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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心里很不踏实，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才接着写正文。做这种文章，最恰当的一个罪名，就是“大逆不道”。 一年前，也就是2006年8月，河北省作协在一座深山里开了一个长篇小说座谈会。住的地方真不怎么样，洗澡水冰凉；但会的气氛真好，神仙会，随便说。因为“随便说”，我就提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说法：我认为《金瓶梅》在精神高度上比《红楼梦》要高出一个档次。我承认这个说法有待论证，但我不是理论家，我对《金》没有研究，对《红》也没有研究，所以我宁愿把这个活儿留给理论家们。我这样说，只是根据个人的阅读感觉，就是《金瓶梅》里有慈悲心。《西游记》里也有慈悲心，但那是一种菩萨的慈悲心，而《金瓶梅》里，却是人本主义的慈悲心。 一年过去了，没有一位理论家来搭理这事儿。这原也在意料之中。但是这几年“红学界”却相当地热闹。据我的印象，“正宗”的红学界，是把刘心武视为异类的。但是，如果没有刘心武，就没有这几年“红学”的热闹。那么，折中一下，把他的说法视为某种野路子的“红学”，还可以吧？而且，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野路子的考证与索隐，不仅相当致命地解构了“红学”，也相当要命地解构了《红楼梦》。难怪有些自称热爱《红楼梦》的人，要把他视为仇人了。但这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想法：何不趁着《红楼梦》与“红学”被削弱的机会，让《金瓶梅》跟它PK一下？ 不过，我首先仍要承认，我并没有因此去研究《金》和《红》。我所根据的，仍然只是个人的阅读感觉。我知道，对于学问家来说，阅读感觉是算不得数的。我也承认，阅读感觉每每因人而异；比如《红楼梦》，有人从中读出了阶级斗争，说里面有几十条人命，也有人从中读出了风花雪月，说它是一部“淫书”。但是我仍然认为，阅读感觉是一切真学问的出发点，可能还是一切真学问的落脚点。有此两项，不管其结论有多少人认同，终不失为一家之言，一种说法。无此两项，那就是另一种东西。比如某一类“红学”，跟《红楼梦》本身相距甚远，只是一种娱乐或职业。 然后我得先讲清楚，我所要PK的，只是“精神高度”这个特定命题。我很年轻时就被告之，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从《金瓶梅》发端的，是由《红楼梦》完成的。我迄今仍然认同这个说法。另外，《金瓶梅》粗糙，《红楼梦》精致，也是一望可知的事实。 《红楼梦》有“红学”，《金瓶梅》没有“金学”。原来的“红学”，跟《红楼梦》是相关的。它对作者身份、家世的考证，对于如何正确解读《红楼梦》很有必要。《金瓶梅》研究本来也有个作者考证的问题，且相对简单，弄明白“兰陵笑笑生”的真名实姓，大致身世，也就可以了。然而，就连这么简单的任务，也没有人能完成。作者未能确定，连带着成书的年代也无法确定，只能约略地说是明代嘉靖或隆庆、万历年间。这样一种“成果”，自然无颜称之为“学”。不过我也从另一面想了想，就是这种成果的匮乏，是不是也与动力的不足有关？因为即便我们对作者的姓名身世全不了解，对于解读《金瓶梅》并没有多大影响。用现代的批评语汇来表述，就是：文本中作者不在场。《红楼梦》则截然不同。虽然说它（前80回）就是作者的自传，已少有人认同，但它的“自传性”，则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文本中作者在场。再进一步说，不仅在场，而且高度投入。惟其如此，我们就需要对作者有所了解，而且是较多、较详细的了解。于是就有了“红学”。然而凡事皆有限度，当种种考证、索隐、争论，超出了解读《红楼梦》的实际需要时，“红学”与《红楼梦》的关系遂渐行渐远。当它实际上变成了曹氏家谱考证时，我想即使是曹家的直系后人（如果有的话），也不一定觉得多么有用。 当“红学”渐渐成为这种“显学”以后，我所能够看到的一个后果，就是对于《红楼梦》本身的批评少见了，没有了。按或一种说法，批评不是学问，“红学”才是学问，所以学问家们都去做这种学问了。 《金瓶梅》虽然不受“金学”之累，但关于《金瓶梅》的批评同样少见、没有。原因也很简单：能读到《金瓶梅》的人就很有限，谁需要有关它的批评？你跟一批没读过它，或只能读到“洁本”的读者，怎么谈论它？ 我第一次读《金瓶梅》，是在当了作家之后。因为要能得到这样一部虽然是洁本的《金瓶梅》，必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就是说，此前是连洁本也没有资格读的。当时都说这是中国作家协会给会员办了一件好事。正因为如此，便有了一种珍惜之意。当然还有一种“责任感”：身为一个中国作家，连《金瓶梅》都没读过，说不过去。第一本读到一多半时，就开始有点读不下去，既困扰于它的冗繁、芜杂、累赘，又觉得“没多大意思”。但我还是耐着性子把三本读完了。读完以后的感觉，仍然是“没多大意思”。最“大”，也就是个“万恶淫为首”的“意思”。不过，毕竟已经是一个作家了，多少还有一点文本意识，知道读的是洁本，是删去了19161个字的。如果要对《金瓶梅》说三道四，得补上那两万来字再说。 过了两年，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参加者里就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在自认为已经比较熟了，又自认为老太太对我印象还不坏，就去求她，能不能破格卖给一套全本的《金瓶梅》。老太太答应得很痛快，说回去等我的信吧。等了好几个月，老太太终于来信了，大意是说，对不起，回来后跟有关同志商量，说只存很少几部，不能卖了。 又过了两年，保定市文联在徐水县搞了一个业余作者学习班，请了一些名人来讲课。我那时还住在保定，被请去陪客。请来的人里，就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孟伟哉。他讲课时，我也陪坐在台上，碰巧就在他旁边。又碰巧，他讲到了《金瓶梅》，而且特别讲到读删节本是有局限的，最好读全本。他接着说，当然啦，全本不易得，然后就扭头问我，不过陈冲你总是读过的吧？我那时还不太老，反应还算快，立刻说：你不卖给我，我上哪儿去读？他当时答应得也很痛快，我也汲取教训，散了会就跑去北京找他。这时他虽不像在徐水时那么痛快，但还是给我写了条子，又反复叮嘱：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我这才读了全本。读后的感觉，是那个“洁本”叫得不准，应改为“劫本”。 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时正在念初中，也正在迷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受不了那些卖弄性的诗文段落，是跳跳蹦蹦着看的。倘要定量一点，跳蹦过去的篇幅，不会少于全文的一成。读后的感觉，是这本书很“酸”。这种感觉当然拿不到台面上来讲，但对于我自己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在我第二遍读它时，我觉得十几岁时的我，那感觉并不差。这已经是将近30年以后，即1970年代末了。这一次读，仍然有跳蹦，比上次少了一些，但绝对值也不低。仍然觉得很“酸”，不同的只是这回有了相对理性的分析，能说出它“酸”在哪里了。不久，我成了保定市文联“重点联系”的业余作者，因而有幸听一位著名作家来讲课。这位只比我大一岁、但确实很著名的作家告诫我们：要学会写小说，至少先读三遍《红楼梦》。于是我又读了一遍——不是为了凑够三遍，而是为了认认真真地再感觉一次。定量地说，这回跳蹦之处相当少了，但定性地说，还得说仍然是跳跳蹦蹦着读的。菜谱、药方之类仍然一晃而过。那些诗，倒是都看了，所以也能给自己一个结论：如果说叙述文字绝对甲等，那么这些诗八成只够乙等，包括那些作者自己赞为“好诗”的篇什。读的结果，是明确了为什么觉得它很“酸”——“我们家早先阔得很”！ 毫无疑问，一个破落子弟对往昔荣华富贵的回视，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小说的有价值的主题。《红楼梦》把这种回视写得真实、传神、精细、丰满、层次错落、色彩斑斓，正是它的成功之处。凭这个，它完全有资格传之不朽。但这也不能成为将一部书神化的理由。它的这种回视，里面有惋惜，有叹息，有悲伤，有愤怒，既有批判，也有炫耀，可以说应有尽有。如果一定要说还缺少点什么，那也就是缺少点承担。书里有没有对贾府败落的责任追究？有的。不能说作者完全规避了贾宝玉的责任，但是他既然是以明显美化的笔墨写贾宝玉，同时又以明显丑化的笔墨写贾珍们，那么这责任的绝大部分便落在了“胡作非为”的贾珍们身上，而仅仅是“不务正业”的贾宝玉，却“罚不当罪”地承受了贾府败落的所有后果。“不务正业”当然是一种叛逆，但这种叛逆所能提供的正面的东西，也仅止于不务正业。有论者说，贾府的败落，象征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坦率讲，这种“象征”，我没看出来。贾府就是贾府。封建主义三千年，败落了不知道多少贾府甄府，便是“千秋万代”的王朝，也覆灭了大几十个，而封建主义依旧坚如磐石。直到今天，作为社会制度的封建主义已经很难复辟，但其意识形态“残余”，仍然死而不僵。一般地说，反封建的任务，很难由一个纨绔子弟——哪怕是破落后的纨绔子弟提出。可以有特例，但那就要有这个特定人能成为特例的充分理由，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对这个破落子弟身份的扬弃。统观《红楼梦》全书，那种标准的破落子弟意识的主观介入十分强烈，十分鲜明。按照“传统”，富贵人家正当富贵之时，还是会讲一点气度的，即如书中的“正人君子”们，也时或将“待下人要宽厚”一类的话挂在嘴边。倒是败落之后，却对那些家里从来没有阔过的人格外看不起。不仅对刘姥姥、焦大一类下人，就是对教书匠一类“穷酸文人”，也是相当地不屑。另一方面，对于风尘女子，倒会另眼相看——这也是标准破落子弟的特征之一。 《金瓶梅》不是这样。鉴于此书的读者有限，这里不具体举例了。总体来说，它对那些“情种”们的批判一点儿不留情面，完全没有美化的笔墨。粗读之下，好像“万恶淫为首”的意识也很鲜明强烈。但是作者并没有故意去惩罚他们，而是让他们“自取其祸”。作者是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书写他们，所以他们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之中。无论如何，西门庆花的都是自己挣来的银子。当这一切形成了一幅完整、生动的市井风俗画卷时，那些市民们的生活就有了其自身的合理性、正当性。他们的确是在追求享乐。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可以享受生活本身就有的、乃至人本身与生俱来的快乐？这是超出“传统”道德标准的价值判断，体现的是作者的一种博大的慈悲心。它大致相当于欧洲人所说的“博爱”。我们虽然还不知道“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何方人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猜想，这种人本主义的意识，是明朝中后期各种类似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萌芽、发育的结果。在历史时序上，这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大体相当。或许这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是它在中国被满清入侵所中断。满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使他们很愿意接受儒教文化，很容易拿过来为我所用，却接受不了那些孕育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入主中原”，他们遇到的抵抗比元朝强烈得多，皆因不仅有民族矛盾，还有意识形态矛盾。所以他们不仅需要武力镇压，还需要文字狱。文字狱的功能，是通过砍掉有数的脑袋，让无数的人自愿放弃长脑袋，所以砍掉的脑袋越是冤得离谱，威慑力越大。他们开国之初的几个皇帝能力很强，他们成功了。曹雪芹就生活在他们基本上取得成功以后的时期。所以，《红楼梦》在精神高度上比《金瓶梅》低一个档次，不是因为曹雪芹的文学才能差，而是因为他就活在了那个时候，毫无办法。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7/05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7/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