳亚子诗所云：“乱世天教重侠游”[10]。有鉴于此，曹雪芹适应时代的呼唤，满足大众的心理，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与贾雨村、贾政等儒生相对的千古侠士典型一一柳湘莲，让他来惩治为所欲为而又逍遥法外的恶霸薛蟠，打败抢劫财物的强盗，使邪恶之人跪地求饶，俯首听命；使小民百姓拍手称快，扬眉吐气。作者详细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的过程，就是要与第四回遥相呼应，惩恶扬善，贬儒褒侠，呼唤一种豪侠精神，以之涤荡社会之阴霆，冲洗儒生之酸腐，强壮民族之精神，一吐积郁在文人大众心头的末世抑郁不平之气。 从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境界说，儒生之书与侠士之剑的互补统一，方为佳境。章太炎所说的“古之学者，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 ，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二者的统一，具体表现在人生三部曲中应是：少年仗剑游侠，中年入世游宦，老年出世游仙。但这个理想境界在现实中是很难达到的，越达不到，越要发之于诗文中歌咏之，向往之，因此，古诗中“剑”的意象特别多。以李白为例，其诗中有“剑”、“侠”者，竟达百首之多。作为杰出文人的曹雪芹，他的人生理想境界亦如是。以气质享赋说，他身上不乏豪气爽朗的风采，这从其好友敦城的诗句（如“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佩刀质酒歌》）中，就可见一斑。但其一生却有书无剑，未达佳境。少年时，如贾宝玉所说：“天天圈在家中”，故无法如柳湘莲般游侠；中年时，由于抄家的厄运，家世沦落，亦不能如贾政般游宦；未到老年便“泪尽而逝”，更未能游仙，整个一个人生大悲剧。正因有此人生缺憾，他才虚构出既游侠又游仙的侠士柳湘莲，让他与作者的化身有书无剑的贾宝玉互补，共同构成书香剑气一体，优美壮美互补的人生理想境界。由此观之，作者笔下的鸳鸯剑，无疑具有着特殊的象征作用和浓缩的文化意味。作者刻意点出：它是柳湘莲家的“传代之宝”, “龙吞夔护，珠宝晶荧”, “冷嗖嗖，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它曾珍藏在柳湘莲身边，又曾挂在尤三姐床头，最后又是它寒光一闪，斩断了柳湘莲的烦恼丝。可见，鸳鸯剑除象征柳湘莲与尤三姐刚烈坚韧、生死不易的爱情之外，也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凝聚，一种豪侠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传统的载体，还是由“纲纪废驰”的污浊尘世到不受王法束缚的世外桃园的过渡桥梁。 昭示人生归宿，以空门宣泄绝望之心态，阪依庄禅之境界，追求身心之自由，这是其文化意蕴之二。在曹雪芹笔下，柳湘莲的人生归宿是：“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这与卷首甄士隐“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的人生归宿，如出一辙，遥相呼应；这也与卷末贾宝玉“悬崖撒手”、“弃而为僧”的人生归宿，形异质同，殊途同归。可见，柳湘莲在人生归宿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作用。作者显然是有意在头、中、尾的关键之处，就人生的归宿问题三致意焉：以甄士隐在开头起之，以柳湘莲在中间承之，以贾宝玉在卷末结之，三位一体，环环相扣，共衬主旨，不可或缺。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让其笔下的理想人物皆以空门为人生归宿呢？这里边所孕含的复杂心态与文化意蕴颇耐人寻味。若借用王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诗句，正可恰切表达曹雪芹伤心愤激、绝望之极的复杂心态。其“伤心事”有两层内涵：一是家世兴衰、个人遭际令其伤心，即卷首所言：“曾历过一番梦幻”,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 “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二是“荆棘遍地，狼虎同群”的末世情状令其目不忍睹，伤心至极。在这家事国事双重伤心之下，在“大苦恼”和“一时感忿”之余，他从心底涌起了“醒时幽怨同谁诉”这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深哀巨痛，明确意识到：在此假、丑、恶的尘世上，真人已无立锥之地，惟有空门一途耳，故想以此来渲泄其极度绝望的心态，以此来全面否定这个丑恶的现实。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千钧重笔，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绝妙境界，是对现实社会最有力的揭露，最全面的批判，最彻底的否定。象柳湘莲这样“素性爽快”、“不拘细事”、洒脱旷达之人尚且无路可走，其他人更复何说？ 若将柳湘莲的人生归宿与甄士隐、贾宝玉相较，柳、甄二人是归于道，宝玉是归于佛，实际上是形异质同，表明了作者对着同一性的庄禅哲学及人生自由境界的阪依。比较而言，庄学所代表的道家哲学与中国化的佛教一一禅宗哲学虽有差别，但二者确实有颇多相似相通以至相同之处：如破对待、空物我、齐生死、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的人生观，如二者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和与大自然相合一的人生境界等等。正为此，人们常把庄禅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禅即庄，甚至把庄子看成达磨西来以前的第一位中国禅师。二者这一系列相同之点，正是曹雪芹在《红楼梦》 中主要汲取的哲学内核，书中道、禅、佛混沌难分的情形，“一僧一道”“骨格不凡、丰神迥异”，出双入对的描写，贾宝玉翻阅《 南华经》 感到意趣洋洋和他参禅、谒语的描写，跛足道人的《好了歌》 及甄士隐的解注等等，皆表现了这一点。具体就柳湘莲而言，其归宿是入道，而其觉悟的方式却明显带有禅宗的“顿悟”特点：他“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 “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这表明柳湘莲在尤三姐殉情而死的绝望心态中，在道士富有禅机的妙语启迪下，自我突然感觉到在这一瞬间似乎超越了一切因果、时间，超越了一切物我人己的界限，与对象世界完全融为一体，获得了从尘世中解放出来的身心无比自由感。凡此可见，曹雪芹正是在庄禅等中国心灵哲学的坚实基础上，面对令人伤心、无法立足的社会现实，借助柳湘莲等真人阪依空门的人生文化符号，表达他对人生真谛的睿智深刻思考，对实现自身精神超越的热切希冀，对至真至美人生自由境界的执着追求。其中所孕含的丰富文化意蕴，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深思体味。 ① 《 论语· 雍也》 ② 《 审美教育书简》 第27 封。 ③ 贯休：《 侠客》 ④ 张潮：《 幽梦影》 ⑤ 《 醒世恒言· 李字秆公穷邸遇侠客》 ⑥ 周亮：《 侠士行》。 ⑦ 李益：《 行行且游猎篇》 ⑧ 谢逸：《送董元达》。 ⑨ 苏轼：《 约公择饮是日大风》。 10 《 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 。 11 《 检论· 儒侠》。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1996 年第6 期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