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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后将初名《石头记》之小说改题为《金陵十二钗》，联想到“金陵”一词在《红楼梦》中的反复重现，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小说作者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个实在难以排谴的“金陵情结”。这一“金陵情结”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和心理能量，无论对《红楼梦》的思想内核还是美感形态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 金陵“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首置， 在今南京市，后遂成为南京市的别称。又因“金陵”曾为六朝古都，为历代文人所反复吟咏，借以表达历史沧桑之感，故尔又逐渐成为一个文化符码。 那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为何最终取名为《金陵十二钗》？“金陵”一词为何在小说中反复重现？又有什么深层意义？这一问题曾引发了许多学者的种种困惑，尤其在那些视《红楼梦》为“实录”（他传或自传）的学者看来，由“金陵”引起的小说地理混乱实在令人难以索解，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俞平伯与顾颉刚就曾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陵”与“大观园”及小说地理关系的问题。一九二一年六月，顾先生致俞先生函云： 说大观园决不在南京，也是不能。我所以相信袁子才的说话有二故：（一）书名《石头记》，当是石头城中事。（二）是书屡说“金陵十二钗”，贾、王、史、薛各家，固是可说金陵籍而住在都中的，逃不了金陵二字；至于黛玉、妙玉，本是苏州人氏，黛玉由扬来，妙玉由苏来，与南京一点没有关系，何以也入“金陵十二钗”之内？若说大观园在北方罢，何以有“竹”？若说贾家在南京罢，何以有“炕”？① 顾先生此信引起了他与俞先生关于《红楼梦》地点究竟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热烈讨论。概而言之，顾认为应在南方，而俞则倾向于北方。六月九日，俞有复顾函云： “大观园在南在北，我也判断不出，我以为在北京较近些。但本书上自己冲突的地方便不能解决，不但‘竹’、‘炕’。”② 接着，俞先生以第二回贾雨村“去岁我到金陵……从他老宅门前经过”，三十三回贾母说“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等描写，认定贾府原籍金陵，现迁居都中，在北方。因此，他认为“金陵十二钗”乃概括言之，或视为作者底一点疏忽，亦无不可。”③与此同时，俞先生对自己这样的考索方法又常常感到怀疑甚至困惑，同函中有这么一段话： 《红楼梦》虽说是记事实，但究是部小说，穿插的地方必定也很多，所以他自己也说是“荒唐言”。……我们固然不可把原书看得太缥缈了，也不可过于拘泥了，真当他一部信史看。④ 又六月十八日，俞致顾函再次论及《红楼梦》中的“窗纱”、“裱糊”决非南方所有，而如四十回写潇湘馆的景致，有苔有竹，四十九回所谓“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则均为北方所无，于是他又作了如下推测和反省： 这些自相矛盾之处如何解法，真是我们一个难题。或者可以说由于《红楼梦》传世抄本纷多，后虽定为一本，牾之处尚未尽去。或者此等处本作行文之点缀，无关大体，固实写北方枯燥风土，未免杀尽风景。我想，有些困难现在不能解决的原故，或者是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你意如何？⑤ 然而，随着思考的深入，俞先生对其原来所持的北方说似乎益加疑惑而不得其解，他在六月三十日致顾函中这样写道： 大观园既不是随园，且以贾母底年纪推算起来，《石头记》底情事似不定在金陵。我本想断言这是在北方的事，后来在适之先生处见敦敏赠雪芹诗有句云：“秦淮残梦忆繁华”，似《红楼梦》确是金陵之事。所以弄得我也迷胡了。……所以本书虽屡次点明是都中之事，但我们未便即以此为铁证而说《红楼梦》底情事的确在京，所以始终还是个疑案。至于本书中房屋树木等等看来，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无线索，自相矛盾。此等处皆是所谓“荒唐言”，颇难加以考证。⑥ 俞、顾以上重点讨论的问题，在次年俞先生出版之《红楼梦辨》中有《〈红楼梦〉底地点问题》再予专门讨论，但重申以上意见和困惑之外，并无多大突破。直到一九五○年修改《红楼梦辨》为《红楼梦研究》出版时，仍有《〈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一节文字，然而困惑依然没有消除。说明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俞先生对此问题一直难以释怀。尔后至1953年，俞先生作《读红楼梦随笔》，始发生方向性的转折。⑦在《随笔》之二《它的独创性》一文中，作者首次肯定了大观园有（1）现实的（2）理想的与（3）批判的三种成分， 标志着他对以前坚信不疑的自传说的怀疑与疏离。令人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批红政治风暴中，俞先生几乎失去了学术发言的机会，当然不可能将这一历史性的转向持续向前推进。 如果不把与“金陵十二钗”密切相关的大观园仅仅理解为一个小说空间或地理问题，那么要追索反复重现于《红楼梦》中的“金陵”则还须转向作者的创作心理及其主观价值取向的视点上来。关于后者，作于七十年代的宋淇先生的《论大观园》、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两文，一反“自传说”而沿着俞平伯先生1953年的“三种成分说”，进而确认大观园作为对应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的性质，客观上对于更好地审视“金陵”反复重现的问题颇有启示意义，只是由于宋、余二文讨论的重点在于大观园世界的理想意义而未涉及当年俞、顾重点讨论的地理困惑。而在创作心理的研究方面，刘上生先生新近的著作《走近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紧密结合曹雪芹的家族背景与人生历程，将江南与京都归纳为曹雪芹人生之旅的两座路标，由此探索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及其情感投射，则无疑将俞、顾当年困惑的解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书中对作为曹雪芹人生之旅两座路标江南与京都有这样一段有诗意的论述： 江南和京都，曹雪芹人生之旅的两座路标。江南的空气是热的，京都的空气是冷的。江南的生活是梦是幻，京都的生活是醒是悟。江南使他憧憬理想，京都使他直面现实。江南孕育了他的浪漫气质，京都完成了他的哲思气质。他的生命之水的源头来自江南，那个曾扎下曹氏家庭远祖之根，又记载着家族近世之盛的地方，那个以晚明以来先进的时代之光照耀过他给他以民族人文乳汁哺养的地方。他的生命价值的最后实现和生命之水的枯竭都在京都。这个满清皇室严密统治和控制，充满了旗汉隔离和主奴对立冷酷世情的地方，这个毁灭了他的幸福和理想，锻炼了他的冷眼与傲骨，使他压抑和憎恶终至与上层社会决裂，并以血泪笔墨宣泄释放愤懑的地方。《红楼梦》“不欲着迹于方向中”，“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甲戌本凡例》），有着模糊地域，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但其植根于江南，展示于京都，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土壤，它的地域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诸联《红楼评梦》曰：“凡稗官小说，于人之名字、居处、年岁、履历，无不凿凿记出，其究归于子虚乌有。是书半属含糊。以彼实者之皆虚，知此虚者之必实。”适得作者之用心。⑧ 由刘上生先生从曹雪芹一生两个阶段划出的两座人生路标推究《红楼梦》的小说空间与地理问题，既可以对俞顾两先生久惑不解的难题作出历史性的回应，也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红楼梦》“金陵情结”的新的起点。 二 为使人们对《红楼梦》中“金陵”反复重现这一现象有更为真切的感受，也为使本文对“金陵情结”的分析建立在更为可信的文本基础之上，现通检《红楼梦》全书，⑨将其中涉及“金陵”的描写一一摘要罗列于下。须要说明的是，现题高鹗著的后四十回依然存在着“金陵”反复重现之现象，为便于将此与前八十回通观之，现也一并列出。 第一回 1、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第二回 2、 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即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 3、 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 4、 雨村道：“……不用远说，只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可知么？” 5、 雨村笑道：“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 第三回 6、 贾政……因此优待雨村，……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 7、 正值王夫人与熙凤在一处拆金陵来的书信看，……探春等却都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 第四回 8、 如今且说贾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应天府（在金陵参见6） 9、 那原告道：“……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 10、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11、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12、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 13、只见那边厨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问道：“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 第五回 14、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 15、宝玉听说，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 16、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言王熙凤） 第六回 17、刘姥姥道：“……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 第七回 18、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话：“今儿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甄家居于金陵，参见4、5） 第十三回 19、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地在金陵 第十六回 20、赵嬷嬷道：“……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参见4、5、18） 第三十三回 21、贾母：“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 第四十六回 22、那边邢夫人因问凤姐儿鸳鸯的父母，凤姐因回道：“他爹的名字叫金彩，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从不大上京。……” 第五十六回 23、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进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参见4、5、18、20） 24、史湘云道：“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很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宝玉道：“那里的谎话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宝玉了？”（同参见4、5、18、20、23） 第七十四回 25、探春道：“……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参见4、5、18、20、23、24） 第九十三回 26、那人（包勇）道：“我自南边甄府中来的。并有家老爷手书一封，求这里的爷们呈上尊老爷。”（参见4、5、18、20、23、24、25） 第九十七回 27、（贾玉与宝钗成婚礼）俱是按金陵旧例。 第九十九回 28、贾政拆封看时，只见上写道：“金陵契好，桑梓情深。……” 29、贾政一一看去，见邢部一本：“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底下是：据京营节度使咨称：像薛蟠籍隶金陵，行过太平县，…… 第一百零一回 30、大了道：“奶奶大喜。这一签巧得很，奶奶自幼在这里长大，何曾回南京去了。 第一百零六回 31、贾琏无计可施，想到那亲戚里头薛姨妈家已败，王子腾已死，余者亲戚虽有，但是不能照应。薛、王俱为金陵籍 32、只见老婆子带了史侯家的两个女人进来，请了贾母的安。……贾母：“咱们都是南边人，虽在这里住久了，那些大规矩还是从南方礼儿。史侯家亦为金陵籍 第一百零七回 33、贾母道：“……我索性说了罢，江南甄家还有几两银子，二太太那里收着，该叫人就送去罢。倘或再有点事出来，可不是他们躲过了风暴又遇上了雨了么。”（参见4、5、18、20、23、24、25、26） 第一百零八回 34、宝玉……忽然想起十二钗的梦来，便呆呆的退到自己的座上，心里想：“这十二钗说是金陵的，怎么家里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就剩了这几个？” 第一百十一回 35、只见这个站在当地只管乱喊，家人中有一个眼尖些的看出来了，你道是谁？正是甄家荐来的包勇。（参见4、5、18、20、23、24、25、26、33） 第一百十三回 36、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没有住嘴说这些胡话，要船要轿的，说到金陵归入册子去。……”宝玉道：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么？”袭人轻轻的和宝玉说道：“你不是那年做梦，我还记得说有多少册子，不是琏二奶奶也到那里去么？” 第一百十四回 37、门上的进来回道：“江南甄老爷到来了。”……那甄老爷即是甄宝玉之父，名叫甄应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参见4、5、18、20、23、24、25、26、33、35） 第一百十五回 38、只听外头传进来说：“甄家的太太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参见4、5、18、20、23、24、25、26、33、35、37） 第一百十六回 39、宝玉……伸手在上头取了一本，册上写着“金陵十二钗正册”。……一面叹息，一面又取那“金陵又副册”看，…… 第一百十九回 40、明日贾兰只得先去谢恩，知道甄宝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皇上……见第七名贾宝玉是金陵籍贯，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贾兰，皇上传旨询问，两个姓贾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贾妃一族。 41、一日，人报甄老爷同三姑爷来道喜，王夫人便命贾兰出去接待。（参见4、5、18、20、23、24、25、26、33、35、37、38） 第一百二十回 42、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 上表所列“金陵”（或南京）共计42处，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从重现之频率来看，呈首尾多中间少态势，前10回中达18次，最后10回达6次。 然后是：100--110回4次， 90--100回3次，10--20回，50--60回各2次， 30--40回、40--50回、70--80回各1次。 另外20--30回、60--70回、80--90回未有出现。标明首尾有一种遥相呼应之势。 至于“金陵”的语境与语义，则略有三种状态：一是作为《红楼梦》五大书名之一，最终为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后所确认，具有统摄全书、昭示寓意之意义；二是明显地反复重现于《红楼梦》中。指向性有：贾府旧籍、贾母娘家、贾史之外的王薛旧籍、贾府影子甄家所在、以十二钗为代表的众女儿寓意性的地理归属（即“金陵十二钗”）等等；三是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氛围弥漫于整部《红楼梦》中，又似乎作为一种与现实隐然相对并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象征高悬于《红楼梦》的现实时空之上。有时你虽然未见“金陵”一词，但你却同样可以在“金陵”与“金陵”的间隙中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归根到底，这种精神现象发源于作者潜意识的生命冲动，在找不出更为合适的名词的情况下，姑且名其为“金陵情结”。 三 “情结”（ｃｏｍｐｌｅｘ）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由弗洛伊德与荣格发现并作过精辟的阐述。弗洛伊德曾提出“恋母情结”的重要概念，并以此解释古希腊悲剧《俄狄甫斯王》与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称之为“俄狄甫斯情结”。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有一种重要而有趣的特性，那就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丛。”“它们是自主的，有自己的驱力，而且可以强有力到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情结“并不一定成为人的调节机制中的障碍。事实恰恰相反，它们可能而且往往就是灵感和动力的源泉，而这对于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一个沉迷于美的艺术家就不会仅仅满足于创作出一部杰作。他会执着于创造某种最高的美，因而不断提高其技巧，加深其意识，并从而创作出大量的作品来。任何人都会想到凡高，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完全献给了艺术。他就像被某种东西支配着，牺牲了一切，包括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去绘画。……这种对于完美的追求必须归因于一种强有力的情结：微弱的情结限制了一个人只能创作出平庸低劣的作品，甚至根本创作不出任何作品”。荣格将这种强有力的情绪称之为“对于创作的残酷的激情”，“他命定要牺牲幸福和一切普通人生活中的乐趣。”⑩后来，荣格又进而发现这种情结必定起源于人性中某种比童年时期的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于是他便从个体无意识进入人类精神的另一层面----集体无意识，并提出有关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原型”，因而“情结”也就具有与原型相通或相近的意义。 由上可见，“情结”概念经历了从医学专业到日常生活，从精神病例到艺术创作，从个人无意识到集体无意识，从童年创伤到种族记忆的扩张与延伸，是一种包括意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在内的心理机制与能量。表现于艺术创作之中，则是一种直接决定艺术高下的生命驱力与精神源泉。根据前面对于“情结”概念的界定，再联系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家族背景及其创作表现，然后由此追溯汉民族知识分子之于“金陵”的接受传统，则反复重现于《红楼梦》中的“金陵情结”实为作者生命驱力与精神源泉的本质体现与艺术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金陵情结”，也就没有《红楼梦》；没有如此强有力的“金陵情结”，也就不可能有如此充满生命激情与精神内蕴的《红楼梦》。而就“金陵情结”的具体内涵观之，则又可析解为以下五种“情结”指向。 1、 童年情结 童年是一个人的生命序曲，它会随着一个人年岁的增长而不断增值，成为永远值得怀恋和倾诉的对象。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梦想的诗学》一书中富有诗意地写道。 童年如同遗忘的火种，永远能在我们身心中复萌。向往我们的过去的梦想，寻觅童年的梦想，似乎使某些不曾出现的生活，某些想像的生活恢复了生命。向往童年的梦想，使我们能够将无所不在的，最珍贵的回忆凝聚在一起。童年既是一种水，又是一种火，又成为一种决定众多的基本原型的光明的童年。……原型按我们的观点而言是蓄藏热忱的仓库，它有助于我们相信世界，热爱世界并创造我们的世界。……每种原型皆是一次对世界的开启，一次进入世界的邀请。从每次开启中，都涌现出腾飞的梦想。回忆的季节是使万物美化的季节。有人梦想着深入这些季节的单纯性中，深入其价值准则的中心、童年的季节即成为诗人的季节。……季节打开了世界，打开了某些在其中每个梦想者均看到他的存在葳蕤生辉的世界。这具有最初活力的季节是童年的季节。（11） 所以，如同一个民族总是反复回顾神话时代一样，一个人最难忘怀的往往是自己的童年时代，诗人们也总是把最美好的赞歌献给童年，因为回归童年本是人类的天性。然而弗洛伊德则从另一方面指出了童年生活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即如同精神病例一样，一个人无可抑制的生命冲动往往源自于其童年时代的精神创伤。 对于曹雪芹来说，以上两个方面显然同时并存、密不可分。据目前有限的关于曹雪芹生平资料来看，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江南金陵度过的，其间，他一方面尽情地享受着作为显赫贵族家庭的纨袴子弟才有的风月繁华生活----就生活内容而言，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贵族家庭中的自由及与诸多童年女伴们交往的温馨一直令他终身回味不已；就生活空间而言，则以南京为中心，又延及苏扬地区，也正对应于《红楼梦》石头要求下凡的去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但另一个方面，曹雪芹又经历了丧父、抄家等重大变故，家道由盛而衰不仅给他直接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精神创伤。两者交织在一起，遂使曹雪芹的“童年情结”具有快乐与忧伤的双重内涵，以及不堪回忆而又不时回忆的两重意向。也许是作者在创作《红楼梦》时的凄凉晚景与童年时代的生活形成太强烈的反差，也许是作者对“金陵”度过的童年时代拥有太多的怀恋与感伤，因而其“童年情结”实在太浓太重、以致于在表现贾宝玉等主人公形象时出现渴望永远是童年而拒绝成长的精神需求，以及年龄性别错乱的心理障碍。 2、 家族情结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生命的摇篮。尽管曹雪芹在金陵的童年生活比较短暂，但其祖上自康熙二年（1663）曹玺出任江宁织造，至曹雪芹的童年时代辉煌地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不管是他童年生活的直接感受，或是家庭成员的代代转述，还是潜在的历史积淀，都有充分的理由使他对本家族走向鼎盛的金陵难以忘怀。 每个人在意识或潜意识中都存在着一种“顺向认同”心理，即对于一切美好的过去总是时时怀恋，而且予以美化，而对于不幸的过去则尽量回避甚至压抑于内心深处。从康熙二年曹玺赴任江宁织造起，曹家从北方辽东搬到江南金陵，尔后至雍正六年（1728）抄家的半个多世纪中，曹家祖孙三代四人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之职，四次为康熙皇帝接驾，《红楼梦》中所谓“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诚不虚言！显然，在曹雪芹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对日趋于鼎盛的金陵时期，必然有一种内在的“顺向认同”。虽然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是他的第二故乡（相对于辽东），但就整个家族成员，尤其是具有童年亲身经历的曹雪芹来说，对于“金陵”的认同远在辽东之上。更何况曹雪芹因家道衰落从金陵迁至北京的盛衰对比，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顺向认同”意向。 由此，我们再来品味一下第十六回借赵嬷嬷之口，对金陵甄家当年四次接驾之荣耀的追忆；第十七、十八回贾妃省亲非凡盛况的展示；第五十三回贾府祭祖时对家族光荣历史的炫耀式描写；以及第七十五回探春对于自行抄家预言式的愤怒斥责，都将作者兼具追怀与感伤双重心理的“家族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 脂砚斋曾于探春谜语“莫向东风怨别离”下批曰：“此探春远嫁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于流散也。悲哉伤哉！”曹雪芹也何尝不作如此感叹呢！ 3、 民族情结 关于“民族情结”的问题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蔡元培曾于1917年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中直接将《红楼梦》本事与主题归结于“反清复明”，谓“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由此可见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由于此类“排满说”正好适应当时反清革命的时代需要，故尔影响特大，《石头记索隐》也一版再版，广为流行。（12） 今天看来，这些说法无疑都是牵强附会之说，与小说实际不符，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斥《红楼梦》中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存在。曹雪芹的祖上本是汉人，其入辽东始祖曹俊在明朝以军功发迹，子孙蕃盛，号为巨族，后裔以文武功名显耀于世，不可胜记。（13）然而至明末清军攻陷沈阳时，曹雪芹五世祖曹锡远和其子曹振彦却兵败而被迫归附清朝。同样，根据“顺向认同”的原理，曹雪芹家族及其本人也会产生向往、追怀明朝家族盛势之冲动，并与晚明兵败被迫归附相比照，从而累积为一种源于家族而又超越于家族之上的“民族情结”。 我大体赞同赵冈先生关于曹雪芹“汉族认同感”的看法。他说，曹家虽然是“从龙入关”，并属于正白旗，但到了曹雪芹这一代，由于屡经政治风波，家业消亡，未尝不感到“奴才”之难做。敦敏《寄怀曹雪芹》诗有云：“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标明曹雪芹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本是汉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狱最严重的时代，眼看到许多汉族文士惨遭压迫的情形，内心未尝不会引起一些激动。这种激动自然不会达到“反清复明”的程度，但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认同感”则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14） 同时，我认为还应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金陵作为六朝古都，也曾经是明朝开国时以及南明弘光朝的都城，在地理上与清朝之京都具有南北对位的象征意义，同时也具有指向明朝的隐性意义（而且极容易与曹家明代时的家庭盛势扭结在一起）。由明入清之遗民张岱在其名作《陶庵梦忆·湖心亭看雪》中追忆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往湖心亭赏雪，先是雪境“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两三粒而已。”继而写人：“到亭上，有两入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杯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在人雪互赏而又形成巨细强烈反差的特定意境氛围中，“金陵人氏”的似是随意实为特意、似轻松实为凝重的一点，顿时使全文增添了怀恋“金陵”的遗民情结以及历史沧桑之感，因为“金陵”经过历史的积淀已隐含或可以使人联想到这些潜在意义。此外，透过《陶庵梦忆·自序》：“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并联系《陶庵梦忆》将“钟山”置于篇首及其所蕴含的浓重的故国之思，也可进而印证作者之于《湖心亭看雪》“金陵人氏”描写的耐人寻味的隐性意义。 与“民族认同感”密切相关的是“文化认同感”，在清代汉满文化对峙而又相融的特殊背景下，曹家曾以藏书刻书著名于世。曹雪芹祖父曹寅特别喜欢收藏汉文化典籍，并主持刻刊《全唐诗》、《佩文韵府》以及《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等。又曹家长期生活于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对，江南文物的悉心接受，与江南士人的密切交往，也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文化认同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女娲补天救世为开篇，自我感叹“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虽有出于承继神话的艺术创作需要，但也同样表现了一种对汉民族传统文人士子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认同。 4、 历史情结 上文《湖心亭看雪》之“金陵”已涉及到“历史情结”这一层面，意指“金陵”具有一种指向王朝兴替、沧海桑田的意义。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反复吟诵金陵的诗篇，人们可以随口吟出诸多广为流行的名篇，诸如“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刘禹锡《石头城》）“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等等，这些作品无不充满了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历史感怆！ 证之于《红楼梦》小说，一方面是以《好了歌》、《好了歌注》、“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判词、《红楼梦》十二只曲、《叹通灵玉》这些诗歌作品，直接抒发着作者基于人世盛衰之变的历史感怆，另一方面则通过小说人物之口，不断强化这种情感意绪的传达，比如“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第一回一僧一道言），“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警幻仙姑转述荣宁二公所言）“泰极否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万不可忘了那‘盛宴必散’的俗语”（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于王熙凤所言），“俗语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第二十六回红玉言），“俗语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过三二年，咱们都是要离开这里的。”（第七十二回司棋言）……虽表述各异，然内质则同。 与童年情结、家族情结、民族情结相比，历史情结显然更为宽泛，也更为深广，因为它已超越了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而上升至历史哲学的高度俯视历史的沧桑之变，而终归之于历史循环图式，也正如《红楼梦》第一回一僧一道所预言的：“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第五回太虚幻境《红楼梦》十二只曲煞尾：“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究其原因，一是它深深根植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循环论的文化传统，《周易》、《老子》等先秦文化经典都有大量典范式的表述；二是基于中国历代王朝周期性的更替规律，遂产生“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观。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5、 恋母情结 无论从人类群体还是个体而论，“恋母情结”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与情感意向。人类群体的恋母情结，在远古各民族以母神为中心的原始神话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为神话变形型文学作品所广泛继承；而就人类个体而言，其“恋母情结”则又有强烈高下以及采取不同表现载体与方式之别。 从《红楼梦》作品来看，作者是将人类群体与其个体的“恋母情结”有机地融为一体而向原型回归，向生命超升。我在《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中曾借助于原型理论将小说中的母体复归分解为母亲原型与少女原型的双重指向，（15）母亲原型为“太初之母，或大地之母，象征着生育、温暖、保护、丰饶、生长、富足”；少女原型是“灵魂的伴侣，象征着精神的实现与满足”，代表美的极致，一切欲望的满足，英雄在两个世界（按指幻想与现实）中追求的福祉目标。在睡眠的深渊里,她是母亲、妹妹、情人和新娘……她是圆满承诺的化身”。 具体地说，《红楼梦》中的母亲原型以女娲、警幻仙姑、贾母、刘姥姥为代表；少女原型则以大观园众女儿为代表。但不管是母亲原型还是少女原型，都时隐时现着“金陵”的影子，少女原型一同归结于“金陵十二钗”自不待言，作为母亲原型----在仙界太虚幻境之警幻仙姑掌握着“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在俗界贾府之贾母则不仅源自于“金陵”（娘家），又归根于“金陵”（第一百二十回贾政扶贾母灵柩归金陵安葬）。 我们相信，这些原型应该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从作者创作《红楼梦》时念念不忘众女儿，并自名其斋为“悼红轩”来看，这些非凡女子原本可能多是作者的童年伴侣，使其终生难忘，然后经过艺术创造成为少女原型，从而将童年情结与恋母情结融为一体。所以《红楼梦》的“恋母情结”是一种从个体到群体，从具体到抽象，从现实到理想，从肉体到生命，从俗性到神性，同时融合历史积淀与个人审美经验的情感复合体，代表了《红楼梦》“金陵情结”的终极指向。 从童年情结、家族情结、民族情结、历史情结最终到恋母情结，显示了《红楼梦》“金陵情结”的有机组合及其依次展开、依次升华的心理历程，“恋母情结”作为“金陵情结”的终极指向又与初始的“童年情结”相衔接，这不仅因为“恋母情结”发源于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童年时代，而且童年的种种情感与心理趋求本身即以对母亲的强烈依恋为核心，在内涵上是相融的，在内质上是相通的。 四 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和心理能量，“金陵情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红楼梦》的美感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体可以归结为对比之美、追忆之美、忏悔之美、幻灭之美与超验之美。 1、 对比之为美 “金陵”作为作者童年生活的居处，它在时间上指向过去，在空间上指向南方，在时空上与作者创作《红楼梦》时所居之京都不仅具有距离之美，而且构成鲜明而强烈的南北与今昔的时空对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及他的家族因迫于家道衰落从金陵迁于京都，居于京都是与痛苦、贫穷与遭受白眼等种种不幸连在一起的，“京都”与“现在”无法认同他，而他也同样无法认同“京都”，无法认同“现在”。而且，他与“京都”和“现在”越无法相互认同，便越发刺激他向往“金陵”与“过去”。 毕竟是知己，敦敏在两首写给曹雪芹的诗中非常鲜明地体现和强化了这一对比力度，所谓“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16）。“秦淮旧梦”与“燕市悲歌”，“燕市哭歌”与“秦淮风月”两两相对，不仅仅是时空上的鲜明对比，同时也是价值取向上的强烈对比。这对于我们理解《红楼梦》的时空建构与审美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在就让我们来重新回味一下《红楼梦》第一回开篇作者自我告白的两相对比意义：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知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襟怀笔墨者。 作者不断地转换时间，来回穿行于今、昔之间而构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可以想见作者当时不能自己的百感交集之情。然而今昔之时间对比，实则又包含着南北之空间对比，今即指向“京都”，昔即指向“金陵”。同时，作者以自己与当日闺阁女子性别之比，同样也包含于今昔与南北的时空对比之中，于是今昔与南北的时空对比除了其本身的物理意义之外，又进而被赋予更为重要、更为深层的隐喻意义，即由源自于“京都”与“金陵”南北今昔之双重时空坐标体系，通过作者的主观审美融铸，逐步演绎为双重审美价值体系。具体地说，就是以南、昔为正指向，以北、今为负指向。 2、 追忆之为美 当作者在以“金陵”与“京都”构成两向对比然后作出鲜明的价值取向时，对比也就一变为追忆，所谓“秦淮风月忆繁华”即是通过“忆”----追忆由“现在”回归“过去”，联接“过去”；而在价值取向上，追忆更是以否定“现在”为前提。通过对“过去”的放大、美化表达对“过去”的怀恋之情。 追忆也许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无论是人类群体还是个体都普遍存在着一种“返童现象”，人类以神话表达对童年时代的怀恋，以乌托邦构想表达对原始大同社会的向往，都是一种“返童现象”的表现。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时，就是利用人类普遍存在的“返童现象”，让病人在治疗过程中转变为一个儿童，尽情倾诉出他童年时的全部想法和情感，以便更好地医治他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同理，人类假如没有神话，没有乌托邦的倾诉和发泄方式，那么，人类也会出现整体的心理障碍；就个体而言，假如一个人不想或不能回味童年，也同样会带来难以想像的痛苦。比利时作家弗朗兹·海仑甚至这样写道：“童年并不是在完成它的周期后即在我们身心中死去并干枯的东西。它不是回忆，而是最具活力的宝藏，它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丰满我们。不能回忆童年的人，不能在自我身心中重新体会童年的人是痛苦的，童年就像他身体中的身体，是在陈腐的血液中的新鲜血液：童年一旦离开他，他就会死去。”（17） 然而在艺术创作中，追忆还有更为积极，更为重要的功能，追忆首先需要对“过去”的还原，然后是幻思与重构，因而追忆本质上是属于诗的，是充满诗性的。“我将你从流失的水中带入你的记忆----跟我走吧，直到源头并找到它的奥秘。”（18）诗人帕特里斯·德·拉图尔·迪潘如是说，海德格尔更是以哲人的眼光，从现象学哲学的高度高扬“回忆”的诗性精神及其本源意义，他将“回忆”称之为“天地的娇女，宙斯的新娘，九夜之中便成了众缪斯的母亲。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都出自回忆女神的孕育。”“回忆，众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这就是为什么诗是各时代流回源头之水，是作为回过头来思的去思，是回忆。”（19） 此处“回忆”即相通于我们前文所述的“追忆”，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上所指的回溯和记住过去往事的能力，而是一种本源性的、幻思性的、重构性的聚合体，是对人类潜在的生命激情的召唤，是对人类生命本源与生存本真的回归，是现实对理想，人性对神性，经验对超验的联通与超越。 根据《红楼梦》开篇的作者自白，以及小说作品本身的艺术表现，《红楼梦》的追忆式叙述既有上文所论追忆或回忆的相通性，又有《红楼梦》自身的独特性。相通性在于同是以童年为追忆对象，通过还原、幻思与重构，构筑童年的精神家园，所不同的是，《红楼梦》的追忆具体指向童年时代的“金陵”，指向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女性，明显地带有“秦淮风月忆繁华”的南方文化特征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及由此升华的生命之美的精神象征意义。从追忆的时空组合来看，与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有些相似。《追忆似水年华》锐意革新小说时空建构，以追忆为艺术触媒，以“现在的感受+过去的回忆” 构筑整个小说的时空体系，使往昔复活，使逝去的时光变成永恒，人们誉之为“时空魔镜”。同样，《红楼梦》也是通过由“现在”追忆“过去”，由“京都”追忆“金陵”，然后重现昔时“金陵”的童年生活经历，并通过现实时空与逝去的“金陵”童年时期的虚幻时空相交融，以复原后者并使之趋于永恒。 然而《红楼梦》的追忆虽然有作者置于篇首的自我告白，但正文则是通过经过重构的时空环境中的人物形象之言行自行表现的，而与《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人称直抒胸臆迥然不同，在追忆的精神价值取向上，《红楼梦》作者通过还原、幻思而重构的精神家园，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精神故乡”的特征，因而作者的追忆也就有些类似于“精神还乡”。的确，江南“金陵”是曹家拥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地方，是曹雪芹度过童年生活并使他终生难忘的地方，作者完全有理由视其为自己的故乡，或者说是精神故乡。故乡是相对于他乡而言的，而且故乡之思往往直接与其在“他乡”的生存状况成反比，正如陶东风先生在《中国文学四大主题》中所说的：“当旅途充满了艰难危苦，当游子深深地倦于长途跋涉时，当他对曾那么向往的前方产生迷茫和怀疑时，他的出发地（故乡）就会带着神奇的魅力出现于他的梦中。他的还乡冲动就更加强烈。有时甚至会产生这样情况，游子经过漫长的跋涉，恍然大悟：旅途的终点并不是真正的归宿，不是最终的价值，真正的归宿和最终的价值又回到了起点和出发地，生命之旅绕了一个大圈，仿佛人生的一场大梦。”（20） 当然，《红楼梦》的“追忆”毕竟还是一种虚拟性的精神还乡，但彼此的精神价值取向是相通的。 3、 忏悔之为美 香港学者余珍珠先生重读《红楼梦》篇首作者自白之后，认为其中“在一僧一道干预下的佛道梦幻寓言里又蒙上一层儒家思想的罪恶感。自我忏悔构成写作的原动力，写作又成为自我救赎的契机”（21）颇有启示意义。的确，每当阅读《红楼梦》篇首这段浸透作者血泪的自我告白，我们就仿佛又一次在聆听作者临终前的自我忏悔。 当然，忏悔本是一个宗教概念，后来才被逐步移用于文学或哲学之中，这里需要作些澄清和讨论。根据宋耀良先生的研究，忏悔行为源自于人类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是人类生命的自我净化剂，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忏悔行为。无论是何种形态的忏悔，都试图把人从卑微、低下的地位抉发到人类整体的高尚程度来认识人与其他的关系，使产生一种脱离污浊泥潭的勇气和力量。根据人类忏悔行为发展演变及其内涵指向，大体可分为宗教忏悔、文学忏悔与哲学忏悔。宗教忏悔是人对神的忏悔；文学忏悔是人性之恶向人性之善的忏悔；哲学忏悔则是现代人性向原初状态的自然人性的忏悔。（22） 仅就其中的文学忏悔而言，虽然自古以今，始终时隐时现，未尝间断，但在西方近代文学中，则得到了最广泛、最强烈、最深刻的表现，所以克罗齐在其《美学纲要》称：“根据多次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说：近代文学亦即近一百五十年来的文学，在其全貌上就好比巨大的忏悔录。”（23）而且，西方近代的文学忏悔又往往兼融宗教忏悔与哲学忏悔，彼此从分到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在《红楼梦》中，同样也是文学、宗教、哲学忏悔融为一体，但其内质则与西方近代文学迥然有别。先就宗教忏悔而言，王国维先生于1904年所作的《红楼梦评论》中最先引入基督教原罪说阐释《红楼梦》，将《红楼梦》的大观园比之于伊甸园，将贾宝玉视之为“不过生活之欲代表而己矣”，认为贾宝玉最后之出家是为“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赎罪，虽为世俗视为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之罪人也，但却合乎以为人类之法则的普通之道德。因为“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按指文艺）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24）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创见颇多，自不待论，但在以基督教并融合佛教理论阐释《红楼梦》忏悔与解脱时，虽已涉及到《红楼梦》的悲剧内涵，然而却未能切中问题的本质。因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根基不是“原罪”而是“补天”，作为中国文化的传人，中国历代知识份子最大的意愿和遗憾就是能否参与补天，亦即《红楼梦》开篇一偈所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也是中国式宗教忏悔中“石头”向“女娲”忏悔的核心内容，然后因补天不成才转向佛道宗教寻求解脱，这些都与西方基督教基于“原罪说”而要求信徒通过向上帝忏悔而获得拯救具有质的不同。 对应于文学忏悔，俞平伯先生于1922年所著之《红楼梦辨》中曾提出“情场忏悔”说，认为从《红楼梦》作者主观创作态度来看，《红楼梦》第一是感叹自己身世的；第二，是情场忏悔而作的；第三，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25）然而再以此对照一下篇首作者告白，则“情场忏悔”的概括似乎还不够全面。 根据作者的忏悔内涵，应该包括“一是温柔乡”方面的忏悔，感到“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二是“富贵场”方面的忏侮，也就是作者所说的“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以告天下人”。就后者而言，其在通部《红楼梦》中不仅贯穿始终，而且予以反复渲染。无论是石头有关“无材补天”的悲怆，还是冷子兴“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无论是荣宁二公“无人可以继业”的悲哀，还是中秋夜墙下的长叹之声，乃至焦大“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的骂娘，都可以视为作者潜意识的自我忏悔的表现。因为对于作者来说，作为一个男人，按照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他必须通过修身养性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完成家庭、社会赋予的使命。然而作者并没有做到，他感到自己无能、不肖，感到愧对天恩祖德，愧对父兄师友，甚至愧对当年优厚的物质生活，而为此忏悔。由此可见，只有将以上“温柔乡”与“富贵场”两方面的忏悔合观之，才真正附合作者的忏悔意向，也才与《红楼梦》开篇石头强烈要求一僧一道携其“到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相契合，并与一僧一道的《好了歌》所劝诫的四项内容两个层面相呼应。（26） 从哲学忏悔的角度来看，以上“富贵场”与“温柔乡”两方面的忏悔既有现实与超现实的层次之分，又呈从文学性向哲学性忏悔逼进之势。从超现实的层次来看，作者是为毁灭女性生命的整个男性社会忏悔。因为在作者看来，女子本是集天地之精华的生命之美的代表，然而在这一恶浊的现实世界中，她们的生命又是如此的脆弱，谁也逃不过死亡、出嫁、出家的三种命运。当然，也不排除作者在现实中由于对某些女性的亲情而导致她们的毁灭，就如《红楼梦》中贾宝玉之于晴雯、金钏儿一样，但作者显然没有局限于这一现实层面，而且上升至超现实进入形而上的思考，由此发现生存与生命自身的悖论，也正如小说主角贾宝玉痴情于众多女儿，然而他的痴情最终却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众多女儿的毁灭，目标与结果的悖论如此严酷地摆在他的面前，教他如何不痛苦，如何不忏悔！应该说，这才是作者为此痛苦为此忏悔的本质意义所在，也是《红楼梦》逼近和相通于哲学忏悔的哲理智慧所在。 四、幻灭之为美 作为努力重建的一个精神家园，曹雪芹将其金陵童年的生活经验浓缩于大观园之中，并以“金陵十二钗”概括天下女性之杰，以使天上太虚幻境与凡间大观园相互对应。然而这一经作者重构的精神家园本身即是虚幻的，由警幻仙子所辖之太虚幻境自不待言，即使如凡间大观园也只存在于理想之中，正如二知道人所说“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27）既然如此，大观园这一精神家园也同样免不了与居于其中的众多女儿同样的命运----最终走向幻灭。 然而幻灭不等于无意义，正如死亡不等于无意义一样。当一个孩子将一片瓦片扔向池塘，水面上荡漾起层层涟漪，然后向四周延伸，最后又渐渐地归于平静，但你不能说因为最终反正归于平静而否定这位孩子行为的意义，也正如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最后反正要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不如干脆不要降生到这个世上。不然，贾宝玉最初从大荒山青埂峰下凡，经过十九个春秋的红尘历劫最终又复归于大荒山青埂峰，有何意义？因为人生从“无”到“有”最终复归于“无”，此“无”非彼“无”，彼此具有不同的意义，最终复归于大荒山青埂峰的贾宝玉显然已不同于开始要求一僧一道携他下凡的石头，毕竟经历了十九个春秋的红尘历劫！所以，生命从降生到最终走向幻灭是必然的，也是痛苦的，但又是壮丽的，崇高的。 《红楼梦》作者所精心营构的精神家园以及其中的主体----众女儿的走向毁灭也是如此，不仅其过程是美的，其结果也是美的。当我们一旦置身于人生大舞台中，随着人生与生命悲剧的展演，该死亡的相继死亡，该逃遁的都已逃遁，该退场的也已退场，最后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就即刻同时体会到幻灭过程与结果的双重审美意义？幻灭可以重新创造美，《红楼梦》作者以其十年心血在向读者艺术地演绎他的精神家园的幻灭过程中不就重新创造出了一种幻灭之美吗？ 五、超验之为美 上文实已陆陆续续涉及到“金陵情结”的超验性问题。“超验是以经验为基础，又超越具体感性的经验世界，凭借心灵的契合而达到的一种体验和领悟。超验之美存在于艺术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可意会而难以言说。 《红楼梦》中精妙鲜活的经验世界已令人叹为观止，那惝恍迷离的超验之美更具无穷的魅力。”（28）基于《红楼梦》之于人生之谜终极意义的探索，吕启祥先生将《红楼梦》的超验之美分梳为“此岸与彼岸的对话”、“今日对昨日的审视”以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三重指向，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于《红楼梦》超验之美及其艺术表现的认识。（29）假如再从“金陵情结”的视角审视之，则又可依次从幻想性、神秘性与思辨性三个层面把握其精神内质。 兹以《红楼梦》中与“金陵情结”密切相关而又反复重现的“真假”为例，读者一般都难以忘怀高悬于太虚幻境石碑坊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对联，也不会忽视其对全书的统摄和寓意功能以及在小说演进中的巧妙回应，诚如清人王希廉所云：“《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30）然而溯其源，则显然是基于贾府旧籍----“金陵”与当今居处----“京都”的二重时空坐标体系与二重审美价值体系的演进，然后由此上升至“真假”关系的哲理思辨，成为统摄和贯通全书的总纲。 首先，它是超现实的幻想性的产物，不仅“真假”一联存在于太虚幻境之中，而且先是甄士隐后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感知这一对联存在的方式也都是以梦幻为媒介的，然后根据“真假”所蕴含的二重时空坐标体系和二重审美价值体系，分别构成“金陵十二钗”现在居处----“大观园”与其灵魂归宿----“太虚幻境”的神凡对应，贾府现在居处----“京都”与贾府旧籍----“金陵”的虚实对应，这种“金陵梦幻”的确为全书增添了如梦如幻的浓厚色彩。实际上，作者之于“金陵”童年生活的追忆与忏悔，本身即有如梦如幻的感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31）李商隐曾如此真切地道出了他在五十华年追忆往昔而又不堪回首的人生感受，相信曹雪芹也应如此。所以他于《红楼梦》开卷特别点出：“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可见，体现于“金陵梦幻”中的幻想性，正是《红楼梦》超验之美的基础。 其次，具有神秘性特征。艺术与宗教在终极指向上是一致的，因为彼此都关注人类生存与生命的意义，都试图超越于现实世界而追求于永恒，都是对超验之美的不可言说的言说，因而伟大的作品也都无不具有相通于宗教的神秘性。在《红楼梦》中，由“金陵情结”投射到超验之美的神秘性上，同样也是借助宗教去探询隐藏于人生与生命背后的神秘力量，作者通过对太虚幻境的神奇设计，让警幻仙姑掌管“金陵十二钗”的命运，不管各人年龄、相貌、性格、才情有多少不同，也不管各人在红尘中如何挣扎，最终都免不了归于“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命运，这无疑表现了作者之于神秘的命运力量的无奈，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于人类生存与生命的关怀和怜悯。生命的毁灭是不可抗拒的，毁灭生命的力量同样也是不可抗拒的。然而，作者又可以通过追忆，通过幻想让它重现----这正是《红楼梦》“金陵情结”超验之美的根本意义所在。在此过程中，作者综合运用了神话、宗教及民间谶语等语言与表现方法，尤其让生命毁灭的结果与生命毁灭的过程形成有机的呼应与张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红楼梦》超验之美的神秘性与深刻性。 最后，则突出表现在思辨性上。思辨性是衡量超验之美哲理深度的最重要的尺度。《红楼梦》最为成功的经验是：（1） 表层世界与深层哲理的有机统一。即作者能将其哲理思辨渗透、融化于具体的场景、人物、情节之中，赋予作品一种潜在的哲理蕴义。（2） 显性思辨与隐性思辨的有机统一。即除了隐含于小说文本世界之中的隐性思辨之外，还常常借助小说人物传达作者的哲理思考，彼此相互呼应，相互交融。（3） 具体所指与普遍能指的有机统一。即作者既以其“金陵”童年生活为原型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逐步提升到关于人类生命与生存普遍意义的哲理思辨上，使其成为由具体所指逐步进入普遍能指的具有无限重释性的文化寓言。 以上三个方面也同样体现在源于“金陵情结”而作为红楼哲理与艺理总纲的“真假”上。有关“真假”的哲理思辨，，同时蕴含于《红楼梦》文本的表象世界与深层世界之中时而潜隐于里，时而显扬于外；既指向特定时（童年）空（金陵）的历史真实，又通过“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指向虚拟的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艺术世界。具体所指是有限的，普遍能指则是无限的，《红楼梦》作者以其非凡的睿智，洞开了有限与无限之通途，因而也就能将其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特定时空转向无限时空，由回归过去转向启思未来。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25）：《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第24页、第28页、第25页、第38页、第46--47页、第180--182页。 ⑦：《读红楼梦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4月23日。 ⑧：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5页。 ⑨：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搂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后文引文同。 ⑩：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5--38页。 （11）：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9--157页。 （12）：《石头记索隐》初版于1917年，至1930年印行至第10版。 （13）：曹士琦《辽东曹氏宗谱叙言》，全文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14）：《关于〈红搂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的商榷》，载《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 （15）：学林出版社1995牟版，第178页。 （16）：分别见《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赠芹圃》。 （17）（18）：转引自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1页，第123页。 （19）：《讲演与论文集》，译文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20）：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21）：《忏悔与超脱：〈红搂梦〉中的自我书写》，《红楼梦学刊》增刊：《’97北京国际红搂梦学术研讨会专辑》，第256页。 （22）：《艺术家生命向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23）：《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5页。 （24）：原载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教育丛书》（连载）。 （26）：“唯有功名忘不了”、“唯有金银忘不了”合指“富贵场”；“唯有娇妻忘不了”、“唯有儿孙忘不了”合指“温柔乡”。 （27）：《红楼梦说梦》，载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6页。 （28）（29）：《人生之谜与超验之美》，《红楼梦学刊》增刊：《’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专辑》，第205页。 （30）：《红楼梦总评》，载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7页。 （31）：李商隐《无题》。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一年第四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一年第四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