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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接触《红楼梦》是1943年我读无锡工专高中一年级时，那时有位范老师说《红楼梦》尽是讲做诗的，你喜欢做诗，去读《红楼梦》吧。但我读后却不感兴趣，因为不是讲做诗的。 1946年，我考入无锡国专，那时著名的老师很多，如王蘧常、朱东润、冯振心、吴白匈、周贻白等，1948年我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由王蘧常先生授诸子学，讲《庄子》，由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由顾佛影先生讲诗学，由王佩玲先生讲地理学，由刘诗荪先生《红楼梦》。这是我在课堂上正式听讲《红楼梦》的唯一的一学期。但那时听课很自由，想不听就不听，而我正着迷于词学，整天在顾廷龙先生的合众图书馆里撰写《蒋鹿谭年谱》和《水云楼诗词辑校》，所以刘先生的课，听了开头几堂就没有再听，但研究《红楼梦》是一门学问这一认识，这时算是确立了。 我真正读《红楼梦》是1954年到北京以后，我刚来北京就碰上批判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运动。自己略无所知，只是认真地跟着学习，结合各人的文章，反复读《红楼梦》；也对别人的文章作比较研究，实际上这是我认真读《红楼梦》的开始，但却没有作研究。 1966年“文革”开始，我首先受冲击，也遭到了“抄家”，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虽然很气愤，毕竟不是我一人的遭遇。令我气愤而又吃惊的是把我的《红楼梦》抄走，而且当黄色书展览。这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明明在文学史课上都讲了《红楼梦》，怎么一下就把它作为黄色小说示众了呢?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毁了，所以不管我当时正在受批斗，每天夜深人静以后，我就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因为每天只能深夜抄写，所以整整抄了一年。这一年的抄写，是我真正深入《红楼梦》的过程，联系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特别是许多朋友和熟人挨整后愤而自杀，我每每抄书到动情之处，不禁掩卷痛哭；到抄完这部书，我自觉从思想上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相通了许多。我最后抄完了重读此诗时，忽觉这四句话实在就是一部《红楼梦》的最好的概括，此诗既是开头，更是全书的总结!从此以后，我大概算进入读《红楼梦》的真境界了。 1973年到1974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评《红》热潮，我由北京市委调去参加评《红楼梦》的写作组，当时一起调去的有六、七个人。确定了全书的章节后，就由大家分头撰写，我写的是全书的“序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二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的斗争”这三章，后来这三章收入我的《梦边集》。现在回头看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些东西，自觉可以覆瓿。一是当时还是“文革”后期，评《红》都是以毛泽东主席对《红楼梦》的一些批示作为依据的，市委组织这个写作班子，其目的也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根据来评论《红楼梦》，所以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研究《红楼梦》，只能停留在表面理解上；二是我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还有待于深入。不久前有人竟把我们当时写的这本书当作政治罪状来指责，不禁使我为之哑然失笑，他不知道这种故技早已过时了! 当时，我写完了这三章后就提前离开写作组，到社科院历史所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编写组去工作了。 我去社科院历史所参加范老《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要感谢黎澍同志和李新同志，他们为了调我去历史所，不知花了多少力气，有一段时间，黎澍同志一早起来就坐在电话机旁边向有关部门催调，而李新同志则不时给我电话，告诉我期在必去。虽然我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终未调成，然而这两位前辈的殷殷爱护之情，我是终身难忘的。 1974年，袁水拍同志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有一次，他特地跑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我的住处找我，说要考虑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文化事业，并提到古籍整理的问题，我就建议校订《红楼梦》。他经过认真思考，觉得可以，就要我先起草一个报告，等李希凡同志从西安回来一起讨论，我很快就起草好了给他送去，后来这个报告由国务院批准了。由水拍同志担任校订组组长，由李希凡同志和我担任副组长，同时就向各地借调了一批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于1975年正式开始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正式进行了一年左右，到1976年初，不少借调来的同志都回原单位，最后只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继续做校注工作。1976年也是社会和政局最动荡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到4月5日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群众运动；7月6日朱德总司令去世；7月28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凌晨，江青四人帮被捕，四人帮彻底垮台。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情况下，我们的校注工作也只好时断时续。不久，贺敬之同志出任文化部长，他再次肯定并指示校注《红楼梦》的工作不能停，因此这项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1982年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 从1975年到1982年整整七年，我一直在从事《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校注工作中遇到很多具体问题，例如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问题，《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等等，结合当时的工作我依次研究了这些问题，并写成书得到了出版。我最早研究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的问题。 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从何下手，颇费斟酌。恰好我的朋友外语学院的鲁宝元同志来看我，提到了有一部《五庆堂曹氏宗谱》，上面有曹雪芹上祖的世系。我说这部书曹家早已献出去并且已经在“文革”中丢失了，我在1963年故宮文华殿举行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物展览时，曾经隔着玻璃柜看过，现在要研究它，已经没有原始资料了。鲁宝元同志说，他知道在曹仪策先生手里还有一本底本，也是老本子，他可以帮我去向曹仪策先生商量，借出来进行研究。过不了几天，他就来陪我去看曹仪策先生，曹先生一口答应将此谱借给我，他说过几天给我送去。果然没有几天他就将《五庆堂曹氏宗谱》送来了，在我手里留了一个月，我为他写了跋文，并录了副本，拍了照片，以备研究，将原本归还了他。 我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的研究，是从查实谱上人物人手的，结果却查出来一系列重要的文献资料，大大充实了我的研究。现将这些文献资料和我的研究结果概述如下： 一、《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明崇祯七年1643年》条： 墨尔根戴清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是清代官方文献资料中有关曹雪芹上世的最早的一条史料。这条史料的价值：一是它说明了曹振彦此时已归到多尔衮属下，这是他后来发迹的一大契机。根据《大金喇麻法师宝记碑》天聪四年四月的时候，曹振彦在额戰附佟养性部下当“教官”，佟养性的部队是“乌真超哈”《汉语为重兵》，是督造红衣大炮的。佟养性所率的都是“汉军”，佟养性是“汉军”总理，故曹振彦当时也该是“汉军”；但到天聪八年，他已到多尔衮属下。入了正白旗。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佟养性于天聪六年死的缘故。但应该注意到天聪四年九月的《玉皇庙碑》上，曹振彦已是“致政”。经研究，“致政”就是“致仕”。也就是“退休”。曹振彦此时尚是少壮之年，不可能退休。那末这时或许他已不属佟养性的部下也未可知，这个问题还得等有更新的文献资料出来，才能解决。二是说明曹振彦此时已升为“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了。按“旗鼓”是指作战部队，以与“管领下人”一一从事生产的农奴、工奴相区别。“佐领”是掌握三百人的军职，是有实权的。正白旗属上三旗，归内务府。所以入关后其子曹玺、孙曹寅都属内务府，其原因即在此。三是说明曹振彦“因有功”，又升了半级。当时明金双方战争频繁，曹振彦的“功”自当是战功，在此之前天聪五年有大凌河之战，曹振彦也可能是参加这次战争而立功的，是否如此，亦当待有确切的资料才能论定。总之，这条天聪八年的材料，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二、两篇《曹玺传》 1．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 曹玺，字完壁，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2-_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h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安》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外。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棂，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丁巳、戊午两督运，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剀。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甲子六月，又督运，濒行，以积劳感疾，卒于署寝。遗诫惟训诸子图报国恩，毫不及私。江宁人士，思公不忘，公请各台崇祀名宦。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以缵公绪。寅，敦敏渊博，工诗古文词。仲子宣，官荫生，殖学具异才。人谓盛德昌后，自公益验云。 2．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 曹玺，字完壁。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干略为上所重。丁巳、戊午两年陛见，陈江南吏治，备极详剀。赐蟒服，加正一品，御书“敬慎”匾额。 甲子卒于署，祀名宦。子寅，字于《子》清，号荔轩。 四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玺在殡，诏晋内少司寇，仍督织江宁。特敕加通政使，持节兼巡视两淮盐政。期年，疏贷内府金百万，有不能偿者，请豁免。商立祠以祀。奉命纂辑《全唐诗》《佩文韵府》，著《练（楝）亭诗文集》行世。孙颐，字孚若。嗣任三载，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医调治，寻卒。上叹息不置，因命仲孙颖复继织造使。顺字昂友，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 以上两篇《曹玺传》是曹雪芹家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献。这两篇传实际上是上下篇，两篇传一共写了七个人，曹世选、曹振彦、曹玺、曹寅、曹宣、曹颐、曹頫。重点是曹玺和曹寅。但对其他几个人，这两篇传记也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以往，反映曹家上世历史资料最多的莫过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下的“曹锡远”条，该条说：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元孙曹颐，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员外郎。曹颀，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佑，现任州同。 这段文字共112个字，写了u个人。除开头曹锡远占三句话外，其余都是每人一句。对研究曹雪芹家世来说，虽然只一句，也是重要的。但比起两篇《曹玺传》来说，毕竟《曹玺传》详细得多了。更难得的是这两篇传，一篇是康熙二十三年的《1683》。另一篇是康熙六十年的《1721》。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则是乾隆九年《1744》的书，前者比它早了六十一年，后者比它早二十三年。总起来说，这两篇传，都是曹家未败落时的记录，所以它的直接性和真实性都是无可置疑的。 这两篇《曹玺传》给我们新增的认识：一是曹世选单名“宝”，曾“令沈阳有声”，并且家沈阳；二是曹家的远祖是宋武惠王曹彬；三是曹家“著籍襄平”，“襄平”是辽阳的古称，也即是说曹家的籍贯是辽阳；四是曹振彦是“扈从入关”的，但未提曹世选；五是曹玺曾参加平姜瓖之乱，并选拔为内廷二等侍卫，在江宁织造任上做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事，郡人立生祠碑以颂；六是曹寅于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即奉命“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他“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即程朱理学；七是曹荃确实原名“曹宣”；八是曹颐字“乎若”；九是曹頫字“昂友”。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所以这两篇传记的发现，是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大进展。 三、辽阳三碑 辽阳三碑，也是近二十年来发现的有关曹家上世史实的重要实物，碑上的文字对研究曹家入关的情况十分重要。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初，我在《文物》杂志上和《文艺研究》上，先后发表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一文，文中提到了《曹玺传》里明确记载曹家“著籍襄平”《即辽阳》的问题。之后就收到了辽阳同志来信，告诉我辽阳现存的《大金喇麻法师宝记碑》的事，我立即到辽阳去验看了此碑。在看完此碑后，我提出请他们仔细查一下，是否还有第二块有关曹家的碑，之后不久，又收到了辽阳同志的来信，说找到了另一块有曹振彦署名的碑。我立即又赶去验看，果然是一块有曹振彦署名的碑，碑名《重建玉皇庙碑》。在验看这一块碑的同时，辽阳的同志又提出了小学门口还有一块碑，不知与曹家有没有关系?于是我立即请他们带去验看。碑很高大，我站在课桌上才能看清碑阴的人名，果然有曹得先、曹得选、曹世爵三个人的名字，这都是《五庆堂谱》三房的人名。这块碑的名字叫《东京新建弥陀寺碑》。 对于以上三块碑，我都作了研究。 《大金喇麻法师宝记碑》从时间来说，它比《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要早出四年，但前者是官方文献最早的一条，后者是地方实物中最早的一件，各具特殊的意义。《喇麻碑》的重要之处是它揭示了曹家上世在属多尔衮的正白旗之前，先是属佟养性的“旧汉兵”或“旧汉军”，属“乌真超哈”部队《红衣大炮部队》，此时曹家归附后金已首尾十年。其次是上述两篇《曹玺传》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著籍襄平”。“襄平”就是辽阳，现在这块《喇麻碑》又在辽阳发现，则对两篇《曹玺传》所说的曹家的祖籍是辽阳，是一个重要的实证，特别是碑阴与曹振彦并列的这些人，我已查清楚十名，其中如宁完我、石廷柱、金玉和、祝世昌、吴守进、张大猷、金砺等七名都是辽阳人，则可见当时佟养性部下辽阳人不少。《玉皇庙碑》是天聪四年九月，比《喇麻碑》只晚五个月，而此碑已无曹振彦军职，只署“致政”，当是其隶属及职务正在变动之际，尚未确定。至天聪八年，则已归多尔衮之正白旗，为“旗鼓牛录章京”《旗鼓佐领》。则此碑为我们提供了曹振彦由佟养性属下转变为多尔衮属下的一个变动初步的情况。这同样是曹雪芹上世的重要实证资料。《弥陀寺碑》则是《五庆堂》曹氏三房上祖的署名碑，碑阴曹得先、曹得选、曹世爵三人，都是五庆堂谱上的人名。《五庆堂谱》原称“辽东曹氏宗谱”，现在在辽阳发现五庆堂上祖的署名碑，则对《五庆堂曹氏宗谱》亦是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证据。五庆堂三房是孔有德的部下，此碑的功德主正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与史实全合，则更加增加了《五庆堂谱》的可信性。 所以以上辽阳三碑，是研究曹雪芹上世的重要的历史文物、历史见证，是弥足珍贵的。 四、天聪七年孔有德降金书。 1975年左右，我在写《曹雪芹家世新考》的过程中，无意中于旧书里发现了孔有德、耿仲明的降金书，此件的满文照片发表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文献特刊》上，下面是此件的汉译原文： 总提兵大元帅孔有德 总督粮饷总兵官耿仲明 为直陈衷曲，以图大业事：照得朱朝至今，主幼臣奸，边事日坏，非一日矣! 兵士鼓噪，触处皆然，非但本帅如此也。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遂破新城，破登州，随收服各州县。去年已有三次书札，全未见复，始知俱被黄龙在旅顺所截夺。继因援兵四集，围困半载，彼但深沟高垒，不与我交战。彼兵日多，我兵粮少，只得弃登州而驾舟师，原欲首取旅顺为根本，与汗连合一处，谁知飓风大作，飘至广鹿岛《大连海中》。本帅即乘机收服广鹿、长山、石城诸岛，若论大海，何往不利?要之终非结局。久仰明汗网罗海内英豪，有尧、舜、汤、武之胸襟，无片甲只矢者，尚欲投汗以展胸中之伟抱；何况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备，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与汗为敌乎?此出于一片真热心肠，确实如此。汗若听从，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转瞬即汗之天下。是时明汗授我何职，封我何地，乃本帅之愿也。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容，汗速乘此机会，成其大事，即天赐汗之福，亦本帅之幸也!若汗不信，可差人前看虚实如何。本帅不往别地，独向汗者，以汗之高明，他日为成人事，故效古人弃暗投明也。希详察之! 为此合用手本，前投明汗驾前，烦为查照来文事理，速赐裁夺施行。须至手本者。天聪七年《按：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 孔有德是如何投降的，与我们的研究关系不大，但这个《投降书》里提到“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容”这句话，这个“曹绍中”就是《五庆堂谱》上的人物，他在《五庆堂谱》上是第十世，与同谱上四房的曹振彦是同世次。《清太宗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癸酉：孔有德、耿仲明等，自镇江遣副将曹绍宗、刘承祖等，奏报起程日期。（文长，下略）这里的曹绍宗，也就是《投降书》上的曹绍中，满文译字、音同字异之故。此事《清史稿．孔有德传》有详细记载，其中亦有“复遣所置副将曹绍中、刘承祖等奉疏言，将自镇江登陆……”等语。文长不录。《五庆堂谱》十世列：致中、化中、绍中、纯中、权中等数十人。其中曹绍中是这样一段谱文。“养性子，字柱石。指挥佥事，骠骑将军。子贵，诰封光禄大夫。配王氏，续配何氏，俱封一品夫人。生三子：长德先、次仁先、三义先。女一，适沈。”这段文字很简单，不能说明谱上的曹绍中是否就是送《投降书》的曹绍中。但幸好《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一：“崇德五年庚辰”有：“三等梅勒章京曹绍宗老病，令其子仁先袭替”这两句话，而上引谱文正好写明，曹绍中的第二个儿子叫仁先。而长子曹德先是跟着孔有德一直打到桂林去的，孔有德封为定南王，留驻桂林，曹德先也留在桂林。顺治九年壬辰七月初七日，李定国攻破桂林，火焚定南王府，曹德先全家一起烧死，谱上说赐葬河北省涞水县张坊镇沈家庵村，我曾去作过调查，墓基完整，还有一块完好的界碑，其他一如谱上所记。所以送《投降书》的曹绍中，确就是《五庆堂》谱上的曹绍中。《五庆堂谱》也确是可信的。在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重订本里，有详细的论证，此处不赘。 五、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 我在研究曹雪芹家世的过程中，借到了康熙时的原抄本《沈阳甘氏家谱》，我们一直知道康熙十二年因吴三桂叛乱而自经于镇远府的云贵总督甘文焜与曹雪芹的上祖有亲戚关系，这从曹寅的《过甘园诗》就表明了这种关系，诗中自注称甘文焜为“总制公”，称甘文焜的第三子甘国基为“鸿舒表兄”，这重“表亲”关系究竟从何“表”起的呢?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六世，体垣，行一，字仰之。生于万历戊申年七月初三辰时，仕至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令。于顺治九年正月初三Et海寇作乱，守节殉难，士民爱戴，立祠春秋祭祀。元配曹氏，沈阳卫指挥全忠曹公之女，生一子，如柏。“嘉庆、道光《沈阳甘氏家谱》均同。再检《五庆堂曹氏家谱》十世曹权．中说：“养勇子，字时轩，指挥使。配徐氏，封夫人，生子振先。女一。适甘公体恒室，甘国圻母。”这里的曹权中，也即是甘谱里的曹全忠，音同字异，而这里的甘体恒，也就是甘谱里的“甘体垣”，“恒”与“垣”形近而误。曹、甘两谱互相对应，除了音同字异和形近而误外，其他都很符合。找出这曹、甘两家的姻亲关系对研究曹雪芹上祖的家世至关重要：一是曹、甘两家都在沈辽地区，曹家祖籍辽阳，还曾一度住沈阳，而五庆堂曹原本就在辽阳、而甘氏是在沈阳，故甘、曹两家地域相邻。二是原先有些人硬说《五庆堂谱》上第四房即曹锡远、曹振彦这一系是硬装上去的，并非谱上原有。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现在找出这重姻戚关系来，特别是找出四房的后裔称三房上世的祖姑之子为“表兄”，这恰好说明了《五庆堂谱》上的四房与三房，原是同气连枝，一条根上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一层血缘关系，曹寅怎么可能称甘国基为“鸿舒表兄”?所以要想把《五庆堂谱》上的四房和三房拆开也是拆不开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连理枝。从根子上就血脉相连了，怎么可以拆得开呢?曹寅的这首《过甘园》诗，就像一把金锁，把甘家和曹家；曹家的四房和三房，都紧紧地锁在一起，要拆也拆不开了。 六、曹頫的抄家和曹家的败落 曹頫的抄家和曹家的败落，是曹雪芹家世研究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80年代又发现了有关曹頫和曹寅的几个重要档案。这就是《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结案题本》《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刑部为知照曹颗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为知照查催曹寅得受赵世显银两情形事致内务府咨文》《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这几个重要档案的发现，使我们对曹頫的抄家和败落的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具体的认识。现在我先把曹頫被罪抄家事件的全部过程，依据文献资料，作一排列，以见事情的来龙去脉： 1．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谕织造差员勒索驿站，着交部严审”。这是曹頫骚扰驿站案的始发。在这份“上谕”里，（1）表彰了塞楞额敢于“据实参奏，深知联心”，“着议叙具奏”。（2）“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其他经过地方，自必照此应付，该督抚何以不据实奏闻?着该部一一察议具奏。”（3）“织造差员现在京师，着内务府、吏部，将塞楞额所参各项，严审定拟具奏。”在这份档案材料里，丝毫没有提及织造亏空等事实。也即是当时曹頫的罪名，与织造任上的经济亏空无关。 2．在驿站案爆发以后十一天，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著李秉忠隋赫德接管孙文成、曹额织造事务”。在这份“上谕”里，孙文成是以“年已老迈”被撤换的，曹頫是因“审案未结”被撤换的，仍然未及织造亏空问题。 3．在曹烦被撤去江宁织造以后九天，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烦家产”。在这份“上谕”里曹頫被查封的罪名就与驿站案毫无关系，具体的罪名就是“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将家申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等等，并且立即“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着固封看守”，“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家财。倘有差遣之人到彼处，著范时绎严拿，审问该人前去的缘故，不得怠忽!”这道“上谕”的口气特别严厉，罪名完全是“织造亏空”，“转移财产”，与驿站案又丝毫无涉。当时曹頫虽已被接管，但行文上还只是说“织造官易人”。连新任织造官是谁亦尚未公布，更未到任。查实际上内阁已于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交出“隋赫德著给内务府郎中衔，办理江宁织造事务”的勅书，雍正下旨查封曹烦，是在勅任隋赫德江宁织造后六天，时隋赫德尚未到任，故先命范时绎查封。可见当时事态之严重和紧急。 4．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二十九日“内务府咨内阁请照例发给隋赫德织造勅书”说：“奉旨补放隋赫德为江宁织造郎中，已于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接任，惟应发给勅书一张，尚未发给，恳请王、大人咨行该管衙门，请照例发给。”“查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据吏部咨称，由内阁交出，奉旨：隋赫德著给内务府郎中衔，办理江宁织造事务。”这道“咨文”说明曹頫于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Et被撤去织造职务后，直到雍正六年二月初二即隔了两个月又十七天才由隋赫德去接任江宁织造的，但雍正下旨“隋赫德著给内务府郎中衔，办理江宁织造事务”则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Et，也即是在李秉忠接管江宁织造后三天，在驿站案事发后十四天。这就是说，在驿站案事发以后雍正已内定撤去曹頫江宁织造之职了。后来简派迟缓只是公文手续上的事。 5．“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頫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此折未署年月，只标“雍正朝”，但按当时的事势，当是在隋赫德于雍正六年二月初二E1接任江宁织造后数天内的事，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曹頫家产”的“上谕”如此严厉火急，隋赫德自不敢稍事迟误，其时当是在雍正六年二月初二Ft以后数天内。但要分清，范时绎只是“查封”《即一并查清，造册固封》，隋赫德才是正式执行抄家，故抄家的情况由隋赫德上报。值得注意的是所查结果，曹頫资财极其有限，与李煦的抄家清单不可比拟。特别是隋赫德的奏报里除说明“与总督所查册内仿彿”外，还加了一句“并无别项”。这“并无别项”一句，是否指除清查他的财产外，还要查他经济以外的政治问题但又无所发现呢?这就值得深思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奏报的语气，已是案情了结的口气。以末段说：“再，曹顺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赍，宠荣已极。曹烦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VI酌量拨给。”从这段文字看，抄家后的房产赏给了隋赫德，家属人口均回京，并“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似乎并未留下别的问题，可以认为织造亏空查抄案已算了结，至于曹頫本人的问题，恐怕还牵涉到驿站案等候处理。 所以曹頫织造亏空案自案发《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隋赫德执行查抄曹頫并上此奏报（约雍正六年二月二日以后数日），前后共约两个月又二十天左右。 6．关于“刑部移会”的问题。“刑部移会”所反映的问题，是在驿站案、织造案以外的另一个问题，这是“曹寅名下得过赵世显银八千两”的遗留问题，与上述两案都无关。曹寅得赵世显银八千两的问题，也因曹頫已被抄没，“江省实无可追之人”而不了了之。但“刑部移会”却说明了一个问题，“移会”说：“查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则可见曹頫织造亏空案确以抄家而了结。曹頫本人，则因驿站案尚被枷号监押。究竟监押到何时，以后就无下文。总结曹頫败落，当时同时发作两案，先是骚扰驿站案，几天以后又爆发更大的织造亏空案，终至抄家败落。而织造亏空案晚发先结，以抄没而告终。驿站案则在曹頫抄没后尚未告终，曹頫尚因此而被枷号。正在此时，又发生“刑部移会”所追之曹寅得赵世显银八千两之遗留案，此案因曹頫已经败落而不了了之。 以上关于曹頫败落的全部案件进程，已经排列并分析清楚。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曹家败落的原因了。众所周知，曹家在曹寅的时代，早已留下巨额亏空。连康熙都深为此忧虑，要他们尽快补清。“曹寅的巨额亏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康熙南巡曹寅接驾四次所造成的亏空，二是盐商历年所欠的巨额国帑，如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李煦奏李斯佺病危折，康熙朱批云：“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同年九月初二日曹寅奏进晴雨录折，康熙又批云：“知道了，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五十年二月初三日，曹寅进晴雨录折，康熙朱批云：“朕安，两淮亏空近日可曾补完否?新任运使如何?”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九日曹寅奏设法补完盐课亏空折，康熙又批云：“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以上这些朱批，都说明当时两淮的亏空，康熙完全清楚。这些巨额亏空，当然不是属于曹寅个人的债务。三是曹寅居官时的开销，包括官场、文场的应酬接济刻书等等。以上这三方面的亏空，前两项，实非他个人行为造成的，第三项虽说应屆个人，但其中一部分也是具有社会性质的，不是个人奢侈性的挥霍或腐败。这积重难返的巨额亏空，一直留给了曹颐，又留给了曹頫，最后终成曹家败落的重要因素之一。曹家败落的第二个原因是家庭矛盾，即曹寅与嫡母孙氏及弟弟曹宣之间的矛盾，和下一代曹顺和曹頫兄弟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点，康熙也是清楚的，因此在曹寅死后，选择承嗣的时候，康熙还特意指出不能让“不和者”去承嗣，据有的同志考证，所谓曹頫转移家产等等，就是由于“不和者”的告讦，还甚至可能是诬陷。曹家败落的第三个原因，即政治原因，也即是康熙的去世，曹家失去了靠山。特别是雍正的上台，是在激烈的兄弟斗争中取得的。为了夺取皇位，康熙的儿子之间早已形成了各个政治集团并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影响所及，大臣之间也各有依附。所以雍正上台后自必清除政敌，首先是清除了他的兄弟，其次是清除了一批康熙时的大臣。曹家原是康熙的亲信和重臣，同时也未发现过曹寅有投附胤禛的活动，所以当康熙去世之后，原先对曹寅十分有利的政治因素，一变而为十分不利的政治因素了。 有的研究者强调经济因素，有的研究者则强调政治因素，我个人则认为政治是贯穿始终的一种根本性因素，在康熙时期曹家得不败，是康熙在政治上庇护着，到雍正时期曹家必败，是雍正在政治上不可能庇护他，非但不能庇护他，更是雍正从根本上不利于他了。但雍正毕竟得有堂堂正正的借口，不能赤裸裸地政治处置，于是巨额的织造亏空，就是最好的突破形式了，何况又有了驿站案的因由。特别要注意致使曹頫抄没的是织造亏空和所谓的“转移家财”，并不是因为驿站案。而所谓的“转移家财”这个罪名，必然要有人告讦，雍正本人不可能自己凭空捏造，即使是捏造，也必须假手于人，而这个“人”，有的研究者认为很大可能就是曹家的“不和者”，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是无根据的瞎猜。但这种不和的因素，只有到了曹家进入了倒霉的时期，才能起作用，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起作用的。所以它在曹家的败落中，是一根引爆的导火线。因此曹家的败落，是这三者互起作用的结果，而政治是根本性的因素，设使康熙还在，这第二、第三两种因素就会暂时不起作用。 “刑部移会”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曹雪芹在晚年，曾否南归当尹继善的幕僚的问题。周汝昌坚持认为曹雪芹是曾南归为尹继善的幕僚的，他的唯一的根据是郑州博物馆所藏的那张“曹雪芹画像”和画像上的那段题记。现在事实证明画像是假的，题记是后造的，连作伪者都已经供认不讳了，所以南归说的依据就根本不存在了。现在“刑部移会”又提出来曹寅曾得赵世显银八千两，尹继善是奉追者，要着落曹寅之子曹頫承缴。这样尹继善与曹頫、曹雪芹之间，又存在了一层新的关系，一方是奉追欠款，一方是应缴旧欠；一方是江苏巡抚，一方是被罪枷号的罪人。在这种情势下，难道雪芹还有可能于日后去做尹继善的幕僚吗?只要读读《红楼梦》里雪芹对贾政的幕僚，詹光《沾光》、单聘人《擅骗人》等的描写，就可知道，雪芹对当时的幕僚即清客相公，是何等的厌恶鄙视啊!所以这份“刑部移会”又从正面驳斥了南游论者的错误观点，还雪芹以清白之身。 总起来说，曹頫的被抄没败落，驿站案是爆发点，在驿站案爆发后，曹家的“不和者”又趁机落井下石，密报曹頫“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财产”。结果雍正大怒，立即派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然而以上两项罪名，都无下文，说明并无其事，而且抄家的结果，除了住房、田地、人口外，“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这个结果完全出于雍正意料之外，事实上曹頫已经穷了。所以织造亏空一案以抄没了结，驿站案以枷号追赔。直至乾隆元年才得蒙恩宽免。 了解曹家的家世和抄家败落的过程，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非常有利于我们解读《红楼梦》。但《红楼梦》一不是曹雪芹的家世，二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虚构。《红楼梦》是曹雪芹以自己的家庭和亲戚的家庭《如李煦》等为素材而进行的一种伟大的艺术创作。所以研究V红楼梦}，既要了解曹雪芹的家世，又不能拘泥于曹雪芹的家世。 七、曹雪芹墓石 1992年7月，北京通县张家湾镇农民李景柱献出了他在1968年“文革”期间平坟地时挖出来的一块“曹雪芹墓石”。我应邀去作了实地调查，据李景柱介绍说：“这块墓碑是1968年发现的，当时‘文革’还在高潮期间，乡里为了平掉张湾镇周围的荒坟，改为庄稼地，才决定把张湾村西北的窦家坟、马家坟、曹家坟平掉。这三座大坟是相连的，面积很大，曹家坟高出地面有一米多。我和另外好几位一起平曹家坟，在平地时发现了这块墓碑。墓碑埋在地下一米多深处，碑上刻‘曹公讳霑墓‘五个大字，左下端刻‘壬午’两字，‘午’字已残。在墓碑下面约离地面一米五左右的深处，挖出来一具尸骨，没有棺材，是裸葬的，尸骨架很完整，据当时一位稍懂一点的人说，是一具男尸。当时急于要平坟地，特别正是在‘文革’中，破四旧刚过，也没有敢多想，但我读过《红楼梦》，知道曹霑就是曹雪芹，并告诉丁在场的人。当时有一位一起平地的人听说曹霑就是曹雪芹，以为墓里一定有东西，就去墓坑里播弄尸骨，结果一无所有。到晚上我就与我的堂弟李景泉一起把这块墓碑拉回家里，埋在园子里了。最近镇里规划要发展旅游，建立张家湾人民公园，想把周围的古碑集中起来建碑林，因而想起了这块碑，又把它拿了出来。” 李景柱介绍后，我就去目验了这块墓石，墓石约一米左右高，40多厘米宽，15厘米左右厚，墓碑质地是青石，做工很粗糙，像是一块普通的台阶石，只有粗加工，没有像一般墓碑那样打磨，碑面上加工时用凿子凿出来的一道道斜线都还原样未动，证明是根本未打磨过。碑面上凿刻“曹公讳霑墓”五个字，也不像一般碑文的写刻，就像是用凿子直接凿的，因为字体是笔划一样粗细、方方正正的字体，有点类似八分书，但毫无笔意，所以说可能是未经书写、直接凿刻的。总之给人以十分草草的印象。因为刻得很浅，字迹与石色一样，几乎已看不清楚，但只要仔细看看，还是可以毫不含糊的辨认出来的。在碑的左下端有“壬午”两字，“午”字已剥落左半边，但还能看出确是“午”字。 从我的直接感觉来说，这块墓石确是真的出土物，决不是伪造的。之后不久，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史树青、傅大卣两位也来验看了，他们看后当场就发表意见，认为这块墓石是真的，决不是伪造的。不少红学家看后，也认方是真的，不是伪造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假的，不可信的。对于墓石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正常的不足为怪的，问题是要作深入的调查，要找证据。第一是要看张家湾与曹家过去有什么关系，第二是要看看文献上关于曹家祖坟是如何记载的，第三是要看看雪芹的友人有无这方面的记述。经过调查，上述三方面都找了一部分资料，现在分述如下：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查到下列资料： 1．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江宁织造曹頫覆奏家务家产折》： （上略）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① 这里提到“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这直接说明曹家在通县和张家湾有地有产。2．曹寅《东皋草堂记》： 东皋在武清、宝抵之间，旧曰崔口，势洼下，去海不百里。……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② 曹寅在这里所说的宝坻，现在仍叫宝坻，这里靠近天津，离北京较远。 以上两处，都未提到祖坟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文献上有无提到曹家祖坟的问题。查得的资料如下： 1．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江宁织造曹寅奏谢复点巡盐并奉女北上及请假葬亲折》： （上略）今年正月太监梁九功传旨，著臣妻于八月上船奉女北上，命臣由陆路九月间接敕印，再行启奏。钦此钦遵。……惟是臣母冬期营葬，须臣料理，伏乞圣恩准假，容臣办完水陆二运及各院司差务，捧接敕印，由陆路暂归，少尽下贱乌哺之私。③ 按：这里提到的“母”即是孙氏，不是曹寅自己的生母顾氏。康熙四十五年孙氏去世，曹寅要请假北上归葬。则可见他家的祖坟在北京郊区。 2．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苏州织造李煦奏安排曹颐后事折》： （上略）奴才谨拟曹顺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颐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盖顺母年近六旬，独自在南奉守夫灵，今又闻子天亡，恐其过于哀伤。且舟车往返，费用难支。莫若令曹頫前去，朝夕劝慰，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以瞑目。④ 在这个奏折里，明确提到：“择日将曹颐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还提到“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等等。按曹颙死于北京，则可见曹家祖坟确在北京城外，而且曹颙、曹寅都是安葬在祖茔内，则可见孙氏也在祖茔内，问题是不清楚究在何处，但玩其语气，似乎离城不远，故只说：“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如是很远，就不能光说：“出城”，就当直指其地丫。 第三个问题是看看雪芹友人有无这方面的记载。雪芹好友宗室敦敏《东皋集》叙说： 自山海归，谢客闭门，唯时时来往东皋间。盖东皋前临潞河，潞河南去数里许，先茔在也。 按这里的“东皋”不是曹寅《东皋草堂记》里的东皋，而是指北京东直门或朝阳门外一直到通县这一带，潞河就是从通县张家湾直通北京的，这条河现今仍在，叫通惠河。上引文中说到的“先茔在也”，就是指敦敏上祖英亲王阿济格的坟墓，也在潞河边上，至今还在，我曾去调查过。 又敦诚《四松堂集》《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之一云： 昔共蓬床伴钓筒，江湖旧侣忆龟蒙。水南庄下无人问，两岸荻花吹晚风。（原注：昔与寅圃泛舟水南庄，有诗纪事） 寅圃墓就在水南庄，水南庄就在潞河边上，我昔年曾去拍过照片。又《四松堂集》《同人往奠贻谋墓上，便泛舟于东皋》云： 才向西州回瘦马，便从东郭下澄渊。青山松柏几诗冢。，秋水乾坤一酒船。残柳败芦凉雨后，渔庄蟹舍夕阳边。东皋钓侣今安在，剩我孤蓑破晚烟。（原注：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 这首诗，说明贻谋的墓也在潞河边上，“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其中也可能就包含着雪芹在内。再读敦诚的《寄大兄》文： 孤坐一室，易生感怀，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汝猷、盖庵、紫树，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曩日欢笑，那可复得。…… 现在至少我们可以确知寅圃、贻谋即葬于潞河之畔。尤其是敦诚的《哭复斋文》里说： 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 为什么说：“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是否因为他们同葬于此呢?现在这块曹霑墓石在潞河边上出现，就让你不能不认真思索这个问题了。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都找到了一些线索，特别是第三个问题，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那末，我们再来看《懋斋诗钞》里的这首诗罢：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河千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箫寺暮鸦飞。 “河干”，当然是指潞河之畔，为什么在这里要“吊雪芹”，为什么会“凭吊无端频怅望”?联系“河干”张家湾雪芹的墓地和墓石，似乎这首诗更进一步地透露，雪芹的墓地确在潞河边上的张家湾曹家祖坟。大家还记得开头时，李景柱介绍说他平的坟就是“曹家坟”，这就在潞河附近。实际上这块石头应称墓石而不是墓碑，因为它是埋在地下作标志的而不是立在坟上的。墓石如此草草，正说明雪芹已潦倒得无以自存了。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墓石左下端的“壬午”两字，这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甲戌本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眉批云：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关于雪芹的卒年，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过去我是主张“癸未”说的，但现在看了这块墓石上的“壬午”纪年，再联系甲戌本脂批，我想不能把写得一清二楚的事，硬解释为记错的或写错的了。 以上，是我研究曹雪芹家世的主要方面。 我对《石头记》抄本的研究 研究《红楼梦》，我认为首先要做两项前期工作，一是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二是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前者是因为《红楼梦》这部书的特殊性，它的素材是取自曹家和曹家的亲戚，如不研究曹雪芹家世，就不能明此书的“底里”。后者是因为作者对《石头记》的原稿作了多次修改，特别是后来又有别人的补作改写，尤其是木活字本行世时，改动更为明显，因此不研究《石头记》的早期抄。本，就不能明《石头记》的真相。但以上两个方面，都只是《红楼梦》研究的准备工作，《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研究《红楼梦》当然还必须遵循研究小说的规律，对《红楼梦》作思想、艺术、形象、美学、语言等各方面的研究。 《石头记》的早期抄本，我对甲戌、己卯、庚辰三个最主要的本子都作过认真的研究，对列藏、甲辰、程甲各本也做过相应的研究，并各写过论文。我的实际体会是，研究《石头记》的抄本，最好是把现有十二种本子，即：甲戌、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戚宁、杨本、列藏、甲辰、舒序、郑藏、程甲等本子作系统的排列的研究。这样一可以发现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己卯、庚辰两本是一个血统，庚辰是据己卯本或己卯本的过录本抄的；蒙府、戚序、戚宁三个本子，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尤其是戚宁本与戚序本基本一样，戚宁与戚序只差几个字；甲戌本是一个独立的本子，至今还没有发现哪个本子是据它抄的；杨本的前七回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列藏本是分用几个不同的本子抄的等等。经过排列，大体上可以把这些本子的血缘关系和相邻关系找出来。二是可以查出各本文字之间的因异，有时还可发现这种因异的渊源，这对仔细辨析这些文字的优劣是有用处的。现在所有的早期抄本都已影印出版了，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比较容易着手了，因为这些本子都不难得到了。 我自己在作《石头记》的早期抄本的研究时，就经常用这种排列比较的办法。我主编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就是这种排列研究法的全面尝试。 一、我对己卯本的研究 1974年12月，历史博物馆发现了一册馆藏的《红楼梦》残抄本，请吴恩裕先生鉴定，吴先生和他的夫人骆静兰一起把这册残抄本拿来给我看。吴先生怀疑这个残抄本是己卯本的一部分，请我一起到北图去查看原书的笔迹并进行研究。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对己卯本的合作研究，并在1975年3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共同署名的文章：《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我们的主要研究成果是： 1．历史博物馆所藏的《石头记》残抄本，计：五十五回的后半回，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三回整回，五十九回的前半回，是北京图书馆藏己卯本《石头记》的早期散失部分。 2．由于己卯本上有“祥”、“晓”等字的避讳作“栏”、“萨”，又查得乾隆时怡亲王弘晓和雍正时老怡亲王允祥的藏书书目《怡府书目》上也同样避“祥”“晓”两字的讳，因此可以确证己卯本《石头记》是怡亲王府的抄本。 3。按老怡亲王允祥，与曹家私交甚好，雍正二年曹頫请安折上雍正的长篇朱批，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并说：“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等等。鉴于以上这种特殊的情况，则怡府抄录《石头记》的底本，极有可能直接来自曹頫或雪芹。因为在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前，《石头记》还只有一个“甲戌本”，外间流传很少，怡府要抄，其底本多半是从曹家借得。若如此，则己卯本就显得特殊的珍贵了。 二、我对庚辰本的研究 在完成了对己卯本的研究后，我接着就研究庚辰本，这是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的《红楼梦》校注工作拟采用庚辰本作底本，这就须要对庚辰本有正确的认识；另外，有的同志曾撰文论证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的，“庚辰秋月定本”“己卯冬月定本”的题记是“商人随意加的”等等，对这些问题也必须弄清楚，因此我即开始了对庚辰本的研究工作。我研究庚辰本，主要是拿它与己卯本作排比，由此而人手。我的研究结果，写成了《论庚辰本》一书。 我对庚辰本的认识是： 1．这个本子是据己卯过录本过录的。 这个过录的庚辰本在过录的时候，是据一个完整的《内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过录的己卯本过录的，它决不是什么用四个不同的本子拼凑起来的“百衲本”或“集锦本”，它的过录者也决不是什么“书贾所雇的钞者”。那末，己卯本的底本《这里不是指怡府过录的己卯本而是指己卯原本》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就是那个“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的“丙子本”。很可惜，现在的过录己卯本已经散失了近一半了，而这些带有重要的历史记录的几回，都在散失之列。但根据庚辰、己卯两本的一系列的共同特征来看，己卯本的散失部分内，必然会有与庚辰本相同的这些题记，如：“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等等。因为庚辰本是忠实地过录过录的己卯本的，连行款都基本上一样，因此现在庚辰本上上述这类重要题记，在过录的己卯本上不可能没有。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己卯本以前的底本，应该是这个“丙子本”。这就是说，丙子、己卯、庚辰这三个不同的本子，最初是一个底本，丙子本经己卯冬月的重定和加批，就成为己卯本，并经人传抄了出来《也有人认为己卯、庚辰是一次评阅，跨了两个年头，这一设想也是值得重视的》。这三本的原始底本，就是一直在脂砚斋和曹雪芹手里不断加批和重定的本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个庚辰本上，会保留丙子、己卯、庚辰这三个对于《红楼梦》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纪年。这三个纪年汇集在这个本子上，决不同于从别本的转录，而是原来就是在这三个本子的共同祖本上的重要历史印记。 2．这个本子保留了脂砚斋等人的不少批语 由于上述原因，这个本子上保留了不少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长时期批阅本书时的署名的随记和具有特殊意义的批语。具有“脂砚”“脂研”“指研”或“脂砚斋”署名的批语，最早见于己卯本的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语，庚辰本过录吋，照原样过录了下来。另外，庚辰本上又增加了署“脂砚斋”或“脂砚”、“畸笏”、“畸笏叟”的朱笔行间批及朱笔眉批。具有署名的“脂批”，可以说主要集中在庚辰本上。甲戌本上有些批语也极重要，并且也可肯定是“脂批”，但却无署名，有的在文中用到了“脂”字，如说：“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这显然是脂砚斋的批语，但无署名。所以己卯、庚辰两本上带有大量的脂砚、畸笏等人的署名的批语，是此两本的一大特点和优点，集中在庚辰本上的这些署名脂批，是研究《红楼梦》的一批珍贵资料，由于它的存在，也大大增加了此本的重要性。 这些批语中，最早的一条随记，就是七十五回前乾隆二十一年的那一条。除前面已经引过的那段文字外，还有“缺中秋诗，俟雪芹”等批语和可能是试拟的回目。其次，是没有纪年的二十二回末的朱批：“此后破失，俟再补”。它告诉了我们这回的末尾曹雪芹写好后又被“破失”丁，并在下页上墨笔随记说：“暂记宝钗制谜云”，然后就写下了那首七律。显然这是因末尾破失之后追忆起来的文字，怕以后忘记，故“暂记”在下面。再就是十七、十八回的朱笔眉批：“树《前》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朱笔行间批：“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方妙，余最鄙近之修造园亭者，徒以顽石土堆为佳，不引泉一道，甚至丹青唯知乱作山石树木，不知画泉之法，亦是误事。脂砚斋。”二十回朱笔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标昌《按：应是“目曰”两字》‘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二十六回的墨笔眉批：“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二十七回的朱笔批语：“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指在这段批语前面的一段批语》。丁亥夏，畸笏叟。”以及二十二回末的墨笔批语：“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等等，等等。乾隆二十一年曹雪芹还活着，批者还等他来补中秋诗，但是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曹雪芹早已逝去，批者面对着这一大堆断简残篇，不能不发出深深的感叹。我们现在来读这些批语，仍能使我们亲切地感受到曹雪芹创作这部巨制的甘苦，感受到当初曹雪芹创作和脂砚斋、畸笏叟等人评批此书时的某种历史生活气息，并且清楚地了解到此书有几处短残的情况以及八十回后创作的大概情形。批语还透露了曹雪芹家庭败落的某些消息和本书创作的某些背景以及书中某些人物、情节的生活依据。特别是五十二回末“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句下的双行批语：“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明确提出了作者避“寅”字的讳，这对于证实此书确是曹雪芹所作，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以上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都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批语，有力地说明了它的原底本，是直接从曹雪芹和脂砚斋的手稿本上抄下来的，它绝不同于后来那些转辗过录甚至加以大量删改增补的本子。 3．庚辰本遗留的许多残缺的情况 对于一部完整的小说来说，庚辰本遗留的许多残缺情况，未免是一种缺陷。但是对于我们研究这个伟大作家的创作思想、方法以及这部小说修改的过程等等，却又有它的好处。我曾经说过，曹雪芹如果把这部书写完并且最后修改定稿，毫无疑问，这部书将成为在艺术上具有无比的完美性的一件无缝的天衣，现在曹雪芹给我们留下来的，却是一件未缝完的天衣。“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看绣完成的鸳鸯，美则美矣，可惜已经灭却针线痕迹。看曹雪芹的这部未完成的巨著，特别是看到他反复修改的地方和至今残缺之处，简直使你仿佛感到作者的墨瀋未干，泪痕犹在。因此，此书残缺不全的情况，对于了解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修改情况来说，又反过来为我们提供了线索。特别是对那些后出的已经弄得“完美无缺”的抄本和刻本来说，此书的残缺，恰好成了一种对照，至少可以让我们十分具体地知道，哪些地方曹雪芹生前并未补完，是后来的人续补的。这一点，对于研究《红楼梦》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4．这个抄本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 在这个抄本上，保留着许多有关作者和此书的抄写、重定、批阅和历史记录。在这一系列的历史记录中，“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和“庚辰秋月定本”这二条题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研究此书的成书；工程和脂砚斋的批阅情况，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前一条，我们就无从知道己卯本和庚辰本是属于脂砚斋几阅评过的本子；没有后一条，我们也无从具体地知道曹雪芹和脂砚斋继己卯年后在庚辰年又“重定”过此书；因之，我们也就很难确定庚辰本上比己卯本多出的某些正文和改动的某些正文，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它的可靠程度如何?总之，这两条题记《还有己卯本上的“己卯冬月定本”这一条》，是对于《石头记》抄本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毫无根据地宣布它是书商为了“昂其值”而“随意加上”去的，是一种很不慎重的态度，这在客观上必然会起贬低这个抄本的价值的作用，也会给读者带来认识上的?昆乱，对于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我们必需认真弄清。⑤ 5．这个本子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 这部过录的庚辰本，它的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改定本，这时离开曹雪芹的去世只有二年了《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按公元是1763年2月12曰》。截至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发现比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因此，可以说这个“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 以上是我对这个庚辰本的最简要的结论。三、我对甲戌本的研究 甲戌本，是《石头记》早期三抄本之中纪年最早的一种，但这个“甲戌”，是脂砚斋抄阅再评的干支纪年，可以用来指“抄阅再评”的原本，现传的甲戌本，是它的过录本，而且已加进了甲戌以后的批语。我对此本的研究： 1．我曾见过现传此本的原件，纸张黄脆，是乾隆竹纸，与己卯、庚辰本基本上一样，但似还要更旧些。就此本的抄手字体来说，却与己卯、庚辰本不大一样，己卯本是由多人合抄的，其中有的抄手字迹颇秀逸，而有的抄手字迹就较差，庚辰本的字体也是如此，其中有的抄手字迹很差。但甲戌本的抄手似乎是一人抄下来的，字体一色工整，非常整齐，这在早期抄本中是实为少见的现象。甲戌本虽然字迹工整，但错别字却不算少，例如第一回“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一段眉批就错了两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一句“奈”字错写成“余”字，“癞”字错写成“獭”字。下句“是书何幸”，“幸”字又错写成“本”字等等，此书版口有“脂砚斋”三字，亦为各抄本中特有现象。按理这应是脂砚斋的专用本，但为什么又由一个字迹虽好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来抄，把脂批错得不堪卒读，这一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得到解答。 另外，现存甲戌本的十六回文字，凡“玄”字都未避讳，如第四页b面的“神仙玄幻”，第十页b面两处“玄机”二字都未避讳，这在乾隆抄本中亦为罕见的现象。由于这些原因，我对此本的抄成时间，不敢看得太早。纸张确是乾隆竹纸，但纸张不是唯一的鉴定标准，因为纸张可以传下去。 乙 甲戌本这样工整的小楷，可以联想到戚蓼生序本，也是一色工整的楷书。戚蓼生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则他的这部序抄本，当以此为下限，其上限当在乾隆中期，但戚本的“玄”字，都避讳写作“元”，此外，如乾隆四十七年的甲辰本，乾隆五十四年的舒元炜序本，乾嘉之际的列宁格勒藏本，前两种是楷书，后一种是行书，时间都在乾末嘉初，这三本也都避“玄”字讳，《甲辰本第一回第一个“玄”字未避讳，第二个“玄”字避讳》。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乾隆中后期的抄本，开始出现了工楷细抄的情况，而同时也都避“玄”字讳。据此，甲戌本最早也是乾隆中后期的抄本，其实际抄定的年代，要晚于己卯本和庚辰本。 2．甲戌本“凡例”的第5条，即“此书开卷第一回也”这一段，原是庚辰本的开头一段，文字略有出入，但大体相同。文末的七律；庚辰无，为甲戌本所独有，此诗当是脂砚所作。这段文字，实际上是脂砚斋写的《石头记》第一回的回前评，故现在仍保存在各本的第一回回前，唯独甲戌本第一回回前无此评，变成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开头第一回即无回前评，教人不可理解。 再看庚辰本，第一回开头说：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 第二回开头说：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兴一人。…．． 两段回前评前后语气非常协调一致。但甲戌本“凡例”第五条，开头却说：“此书开卷第一回也”，加一“书”字，文句实在不通。为什么要加一个“书”字?因为“凡例”的前两条都有“书”字：“此书只是着意”，“此书不敢干涉朝廷”，所以第五条也加一“书”字，以与前两条一致，但却把原来通顺的文字改成为不通。这就露出了把原是脂砚斋第一回回前评的文字移改为甲戌本“凡例”第五条的明显痕迹。 所以我认为甲戌本的“凡例”是有问题的，过去我已有专论，此处不赘。 3．甲戌本的正文，我认为是曹雪芹旧文，是不可怀疑的。全面仔细对读，可见甲戌本文字之优长，特别是第一回“来至峰下”以下四百余字，各本皆缺，唯此本独有，遂使上下情节文字贯通无碍。4．甲戌本上保存了大量的脂批，这是研究曹雪芹、研究《红楼梦》极为珍贵的资料。有不少脂批，为他本所无，如“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一条，“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条，“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条，“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条，“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条，“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条等等，皆是别本所无，至为可贵。 以上是我对《石头记》三个早期珍贵抄本研究的概述，其他如列宁格勒藏本、戚蓼生序本、蒙古王府本、杨继振藏本、甲辰本、程甲本等，我也都作过研究，发表过专文，因篇幅所限，不再枝蔓。 我对《红楼梦》思想的研究 对《红楼梦》思想的研究，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搞清楚《红楼梦》的思想性质，才能对《红楼梦》作出正确的评价。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形象，对当时的一系列社会现实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对现实抱着一种嘲弄、揶揄和蔑视的态度。林黛玉把“圣上亲赐”给北静王，北静王又转赠给贾宝玉的一串鹊鸽香念珠，竟任性地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掷而不取。”（十六回）贾宝玉则坚决反对“仕途经济”，不愿意走统治阶级规定的政治道路，他骂热衷于“仕途经济”的人叫“国贼禄鬼”（三十六回）。他反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对八股文“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七十三回）他说：“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三回）。“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十九回）。他甚至“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三十六回）。作者还通过探春之口，说：“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五十六回）。说理学大师朱熹的话，也不过是“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五十六回）贾宝玉还反对忠君思想，说：“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三十六回）贾宝玉还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世法平等”，他对待下入“也没刚柔”“没上没下”（六十六回），全没有一点主子的架子，倒“甘心为诸丫鬟充役”（三十六回），并且还要把他们“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六十回）。以上这些言论，无疑是对当时封建正统的叛逆。 曹雪芹还通过贾宝玉提出了重女轻男的主张，甚至说“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男人“浊臭逼人”。孤立地看这句话，似乎不可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是男权社会，男尊女卑是天经地义。贾宝玉的这句话，无疑是对男权社会的一个否定，是男女平等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呼吁。 《红楼梦》里所描写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及其悲剧，是具有深刻内涵的，与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有所不同。首先它不是一见倾心式的而是在长期共同相处中产生的爱情，这样这个爱情就有了生活和思想的基础。其次他们的爱情是有共同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为基础，这就是共同的反封建思想，这是他们爱情的牢固的基石。第三是他们的个性气质相投，贾宝玉崇尚自然天真，喜欢自由，摆脱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法的束缚，摆脱世间一切俗套，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这恰好符合林黛玉的个性和脾气。而这正好说明他俩所共同追求的是个性的解放，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 按像贾宝玉、林黛玉式的爱情，在以往的小说里还未曾有过，而这种爱情显然已是现代爱情的方式，而且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还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所以曹雪芹在二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一爱情的原则，显然是一种超前的思想，是人类自身文明的一大进展。 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林黛玉动人的爱情及其对新的生活的追求，实际上就是曹雪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过去我们只注重他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而忽视了他所描写的爱情的崭新社会意义和深刻的内涵，现在看来，曹雪芹在批判旧的，否定现实的同时就提出了他追求的新的目标。但是他所批判的是他所处的现实社会的一切，而他所追求的却是属于未来社会的。所以，他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是不可能满足他的追求的，因此他只可能有悲剧的命运。然而这正好说明曹雪芹的思想是超前的，他的理想大大超越于他自己的时代和社会，只有遥远的未来社会才有他的理想的土壤! 《红楼梦》这部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巨著，它的这种反封建思想，究竟是什么性质呢?有人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封建的民主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但贾宝玉、林黛玉所代表的思想，是对封建社会的叛逆，所以贾政说：“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三十三回）这说明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贾政的思想是对抗性的，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大家知道，中国从明代中叶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到了乾隆时期已经有了较大的进展，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思想家，在明代后期已经出现，这就是激进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李卓吾。《红楼梦》的思想显然是受他的影响的。所以，从《红楼梦》所反映的反封建的内容来看，从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内涵来看，从贾宝玉与贾政的思想冲突的实质来看，再从《红楼梦》的思想渊源来看，我认为《红楼梦》的民主思想，已是具有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民主思想，尽管它还是初期的极幼稚的，但它与封建的民主思想是有质的区别的，不能混淆的。 正因为《红楼梦》的思想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初期的民主思想，所以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名著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结束语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时间不长，深入得更不够，我深深感到一部《红楼梦》，实在是一个知识的大海，智慧的深渊。要穷尽《红楼梦》，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相反，倒是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红楼梦》的抄本和印本的研究，只要肯实事求是，总是可以弄清楚的；唯独《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就不是那么容易穷尽一切的了。我对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抄本和印本、《红楼梦》本身都作了一定的研究，但都还只是粗浅的见解，尤其是本文要概述我的研究情况，更感到挂一漏万，顾此失彼，反不如看我的拙著较可尽意。 “红学”目前有许多争论，但仔细看看，有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广告性的，所以读者千万要留心静观。 然而，“红学”又是一门真学问，所以任何广告式的争论和吹嘘，总是代替不了真学问的，这一切，都将由历史来加以沉淀。 1998年12月7日于京东且住草堂，时正患头晕症，思维艰难，甚至举笔即晕；故此文乖失处当不在少也，惟读者鉴之。 注 释： [1]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1-132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 见曹寅《楝亭集》．上海古籍出版杜1978年版。 ③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7页，中华声局1975年版。 ⑤ 请详见拙著《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