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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自然外界的一切必然性认识最早的一个规律便是死亡的必然性。这种对死亡的必然法则的了解，使人类意识中出现了占很大比重的死亡意识。死亡意识使人类明朗、活泼的生活蒙上了莫大的阴影，“盛筵必散”的死亡的必然性的客观表现。时时刻刻追求永生的梦想。 然而，任何生命都有自我存在和自我保存的本能。于是，在生命遭受外力的摧残而被扼杀、中断的同时，一种生命苦难与毁灭的恐惧、痛苦之下形成的人类意识中具有本能性的悲剧意识便有了存在的意义。在本能性的悲剧意识的驱使下，人类产生超越死亡追求永生的顺应举动，企图将死亡意识驱赶出人类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人类趋向于本能和感性的抗争，为实现死亡意识的否定寻找死亡意识的替身。而另一种抗争，则是趋向于能动和理性的抗争，通过对死亡意识的肯定和接受，在死亡的临近的充分体验中，感知生命的本真，从而形成了人类意识中具有能动性的悲剧意识。 作为死亡意识美感心态的外化物，作品频繁追逐的往往是顺应的死亡，表现出以真为美而不是以善为美的审美取向。这类作品的死亡体验的主线贯穿全局，可谓是阴霾阵阵，死气逼人。《红楼梦》中确凿死亡的人数就有几十人之多，若加上半死不活者，何止百人!《红楼梦》就是唱给泛着恶臭的封建没落社会的一曲挽歌。从《红楼梦》三字题，我们即可窥得一斑。《红楼梦》三字题的后面恰隐去了一个“魂”字!“梦”与“魂”往往相联构成一个复合词。“梦”易使人想到活人，“魂”易使人想到死人。“梦”乃“魂”之境界，“魂”乃梦之真谛。故而书中无论是梦是病，是生还是死，都离不开“魂”的牵绕。书中人物大多爱做梦。庚辰本四十八回批云：“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柄)风月鉴亦是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一经入梦，其“魂”皆游荡于“太虚幻境”。一经“魂”游于“太虚幻境”，或阅册听歌茫然之真梦，或因缘定数了然于心之神游。“梦”之内核、真谛便附会其中了。“甄士隐梦得一半幻境，绛云轩梦语含糊，甄宝玉一梦而顿改前非，林黛玉一梦而情痴愈锢。”“柳湘莲梦醒出家，香菱梦里作诗，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妙玉走魔恶梦，小红私情痴梦，尤二姐梦妹劝斩妒妇，王凤姐梦人强夺锦匹，宝玉梦至阴司，袭人梦见宝玉，秦氏元妃等托梦，及宝玉想梦无梦等事……”(王希廉《增评补图石头记》，万有文库本，第一册总评第3－4页)通过梦“魂”的游荡，时而使书中人明心见性，时而使局外人豁然开朗。“梦”之妙用。“魂”之启悟，实乃奇中之奇，景中之景，意中之意矣! 多“梦”来自于多“梦”的时代。那阵阵时如轻烟、时如急管繁弦的梦幻和沉伤，不正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康乾盛世”人生空幻安魂曲飘扬时配以的场景和画外音? 《红楼梦》表现的是一块通体泛光的“病区”。罹患的是种发着低烧却无法根治的恶性病。那宝玉一病就“魂”不附体，“阴魂”出窍，众人手忙脚乱，一齐为宝玉叫“魂”。黛玉一病就化作一滩水，泪水扑簌簌往下掉，还了“绛珠魂”。王熙凤“恃强羞说”，袭人吐血，晴雯痨咳，妙玉会“走火入魔”，赵姨娘会“神鬼附体”，等等。真是你病我患，你惊我乍。惊，惊在恶梦初醒，乍，乍在死而不僵。即使采来“还魂草”，又有何效? 《红楼梦》还描写了封建大家族合族散发出的一股鬼蜮蜮的死气。稍有不慎，就鬼魅魍魉近身来。黛玉“凡”体几赴死，却灵魂不灭。秦钟魂魄已离身，秦魂百般求告鬼判。鬼判不允，宝玉赶来与他一同求告，秦魂才被放回。他俩诀别之后，秦钟方萧然长逝。很显然，作者意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实体虚化，而将一个个无影无踪、无声无息的虚体实化。灵魂比肉体更知痛痒。折磨一个人的肉体，不如折磨他(她)的灵魂。赵姨娘求马道婆使“魇魔法”，请五鬼助阵，要把宝玉、凤姐两个“绝了”，不料果然灵验。宝玉“嗳哟”一声，“离地跳有三四尺高”，拿刀弄杖，寻死觅活。凤辣子也“走火”了，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进园，“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即使在不搬神弄鬼的情况下，鬼神也不请自到。只见大观园中的死魂灵时而藏头露尾，时而投送深情的一瞥，阴森笼罩着每个空间。作品反映的正是处于“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内的结晶。作品反封建纲常名教，反封建道学存理去欲，反兼并统治反压迫，反孔孟统治之道，流露出朴素民主主义思想，其悲剧基调下的泪痕悲色，使《红楼梦》里的悲剧世界同现实悲剧世界并蒂相连。互映出这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大悲剧。时代的英才曹雪芹，由此既可谓以传统的崩溃为契机的中国没落社会艺术的真创者，又可谓以颠覆与重建为己任的中国没落社会艺术的集大成者。 作为美感心态的一种存在，死亡意识往往易受到末世艺术、世纪末艺术的垂青。因为死亡意识中的性格意识显示为一种狂人性格，一种执着否定的精神。狂人多是天崩地析的时代的产儿，其异端面目出现的为世人所不容的狂傲美，象征着新生事物的优越性。他越清醒，就越感到死亡的临近。其死亡意识来自新生事物尚处初生阶段的脆弱。这些都被曹雪芹了然于心地，描绘在他的作品之中，从而使一组头角峥嵘的“狂人”高视阔步地走进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殿堂。《红楼梦》的不同凡响，亦在于作者创造出一系列披时代曙光的“狂人”形象。其中有宝玉的似傻如狂、顽劣乖张，黛玉的目无下尘、心比天高，晴雯的狂狷不羁、疯形狂样，等等。这使读者一次次看到了他们“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9页) 死亡意识作为一种美感心态，实现的往往是以丑为美，乃是一种寓含了以“真”为美的审丑意识。这或许也是死亡意识在没落社会、世纪末“艺术的抱怨”艺术中易受青睐的原因之一。生活在中国封建末世的曹雪芹以一部“翻陈出新”的长篇巨著《红楼梦》，开启了中国审丑意识的先河，使整个封建社会中稍有价值的东西即要遭到毁灭的丑陋真象，于审丑意识的焦点下得到了无情的曝光。作者意将吃人社会的丑陋面定格，并将它送交历史博物馆，让它永远保存着丑陋的价值，以告慰每一个不屆的英魂! 作为死亡意识的美感心态的外化物，作品中所蕴含的基本节奏是水不循环，着力个体对类的突破，解除一切陋规陈套。王国维曾有一段这样的评述：“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红楼梦评论》，见《王国维文学论著集》，北京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诚然，在《红楼梦》以前，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春秋战国时期燕赵悲歌、楚骚传统，韩娥、杞梁妻等著名悲歌手的出现。屈原的《离骚》、《涉江》、《哀郢》、《国殇》的流传，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浓郁的悲剧风格，直至“南洪北孔”的《长生殿》和《桃花扇》以后的明清，中国都没有出现《红楼梦》一类的“悲剧中之悲剧”。其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与中国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内圣外王的人生观、温柔敦厚的美学观诸多方面的传统因素直接有关。及至提前到来的封建末世，“颓远方至，变故渐多”，同步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解体趋势的相对皇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想日益庞大，资本主义萌芽的悄生潜长，市民力量的逐渐壮大，传统的裂缝……这些都成为出生于封建家族的中国最伟大的美学家曹雪芹悲剧意识操纵下反戈一击的切入口。 作者一反常态的悲剧意识旨在揭示困境。作品别树一帜地打破大团圆结局之类的陈规俗套，表现出艺术突破的永无止境。作品的“开卷第一回”就实现了这样的突破。它虽同样以一个“神话”故事作“缘起”，却反映了死亡意识艺术节奏的不可重复。“缘起”讲的是女娲补天，炼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其他全部适材被选，单剩下一块无材不堪入选，此石“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愧渐。”顽石凡心为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高谈快论”催发后，得以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故事。这个“缘起”有别于“三教同源”的神魔传说，与正文故事并无直接的联系，乃是曹雪芹的又一“翻陈出新”。 顽石无材不堪入选之悲号，众口安于“济世之才”之享乐，此是没落社会流行的悲观主义与享乐主义极端情绪的一个缩影，可顽石不似甘于补天的众石，却甘于下人间，此是个体对类的突破。灵性已通的顽石不比凡人。顽石留在天上，谓之“生”；凡人一旦升天，就谓之“死”。顽石幻形入世，由天上跑到地上，实质不是趋生，而是向死。“历尽离合悲欢炎凉”，就是一种死亡体验。当然，作者的命意不止于此，他还要顽石在死亡体验中，在玉石俱焚结局到来之前，留下一卷世人皆爱看的遗书。 《红楼梦》就是一卷世人皆爱看的遗书。对于这朵艺术奇葩，作者浇灌的是“死亡中的死亡”、“悲剧中的悲剧”的黑色血液。作者死亡意识美感心态的回光返照，使得“不敢稍加穿凿”之“真”不再是“善”的婢女，而是越仁义道德畛域创先成为独立自足的存在。它使旧的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几经重创，使新的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近乎重建。基于此，《红楼梦》才真正无愧于鲁迅先生那句非常朴实而又知音的盛赞：“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