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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岁末，笔者草写了一篇谫陋的文章，标题是《万点花飞梦逐飞一一钱鍾书论红楼梦》(以下简称“论红”)。文中对钱鍾书先生谈红说梦的独特见解作了一番述评，目的是想说明《红楼梦》对我国学人的深刻影响，兼有向红学界的师友提供些可资参考的材料之意．后来，拙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去年第一期上面，确也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我于是痴想，假如钱先生瞥见此文，不知如何讪笑，或者竟觉得不值一哂。一段时间以来，“钱学”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习，有些作者喜欢把文章寄到钱宅要求请教。这样做的本意是好的，却往往徒增钱先生的烦扰，引来的只是冰凉的一瓢冷水和温婉的一番逊谢。我艳羡他们的勇气，自己却没有斗胆，但心里确有不少疑问，只好妄想有朝一日获缘识荆，能够当面讨教一二。我估计，怀有这种痴念的人必定还有不少罢。孰料，去年岁末(1998年l2月19 13)，钱先生终于未能“留命桑田又一回”，竟然驾鹤归去了。这对文化事业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相形之下，我们缘于私愿而萌生的遗憾，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伤感之馀，我大略重温了一遍钱先生的著作，发现当初写作的“论红”里，颇有粗疏之处，遗漏了一些有趣的材料，有些意见则说而未畅。缘施故技，试为补评，权当作祭献给这位天才智者的一辦心香，寄托我们绵长的哀思。 钱先生著作中妙喻迭出，浑然天成，是所谓“钱锺书文体”的主要特点之一。他经常信手拈来《红楼梦》里的人和事，取譬为喻，可见他对这部小说的熟悉与喜爱。“论红”中举了不少例子，现在再补充几个。钱先生被誉为幽默大师，或被戏称为“老幽默”[1]，读《说笑》可以了解他对幽默的卓见。如说：“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象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2]，这些话大概是有感于林语堂等人着意提倡幽默小品而发的。贾宝玉有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①钱先生的比喻表示，生硬造作的幽默仿佛“浊臭逼人”的男人一样可厌；幽默必须保持天然去雕饰的活泼清新的风致，要使人像见了黛玉、香菱、晴雯等女儿一样，如沐春风，如对花月，如饮甘泉，顿觉“清爽”宜人一一这不正是钱先生的幽默给人的感觉吗?《宋诗选注》讨论王安石的诗艺，说他喜欢用典，“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3]。贾宝玉对稻香村的评价是“不及‘有凤来仪’多矣”，解释理由说：“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第十七至十八回)由此可知，钱先生用这个比喻是对王安石诗艺的一种批评，妥帖而含蓄。这两个比喻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仅使本体的特征更加鲜明，而且喻体新雅，意味隽永。喻象是陌生的，而嵌红楼梦》是大家所熟悉的小说，如此设喻，效果显然是奇妙的。 钱先生善于旁征博引中外古今典籍，凡立一义，必设丰富的事例相互参证。这是钱鍾书文体的突出特征之一，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他特别喜欢援引《红楼梦》为证，“论红”中举了许多例子，现在也补充几个。首先看《七缀集》中的两例。《林纾的翻译》讨论古文和白话的关系，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古文’也不一定和白话对立”。他举了明代至近代人的言行为证，其中说：“林纾同时人李葆恂《义州李氏丛刊》里的《旧学庵笔记》似乎极少被徵引过。一条记载‘阳湖派’最好的古文家恽敬的曾孙告诉他：‘其曾祖子居先生有手写《〈红楼梦〉论文》一书，用黄、朱、墨、绿笔，仿震川评点《史记》之法。”[4]，其注文中说：“恽敬给与《红楼梦》以四色评点的同样待遇，可以想见这位古文家多么重视它的‘文’了。”[4]，这件事比较冷僻，即便在红学界也不是尽人皆知的。恽敬(1757—1817)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曾任江西吴城同知，著有《大云山房文集》。他生活的时代距离曹雪芹比较近，是最早的《红楼梦》评点家之一，可惜他的评本已经佚失不传丫．李葆恂《旧学庵笔记》称赞此本“精工至极”，还说：“大令拟刻以行世，乞方伯作序，未及为而方伯卒，此书竟无下落。或云已为其女公子抽看不全，真可惜已!否则定能风行海内，即有志古文词者，或亦有启发处。子居为文，自云司马子长以下无北面者，而于曹君小说倾倒如此，非真知文章甘苦者，何能如是哉。“[5]这件事确实能够有力地说明，白话语体发展到《红楼梦》，已经能够与历史悠久的古文媲美了。到了晚清，这一点几乎已成共识，林纾对《红楼梦》就是赞不绝口的。另如钱仲联《入境庐诗钞笺注．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八年引黄遵宪《与梁任公论小说书》曰“将《水浒》、《石头记》、《醒世姻缘》以及太西小说，至于通行俗谚，所有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分别钞出，以供驱使”云云，表示出黄遵宪对白话小说的重视。钱鍾书先生徵引这则材料后说：“这几个例足够表明：晚清有名的文入学士急不及待，没等候白话文学提倡者打鼓吹号，宣告那部书的‘发现’，而早觉察它在中国小说里的地位了。”[4]确实，如果不是《红楼梦》等白话小说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不是晚清有识之士先对白话表示认可与欣赏，则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就不可能贸然提倡以白话替代文言。钱先生的结论建立在丰富实在的材料的基础上，是很有说服力的。 其次看《谈艺录》中的两例。谈到“文体递变”，钱先生指出明清治八股举业者往往鄙薄诗赋，徵引了数十条材料。其中《红楼梦》中的材料是第八十一回贾代儒训宝玉日：“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以后再学不迟呢。”[6]比起所引《儒林外史》第三回周进训魏好古的言辞，贾代儒的话算是委婉客气的。钱先生和吴敬梓、曹雪芹一样，对这种冬烘的腐见是深恶痛绝的。讨论比喻的时候，钱先生说：“吾国古宋俗语以‘春寒、秋热、老健’三者喻‘终是不长久之物’，早见欧阳永叔《文忠全集》卷一百八十《与沈待制》，太平老人《袖中锦》增‘君宠’而成四事；诗歌、小说皆沿袭之(如李天生《受祺堂诗集》卷一《朝雨谣》、姚春木椿《通艺阁诗三录》卷四《春雪席间》、嵯封神演义》三十五回黄飞虎语、《红楼梦》五十七回紫鹃语、《儿女英雄传》二十一回褚大娘语)。明人《三报恩传奇》第六折有诗，踵事增华：‘老健春寒秋后热，半夜残灯天晓月，草头露水板桥霜，水上浮沤山顶雪’；又土风本色之‘九如’也。[6]，紫鹃的话是为劝林黛玉早定终身大事而说的：“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的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在《红楼梦》校注本中，对那句俗语一般都注得比较简略。即便是以注引材料宏富著称的北师大校注本，也仅有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例。《红楼梦大辞典》同。在这一点上，钱先生为注红专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再次看《宋诗选注》中的两例。在讨论陆游的诗风时，钱先生指出陆诗“一方面是悲愤激昂”，“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然后他说：“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里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3]香菱的原话是：“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则告戒她说：“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红楼梦》里提及陆诗的地方还有一处，即二十八回点明袭人一名来自陆游《村居书喜》“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这确实很能说明陆游闲适诗为清人所喜爱的情形。在评论范成大的诗艺时，钱先生指出：“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经过范成大的努力，“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例如宋代遗老的‘月泉吟社’的诗里和信里动不动把‘栗里’、‘彭泽’来对‘石湖’；而贾政的清客就只知道：‘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3]钱先生注明这句赞语出自《红楼梦》第十七回。贾政的清客语带夸张，钱先生则顺水推舟。倘若不是对《红楼梦》了解到烂熟的程度，是不可能有此妙文的。谈及范诗《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中的一联“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钱先生说： “这两句曾为《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的诗就是搬运王梵志的两首诗而作成的，而且‘铁门限’那首诗经陈师道和曹组分别在诗词里采用过，‘土馒头’那首诗经黄庭坚称赞过。”[3]在联红楼梦》里提及这一联诗的人是邢岫烟，但改“限”为“槛”，说妙玉推崇此诗，故拜帖上自称“槛外人”，劝贾宝玉回帖时谦称“槛内人”。书中“铁槛寺”和“馒头庵”就本自那一联诗，我们从中可以窥知曹雪芹的思想倾向。《红楼梦》诸校注本对此注释均过于简略，是应当参考《宋诗选注》的这一段的。笔者曾据《管锥编》的徵引情况断言，钱先生最熟悉和喜爱的我国古代小说依次是《西游记》、《红楼梦》和《水浒传》。”[7]但若通观他全部著述的徵引情况，我们便不难发觉，在所有古代小说乃至中外古今所有典籍当中，钱先生最钟爱的书似乎要首推《红楼梦》了。一个红学家很可能并不特别喜欢《红楼梦》，开创新红学派的胡适就是个典型；相反，一个并不专治红学的学者很可能十分酷爱《红楼梦》，钱先生似乎可以当这方面的代表。由此看来，在他身上，作家气质确乎是要比学者气质浓重一些的。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作为作家的绝世才华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结果是与曹雪芹同样不幸的。 钱先生的旁征博引，往往在说明某个艺术原理的同时，也顺便阐述个人的一些独到心得。尽管只是只言片语，但谈锋犀利，颇能益入神智。这种时候，往往会涉及红学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或治学方法。比如袁枚(1716—1797)的《随园诗话》是红学家经常争论的话题之一，其道光四年刻本卷二云：曹寅“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他错把曹雪芹当作曹寅的儿子，误将金陵十二钗呼为“女校书”(妓女)，都说明他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所知甚少。他吹嘘大观园就是他的随园，将艺术虚构与现实园林混为一谈，更是一个有名的笑话。但是，由于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红楼梦》被创作、传抄、续写及初刻的时候，所以他留下的材料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谈艺录》讨论“随园非薄沧浪”，对袁枚颇有微词，如说：“天目山樵(张啸山文虎)《儒林外史评》卷下第三十三回：‘这姚园是个极大的园’评：‘此即后来随园也。园亦不甚大，而称极大，盖借景于园外，简斋固已自言之。然《诗话》中又冒称即《红楼梦》之大观园，贝0又严贡生、匡超人、牛浦郎辈笔意也。’语殊冷隽；其园得入《红楼梦》，乃子才之梢空，其人宜入《儒林外史》，则子才之行实矣。”[6]据考，袁枚的随园实即曹家织造府遗址，所以袁枚的夸耀之辞可算是空穴末风。然而，钱先生和大多数学者一样，并不买袁枚的账。钱先生历来是把艺术和历史分得很清的，这里，也显示出了他的一贯态度。又如，王国维(1877—1927)的《红楼梦评论》是红学史上的名篇，首次将西方哲学及美学理论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起了一股清新的时代风气。钱先生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都曾谈及此文，一方面对王国维的学术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对文中的附会牵强之处进行了批评。笔者曾在《诗何以怨一一红楼梦与围城的忧患意识》[8]一文中对钱先生的意见作过些粗浅的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只想补充一则当时遗漏的材料。《谈艺录》细论“王静安诗”时，明察秋毫地指出王诗善于化用西方哲学观念，并说“所撰《红楼梦评论》第五章申说叔本华人生解脱之旨，引自作‘生平颇忆挈庐敖’一律为例；可见其确本义理，发为声诗，非余臆说也。“[6]，这是十分有道理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红学界和美学界以往研究《红楼梦评论》的学者，除叶嘉莹等少数人而外，大多仅满足于就事论事，既不注意联系王国维的其他学术著述，更没有结合他的诗歌创作，因而只好浅尝辄止，难以展开更深入、更具体的阐发。钱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指引了一条正确的学术路径。在这里，钱先生还将严复和王国维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说：“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方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6]，撇开严、王高下不论，我们感觉钱先生之所以更欣赏王国维，乃是由于王氏的文人气质大大浓于严复，于是颇觉情趣相投，不禁赞誉有加。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钱先生作家心态的自然流露罢。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钱先生对王国维的肯定是多于批评的，《红楼梦评论》或许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我们在《诗何以怨一一红楼梦与围城的忧患意识》里说，嚷红楼梦》对《围城》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两部小说都是可与王国维所欣赏的叔本华“妙谛”媲美的“佳著”。类似的观点曾经被人讥为“也不过是帮吃饱了饭撑着没事干的腐朽之辈，穿凿发挥而已”。，。这个问题涉及对《围城》的评价，不便展开；而且由于讥讽者的意见过于情绪化，难于理喻，所以这里不枝蔓。不过，我们还要申明，《红楼梦》对钱鍾书的影响是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透过此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有些是经由王国维及其《红楼梦评论》传递过来而实现的。 还有一则材料，似乎颇能反映钱先生的治学理念。《释文盲》说：“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韦(Sainte--Beuve)在《月曜论文新编》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工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代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2]，话说得俏皮而尖芬将考据学家比作奴性十足的丫头花袭人，一定会令许多人不快．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忙．这个学术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比喻是相当巧妙的。某些学者一旦醉心于考据，便不能自拔，遂心无旁鹜，力求完美，确有些像，心眼儿诚笃、任事琐碎、言语唠叨、感情务实的花袭人。同样的观点，钱先生在作于四十年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一文中又结合红学研究进行了阐发，我们在“论红”中已有所讨论。不过，那时我们有意避开了钱先生批评陈寅恪的问题。现在，有关陈、钱两位国学大师优劣得失的话题已经展开，这里我们也就势简单讨论一下。论及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辩论的正面作用，钱先生说：“经过那次大辩论后，考据在文学研究里占有了它应得的位置。自觉的、有思想性的考据逐渐增加，而自我放任的无关弘旨的考据逐渐减少．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7’的问题一一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 ‘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话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10]当然，谁都知道他所指责的“大学者”就是陈寅恪先生，关于那个问题的解答见于《元白诗笺证稿》。陈先生治学独创“诗史互证”法，换言之，他是把诗歌视为史料的。这与钱先生大异其趣。钱先生认为：“‘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他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1]因此，他对陈先生的考据啧有烦言也就不难理解了。倘若把这个话题拿到红学界去讨论，或许钱先生的支持率会很高。因为，索隐派正是将《红楼梦》当作史料来考证的，这种做法久已为新红学派所诟病。不过，新红学派也同样有醉心于考据者，或专擅义理而兼长考据者，所以，陈先生未见得没有知音。比如，在l979年访美时，钱先生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对红学颇有建树的华裔学者余英吋记录道：“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于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阉门失礼之事不以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12]由此可见，钱先生对陈先生及考据确乎是有偏见的。有时候，这个偏见就成了钱先生在红学家之间作左右袒的根据，如同情俞平伯而讪笑吴世昌[13]。当然，即便是偏见也无伤大雅，“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钱先生有自己的治学乐趣，他有权坚持个人的学术理念。同理，陈先生的学术个性也应当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他们是两种卓越的学术典范的创立者，人格均极高洁，我们大可不必像对待林黛玉和薛宝钗那样，扬钱抑陈，或扬陈抑钱。杨绛先生说，若大学期间钱先生“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14]，这确是知人之论。我们深信，杨先生这番语，至少是道出了晚年钱鍾书的心声的。可知他在晚年已归于通脱敦厚的境界，谨遵君子和而不同的儒理，从而与陈先生完全灵犀相通了。我们读他写于1993年的《吴宓日记序言》，便不难体悟到这一点。像钱先生这样品德高尚的学者，即使在口没遮拦的时候，也是像“痴气旺盛”的贾宝玉一样，宅心仁厚，初衷纯良的。 说到钱先生的美德，那自然是有口皆碑的。别的不说，仅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皆能洁身自好、从未攻击同道以取媚当道而言，就十分值得钦敬了．那些运动接二连三，不胜其烦，我们仅择取与《红楼梦》有关的那次来谈罢。大家读《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一文，或许会误会钱先生对]954年那场批判俞乎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持赞许态度．笔者也曾经有些疑惑，但当读到《槐聚诗存》的时候，便疑云尽散了。书中1954年及次年共存诗三题十五首，初读之，但觉闲适风雅，其事无非饯别友人、迁居、睡眠、赏花、品茗、怀人、春愁、重阳登高等。然而，细细品味，便会愈咀愈酸楚，愈嚼愈苦涩，感觉到作者异样的感伤与幽愤。如《大杰来京夜过有诗即饯其南还》：“欲话初心同负负，已看新鬓各斑斑。”②他跟文学史家刘大杰谈论的“初心”具体指什么，不得而知，恐怕不会超出文学的范畴。钱先生曾有心撰写《中国文学史》，但在经历了“洗澡”、批判《武训传》、批判《清官秘史》等运动之后，那项计划显然已不合时宜，恐怕只好像对待未完小说《百合心》一样，“从此省心省事”了；而刘大杰印行于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于新时代命运如何，也在未定之天③或许，这就是“欲话初心同负负”之所指罢。对两位来自旧时代而“已看新鬓各斑斑”的学者来说，这肯定不是一件开心事。批俞运动前后(1954--1955)，刘大杰在《解放日报》及《文艺月报》上共发表了四篇红学文章，是极少数态度比较平和的学者之一；而钱先生则始终一言不发。这种对运动“不约而同”的消极态度，也许跟这次晤谈有关。作于同年春的《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显露出来的同样是这种感伤的情绪。如其七：“如闻车马亦惊猜，政用此时持事来。争得低头向暗壁，万千呼唤不能回。”诗后自注：“假日仍有以文字见役者。”其九：“莺啼花放觳纹柔，少日情怀不自由。一笑中年浑省力，渐将春睡当春愁。”可见作者意志相当消沉，尤其懒于打理文字生涯。是年秋，批俞运动拉开序幕，据我们不完全统计，1954年秋至第二年底，全国报刊所刊发的红学文章约计四百五十馀篇，其中绝大多数是批俞的。当时的正式提法是“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四年后，《宋诗选注》出版，钱先生也被扣上了这顶帽子。1955年秋，在喧嚣的批俞声中，他写下了《重九日雨》二首。其一云：“催寒彻夜听淋浪，忆说江南未陨霜。我自登临无意绪，不防风雨了重阳。”所谓“风雨”，显然是语意双关的。其二云：“佳辰未展兴先阑，泉下尊前感万端．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如果说，运动前的钱鍾书还只是忧郁感伤的话，那么，运动中的他就已经是相当激愤了。即使感慨万端，他也保持着温柔敦厚的风致，所以诗意仍是平和的。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品格纯净的学人才能发出这种物伤其类的哀鸣，才能由此洞明世情，宁愿沉沦下僚，也决不攀附那团“乱蓬蓬的葛藤帐”。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钱先生始终坚守着洁身自好的处世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到同情和帮助弱者的义务。这种美德，在“红尘滚滚”的批俞运动中已经显露端倪了。 钱先生《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之七云：“荒唐满纸古为新，流俗从教幻认真。恼煞声名缘我损，无端说梦向痴人。”诗后自注：“余小说《围城》出版，颇多痴人说梦者。~[153此诗全用《红楼梦》典，也算是他谈红说梦的一个例子罢。只是不知道，他阅尽世间人兽鬼，一生在人生边上写作，始终津津乐道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是否也曾自感“无端说梦向痴人”呢7遗憾的是，我辈痴人再也无缘面询这位伟大的智者了。言念及此，不禁怃然而悲者久之。 参考文献： [1]张昌华．走近钱鍾书[J]．人物，1999(2)． [2]钱鍾书．写在人生边上（C)．海峡文艺出版社，l991．Pl50、174． [3]钱锺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P48、l90、218、219。 [4]钱锺书．七缀集[C]．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P97、114、115。 [5]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P940。 [6]钱鍾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P357、l67、531、25、24． [7]沈治钧．钱鍾书古代小说研究述评[J]．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3)． [8]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5)． [9]钟鸣 和吴宓相遇（代序）[A]，心香泪酒祭吴宓[M]。广州出版社1997。 [10]钱钟书研究2。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11]宋诗选注[A]。宋诗选注（卷首）[M]。 [12]余英时。我所认识的妻子内讧书先生[N]，文汇读书周报，1991-01-02。 [13]钱碧湘。望之如云，近之如春——追忆钱钟书先生，人民日报，1991-01-19。 [14]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书[N]。人民日报、文汇报1998-05-14。 [15]钱钟书。槐聚诗存[Z]，北京，三联书店，1995，P104。 ①《红楼梦》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凡引．《红楼梦》，均用此书，仅随文说明回次，不另注。 ②《槐聚诗存》第104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钱先生1954--1955年诗作见该书第l04—108页，以下引文不另注。 ③为适应新时代不同时期的政治要求，刘大杰于1957、1962、1972年三次对《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修订，但愈改愈坏，则是后话。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2000/02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200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