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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楼梦》是世所公认的感人心腑的大悲剧，然而，《红楼梦》又包含着喜剧的因素。这种喜剧因素同整个作品的悲剧性质不仅不相矛盾，相反两者互相映照，统一于作者严肃的人生态度。“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了青春的生命、纯洁的爱情、真挚的友谊、颖慧的才智----这一切属于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被那个黑暗王国吞噬了、毁灭了。这里的许多人物（主要是那些青年女子），每一个人的命运，几乎都是一出悲剧，真可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就在展开这些大大小小的悲剧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了《红楼梦》的作者对那个黑暗王国中似乎是庞大的，体面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表示了轻蔑和嘲弄，无情地撕下了它的假面，褫其华衮，还其本相，令人感到无比的痛快。作品的喜剧因素往往就从这里产生，----它开拓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幅度，增强了批判现实的锋芒。 我们所说的喜剧因素，当然不是指小说描写的喜庆场面，那些喜庆场面倒往往透出哀音、显出衰兆，这是《红楼梦》的读者很容易感觉到的。元春省亲固然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大喜事，又何尝不是骨肉离散、泣涕难堪的大悲剧？又如“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等一类描写，都使人感到眼前的繁华富贵不能常保，有朝一日要落到树倒猢狲散的田地。这些喜庆场面仿佛总有一个升沉不定，祸福无常的阴影在徘徊。透露出一种悲剧的气息。倒是某些并非喜事，甚至是大出丧的描写，却令人毫无悲感，例如可卿之丧，贾敬之丧，都是如此。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小说中秦可卿的丧仪，是作者不惜笔墨，大事铺写，着意渲染的场面。这里所有关于哭灵悼亡、吊丧送殡的种种描写，与其说是一件丧事，倒不如说是一桩盛举。那么，如此写法，是否仅在于表现宁府的奢侈靡费呢，恐怕主要用意还不在此。可卿之死，原是宁府的—桩“丑祸”，在焦大口中已经点明，具体情节虽被作者删掉，但整个立意构思是改不掉的。这场丧事之所以要尽其所有，办得这样风光体面，正是为了掩盖这件事情本身的不光彩、不体面。且不说为了解冤洗孽大开道场，大做佛事，单看为了灵牌体面、仪仗堂皇，就得急急忙忙捐官买爵，而且惊动厂那么多达官显宦、王公贵族前来吊丧致祭，这就有点异乎寻常。以秦可卿的辈份之小，年纪之轻，又是女流，加之出身低微，同这样的排场势派本来是不相称的，但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之下，使她得以享此“哀荣”，要知道拥有主宰这场丧事的无上权力的贾珍、正是那桩丑祸的主角。因此，这种异乎寻常的风光体面，便可以得到合理的、有充分性格依据的解释，这种不相称、不协调本身，也就包含着深刻的讽刺喜剧的因素。作者是意识到达，点，并且用浓彩重墨给以强调了的。这里略举一端。比方灵牌榜文上大书：天朝诰封“世袭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宜人之丧。……”，不禁使人联想到《笑史》里的一个故事，说一个贫妪病故，其子求人代写一个官冕堂皇的灵牌。那个代笔的文人构思良久，忽振笔大书云；“诰授光禄大夫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前任云贵两广总督隔壁王嬷嬷之神主”。当然，这里嘲笑的对象完全不同，但“虚荣借光”可谓至矣，同秦氏之丧不是有某种相类之处吗？这恐怕也可以算得上是古老的封建中国的“精神文明”之一种吧。在《红楼梦》里，“小丧大办”正具有丑事美化的含义。这里，体面和龌龊、美和丑是互为表里的，大出丧越是赫赫扬扬，虔敬庄重，越衬出贵族之家的道德堕落，灵魂空虚。超度亡灵，难道不是企图减轻活着的贾珍之流衣冠禽兽的罪孽吗，华棺厚葬，难道不是为了维持诗礼簪缨的名门望族的声名体面吗？然而，这样贵比金玉的棺，煊赫体面的排场，裹藏着的竟是荒唐秽乱，箕裘颓堕，正好构成了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画面。 如果说作者写可卿之丧这段情节，由于种种原因，还有某种苦衷，某种顾忌，因而有所隐讳，“笔下留情”的话，那么在写到贾敬死后贾珍父子奔丧哭灵一幕，其讽刺喜剧的意味要明显得多，强烈得多。贾敬一味好道，烧丹炼汞，吞金服砂，烧日长而死，还说是天天修炼，功行圆满，升仙去了。这本来就愚妄可笑，意含讥刺，姑且存之不论。只看贾珍、贾蓉父子得此凶信即忙回家，路上闻得家内无人，接了尤氏亲家和两个姨娘在上房住着，贾蓉“便和贾珍一笑”，贾珍听了“忙说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连夜换马飞驰”。此刻贾珍父予究竟是奔亲丧心切，还是奔“尤”心切？已令读者肚里暗笑。小说接着描写珍、蓉二人到了停灵之寺，下了马，便“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往。”何等哀恸，何等悲戚，仿佛地道的孝子贤孙。谁知转眼之间，贾蓉飞奔至家，见了二尤，涎皮赖脸地劈头便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亲正想你呢。”趁机说笑调情，轻浮猥亵，肆无忌惮，众丫头都看不过，告诫说“热孝在身上”，太不象了。那里还有一丝一毫守丧孝子的气味。这串镜头，一表一里，一假一真，使得贾珍父子的奔丧哭灵，真成了一幕地道的讽刺喜剧。什么孝悌，什么廉耻，竟是一副装佯的面具，一块遮羞的幕布罢了。 贾府以诗礼传家，荣宁二宅历来最是教子有方的。可是小说怎样描写贾氏教育子弟的家塾呢？请看“顽童闹学堂”一回。它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些贵族子弟们砚台横飞，秽语直喷，人仰马翻的一场混战，简直就是一幕闹剧。我们知道，这所学堂原来颇负盛誉，“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现今司塾的贾代儒乃当今之老儒。外族外姓的秦钟，好不容易攀附着宝玉的关系，又东拼西凑地备了贽见礼，才得拜师入塾。如果我们将这办学宗旨与学校现实两相对照，就会感到，这出闹剧简直是对办学宗旨和掌塾老儒的嘲弄。尤其是这个学房的“班长”、亦即塾掌贾代儒亲自教养的嫡长孙贾瑞，竟然就是“风月宝鉴”故事的主人公。这一构思就充满了讽刺意味。小说明写代儒素日教训最严，不许贾瑞多走一步，生怕在外吃酒赌钱，眠花宿柳，然而这种亲师----体的严格管束，却架不住镜子里凤姐儿的微笑招手。这正是对封建腐儒教育失败的一种辛辣讽刺。试看贾瑞夜间受了凤姐播弄，几番冻馁奔波；回家挨打饿饭不算，日间还要被祖父逼着跪在风地里读文章，其苦万状。禁不住诱惑又架不住煎迫，贾瑞的送命是必然的。这对贾瑞说来固然是一个悲剧，又何尝不是对封建教育的一出讽刺喜剧。当然，对于刻划凤姐这个人物，更有另外的意义，这里不必论及。其实，就连贾政的教子，有时也带有某种喜剧意味，就如“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与其说是贾政在试儿子的清浊，倒不如说是宝玉揭了他父亲的老底。那种不管有理无理，做得出做不出，“儿子在未曾开口之先就已错了”（鲁迅语）的逻辑，不免使人发笑。贾政占有“先天的优势”，因而必定比儿子高明，即使宝玉所题有使他满意欣赏的地方，也一点都不能露在面上，而照样得给以训斥，这才见得老子身分的尊和学问的高。这种“父道尊严”的虚伪做作的一面，拆穿了看，也是很可笑的。 笑声不仅揭穿了假面，有时还使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在一些单纯而集中的喜剧性情节里，往往有这样的艺术效果。那称做金陵一霸的薛家大公子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扬长而去，正是一个弄性尚气，骄横恣纵的纨挎恶少。在曹雪芹笔下，这个人物却带有相当浓厚的喜剧色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作者屡屡出了他的洋相，让我们看到这个其势汹汹的家伙，原来也是个人草包，窝囊废。薛蟠一本正经地把“唐寅”念作“庚黄”，还冒充识货，极口称赞画得好，弄得宝玉也莫名其妙，他在冯紫英的宴席上，憋足了劲，瞪大了眼，也只会说“绣房撺出个大马猴”这样的酒令，唱出“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这样的小曲，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大爷自来肚里无货，不过是个酒囊饭袋。尤其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是四十七回所写的柳湘莲给他的那一顿好打。只消一举，便打得薛蟠昏天黑地，原来是个不禁打的废物；再打便只有伏地哼哼求情告饶的份儿，又加几拳便连苇坑里的脏水也只得俯首听命，乖乖儿的喝去，直至薛蟠叩头不迭，湘莲方罢手丢开。其时薛大爷衣衫零碎，面目肿破，浑身内外滚得泥猪一般，这个“泥猪”的形象，倒同人物的内在品质正相吻合----又脏又笨，真成了一个喜剧中的丑角。读到此处，我们都不禁拍手称快，心想“呆霸王”也有今天，从而感到一种恶人受惩罚的痛快。 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确是喜剧因素产生的一个深刻原因。一切没落阶级和它的意识形态，按其本质来说，都是喜剧的对象。在《红楼梦》里，作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贵族大家庭内里日益溃烂的真相揭开，有时那怕仅仅是撕开了一角，也足够使人发出快意的笑声。“毫无疑问，笑，这是一种最强有力的破坏武器，……由于笑，偶象垮了，桂冠和框子垮了，那奇妙的圣象也变成已经泛黑的、画得很难看的图画”（《赫尔岑论文学》）。《红楼梦》所包含的讽刺喜剧的因素，的确起到了破坏偶象的作用，搅得旧世界不那么平静美妙了。 二 正象喜剧有讽刺喜剧、幽默喜剧以及抒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一样，《红楼梦》中的喜剧因素也并不都由讽刺产：生。由于曹雪芹善于幽默，作品中不时呈现机智和风趣的闪光。如果说讽刺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那么幽默喜剧往往倒是因为作家发现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比方在社会地位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发现了善良、智慧等品性，在市井民间发掘出蕴含着生活哲理的故事、笑话、趣谈、熟语等等。 曹雪芹尽管是一个封建时代的作家，但他尊重、同情贵族圈子以外的平民和奴隶。那些丫环小厮虽然人身不自由，精神上也深受戕害和熏染，但却有自己独立的个性，，甚至还有高贵的主子意想不到、不可企及之处。茗烟是宝玉的小厮，并无什么出众之处，可是读过《红楼梦》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宝玉私祭金钏之时，茗烟那即兴式的祝告辞，真是一篇令人绝倒的妙文。那日宝玉起了个早，遍体纯素，一语不发，只带茗烟一人直奔城外一个清冷所在，焚香祝告已毕，正命茗烟收拾，那知这小厮忙爬下磕头，口内祝道：“我茗烟跟二爷这几年，二爷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只是这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爷的心事，不能出口，让我代祝：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托生这须眉浊物了。”说毕，又磕了几个头，才爬起来。没等说完，宝玉便掌不住笑出来。的确，这篇“祝告辞”虽俗而真，虽谑却诚，新鲜别致，妙趣横生，谁读了都忍不住会发笑。茗烟真不愧宝玉薰陶出来的，这个闷葫芦只有他来打破。出门时宝玉意欲何往，茗烟也摸不着头脑，不过他却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而且能把宝玉难以出口的心事道破，自告奋勇代为祝祷，把宝玉平素看重姐妹知己之情，鄙薄须眉浊物的心思，和盘托出。这既是宝玉意想不到，又是宝玉无法否认的。因此可以说，这番祝告，其内容完全符合宝玉心怀，反映了他的思想性格，而其形式，则是茗烟式----包括思考方式、表达方式、语言方式，都属于茗烟这样一个小僮，质直，俚俗，幼稚。在全书中，祭金钏和祭晴雯遥遥相对，也是作者“特犯不犯”的一种笔法。这祝告和那诔文其重要和深刻的程度，自然不能比拟，但两者性质相类。如果说祭晴雯的芙蓉女儿诔从内容到形式部属于宝玉，悲恸激切，淋漓尽致，那么祭金钏由茗烟这一祝，内容是严肃的，形式却是谐谑的了。这谐谑丝毫无损于悲剧故事，反因庄谐互出，使隐情可表，文章生色。由于作者并非故意插科打诨，而是在茗烟这个小人物身上，发现了机智、善良、富于同情心的美好品性，不失时机地把它表现出来，因而不仅给人以幽默之感，而月。丰富了茗烟的性格特色。茗烟作为贾府公子的贴身小厮，也有一般富贵人家懂仆淘气顽劣，仗势欺人这一面，在顽童闹学一幕里，已经有很充分的表演，但他毕竟是一个受压迫供使唤的奴仆，又是个孩子，天真纯朴、善良机智这样一些品性并未泯灭。他同宝玉之间除了主仆关系而外，也还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友谊的关系，他给宝玉找来古今小说、传奇脚本，他替宝玉通风报信，护驾保密，比之宝玉的尊亲长辈，茗烟有时倒更可以信赖托靠。在他表现出忠于宝玉的“呆性”，又十分乖觉机智的时候，不能不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类似的幽默谐谑的笔触，在作者刻划晴雯这个人物的时候也出现过。晴雯这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丫环，在《红楼梦》形象体系中的重要性，自然远在茗烟之上，她同宝玉的情谊，自然更加深厚绵密，而有的也用一种机智巧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宝玉的不喜读书是出了名的，逢到贾政要查究，诸姐妹固然充任“枪手”，自愿捐献若干大字、小楷，以备塞责。众丫环不通文墨，只有尽心伏侍，烹茶剪烛，陪着熬夜，独有晴雯却能急中生智，帮助宝玉渡脱难关。我们在第七十三回看到的那一幅“宝玉夜读图”，本来就够使人发笑的了，它也具有类似前文所述的对封建教育的讽刺揶揄，只是情节的发展更富于幽默和谐趣。此刻的宝玉，因为贾政明日要问书，无异孙大圣戴上了紧箍咒，四肢五内，登时不自在起来。真是“平日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肚内盘算经书时文生多熟少，左支右绌，漏洞百出，何况心不在焉，还惦着……房丫环不能安睡，小的打盹，大的苦劝。正在万般无奈之际，忽闻叫喊，从墙上跳下来一个人，众人忙四出寻找，晴雯即时心生一计，教宝玉“趁这个机会，快装病，只说吓着”。一面着人打起灯笼，又是寻人，又是觅药，闹得满城风雨，直弄到贾母，王夫人都知道才算。原来晴雯深知宝玉读书苦恼，劳费…“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当，心下正要替宝玉想个主意来逃过此关，正好逢此一惊，乐得装病躺倒，可免此难。此计正中宝玉心怀。晴雯不愧宝玉知己。“赤胆忠心”的袭人是想不出这样高招儿的。读者在感激晴雯的同时，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笑，包含着对“上了当”的贾母，贾政、王夫人之辈的嘲弄，更包含着对晴雯的赞赏。 中国老百姓是智慧、乐观的，富于东方式的幽默感。真正的好笑话几乎都从民间产生。《红楼梦》中写到为数不少的古记笑话，趣谈谐语，明显地受到民间创作的滋养，我们常常觉得似曾相识，好象听老辈人讲过，却又觉得新鲜别致，妙不可言，显然经过了作者的加工创造。宝玉为给黛玉解午倦，顺口编诌的小耗子巧偷果品的故事，就富有民间作品的风味。读者分明知道，什么“黛山林子洞”、“极小极弱”、伶俐智巧的耗子，是在打趣黛玉，可是却愿意听下去，而且津津有味，那是因为这个小故事娓娓动听，饶有趣味，非到讲完才点破这“香玉”的双关妙用，这就引得人非听完不可。在小说中，笑话往往也同那些诗词曲赋、灯谜酒令一样，合于人物的身分和性格。比方凤姐是以擅长说笑著称的，她的说笑又主要以“逗笑老祖宗”为目的，因而很有特点。既是晚辈在尊长面前开玩笑，就得又能发噱逗乐，又能称颂福寿，这才合于“斑衣戏采”的大题目。凤姐就有这样的本领。她能机智地把贾母鬓角上磕伤的凹窝儿，同寿星老儿头顶的凸块扯到一起，因为这都是用来“盛福盛寿”的，她能风趣地把贾母箱子里的钱说成“会招手儿”，把牌桌上的钱也“叫进去”，显得贾母手气好，彩头足，是招财进宝的主儿。诸如此类，既招笑又奉承，完全表现了凤姐的个性和才智。其实贾母也是谑笑风生，老于此道的，她讲的那个笑话，说是第十个儿媳妇因投胎时吃了孙大圣的猴儿尿，所以伶俐嘴乖，公婆疼爱；这当然是打趣凤姐的，但何尝不包含疼爱欣赏的意思。比起来，贾赦就没有凤姐这一手，中秋家宴上他讲了一个针灸婆子给偏心父母针心的笑话，引起了贾母老大不快。这笑话当然也是作者依据人物关系设计的，虽可笑，却得罪人，使母子间越发心存芥蒂了。最有意思的是，作者竟让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贾政，也讲了一个笑话，讲的竟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舔脏脚这样庸俗不堪、令人恶心的笑话。如此低级趣味的东西，从自命清高风雅的政老爷嘴里说出来，就有双重的喜剧意味了。当然，并非书中所有的笑话谐语，都是作者在替人物“创作”或“改编”，也常有采取现成而又恰到好处的地方。比如“聋子放炮仗----散了”，在筵席将终时让凤姐儿说出来，既自然，又现成。鸳鸯回敬她搜子的那一串双关歇后语，何等快脆锋利，真是亦庄亦谐，哪里是掉书袋的文人想得到说得出的。 幽默，也还有自嘲的含义。自嘲往往包含着一种愤激的感情和深刻的理智，形式是自我解嘲，实质是讥抨社会。我们都熟悉鲁迅著名的《自嘲》诗，前两联日“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先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这固然是为紧接着核心的“横眉冷对”一联铺垫，而这形象本身就十分幽默，是自嘲，更是嘲弄那个压迫“围剿”自身的社会环境和反动势力。曹雪芹当然不是鲁迅，时代不同，思想和创作的性质都根本不同，但伟大作家也可以有某种相似，曹雪芹在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环境里，历尽坎坷冷遇，又不愿阿世媚俗，随波逐流，也足以使他产生一种自我解嘲的心情。小说开卷的那些话，所谓“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等等，就颇有一点自嘲的意味。尤其是贾宝玉出场时那两首《西江月》词，“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腹内原来草莽”，“于国于家无望”，……一般都认为是似贬实褒。这当然并无不可。但仔细体味，难道不包含自嘲、也嘲弄那些贬斥宝玉的世俗之见这样的意思么。正因此，这两首词才如此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具有一种包含深刻见解的幽默。 自嘲不限于作家自己或小说主人公，我们看到，在行文中，作家还通过某些独特的艺术形象的自嘲，来调侃世路，既充满幽默感，又具有讽刺性，两者融为一体。秦钟临终时鬼判登场，便是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场面。在可否放秦魂还阳片刻的问题上，鬼判铁面无私在前，徇情方便在后。众小鬼抱怨都判先是那等雷霆火雹，后来又慌忙改口不迭，他们说就算宝玉运旺时盛，可阴阳阻隔，怕他作甚。那知都判理直气壮地训斥道：“放屁。俗语说得好：‘天下官管天下民’。自古人鬼都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敬着点没有错了的。”此处脂评有云：“调侃世情固深，然游戏笔墨—‘至于此，真可压倒古今小说。”在这里，鬼判“执法”的自相矛盾是一种自嘲，更是对阳间世界的嘲弄。鬼判能够直言不讳，倒使人觉得有点可爱，人间的徇情枉法还要盗取美名，这才可鄙可憎，小小一个喜剧插曲，竟有这等“喝醒迷人”、讽喻现实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倘说这是写鬼，好办，那么书中还有写人的例子在。第八十回“王道土胡诌妒妇方”一节，有类似的妙处。宝玉有感于夏金桂悍妒成性，异想天开地向“王一贴”请教治女人妒病的方子，王一贴一本正经地说有，“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不信，答曰“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这个笑话带有明显的自嘲意味，何况还举一反三，“实告诉你们说吧：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王道土同那鬼判类似，有他的诚实坦率之处。因他这一贴“疗妒汤”，却揭穿了普天下江湖骗子的把戏。这样的幽默诙谐，会使人在哈哈大笑之后，不由得陷入深沉的思索，谐之于庄已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三 以上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把《红楼梦》中的喜剧因素单独地提了出来，事实上它是小说的有机部分，同整个作品的生命血肉相连。作者从不生造硬添，只是朴素自然地发挥喜剧因素特有的艺术效果，发出喜剧光彩的地方，往往就是真实、生动，深刻地揭宗人物性格特征的那些地方。上举的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本来，构成文学作品的语言、情节、人物等等本身，并不分成悲剧的和喜剧的两大类，只看作者如何处理和运用。就如上文所举贾珍连称“妥当”这话，平平常常，并无可笑之处，只不过有他垂涎二尤作背景，又在奔丧途中，正好假“公”济私，讽刺喜剧的效果便油然而生又如宝玉私祭，若明白说出所祭者谁，那么茗烟一番即兴祝告，也就不那么令人发笑了。可见要语言到，情节到，人物到，……各方面适逢其会，才能机趣横生。老舍先生说得好：“喜剧最足以显露作者的才华：随机应变，见景生情，随时拿出既明快又深刻的惊人之语来。这必须有丰富的生活底子。”（老舍：《喜剧的语言》） 的确，喜剧同悲剧一样，也植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必须有丰厚的生活基础，准确地把握人物的相互关系，合理地展开矛盾冲突，喜剧艺术才有用武之地。笑，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物，我们对某种事物或现象感到可笑，往往是因为看到了事物的某种矛盾，比方说看到它违背了生活的常规、产生了内容和形式的不谐调，美和丑、庄严和无耻、高雅和俚俗……滑稽地联结在一起。作家的高明，就在善于抓住这个不谐调，把它强调，突出，构成喜剧情节和喜剧形象。而由于人物本身并不认识这种矛盾或有意要掩饰这种矛盾，因而自身是不笑的。就如茗烟认真地祝告，贾珍煞有介事地奔丧，他们各有自己的心理和逻辑，作者越是写他们—本正经，读者就愈觉得可笑。这里，只要构成喜剧因素的矛盾是来自生活的，作家又处理得真实自然，“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李渔：《闲情偶寄》），人们便会在此等境界中，得到思想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 由于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不同，因而对于喜剧因素的构成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正象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不能不带有社会历史的和阶级的烙印一样。某些篇幅短小、内容单纯？富于哲理的语录笑话，诚然能够使古今读者都为之开颜动容，而象《红楼梦》这样包含巨大生活容量和尖锐批判锋芒的作品，其中的喜剧因素，就要深刻丰富得多。小说中人物开怀大笑的地方，往往不见得有什么喜剧性，因为作家比他的人物高明，喜剧的因素常常蕴藏在生活的深处，在作品情节构思的背后。就如上文分析到的那些喜剧契机，常常不是能够一目了然，一语道破的。又比方刘老老这个人物，是颇有喜剧色彩的，贾府上下都把她当作“女篾片”，开心取笑，凤姐鸳鸯故意捉弄她，黛玉还以“母蝗虫”讥嘲她，众人笑得前仰后合。这种地方，在我们看来．并不可笑，倒有点可悲。拿一个乡村老妪来寻开心，难道不是表现了这班奶奶、太太、姑娘、小姐的贵族阶级的习性和偏见吗。当然，作者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认识，但无论如何，他对刘老老这个人物的态度和贾府众人是大不相同的。上述情节看起来是嘲弄刘老老，又何尝不是通过她的见闻感受，来暴露贾府的穷奢极欲。真正具有喜剧因素的倒是“刘老老醉卧怡红院”一节。这个村野婆子的酒气臭屁，熏满了贵族公子的锦褥绣被．此处与其说是在出刘老老的洋相，倒不如说是亵渎和嘲弄了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作者在这里用喜剧的方式，对世人艳羡不已的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十分耐人寻味。一个思想平庸、才华有限的作家，是不可能作出这样机智巧妙的艺术处理的。在小说里，喜剧因素的出现，往往就在那作家识见和才智闪光的地方，这种情形，在《红楼梦》前八十回，几乎随处都可以碰到。遗憾的是，在后四十回的续作里，我们几乎不复看到前面这样幽默凤趣的东西了。同是写学堂，写读书，试看“老学究讲义警顽心”，“评女传巧姐慕贤良”等回，续作者竟板起面孔，津津有味地大讲八股文章的题旨节义、历数《烈女传》里的贤良楷模，充满了道学气味，前八十回“顽童闹学”、“宝玉夜渎”一类画面中讽刺喜剧的意味无影无踪。这倒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续作者的思想见地和艺术才华，比之原作者，的确是大大逊色了。 曹雪芹的《红楼梦》在这方面的贡献当然也不是凭空而来。生活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民，尽管精神上受到层层的桎梏和压抑，但他们从来不曾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他们对统治阶级的蔑视和嘲弄，他们的乐观精神和智慧火花，常常在民间创作中质朴地表现出来，也反映在那些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意愿和情绪的文人创作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传记和戏曲小说当中，讽刺和幽默都是有传统的。被太史公称之为“滑稽家”的，几乎都是幽默家。曹雪芹是善于向生活，向民间，向传统摄取养料的大家，他的具有“曼倩遗风”，正是很自然的事。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表明作者是有所借鉴的，比方茗烟代祝一节，脂评已经指出：“此一祝亦如《西厢记》中双文降香第三炷，则不语，红娘则代祝数语，直将双文心事道破。”当然《红楼梦》的作者不过是借此脱胎，目的是在进行新的创造。那些包含喜剧因素的情节、构思以至笑话谐语，往往受到前代文人或民间创作的启发和影响，只不过已经熔铸在作品的艺术整体之中了，因而读来富于新鲜感和独创性。当今天的读者被《红楼梦》这部震撼人心的悲剧深深地打动了的时候，是否也应当注意到它的具有喜剧因素的这一面，从而更多方面地认识作家的思想和才华，领悟到一些于我们的生活和创作有益的东西。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