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自其问世起,就引起了无数人的痴狂和迷惑——为书中那些或真、或假、或让人不辨真假的人物。《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是在真与假的二元对立中展开的。这里的真指向自然、本性、天真,即个性自我的最大程度保留;这里的假指向社会、功利、物欲,即个性自我的最大程度缺失。一部《红楼梦》就如一面潮水,映照着人性的种种真象与虚象。 细想来,人性无非包括三种境界:真情、矫情、无情。红楼人物大致也可归入这三种境界。真情者若黛玉;矫情者若宝钗、宝玉、妙玉等;无情者则似贾珍贾琏之流。真情的人性在《红楼梦》中是一种寄寓了作者理想的脆弱的存在;无情的人性则显示出作者对社会最大程度的否定和批判;而徘徊在两者之间的矫情的人性却背负了作者几十年的血泪辛酸,寄寓着作者对人生的无奈和追寻。矫情的人是《红楼梦》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也最能吸引读者为之歌为之哭的人。他们既有如真情者的纯然天真之性,又深陷社会的泥淖不能自拔;他们目睹了社会的种种丑恶、不平,或是表现了自己强烈的反叛,或是只能无奈地闭上眼睛去面对它、去适应它,终究未能使它发生任何的改变。这是一大批人性觉醒而为环境所压迫,在社会与自然、虚假与真情之间痛苦徘徊、痛苦抉择而无路可走的人,也是为了适应环境、适应社会、适应生存而矫饰自己、扭曲本性甚至分裂自我的人。矫情的痛苦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矫情的悲剧也笼罩着一个时代的悲凉。 1 诗意的栖居——探真情 黛玉是真情的,可她却只能带着她的真情走向毁灭。 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对立是人类永恒的悲剧,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以来,这种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下去。保全天性与适应环境的冲突,往往使得集天地之钟秀的人类在凡尘俗世中如同宿命般地陷入窘困的境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明人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许也正因此,人性中倏然闪现的真情才如花般地绽放出动人心弦的美丽——即使她是脆弱的、短暂的存在。在《红楼梦》中,作者毫不吝啬又极其吝啬地将这种真和美给了林黛玉。 说他“毫不吝啬”,是因为一部恢宏的《红楼梦》,活跃着好几百张鲜活的面孔,作者却全然将人性的天真自然独独给了黛玉一人,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说他“极其吝啬”,是因为如黛玉这般难得一见、难得一现的真在作者笔下却完全是一种脆弱的病态的存在——美得令人心动,亦美得令人心痛。全书不过九十八回,苦绛珠便“魂归离恨天”,匆匆结束了她的生命(或许也是不得不结束生命吧)。作者似乎在这里有意传达这样一种痛苦:在一个为无情所笼罩的阴冷社会里,真情只能如黛玉般脆弱。 所谓真情之人,即自然之子。借用李贽的观点,就是未失童心的人。一个任情、率性、清高的人。一个不管外表多么脆弱,人格始终傲然屹立的人。一个“诗意地栖居”在自己的精神王国,不媚俗、不矫饰、不做假的人。笔者以为,在《红楼梦》中,真真能担得“真情”二字的只有黛玉。 黛玉是红楼人物中最富诗意的形象,也是最大程度体验着个体人的孤独、捍卫着个体人的尊严、保留着个体人的纯真的人。她原本是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来自自然),春花秋月无不触动着她善感的心弦(贴近自然),诗人式的敏感则使她更深刻地洞察了个体在社会面前的悲哀和无助。看林黛玉就不能不看林黛玉的诗,正如王蒙从她的《葬花诗》中所看到的:“把林黛玉的悲哀仅仅说成是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不善处世等的结果是不够的,林黛玉的悲哀更多地是一种超验的原生的人的悲哀。‘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脍灸人口的两句诗,传达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生无常的慨叹,是一种陈子昂式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情的女性化、少女化。‘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这两句写得更好,深情、悲哀而又无可奈何!人生的悲哀,不就在这无可奈何四字上吗?不但诸种人事难如人意,甚至春天的来去、自我生命的来去,也是至也无言无闻,去也无言无闻,人不过是沧海一粟,六合中一芥子,夫何言哉!”能做出“葬花”这种举动的,恐《红楼梦》中除了黛玉就只有宝玉了。只是宝玉的体验还远不及黛玉的深邃、沉重和彻底。实质上,《葬花诗》绝不仅仅是在悲花和怜人,更是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哲学观照——虽然是一种无奈的关照,它至少表明了自我的独立和在两难处境中的绝决——“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净土掩风流”(回归自然)。 “赤子之心,人皆有之,不过大都很难长保不失”,黛玉的特点只在她“保得全、说得亮、行得出,能够做到‘率’、‘任’二字。她所有的爱恨情愁全都写在脸上、挂在口上,哭笑任由自己,不来半点矫饰——包括对自己缺点的掩饰。所以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黛玉的缺点,并对之加以“刀子嘴”、“小心眼”等的批判。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张岱就以其犀利的目光看到:“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一个让人看不出他任何缺点的人未必就是一个真情至性的人,倒反而可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如宝钗)。确实,黛玉是有那么点“小心眼”,但与宝钗相比,她毕竟没有什么“大心眼”(机心);黛玉的言语是有那么点刻薄——针对与她天性格格不入的人与事,但她却从未真正伤害过任何人,更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砍伤自己。她只是努力在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苦苦追寻着自己理想中的爱恋,如此而已。 悲剧就在于:“个人的禀性趣味与家族和社会的要求是相互背离和相互抛弃”的,一个太真的人在一个太假的社会里自然是无法立足的。莫非正应验了黛玉那句禅语“无立足境,方是干净”?一个不容个体独立觉醒和反叛的社会又怎能为黛玉这样一个诗意的灵魂提供“栖居的大地”?那么她也只有随风化去了。而已偏于大观园(象征着矫情、人生)的一隅的潇湘馆(象征着真情、自然),相对于荣宁二府(象征着无情、社会)更是小之又小的一个角落,它的荒芜与黛玉的死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真情终将毁灭,夫何言哉!曹雪芹不忍言,高鹗不得不言。 2 痛苦徘徊——探矫情 生命的哲学是如黛玉般天真自然的。社会的哲学却分明冷峻地写着适者生存。 人世间真正能始终如一,孤独地体验生命,孤独地执着于自我的人并不多。当黛玉如昙花般乍现却又凋零,能够以死来捍卫个体尊严的人便少之又少了。更多的人只能执着于人生,痛苦的徘徊在个体与社会的夹缝中,他们不能完全的真情流露,也不会全然的无情面世,只能在徘徊与追寻中矫情。他们或咬噬着自己、或扭曲着自己、或分裂着自己…… 这是一批复杂的人群,复杂得一如生活本身。社会、家庭、爱、恨、情、愁都是他们抛不去的牵绊——尤其是爱的牵绊,何其厚重!竟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生活苦心经营,隐忍和接受与他们天真本性格格不入的林林总总。 这是一批痛苦的人群。率性的歌笑悲哭全隐忍于他们心间。那个真实的自我他们不会轻易向任何人袒露——甚至向自己袒露。倒不是他们这些人有着惊人的心理承受力,而是那样的时代要求他们去承受这样的惊人负荷——当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开始震颤和动摇的时候,新的生存的峰顶还如夜空中的星辰一般遥不可及,孤独的反叛者孤独地死去了,剩下一些“梦醒了而无路可走的人们”,他们倘不选择庸俗(无情)或死亡,就只有务实地活着,在个体与社会、真情与无情之间架起一座其实永远无法架成的桥梁——以他们的自由、爱和梦想为代价!……事实上,人们是没有必要怪责这种矫情的,因为这实在是那个特定时代所必然上演的悲剧:至情至性的人以她的死作出决然又脆弱的抗争,矫情务实的人们却不得不以她们的生作出苦苦却感人的挣扎……然而,无论生也好,死也罢,无论哪一种选择,薄命司上是早就写定她们的命运了——真情者势必如黛玉般被“抛到时代的外面”,矫情者势必如宝钗般被“活埋在时代的里面”。那么,除了那“一把辛酸泪”,作者还能再对我们诉说什么呢?唯有宽容。 2.1 任是无情也动人——探宝钗之矫情与沉溺 在人际关系中,任情、率性、清高是一种美,美在能较多地保存自我;在人际关系中,律己、安详、宽和也是一种美,美在能更多地体谅他人。 黛玉和宝钗无疑正是这两种美的化身。执着于生命本身的人会更多欣赏前者的孤独;执着于尘世人生的人会更多体味后者的痛苦——一种在人群中拥有了一切却失却了自我的痛苦,使这个女子背负起了她无法背负的厚重人生。 轻易不会相信,宝钗原也有她自然放达的一面。小时候她也和黛玉一样痴迷过迎合她本性后来却被她排斥的《牡丹亭》;酒后兴起她也会以一首《螃蟹咏》骂倒天下横行之无情嘴脸;兴之所至,她会“诗余戏笔不知狂”;情急之时,她也会出语锋利毫不相让。其实她也并非一味拘谨,对湘云、香菱“诗疯子”“诗呆子”的趣称,多少说明她性格中也有孩童似的天真和谐谑;扑蝶的一个细小镜头,似乎更捕捉了她长期拘锁的自我意识偶然跃动时的忘情忘形……只是,所有这一切都被她用惊人的理智压抑在“端庄平和”的外表下了,我们几乎来不及捕捉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宝钗似乎只剩下了从礼合节的举止,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甚至听她这样被贾母夸道:“你宝姐姐是个大方的人……宝玉待她好,她也是这样安顿,一时待她不好,不见她有什么烦恼……”“仿佛她内心世界的东西也政治化、礼仪化、外在化了,她似乎没有了内心世界,而只有永远正确、一贯正确的举止言行”。这种境界确实令人不寒而栗。“知美之名之好也,而以物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之掩之而童心失”。真情在宝钗身上的稍纵即逝又一次暗示了真情在尘世人生中的短暂和脆弱。 于是我们更多地听到了这个女孩子对宝玉反反复复的规劝,看到了她在人群中的巧妙周旋和那个真实自我的凋零枯萎。“秉着自己时代的教养,她学习一切、她应付一切,她努力要完成女性生活的最正常最标准的任务”,以迎合事实上为她所弃绝的东西——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而矫饰自我、屈从社会,或许这正是宝钗不同于黛玉、高明于黛玉、也痛苦更甚于黛玉的地方吧。她的生存意识显然是远远超越和凌驾于她的生命意识的,因而她能够清醒冷峻地看到黛玉的孤独和死亡,从而最先从大观园中走了出来。不但如此,她还颇费苦心地试图把宝玉也从那个注定幻灭的世界中拉出来,以担当“补天”的重任。明知道仕途经济的规劝只会使她更快地失去宝玉对她的心,明知道为家族利益牵绊的爱情只会注定葬身在婚姻的坟墓里(凭宝钗的悟性她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她却没有像黛玉一样“从容地就死”,而是“冒险地活了下来”,以期待遥不可及的希望(活着才有希望)。最多不过在痛苦的自我残杀中一个人“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罢了。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人群背后的宝钗何以会放下一切装饰,让自己朴素得如同一张白纸了——她厌恶矫饰又不得不矫饰自己。 可悲的是,无论宝钗如何地矫饰自己的天性,她对自我的摧残和她对改变家族命运的苦心经营非但不能挽救贾府的衰败,反而只会牺牲了她自己——和世世代代中国传统女性的悲剧一样。历史的必然趋势绝不是她们所能改变的,厚重的人生使命也绝不是单凭她们就能肩负的——但她们无怨无悔。 死亡是一场悲剧,活着同样也是一场悲剧。由此,《红楼梦》中最闪亮的两个女子—黛玉和宝钗也就同时构成了两种痛苦——死亡的痛苦和活着的磨难。真情注定幻灭,矫情也无从逃脱毁灭的命运!任你歌也罢,哭也罢,总逃不脱这“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悲凉。曹雪芹的悲剧感无疑是惊人的。 然而,察觉人生的悲剧并不等于绝望于人生,作者从宝玉身上开始了另一种寻觅。 2.2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探宝玉之矫情与追寻 宝玉从来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样子。因为他本是大荒山无稽崖下的一块顽石(来自自然),却偏偏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成了人见人爱的宝玉(堕入世俗);他虽通灵性却无材补天,偏偏那么多双眼睛期盼他能挽回一个家族的败落;在尘世人生的种种纠缠中,他始终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石——自然的、纯朴的、本初的,还是玉——“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的公子哥儿。“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矛盾其实也是石与玉的矛盾,即宝玉自身的两种属性的矛盾的表现。于是他试图通过镜子反观自己,他看到了一个与自己相同又相异的个体——甄宝玉。一个是照镜子的真我本我,人们说他是贾(假)宝玉;一个是镜子中映射出的虚我假我,人们说他是甄(真)宝玉。于是宝玉便再也分不清自己的真假了。他从一开始就分裂为了两个自我。他们各行其是,活在不同的空间里。 活在大观园里的宝玉是个不为世俗认可的顽石——“行为偏僻性乖张”。所有为当时人们所热衷的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所有为当时人们所不容的偏又是他倾心爱慕的。他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士大夫骂为“国贼禄鬼”,把一切男子都看成“须眉浊物”“渣滓浊沫”,而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认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这块顽石的眼里,似乎男与女已成了无情与真情两个世界的代名词了。他本能地排斥着男性世界所代表的正统价值观道德观,而对女性世界的纯真自由倾心亲爱。于是我们看到,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里,宝玉的纯真与情深简直达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程度,人多谓之“痴”——“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具有一痴情去体贴”:小书房里一幅书轴上的美女,怕她寂寞,宝玉陪伴她;担心刘姥姥编造的雪地里偷柴火的女孩子生病,宝玉四处寻找她;风筝飘远了,担心它孤独,于是放一个去追寻……对无知之物尚能如此,更何况对人呢?书中宝玉对女儿们的温柔体贴倾心爱慕读者随处可见。他“既从女儿们那里汲取清纯的情意,更将自己的生命力全部化为爱意注入她们的生活”10。“花、诗、酒所烘托出的情境中的喜悦,那聚而复散的哀愁,那生死以之的坚强,都把此情志的广博、深厚和巨大的力量表现了出来”11。从某种程度上说,宝玉的真情是绝不下于黛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黛玉“情情”,除了对宝玉的爱,她一无所有也不想多有;宝玉“情不情”,则不只是男女关系的“情”,而是一种更宽泛意义上对人性的包容。但似乎也正因此,宝玉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世俗人情的种种牵绊。贾母的爱,宝钗的爱,袭人的爱乃至贾政的爱(以一种极端的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都旨在将其从一个独立的个体拉回到为世人接纳的社会群体中。无父无母无根无凭的黛玉可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父有母有整个家族利益牵绊的宝玉又怎能够如此决绝呢?——即使他不只一次对黛玉说过“你若死了,我就当和尚”。 当和尚绝不是宝玉的出路,贾敬和妙玉的遭遇无不暗示着这一点——不经俗世的沉浮不可能有真正的超脱和淡泊,反而只会为种种欲念毁灭了自己。更何况“僧道本来是对正统、对封建社会主流派的一种反叛,叛逆了半天却离不开封建的天封建的地,连大观园里也设尼姑庵,最后,叛逆也变成点缀、变成配菜了。”12所以,俗世沉浮中的宝玉无从逃避。他既不能效颦儿为情而死,更不能效宝钗毁灭自己。他始终在徘徊,始终在寻找,始终在抉择又始终都很茫然。他只隐隐知道自己终要离开,却一直不知“要往哪里去”。因为他一直就没看懂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那来自天地自然压抑不住的灵气与父母俗世中造就的皮囊始终困惑着他:“我是谁”?这是人类亘古以来就有的疑惑。 心灵与躯壳始终是分离的,一个活在大观园的梦幻里,一个活在现实的冷酷无情里。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走出大观园后的宝玉在贾政的宾朋面前表现得竟是怎样的木讷和愚钝,俨然只剩一张皮囊,虚应着世态炎凉。贾府上下都沉浸在王熙凤的寿辰喜庆中时,他一身缟素远远逃遁,心灵又是怎样寂寞与凄冷的?而当所有他倾心爱慕着的一切随着黛玉的死终于被一一带走以后,心灵与躯壳的分离竟变成了彻底的告别——书中出现了一个我们全然不识的宝玉,做着文章经济娶妻生子种种曾经令他深恶痛绝的事情——以偿还父母、告别俗世。我们看不到他的痛苦,看不到他的悲伤,却忍不住为之大痛大悲。 无可否认,高鹗也是深味宝玉俗世中的苦痛的,所以他让笔下的宝玉最终分裂为两个,一个中举得子以告别世俗,一个离家出走,去追寻他失落的“通灵宝玉”——真我去了。 “我是一块石头,也是一枚宝玉” “我来自茫茫的未知(大荒山无稽崖),也来自凡尘俗世” “我归入茫茫的未知,也告别凡尘俗世” 对于这块顽石的去向,作者最终竟不得不作出这样模糊的解释。而我们的理解也只能是——回归自然。宝玉如此,顽石亦如此。 而那个始终与你对立着的世俗社会,在又一度“兰桂齐芳”的喜庆中,依然不依你意志为转移地无情地存在着。似乎在暗示:个体与社会的对抗不会随着个体的消失而消失,而只会随着社会的延续而恒久地延续下去。你可能因此迷失了自己,像贾珍贾琏一般沉溺于物欲享受;也可能扭曲了自己,像宝钗一样苦苦挣扎;却也可能因这苦痛了悟了你的来处与去处,从自然中走来,向自然处归依。——世界只为这人性的多种可能性而恒久地存在着。《红楼梦》也因此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 原载：《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02年第02期 原载：《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02年第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