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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让张庆善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在这世纪之交对红学研究谈点看法。系统看法没有，断想则有之： 苏轼的《题西林壁》，我以为这首小诗的不平常处是在于：诗人是以平常心在观山，以平常理在言山，其所寄寓的理趣又平常得连一般人皆能领会（“平常心”、“平常理”、“平常”下有着重号）。《红楼梦》是曹雪芹笔端的一座天造地设的庐山，这是红学家们和红学研究者们莫不承认的。然而，纵览本世纪的红学论著，其所鲜见者，却正是这种平常心、平常理、平常文章不平常（“平常心”、“平常理”、“平常”、“不平常”下有着重号）。愿下世纪能蔚为大观。 红学要想在下一个世纪获得长足的发展，我以为应该做到“三通”，即通文献，通理论，通生活哲学。这前两通，我是举双手赞成他人的看法；这后一通，则是我个人的谫见。因为，《红楼梦》反映了人世诸相，是种描绘人之心灵的艺术，这是使它说不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对人生缺乏正确领悟的人，是很难得其三昧的。 “学贵有岐”，这是蔡元培的名言。岐而形成不同的学派，是一门学科走向兴旺的标志，红学也是如此。没有清末民初三大学派的出现，便没有作为本世纪东方显学之一而与甲骨学、敦煌学并驾的红学。三大学派的消长，形成了本世纪的红学史，并从而使之分为三个时期。清末民初至1954年是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椎轮草创期。其标志是，1921年胡适和蔡元培的相伐相彰。其特点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据派红学蜚声于世，先后成为红学的主流，以王国维为发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则一直处于次要地位。1954年至1978年是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更新演进期。其标志是，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初始时的相伐相彰。其特点是，红学呈现出超学科性，小说批评派红学成为红学的主流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考证派红学命途多舛而仍在发展，索隐派红学以其不无精义在内地成为幽灵而却复活于海外。1978年至1999年是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全面拓展期。其标志是，1979年夏《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集刊》的先后创刊，而成立于1980年夏哈尔滨全国首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闭幕时的中国红学会又与之相得益彰。其特点是，小说批评派红学固然以其研究方法的日趋多元化而日益异彩纷呈，考证派红学也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唯复活于内地的索隐派红学却由于失去了其昔日的精义而蜕变为假红学以行的“龙门红学”。这三大学派的兴替，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红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的提法虽已相用成习，实际上却并不科学，应如实的将索隐派红学看作是红学之作为显学的一大学派，其初始时是起过建树作用的，而且仍有精义可汲，能否善取其合理的内核而已。前车之辙，可以鉴焉!亦考亦论，论从史出，而通文献，通理论，通生活哲学，立足于文本，将成为下个世纪红学研究的一大特点，这是本世纪末已露势头，已成动向的。 说不完的是《红楼梦》，而不是别的；红学当是以文本研究中心的研究与《红楼梦》一切有关问题的专门之学，所以它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个人的学术成就是分子，学术声望和头衔是分母；分子不变，分母越大，则其值越小。明乎此，会带来朋辈间的切磋而不是相轻，会带来同人的团结而不是宗派，会带来红学的兴旺并使之免蹈“哄学”之讥，会使曹雪芹含笑于泉下。是故，面对红学中人，我内心所最敬重的是那种“待到山花烂熳时，她在丛中笑”的人，反之则不敢附其骥尾。愿与共勉。 ．1999年12月7日．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