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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雪芹留下的《红楼梦》是一百二十回，还是八十回。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后四十回是否为高鹗所续，也牵涉到哪种本子为真，哪种本子为伪的判断。如果是八十回，则后四十回必是高鹗或别的人所续：八十回本中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三个脂本(没有一个够八十回)。则有几分可能是真本(倘若不管它们其余方面的伪迹)。如果是一百二十回，则程甲本无疑是真本全本，八十回本则为在流传过程中被人弄成残缺的残本。残本不等于伪本，比如白文本的八十回《红楼梦》、《石头记》，和那些别人(而不是脂砚斋)加有批语的本子，就不是伪本。但残本中的三个脂本则肯定是伪本。因为它们打的旗号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并且是曹雪芹本人同意和肯定的，其中的庚辰本还是曹公改定的最后一个本子。然而，旗号终归只是旗号。所有自标性的说法，都不过是脂砚斋的谎言，和新红学家们对他谎言的圆说。 《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原著，为高鹗所续，或为别人所续，这话清代就有人说。民国以后，胡适和新红学派的专家学者们，出于自传说、家史说的需要，迷信脂砚斋其人其批，通过主观性极强的实用主义的方法，牵强附会地将脂批本论证成真本，进一步斥后四十回为高鹗的“伪续”。大大强化了清代个别人那种并无根据的仅仅出于臆断的说法。七八十年来，这论断，不单是在红坛内部成了“铁定不移的事实”，影响所及．在普通的红学爱好者中，乃至在普通的读者中。已成了一种认识上判断上的定势。我本人年轻时候就是这种“定势”中的一员，直到写《红楼雾瘴》时，虽产生了怀疑，但也只是怀疑而已，根本没有摆脱“高续”、“他续”说法的圈子。近七八年．深入读书，开阔眼界，受教于内行，不断恩索，渐次发现以前的信奉根本不对。红楼后四十回确实是曹雪芹本人所写，不可能是高鹗所续，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所续；高鹗不过是整理者，既是整理，内中当然有他的笔墨，却万万不能将版权算到老高头上。根据《红楼梦》的流布历史，早期传抄开后，便不断有人对它进行各种大大小小的手术：或窜改，或涂抹，或乱砍，或整理，甚而至于无情腰斩。早期流行的本子，多为八十回，即是这种惨刑的结果；挥刀的刽子手，其作案时间．当是在本子还为数甚少的那会，他一屠戮，再传抄的本子就不见了后面四十回。但一百二十回本子．仍有存在。不排除这种可能：程伟元动手搜集本子之前，在众多的传抄者中，有人对后四十回进行过某种程度的整理工作，并让它作为商品单独流行于市。不然程伟元不可能先搜集到二十多卷，后又在鼓担上购到十几卷。 高鹗续书，有无可能?当时的情况怎样?不妨来个三堂会审。先看看高鹗的合作者程伟元是怎么说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出版时，前面载有程伟元的一篇序，其中说：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然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书，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 这段话的重点在讲后四十回搜集整理的经过。如果实在，书当然就不是高鹗续的；如果不实在，高鹗则难脱嫌疑。胡适、周汝昌，还有许多红学家，干脆就断定程伟元在扯谎，认为从鼓担上竞买得十余卷，未免太离奇了。其实这是没道理没根据的臆断。从前人的记载里可知，北京城里的打鼓担，除了走街窜苍兜售零碎杂物外，还兼收荒，遇上什么有利可图的物件，便买过去放在自己的担儿上寻买主。有人就从打鼓担上偶然买到过有价值的文物。程伟元既然数年孜孜以求，是个有心人，在鼓担上买得十余卷红楼，固属奇遇，但不能怀疑它的可能性。世上不是总有些“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事儿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事亦不是绝无仅有。倘如不曾有过鼓担上的意外收获，程伟元要说谎，随便诌点什么不好?何至于编得如此之笨。 “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即有一百二十回的回目，这是激起程伟元去搜求的因素。设若根本没这码子事，他这样白纸黑字印在书上，岂不怕面临揭露和谴责?事实上，说到有一百二十回目录的人，也不止程伟元一个。有一百二十回目录，必有一百二十回正文，这是合乎逻辑的。有人说，有一百二十回目，不一定有一百二十回正文。认为曹雪芹先拟了回目，结果没来得及写正文便去世。并且举《孽海花》为例，说先一个人拟好回目，写了几回，因事不能继续，让曾朴接着写下去，终至完成。是否如此，我没有经过考证。就算果真那样吧。但《孽海花》可以，《红楼梦》却不可以。《孽海花》最初是在报纸上连载发表的，每期一节，整个篇幅远比《红楼梦》短，以故事以奇闻取胜，结构松散，长藤结瓜，线条单一，前后左右不大讲求照应，许多不重要的人物边写边丢；作家动笔前。有个大体构想，先拟上一些回目，然后按题作文，当然行得通。如此做也是跟它在报上发表有关：预先大体写着回目，避免进程中过多心血来潮，无节制地发权生枝，越扯越宽，难以收拾。《红楼梦》则不同了，首先它是百多万言的大书，人物数百，从不轻易丢掉一个；描写极为细微，以生活见长，塑造人物见长，以表现感情见长，而不靠故事堆砌；重大情节不多，小事细事家庭琐事儿女私事层出不穷，一回之内，数回之中，事件不知凡几，每件之内所含的细节又不知凡几；它的结构是独特的网状式，人物上场动辄一大群，生活细节挟裹着的事件如潮水般的涌现，互相纽结，八方勾连，不仅正在描写着的每一件事有条不紊，场面上的人物各得其所，还常常腾出笔墨，恰当地照应一下没有在场面上而又须提及的人物，和他已经发生过而又须再提及的历史事件，和将要发生的未来事件。它的网状，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其细腻，其精密，其广阔，其深远，其含量，其给不同的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可以说在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中，不曾有过第：部。这样的小说，是无法事先给拟出回目然后再写的《何况一拟就是数十回)，它只能凭作者自身的各方面修养和超人的才能，在构思上大体有了些设想后、人物命运遭际大体有个趋向以后，一面写，一面跟着感觉走，全凭临笔的灵感文思涌动。唯一的要素．是激情的不断燃烧。有些回的回目，可能是在写那一回时拟下的，其余则肯定是如做馒头，先搓(写)一长决，然后才依据情形切开成若干块(回)的。就多数回来说，是先有正文，后才有每回的回目的，而不是相反。曹雪芹自己的笔墨里不是说“披阅十栽，增删五次，纂成回目，分出章回”吗?前一句尽可以是小说家之言。后一句却不能不是经验之谈。 事实上，依据周春的记载，在程甲本出来的前一年，已经发现有一百：十回的《红楼梦》的本子了。那是一个名叫雁隅的人在市场上重价购得的。既进入市场，又能卖得重价，就绝对不仅此一个本子，其时世上必定还有同样的一百二十回本子。抄本子卖。不是说抄就抄得出的。起码得花数月年把的工夫，抄了也不见得马上卖得出去，特别是因为要熬价钱不得不等候，这就更需要时间。也即是说，雁隅买得的本子，其诞生不会在程甲本出来的上一年，而还要靠前，靠前多久，不好猜测。但它必定还有母本，母本何来，又出现于何时呢?另外，程甲本出来的前两年，舒元炜在给一个八十回的《红楼梦》本子作序时，笔下也透露过有一百：十回本子的事。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排除程伟元说谎的可能性，不消说，高鹗续书的冤枉也可洗清。 再看高鹗怎么说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付印时，卷首载有高鹗写的一篇序，题名为：《〈红楼梦〉叙》。序文是： 予闻《红楼梦》脍灸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目：“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峻，并识端末，以告阅者。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 从这篇序文里，我们可以得知，高鹗从乾隆五十六年春天接受任务，到同年冬至节完成，中间全部时日，不过十来个月，不到一年。他要完成的工作量是多少呢?第二年(1792)印制程乙本时，他和程伟元共同写有一篇《<红楼梦>引言》，载于该书前头。现摘抄如下： 一，书中前八十回钞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阔，非敢争胜前人也。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滋惟择其情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接应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看来，高鹗当时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对付前八十回，一是对付后四十回。单是对付前八十回，其工作量就是何等地巨大。他首先得花许多时间、精力去阅读那些搜集来的各种本子，每个本子都数十万近百万字。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仔细地反复地阅读，还须将多个本子对照起来读，读时还得做笔记，还得鉴别，否则他无法进行勘核。至于补遗订讹，那花的工夫必定更多。像诸本“此有彼无，文同题异，燕石莫辨”的六十七回，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勘定下来的。最后他还得将勘定成新的本子进行抄录，否则活字版的工匠无法排版；可能另有抄手，这道工序上，他用不着亲自操作，但他总得做细致的提调、安排、指导：稿子经过修修补补，剪剪贴贴，涂涂抹抹，在这一阶段，其面貌必是花儿骨朵，狼藉不堪，恐怕只有他一个人才搞得清楚。倘如说，曹雪芹“披阅十载”不是小说家之言的话．高鹗在不到一年即不到曹公十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并且做得这样出色，实在难能可贵了，称他是曹雪芹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天才，未尝不适合。 算算看，通共只有十来个月，除了完成前八十回的整理外，他还有时间去进行后四十回的“伪续”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奇才，奇人，奇事! 续书不容易。 续人家的书，远比自己写书难。 高鹗非小说家，他未必就写得了小说，写得了也万万续不成红楼后四十回这样出色的篇章。 (2) 那么，后四十回究系谁的笔墨?冯其庸先生排除了高续说．这比胡适博士当年的胡说和周汝昌先生后来的信口开河大有见地，值得赞扬。但冯先生也排除了曹雪芹·而归之于别的人。说实话，小子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后来细想，并不对。当你把牛儿归之于别人时，首要做的必须找到那个你认为的真正的主人．找到那个平素拴此牛儿的桩子，然后才说得到其它。连桩子都没有，又怎么系得稳? 认为是“他续”，在清代就有人说，比如裕瑞。裕瑞在嘉庆时期成书的《枣窗闲笔》中写道： 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也，而伟元臆见，谓世当必有全本者，无处不留心搜求。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后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绐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谬称连城之珍。高鹗又从而刻之，致令《红楼梦》如《庄子》内外篇，真伪永难辨实。不然，即是明明的伪续者，程高汇而刻之，作序声明原尾(委)，故意捏造以欺人者：斯二端无从可考，可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黑者，其为续补无疑。 文中对续书，和程伟元本人及他的搜求、程高的出书、写序．都进行了严厉的贬斥。称之为“伪续”，“用以绐人”、“遂获赝鼎”、“不能鉴别燕石”、“谬称连城之珍”、“故意捏造以欺人”；短短一段文字，竟然加人以如此多的罪名，其嫌恶之心，跃然纸上。据学者欧阳健考证，裕瑞和高鹗、程伟元都认识。且极可能有一定的交情。对熟人、朋友的作为，这样对待，太出乎人情之外。现存的《枣窗闲笔》在内容上、字迹上、印章上，有许多大值得怀疑之处。欧阳先生考证后断定为伪本，至少也是后人窜改过的．无信任的价值。 鉴于至今尚有许多红学家把裕瑞的《枣窗闲笔》当成珍贵的文献，常常引用它的文字来证明脂砚斋其人其批和其身份的真实性。我们现在姑且把上述一段话当成真本上的原话，看看它说得对不对。A，“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他怎么知道?B，“遂有闻故生_心思谋利，伪续后四十回”。哪有这样的大才子，哪有这样的快捷手?一“闻故”便迅速炮制出几十回书。c，“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绐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他连程伟元写的那个短序也没有读过，不知人家说的是“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从未说过得的是“百二十回全装”。D，“谬称连城之珍”。人家什么时候这样自夸过?E，“高鹗又从而刻之”，“程高汇而刻之”。他连程甲本也没见过，不知是木活字排印的，而不是刻版印刷的。F，“斯二端无从可考”。说了那么多骂人的话，搞半天。他自己也没弄清楚。G，“但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续补无疑”。不是才在说“伪续”吗，怎么一下又变成“续补”了，究竟是“续”还是“补”?“断非与前一色笔墨”，没有剖析没有举证，话从何说起?再说，他裕瑞具有这样的鉴别能力吗，他认真阅读过八十回本和程甲本吗? 从《枣窗闭笔》有关说到《红楼梦》的文字看，其间明显地透出裕瑞其人的两个特点：一，极爱信口雌黄，思路不清，逻辑混乱，尤喜凭空立论，臆想成真。所说所言，没有一句半句靠得住；二，妄以《红楼梦》创作上的知情者、版本上的鉴别者、艺术欣赏上的高明者、曹雪芹风貌、性格、喜好的了解者自居。这大概就是他贬斥程伟元、高鹗的缘故。他不是说过么，“《红楼梦》一书，曾发芹虽有志于作一百：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正文……”倒好，你个离曹家和曹雪芹甚远的程伟远、高鹗，竞去搜罗出什么后四十回来合在一起刻成本子。还说是曹雪芹自己留下的真本，不是跟他这位(上几代姻亲与曹雪芹有关系的)国公爷唱对台戏?人家要信了你程伟元、高鹗，说起来，作为其时仅存的一个知情者，他裕瑞的脸朝什么地方放! (3) 在如何看待后四十回上．冯其庸先生与胡适、特别是与周汝昌先生大不相同。冯对后四十回总的来说较为肯定，认为“后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但否定是原著的一部分。他说： 我至今认为这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文字，拿这个后四十回如果与前八十回比．我认为它有三个比不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一是思想不如曹雪芹。后四十回的民主思想明显地比前减弱了，锋芒不见了，增加了调和的色彩。二是生活积累不如曹雪芹。前八十回的生活都是作者身经的，因此有生活实感，叙事就像是从作者的肺腑里流出来的，处处都给你一种生活的新鲜感、亲切感，后四十回除了有些部分仍具有生活的新鲜、真实感外，大部分却显得有些模仿前八十回的痕迹。虽然后四十回如黛玉焚稿、宝蟾送酒等段落，仍不失为佳章，尤其是焚稿一段，确实赢得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无怪乎有人认为后四十回的有些段落，是曹雪芹剩稿，此点虽不能作定论，但也可见后四十回的少数佳处仍是令人难忘的。三是文笔不如曹雪芹。认真读前八十回，再读后四十回，确实会觉得其文字的味道神韵，其叙事的内涵比起前八十回有明显的逊色。戚蓼生所说的“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的这种境界，求之后四十回就难得到。 ——引自冯著《石头记脂本研究》295至296面 在同一书里，冯先生说：“那末这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它的来历如何呢?在没有其它可靠的证据之前，我认为仍然应该重视程伟元的话。”又说：“要否定这段话(程伟元的话，本文前面已引录——克非)，没有确凿的充分的证据是不行的，所以我仍然相信程伟元的话。”相信程伟元的话，就相信伟元动手搜集之前，世上已经有后四十回的文字存在，即是说不相信是高鹗续的。谁续的?冯先生没有说，只是说“我至今认为这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文字”。这就明白告诉我们冯先生的观点．是“他续”．即高鹗以外的他人所续。这和刚才谈过的裕瑞的看法近似；方法和着眼点上，裕瑞以“笔墨”(即文字)作准绳，冯先生亦主要从文笔和描写入手。 冯先生是重视裕瑞和他的《枣窗闲笔》的，在文章里，在他和欧阳健等的论战中，曾引《枣窗闲笔》内的文字作为自己的论据。这个“他续，是不是受启发于裕瑞，抑或还是自己的发现?冯先生没有说，不便妄臆。 (4) 说高鹗续后四十回．当然是不经之谈。 其他某个人所续，其可能性，毫无疑问也等于零。 要续《红楼梦》这样的小说，要续长达四十回数十万言的篇幅，要续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优秀的程度，谈何容易?续者至少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生活经验、人生深沉的理悟、世情透彻的感知、艺术上高超的赏鉴和把握能力、近似曹雪芹各个方面的才情。最关键的是，这个续书者还必须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学创作的功底，没有这个功底．即便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也搞不成。文学功底的齐成，不单是需要天分，更需要实践，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可能获得；没有相当的具体的实践过程．任何天才也难写出优秀的作品。曹雪芹的创作功底，就是在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假定后四十回确实是某个人续的。那这个人．必定是多次写小说，或长久写小说的高手。这样的人，不可能不在那段历史上留下一点半点痕迹。可是有谁找得出来吗?此外同样重要的是，续书者还必须具有相当的激情，这激情又必须是深沉的特殊的，而不是表面的一般性的。即这激情的来源不是因读前八十回的感动触发而起而有，而是源于续者人生经历遭遇的沉淀的持久发酵后的变异、凝聚和升华，其间还联及他个人特有的性格、性情、气质。不然他不会想到去续书，要续也续不成，更续不到那个高度。 两百年来，出于各种目的，不知有多少人续《红楼梦》，续得怎样，有几种可以不受续貂之讥?可见续书之难。 多次细读全书，前后相连辨视，我认为，后四十回的笔墨，非曹雪芹莫属，和前八十回一样，都是曹公一人所创作。全本早已存在，谈不上续与不续。将后四十回舁之于高鹗，舁之于别人，最初不过是个别读书者的凭空虚说，随后成为传闻，惜乎到了以“考证”为能事的新红学派手里，在未经充分的考证的情况下竞成定论。说穿了，就因为早期流行的本子多为八十回，就因为有个脂砚斋，就因为有脂砚斋制造的三个脂本。新红家们崇信脂砚斋和三脂本，硬说三脂本特别是其中的“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改定的传本、真本，然而，这些所谓传本、真本没有一个够八十回。出于理论上的需要，于是在前人曾经腰斩曹雪芹之后．又进行第二次腰斩。将腰斩下事的部分，硬生生扔给高鹗，或别的什么人，同时加以讨伐，诋毁，糟踏。周汝昌先生甚至将高鹗虚构成乾隆皇帝的文化走卒，说后四十回是高鹗奉乾隆皇帝的命令，将曾著原本的后面几十回砍掉，再另外重行写的。新红学家不知，当你们骂高鹗时，其实就是在骂曹雪芹；高鹗是有功不赏．无罪受戮，曹雪芹则是无端被人推到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在受到大吹大捧的同时．又遭人家指着和尚骂秃驴。“城楼起火殃乃池鱼”，曾公和高鹗两人，也不知道他们谁连累了谁。 应当说．像红楼这样的作品，是根本无法续的。 更应当说．倘如红楼可续并续成现存的后四十的同等水平．这个能续可续会续的人．那时还没生出来；跨过两百多年的今天．也照样没有生出来，大约将来也不会生出。历史曾经制造出一切，历史还将制造出一切．但在不同的阶段，它绝对不能复制出两个同样的天才。 冯其庸先生认为是“他续”。仅仅凭个人阅读文本的感觉，空洞地抽象地罗列那么几条，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要证明是“他续”，就得从各方详加考证和论证。当找不到确切证据，又硬要将后四十回算给高鹗或别的人的时候，唯一的路子就是从文本中去寻求灵药。这似乎是苦干人共有的思维方法和操作方式。如前面说的裕瑞便是一个，还有当代的周汝昌先生及其他的一些红学家。裕瑞不去说了，因为他根本不懂文本鉴别，又满肚子成见。就说当代的一些人吧，其中没有一个是研究作家、研究长篇小说、研究文学创作、研究鉴别及欣赏学的真正的行家里手，所言所列，不过是将少量的一些情节、人物语言、个别关系，从整体中抽出来，断开其多方面的联系，加以孤立化，抽象化，架空化，再从自己既定的偏颇的观念出发，进行偏颇的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评论、断定。 从文本方面阐述谁续。我不知道冯其庸先生在这上头的功力如何，相信绝不会像某些侈谈此一问题的红学家那样肤浅和贫乏。盼望什么时候能读到冯先生关于这方面的大作。 原载：《四川文学》 2000年11期 原载：《四川文学》 2000年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