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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顾红学研究的历史，走过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曾经出现过的“索引”、“发微”、“释真”、“考事”、“探源”等诸种流派和观点，纷至沓来，乱人眼目。其间，数不清的专家学人为剖解此书之奥妙、全身心地投入，前仆后继，做出了一定的建树。及至到了“五四”时期，胡适《红楼梦考证》 的问世，似乎是对红学研究前进一步的标志。他在书中宣称：“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一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 红楼梦》 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了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 里的情节。”还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 考证的正当范围。”——这堪称新红学派的宣言与纲领。它的发表，使得那些“牵强附会的《 红楼梦》 谜学”之旧的索隐派红学不得不退避三舍、拱手让贤。 正当新红学派的另一位大师俞平伯先生与胡适的《 红楼梦考证》 一脉相承，欣喜地推出《 红楼梦辨》 ，把新红学推向新的境地．展示红学研究的宽度与深度之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评论《红楼梦》 的号角象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紧接着一场对俞平伯和胡适等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大批判运动愈演愈烈。什么“自叙传说”“色空”观念，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只好惬旗息鼓，并忍受口诛笔伐之苦。在十年的动乱浩劫中，又升腾起一股“政治历史小说”的“评红热”。 俱往矣！这些红学的历史并非全是“家珍”，不必历数。因为，对于那些现象，离今天毕竟遥远了点，而且多数已取得了共识，所以也用不着我们过多地饶舌了。 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红学研究和其它的学术研究一样复苏了新的生机，很快出现了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然而，在新的形势下，商界造假的歪风不知何时悄然地溜进了红学研究的领域。一时间，什么“太极红楼梦”、“旷世的发现”、“震惊人类的发现”、“前无古人的发现”等商业广告用语喧嚣在红学研究这座高雅的学术殿堂．甚至有把否定《红楼梦》 作者当作自己的“红学新发现”来赶时髦、凑热闹、出风头。与此同时，另有一派人物却产生了难以为继的痛感。他们认为“红学研究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出现了一个一个盲点，走不下去了，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着新的材料的发掘问世。”又说：“几乎每一个已经定论的东西都有怀疑的余地，越弄越糊涂，谁要说服谁都困难重重，红学突破，谈何容易― 红学研究休矣！" 宋人赵与时在《 宾退录》 第二卷中写有如下的诗句：“异端邪说日交驰，圣贤攻之必费辞。深底并耕排许子，极言二本辟夷之。”上述红学界出现的盲目乐观的“太极红楼梦”之类的论调与悲观失望的“红学研究休矣”的怪语不正是“异端邪说日交驰”的真实写照吗？为使红学研究正常地深入地开展下去，确实应当“排许子”和“辟夷之”。然而，我们也深知，那些持各种奇谈怪论的先生们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高见”的。由此看来，“圣贤攻之必费辞”确系经验之谈。所以，我们对这些“异端邪说”必须“深诋并耕”。 产生这两种论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为了求“新”猎“奇”，迫求“轰动效应”。二是喜欢在《 红楼梦》之外做文章。 先就“新”字而论，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新：如雨后春笋的新，但雨后草树林中冒出的狗尿苔也是新。这些先生们不分良芳，便把带有毒菌的狗尿苔当成鲜磨菇或仙灵芝一样推到市场上兜售，又到哪儿辩理去？至于“奇”字，贾宝玉生下来嘴里衔块玉是奇，但魔术师的每一套骗人的动作也是奇。某些人把红学研究当成魔术游戏，只能是欺世盗名。对于那些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事实求是之意的研究者来说，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 至于说到“红外学”及其《 红楼梦》 的作者究竟属谁的问题，也是与求“新”求“奇”和追求“轰动效应”的目的分不开的。研究红学就应该是对《红楼梦》 本身的研究。迄今为止，《 红楼梦》 中的很多问题尚未弄清楚。而到《 红楼梦》 之外搜新猎奇．真可谓“设近而求远”“南其辕而北其辙”了。这就等于说，搞现代军事的不去研究拿破仑的战略战术．而在拿破仑有几个情妇上做文章；搞政治的不研究国家兴衰的原因，却去打探一些所谓的宫阂秘事；搞“红学”的不研究《红楼梦》 的本质和特点，而去追寻作者的真假。这样的研究实在有悖于曹雪芹的初衷。 凭实而论，作为“红学”的一个问题自然也有弄清楚的必要。然而，作为研究“红学”的人来说，连书本上已经标注明白真名实姓也硬要到“千里之外，介豆之微”再去煞费心机盘根问底，岂不是节外生枝，在开红学研究的玩笑吗？ 那些持“红学研究休矣”论者是“异端邪说”的又一种表现。俞平伯先生在他的《 红楼梦辨》 中说过：“应该把《 红楼梦》 当成小说看。回到曹雪芹的寓言。曹雪芹写这本小说总有若干种寓意，不止一种寓意、意旨、主题，但根据材料，总是可以找到我们比较相信的主题，我相信这是可能的。我们现在部分人走的就是这个方面，我想这是大家都值得努力的方向。第二点是说，《红楼梦》 既然是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小说，不管是谁写的，总是在中国整个传说文化里的。”愚以为，持“红学研究休矣”论者诸君，其识见还远远达不到俞老先生当年的水平。 不独有偶。不仅在红学研究界生出这种种异端邪说，在创作界也曾出现了所谓炒得日益火爆的短命文学。正如有篇文章所揭示的那样：“中国有一块容易发热的土地，且不说下海热、股票热、追星热、易经热，文坛也不甘寂寞地呈现着各种景观：今天拍卖文稿，明天兜售自己；今天树这面旗子，明天挂那块招牌。人们也自觉抑或无奈地享受着色彩纷呈的‘文化快餐’，先是港台武侠、言情小说独占鳌头，接着便有苏童、叶兆言等到明末清初背景昏暗晦涩的历史中去寻找腐朽美丽的故事。顾城用‘绝唱’《英儿》 了结了一生，《 废都》 则用一帮酸文人的故事搞得文坛沸沸扬扬……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天’。”[1] 那个曾被大名人王蒙吹得“觉得轻松得如同吸一口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一般的作品．而在普通读者看来却是强暴蹂躏着文学。说文学就是“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的王朔，曾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一不留神就弄出一部《红楼梦》 来。此说同红学界所散布的“震惊人类的发现”“太极红楼梦”又何其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说穿了，王朔的“玩文学”，也不应归之为文学的“正宗”，充其量也不过是特定的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商业文化”的怪胎和变种而已． 3 综前所述，我们既要反对“红学”研究中企图创造轰动效应的“急性病”, 亦应反对“红学研究休矣”之类的消极颓废情绪。这些对红学研究的正常进行都起着一定的干扰作用，都是红学研究之大忌。我们应当客观地全面地深入细致地研读《红楼梦》 原著。如此方能使有关《 红楼梦》 中的所有疑难问题一一得到正确圆满地解决。 对于认真研读原著一事，可以说建国以来整个红学界一直处于迷惘和迟疑的模糊状态。并非是这个问题的本身无从明确，而在于整个“红学”界从来就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因此，红学研究急需端正态度，明确方向，摒弃和排除一切干扰，把红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实际上，提倡读原著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离古人已经很远，作者的各种思想全部写进书中，我们不去书中探寻其主旨和精髓，而硬要到书本之外去发抉微言大义，是难以解开其中味的。譬如，我们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不也是提倡读原著的吗？因为围绕原著所编写的那么多的辅导材料或辅助资料不过是对原著的阐释和发微，作为一种参考实无不可，而把辅导材料当作经典著作对待就显然不妥了。那是本末倒置，甚至还会误入歧途。 总之，红学研究领域虽然出了这样那样的偏差，也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害怕．那也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正常现象。这是一股小小的逆流，它丝毫改变不了红学研究的前进航向、整个红学研究的形势还是好的。比如，全国的红学研究会一直在举办国际和国内的红学研讨会、讨论会。提出研究的任务、明确研究的方向、总结红学研究的形势，报道红学研究的动态、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始终高扬着红学研究的大旗，团结国内外的红学专家和红学爱好者沿着正确的研究道路奋勇前进！各地的红学研究会根据各自的实力和特点，开展着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武汉市的“红楼梦研究会”就异常活跃，他们积极地承办了第七次全国《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会上对红学界弄虚作假的不良学风和文风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抨击。维护了红学研究的庄严。他们有胆有识的正义呼声宏扬着红学研究的正气、弹奏出红学研究的正声里再拿河南省南阳市的“红楼梦研究会”来说，虽然成立不久，而且仅是个地级市，却兴办了许多好事实事。1995 年B 月份还隆重地举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 红楼梦》 知识竞赛”活动，起到了普及《红楼梦》 知识，推动红学研究健康发展的巨大社会效益。受到各方面的大力赞扬，这在全国红学界来说都有首创之功。 同时，红学刊物也越来越多，不少高校学报还开辟了“红楼梦”研究专栏，发表红学论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报刊复印资料办了《红楼梦研究》 专题，全文复印和索引有价值的观点新颖的红学研究文章。鉴于此，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沿着前辈和当代红学界仁人志士的正确道路继续走下去，从而用我们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将这部最值得国人骄傲的伟大瑰宝早日解彻、解透，全部解出其中味！ 注释 ① 韦晓瑛．李娟：（该作一下“冷处理”，载《南京师专、教院学报》 1995 年l 期。 题解：该文系作者参加1995 年第七次当代红学研讨会大会发言稿，会后被编入武汉《 红楼梦》 学会主办的《红学新润》 第七期。 原载：《南都学坛》 1996 年第2 期 原载：《南都学坛》199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