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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头记》诸名中，以《红楼梦》之名传播最为广远，也最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个中原因之一，是因为此名能画龙点睛地传达出一种蕴含在书中的寻梦、忆梦愁绪。这种“(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所抒谴的惆怅情怀，正与书中叙事结构方式和整体气氛水乳相融，也最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与共鸣。窃以为从这一角度说，《红楼梦》者，似乃“红楼”寻梦、忆梦之谓也。而欲“解其中味”者，便不宜放过或简单轻易地否定“梦”、“幻”等字眼中的深层含蕴。本文拟在前贤时彦诸多评议的基础上，从“梦”与“醒”的角度来探讨其中的悲剧意蕴，以作为以前发表过的两篇论其悲剧意识的拙文(分别见《红楼梦学刊》l990年第1辑和1993年第2辑)的延续与补充。 人生如梦终非梦 梦，不只是人们在睡眠状态中的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折射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状况的心理现象。因其如此，文学作品中便有不少记梦之作或以梦标题的作品，有人统计，陆游诗中以梦为题的诗有135首，李商隐诗中提及梦的地方有70余处，小说戏剧里涉及梦的内容更是举不胜举。这些作品，不论是直接记梦或将所写对象喻为一梦，人们都可以从其特定的梦意识中探索其清醒的社会內容及作者的感情倾向。如唐人小说中的《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枕中记》，明代汤显祖的戏曲《玉茗堂四梦》等，或以梦为载体来铺叙故事，或将梦置于情节结构的核心位置来串通现实描写，无不表现了对历史和各自时代社会生活某些侧面的评判，宣泄了作者各自的爱憎感情。《红楼梦》之所以用“梦”作书名的中心词，与上述作品相比，有同有异，相同处是它写了大大小小三十余梦，且有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那种可以提挈全书情节，不惜浓墨重彩大写特写之梦；不同处是它在整体操作过程中，主要不是通过梦这种特殊形式来反映现实，而是直接描写现实生活，那些具体的梦，只是附丽于现实描写的一种现象。不过，也不应忽视作者曾用梦幻意识来对全书的现实描写加以观照这一事实，所谓“万境归空，到头一梦”，所谓“因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将真实隐去”云云，都是这种意识的直接流露。 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梦”或“梦幻”，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书中所展示的就是一场根本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过的虚幻的大梦；二是对书中描写的这一切，都是恍若一梦之感。从《红楼梦分总的描写倾向来看，它在实质上是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从表现方法来看，它不是虚托梦幻来实写人生，而是在实写人生中表现了一种类似“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①的醒悟与感叹。所谓“万境归空”云云，也并不是真正要宣扬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无实体，一切皆空，否定客观世界的实有性的佛教思想，而是在经历和观察了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爱情纠葛及其忽荣忽枯、忽丽忽朽的历史与现状之后，陡然如梦方醒，醒后又感迷茫无路可走，带着这种情绪再去追溯轻烟般的“梦境”，这对于本来悟性很高的作者，其感悟之深广，自然非常特异。但揆以常情常理，证以书中之笔墨，我们认为，在这种感悟中，虽然也有试图看破红尘，以求解脱痛苦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对往昔轻烟似梦般生活难以摆脱的眷恋和对现实难以把握的求索，并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大无可如何的困惑和感伤。因妮之过多过久而失之过遽而难以理解接受，故欲看破红尘以求解脱痛苦，但上下求索也并不能真正找到这种大彻大悟的解脱之道，反而徒增其眷恋之苦。因而便只有在万般无奈中，将所历所闻家庭及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所引发出来的种种痛苦思索与爱憎感情编述一集，以告天下，聊以获得某种如释重负的宽慰。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自甘“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坚持不懈地以“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劳动来再现那如烟似梦的往昔生活及梦醒后在反思中的种种感悟。 其实，放眼古今中外，这种在追忆往昔、思索人生时所产生的如烟似梦的感悟，在高层知识分子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存在，非独曹雪芹为然。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处于“少年猎得平原鹿，马后横捎意气归”②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③那种意气风发的巅峰或者涉世不够深的时候，当其生理年龄或心理年龄停留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④或“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鸣呃”⑤的时候，只觉得丽日中天，前程似锦；是不大容易产生人生如梦一类喟叹的。只有历经了荣辱得失、悲欢离合，品尝了种种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之后，才比较容易产生这样的心境、感喟。尤其是那些善于思考、感悟力强而又坎坷失志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功业蹭蹬、遭受挤压、怀才不遇之际，或贫病交加、老迈孤寂、走投无路之时，更容易将一切置于浩浩宇宙、茫茫大荒的无限时空之中来进行思索，常因人生之短暂、个人之渺小和侘傺失意而悲怆感慨。陶渊明《饮酒诗》云：“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云：“天地者，人生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己也。”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有“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虽然在这类喟叹的后面，都因人而异而有不同的特定内涵，但决无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虚无的梦幻之意，而只是以梦幻来借喻人生：一言其过于短暂，倏忽即逝；二言其变化莫测，难以控驭，从而表现出一种“感生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⑥的人生忧患意识和企图超越尘网而又无法超越的深沉郁闷。这种对人生的思考与郁闷，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极为常见，只是并不一定都是以梦为喻体来加以表现罢了。如《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曹操《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陶渊明《饮酒》中“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张若虚《代悲白头翁》中“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苏轼《前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等等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上述种种人生如梦的叹喟，在实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它们大都包含着形而下的人生体验与形而上的哲理思考，从中所流露出来的忧思，又大都已对个人荣辱得失作了某种隐退、淡化处理，使之升华到了对人生价值和人类生存命运进行探求的高度。如果把作者赖以进行思考的现实生活比拟为恍然一梦的话，那么，这种思考与探索，则是在跳出了梦境的清醒状态下对这种“如梦”式的生活来加以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更容易发现人类及其千差万别的个体对生存条件的期望值与生存环境的局限性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巨大反差，因而难免生出几分无奈、几分惆怅和几分悲怆。当这种种情绪聚集到一定程度和强化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便将构成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悲剧意识。 《红楼梦》中的悲剧意识，也包含着上述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但与诗文中所表现的这类思想相比，由于它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描写丁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家庭的兴衰际遇及各种典型人物的生死荣辱变化过程，这就能使具体而微的形而下的显现与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考在文本中同时运作，相得益彰，因而使上述情况具有更为鲜明的反差对比，也更能容纳无比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红楼梦》在对形而下的生活进行追忆过程中所升华出来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在形而上的观照下，对轻烟般逝去的生活难以剪断的绵绵追忆，二者相互交织生发，构成了一种深邃而又感伤的基调，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大无可如何的悲剧情绪与悲剧意识。《红楼梦》第48回末写及宝钗说香菱梦中作诗说梦话时，庚辰本有段脂批说： 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氏)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宝鉴亦从梦中所有，故(曰)“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脂砚斋。 这一批语，抓住了《红楼梦》写梦的特点，但认为人生都在梦中，似与佛家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⑦的观点相近，即认为客观现实，都是虚幻无常，没有实际存在意义的梦幻，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者写梦的实质，其要害是不理解作者是在醒中写梦，批书者自在梦中耳。 在醒意识观照下的反思和修补 梦与文学久有不解之缘，但如何理解梦，怎样写梦，是在整体上以梦喻人生，还是通过具体的梦来反映人生，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则因时因人和因作家在不同情况下的心境不同、构思不同而有着很大的差异。《红楼梦》中既写了反映书中不同梦主在各种具体情境下思想状况的大大小小的梦，更重要的是着力描写了对一种现实生活之梦的追求及其幻灭的哀惋。这种生活之梦的构成及其表现，是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态度紧密相连的。 从现已掌握的有限材料和我们从《红楼梦》中的间接感知及其思想倾向来看，还在曹雪芹青少年时代，他的家庭已从大富大贵的巅峰跌落到了阴暗的谷底，这就使他失去了获取功名富贵的有利背景，并有可能导致他冷眼旁观看富贵甚至对之厌恶的逆反心理。从敦诚、郭敏及张宜泉等人的诗中也可看出，他的确是位倜傥不羁，不媚权贵，甘居淡泊的才子。这样的人，一般不可能心存“争做抟空霜鹄”之志，因而也不大可能直接产生由于个人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郁塞不平之气。但这并不说明他对社会现实的冷漠，相反，在冷漠的背后，却可以看出他对现实的关注并不亚于那些以利世济民为己任的人物，只是切入角度与关心层面有所不同罢了。而且，从某种意义说，他的这种关注，更具体而微地贴近社会日常生活，更对社会的组织细胞——家庭与个人具有切肤之痛，因而也更自然地触及到了社会的深层问题。 众所周知，《红楼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入点主要有二，一是家庭的盛衰及其原因；二是青年的婚恋及其悲剧。抽象地说，这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寻常百姓无不关注的两大社会问题；具体地说，它所描写的贾府盛衰及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幅射，不只是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也涉及了中下层社会的许多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在《红楼梦》的主要内容中，虽无安邦定国之崇高，亦无出生入死之壮烈，而其对社会关注的切入点，却具有似隐而显，似微而巨，似为“消闲破闷”、“喷饭供酒”之闲文，实乃纵横捭阖，击中要害之宏著的特点。 在这种特殊的切人中，不只是揭示了现实的困窘与丑陋，也融入了作者曾经有过的梦想。概而言之，一是拯救之梦；一是以婚恋为核心的青春之梦。这两种梦想的原生状态如何，因无可以直接感知的材料足资考证，我们已无法详知，只能从他在《红楼梦》回忆式的叙述中所提供的线索去追踪蹑迹，间接感知，窥其大略。作者在么红楼梦》中再现之梦想，是他在热烈过后归于沉静的状态下，在醒意识的支配下对原生梦想经过调整修补和淘洗过滤后的再现，这就更增加了估量其原生梦想的难度，也难很好地清理出其修补的指导思想及其修补的程度，拯救之梦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虽然如此，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又的确油然感到，作者在叙述贾府等的盛衰荣辱时，字里行间，常闪忽着他曾经留恋的梦想。既有所恋，对其衰亡必有所不忍，既有所恋和所不忍者，则必有认为值得可以补牢与拯救之处。然而，当他跳出梦外，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无情的现实时，又不能不感到这是一种陡然的留恋和无望的拯救。正因为如此，他就只能在写梦的破灭中来宣泄这种陡然留恋和拯救无望的伤感，并掺和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愤其窳败，惜其运蹇等种种复杂情愫，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情愫渗透于对原生梦的调整与修补中，于是在作品中便自然而然地隐伏着一种梦的迷离与醒的无奈的情调和深沉的悲剧意识。如果作品只是写了对一个美好梦想的追忆或只是写了一场恶梦的幻灭，而没有或缺乏在醒意观照下的反思，是不可能出现那种蕴厚而又复杂的如怨如怒、如泣如诉的悲剧情绪的。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来探索作者拯救梦的原生状态及其在梦醒后的修补性叙述，以及存在于二者间的痛苦思索，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对《红楼梦》的悲剧意蕴有所开掘。 时至今日，恐怕谁也不会否定《红楼梦》中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生活的影子，同样，谁也无法证明《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及其家庭生活的自叙传作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于以非此即彼来进行判断，因此，我们的探索也只有立足于是与不是之间，才能庶几近是。 前文提及曹雪芹不大可能有功名富贵的强烈追求，这除了从某些身世材料中可作这种推测外，也可从贾宝玉的表现中获得带有印证性的信息。但曹雪芹也好，贾宝玉也好，当他们处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富贵生活中的时候，是不可能完全否定功名富贵的，我们的价值判断，也不宜在追求功名富贵和否定功名富贵之间简单地划线。从现有材料来看，说曹雪芹的嶙峋傲骨，“燕市哭歌”等等，都是对他从富贵坠入贫困后的思想气质的写照，也可以说是他从繁华之梦中惊醒后的人生态度。至于他在家庭状况如花着锦、烈火烹油之际，个人生活处于“秦淮风月”的繁华之时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到底如何，似无直接材料加以确凿说明。不过，按以常情常理，至少有两点可以考虑：一是从他跌落后的生活态度去逆推，他至少不大可能是一位醉心于功名富贵的人，这在前面已论及；二是他作为一个出生于历任江宁织造而又读诗翰墨人家的青少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大可能对“天恩祖德”的家世、衣锦饫甘的生活，以及“父兄教育之恩”、“师友规劝之德”都无动于衷、无所依赖和无所留恋。他也许“富贵不知乐业”，也许郁闷不满，也许厌恶或看不惯某些人和事，甚至也许有几分“芥千金而不盼，屣万乘其如脱”的潇洒意气。但若要动真格的，他是不相信也不乐意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让他生于兹长于兹，使他受到百般呵护的贵族家庭趋于衰亡的。贾宝玉曾对林黛玉说过咱们只管安富尊荣，凭什么也少不了咱们的吃穿用玩(大意)这种不急不愁的话，其中就可能有曹雪芹在家庭破产前那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思想生活的影子；从《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中那段作书缘起的声明里，更可曲折地窥见这种生活影子和一度有过的思想状况。据此可以设想，在家庭两遭变故而彻底衰败以前，曹雪芹是不能预卜其结局的，只有在家庭彻底破产之后，站在破落贵族飘零子弟的立场回首往事时，才能“同一个刚刚走出梦境的睡梦者一样，……用的是一种清醒的眼光，而不是带着昨日梦境中的浪漫色彩”⑨来看待人生，故能看出许多当年“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未识的“庐山真面”现象，并通过文学加工，将其融入《红楼梦》的有关描写之中。这种已然被描写出来的生活，与他一度梦想过的生活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说，曹雪芹站在家庭未破产前的基地上所设想和追求的生活，是属于原生梦想式的生活的话，那么，当他站在破产者的立场，用清醒的目光去追忆与追述此前的美梦时，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醒后的认识对之进行观照与修补，从而使之变为再造之梦。蕴含在这种再造之梦中的修补，主要是对一度出现的美好梦想的负修补——即将美梦修补成悲剧性之梦。这种修补过程，必然是异常痛苦的，但在如梦方醒后的创作中又不能回避它，因而也必然在笔端流露出诸多的无奈与感伤。这种带着无奈与感伤的负修补，既体现在对全书格局的整合中，也体现在人物命运史的叙述中，两相结合，便构成了所谓“万境归空，到头一梦”的大梦感——一种以梦为比拟的幻灭感和悲剧意识。 无望的拯救之梦 从《红楼梦》的整体描写来说，作者对贾府这个百年望族之家“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光荣历史，并不是不尊重甚至嗤之以鼻的。可以推想，当作者尚未从贵族生活的顶峰坠入贫困的谷底时，在其原生梦想中，当不排斥希冀这个家庭福泽绵延之美意，他并不愿看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局面。但这种结局终究是来了，而且来得那么猝不及防和异常凶猛，真个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当作者从生活中清醒地看到这种虽非所愿但又无法阻挡的现实结局时，当他握笔对原生之梦进行修正性的现实描写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种曾经试图对一个贵族之家的灭亡进行拯救的痕迹。第一回“无才可去补苍天”之碣，是一种想补缀拯救而又无能为力的直接慨叹。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从拯救之梦的角度来看，则可视为从经济状况与成员素质两方面对之进行诊断和确立医案。但几乎又同时宣布，这不过是一种瞎子点灯——白费力气的诊断和聋子的耳朵——只能用做摆设的医案。因为受诊对象——贾府之病，不仅已是年深日久，积重难返，而且讳疾忌医，麻木不仁。在面临经济危机和后继无人的危机中，不但毫无警觉，也不采取防范措施，反而被“死而不僵”的余温所陶醉，只知安富尊荣，不思运筹谋画，如此下去，就是金山银山，也要坐吃山空，既便子孙成群，无非一堆废物，这便是作者通过冷子兴之口作诊断、立医案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在这种信息中，隐隐地透露了作者对往昔繁华的怀念之情和面向现实的感伤，并衍生出某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拯救愿望。这种情结与愿望，在其笔之于书以前，当是作者生活体验中曾经有过的真实存在，而当愿望破灭后将其再现于笔端时，便很自然地有恍如一梦的感觉。经过作者的再造想象，这种愿望与感觉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时隐时现地附着于作品的情境之中。在第一回自叙作书缘起时说：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夫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这段自白，虽微含讽意，但主要还是实话实说，反映了作者的郁结之情和要一吐为快的创作冲动。俞平伯曾云“《红楼梦》是情场忏悔之作”，从这段自白中，不仅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忏悔，同时也涉及家庭问题方面的忏悔。这种忏悔，是以类似于“坦率讲述我的美德与罪恶……完全按照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⑩的态度来加以叙述的。既是强调“愧则有余，悔又无及”，必当曾有值得珍惜之情而没有充分珍惜，有应当庇护之人而无能为之庇护，有应当尽力而为的事而没有尽力为之等情结盘踞心中，深感愧疚，不得安宁。既然如此，那么，这些情和事以及作者自认应尽之责所构成的生活画面，便可视为作者曾一度留恋和追求的东西，至少是他所乐意看到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中，我们当不难推拟出与作者原生美梦相近的内容。与此相连，在作者这种忏悔性的自白中，按逻辑当应包含这样的假设：如果堂堂须眉能够不背父兄之教育，不负师友之规劝，有所作为，就有可能为挽救或延缓家族的衰亡，即使难免衰亡，倘若已尽此绵薄，也就可以用“非人力，殆天数”来求得心安无愧了。而现在一切皆成陈迹，那并不乐意看到的结局已铁定如山，时光无法倒流，美梦难以重温，唯一可以聊以解嘲的，那就是在梦醒后的追忆中自我愧悔，发出大无可如何的浩叹，并将美好感情寄之于历历可数的闺阁裙钗们。 在意识到拯救无望，难于根治衰败痼疾之后，书中也流露出退一步治标的设想，这除了隐含在“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等喝棒中外，主要见之于秦可卿死前托梦凤姐的那段话中。这段话的中心是要凤姐认清自古荣辱周而复始的道理和贾府行将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并在荣时筹画下衰时的世业，说得是那么富于哲理而又剀切，那么动情而又深刻悲凉，似与可卿的身世性格不大协调，这是不是由于作者在对这一形象的删改过程中还来不及严密推敲，以作最后定音，抑或另有深意存焉，这里不拟探究。但它在客观上至少不属反讽之笔，因而从中可看出作者对这一家庭前途命运的某种关切态度。如果说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是寓医案于诊断中的话，那么，可卿托梦，便是从有盛必有衰，登高必跌重的高度来辨证论治，却从如何保住祭祀、供给之费用，以及败落下来后子孙回家读书务农有退步等细微处来开处方。这种于极高处作诊断却从极微处立医案的做法，虽非牛头不对马嘴，却也反映了一种无能治本，权且治标的困惑与无奈，这可视为是作者居安思危、处盛惧衰，乃至欲将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梦想的寄寓。从《红楼梦》的描写来看，由秦氏所提出的治标的低调方案，并未成为凤姐理家的行动纲领；从现知曹府家世情况来看，也无类似防范措施。而作者在此大书特书秦氏托梦中的思深虑远之论，当非空穴来风，也不只是为了表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既死，其言更善”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为后来的抄没伏笔，并融入了拯救之梦中治本治标之望全都破灭后那种“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的“大无可如何”之情。于既已幻灭之后的梦醒状态下来写这种徒劳的远虑与无望的嘱托，其情之沉痛，当不难想见。对此，脂评多有共鸣之论，如： “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庚辰本眉批) “瞬息繁华”、“一时欢乐”二语，可共天下有志事业功名者同来一哭……(王府本夹批) 此句(指“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令批书人哭死。(甲戌来夹批) 不必看完，见此二句(指“三春去后诸芳尽”二句)，即欲堕泪。梅溪。(甲戌眉批) 这类批语，不论是由现实见闻出发还是从书中描写出发来发议论、抒情怀，都可谓深得作者之心，都可说明书中所写虽然只是一个家庭之事，但其所寓之理，所寄之情，已不乏具有某种共性色彩的悲剧意绪了。 裙钗一二能齐家之梦的破灭 从秦氏托梦凤姐这一角度来看，个中也反映了作者对生活原型中的凤姐式人物存在过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它与按照书中生活逻辑活动着的凤姐之间存在很大反差，甚至互为水火，从而形成了高期望的梦想与梦醒后大失望之间矛盾，并衍生出某种悲剧情绪。为什么要让可卿托梦凤姐来论家族兴衰大事?这除了他俩私谊这一浅层原因外，还可以作如下考虑：一是因为受当时传统观念限制，她不宜向除丈夫贾蓉以外的其他男人托梦，因为那将有失体统，而贾蓉又是个不足与论此等大事的花花公子，论了也是白搭；二是因为凤姐是握有一定实权的管家奶奶，且与秦氏关系很好，故托之于她，情当理合；三是让一个女人托梦另一女人来议论家政大事，在《红楼梦》的特定艺术结构中，显然还有男人不足与议的深意存焉。甲戌本在秦氏对凤姐说“非告诉婶子，别人未必中用”一句的夹批中指出：“一语贬尽贾家一族空顶冠束带者”，实乃破的之论。峨冠博带、头衔满天飞的男人既不可托，那就只有托之于“脂粉队里的英雄”凤姐了。从秦氏梦中所寄许的这种厚望来看，在其原生梦中，具有男人万不及一的才干的凤姐，该是位对振衰除弊可能大有作为的人物。然而，当他在醒意识观照下，让笔下的凤姐按照自身逻辑活动的时候，无论是从她的基本素质还是从她所处的客观条件来看，都不足以担当秦氏托梦中所嘱之大任。她绝不可能成贾府的武则天或慈禧太后式的人物，当然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即使是秦氏要求她为贾府留退步的事，也一点没有做到。作品非常清醒而又雄辩地写出了这种也许是不愿见到但又不能回避的事实：“金紫万千谁治国”的贾府爷们固然是一群废物，“裙钗一二能齐家”的期望，也不过是一场梦想。振救之梦既无法通过男人来实现，也难以让凤姐式的女人来实现，当作者带着某种拯救的情结来面对这样的现实时，怎能不在深刻展示其固有形态时，流露出某种无可奈何之情呢? 从作品为凤姐所提供的活动空间的客观条件来看，她虽身居管家奶奶的要职，又有贾母、王夫人做后台，故能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但内里也有不少不容忽视的烦难处。比如，在贾府诸多不长进的爷们中，贾琏的地位不仅远在宝玉之下，也大不如贾珍，因此，凤姐不可能通过贾琏的合法地位，利用其平庸，降伏其戾气，玩之于股掌，以使自己成为权力的幕后操纵者。又如，作品虽大书特书凤姐协理宁国府及管理荣国府诸多事情，但仔细考察，那都是在贾府根本权力制约下的有限范围内的活动。作品还提示我们，对凤姐具有指使权或一票否决权的人物，不仅有贾母、王夫人等她所供奉的权威，还有她所腹诽的、愚而且俗的婆婆邢夫人及同床异梦的丈夫贾琏等人。至于贾政、贾赦等人，书中虽未多写凤姐与他们的交道，但按照名分，在这些长辈面前，凤姐当然也只有服从的分儿，抄检大观园，凤姐并不赞同，但因系王夫人旨意，她只得带人抄检；贾赦要娶鸳鸯为妾，她颇不以为然，但见邢夫人执拗为虎作伥，便又投其所好，曲与周旋。第16回写贾琏到苏州接黛玉回府后，凤姐为他小酌洗尘，席间向贾琏诉说理家情况，那段连珠炮式的谈话，虽然主要是在调侃中自我表扬，自鸣得意，但也不无半开玩笑、半是真情的委曲： ……贾琏遂问别后家中的诸事，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捧槌，我就认作针。……况且又没经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得我连觉也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倒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报怨。“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子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又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 尽管“坐山观虎斗”等全挂子本领，要算凤姐自己用得最为得心应手，但从她的数落中，也可看出她受所处环境制约，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为所欲为，毫无顾及。即使在她一度畅意的黄金时期，看似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摆脱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倾轧中求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其此一。其二，在凤姐短暂的一生中，他虽然生有一女，但作品似无意安排她早生贵子，此中应有深意。在要求女子担当传宗接代工具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很难设想一个不生儿子的女人最终会在贵族家庭里面获得多大权力，占有多高地位而不受排挤打击，作品不安排凤姐生子，很可能含有这种预示性。虽然，最终衰败下来之时，不论是儿是女，都将无济于事，但儿子多少能给一丝宗嗣有继的期盼，而女儿巧姐则是不仅终属他姓，而且寄为农舍姑娘。这固然与对“千红一窟(哭)”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整体构思相关，但也提示凤姐即使在其极盛之时，也无法打出我有儿子这张王牌的隐痛与忧患。其三，从凤姐的个人素质来看，她既有吸引人和令人难以企及的干练与聪明，但生活在那翰墨诗书之族的人群中，却显得市俗有余而缺乏品格与文化修养方面的光辉。她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过程中，曾根据不同的对象和需要，采用过宽猛相济的手段来行使权力。宽的一面不仅表现在对年轻姊妹的相处中，还表现在对平儿、鸳鸯及袭人等人有条件的宽容随和中；猛的一面，则贪婪暴虐，雨复云翻，无所不用其极，事例已反复为人们引征，不再赘述。这两方面的因素矛盾地统一在凤姐身上，其基点主要是个人权势金钱以及虚荣心的满足。本来是有利于治乱扶兴的手段，却被凤姐把经念歪，这正好说明她对贾府的兴衰利益不可能有那种临危受命的责任感和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当然也不足以承担秦氏梦中之所托。总之，在贾府这个人生舞台上，凤姐所扮演的角色，既是掌握部分权力的管家奶奶，又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看人眼色行事的被管者，既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和诸多痛苦与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最终无法逃脱不幸命运的悲剧承担者；她有“凡鸟偏从未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的优越条件，似宜成为“裙钗一二能齐家”式的人物，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却落得个“哭向金陵事更哀”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当作者用醒意识辨析原生梦中“可齐家”的凤姐，并对之进行现实的负修补后，以不可齐家之凤姐诉诸读者时，还使我们看到，在阴盛阳衰的贾府里，男性虽然窳败无能，但一切重大决策，全由他们拍板，凤姐连“参议”的分儿也没有，更遑论其他。比如，建造省亲别墅，全由贾政兄弟们议定，凤姐连消息都是从贾琏那里听来的。协理宁国府，看似大权在握，轰轰烈烈，细究起来，她所掌管者，也不过是丧葬期间一些具体而微的事务性工作，至于做多少天道场，买什么规格的棺材，为贾蓉捐什么样的官，葬什么样的风水宝地等根本大事，她根本无权过问，也没有过问。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贾府这个天地里的所谓“阴盛”，只是一种在“阳衰”制驭下的虚假之“盛”，而凤姐也只能充当系着镣铐跳舞，不能参与决策的角色。也许正因为这样，在客观上便促使她将自己的聪明才干用于别的方面：对贾母等人贰臣式地讨好逢迎，对认为有碍自己利益的对象如尤二姐等奸雄式的倾轧，对不顺眼的奴仆暴君式的施虐等等，都无不带着这种被异化了的聪明干练的特征。而她的最后悲剧结局，既是她作为特定环境下的女性而无可逃脱的必然，也是她这种被异化了的聪明干才在实施过程中自食其果的必然。在为凤姐一生定基调的[聪明累]一曲中，那充满感伤的咏叹，虽含有对凤姐的扼腕与讥讪，更有对其“才”入歧途和误用聪明的惋惜与衰悯。在作者原生梦想中，这个似可托以大事的粉脂队里的英雄，却成了其醒意逻辑中劣迹昭著而又自食苦果的人物。在这种梦与醒的意识反差中，作者似乎感到一种无可摆脱的宿命在对人生进行拨弄，从而发出了“叹人世，真难定”的喟叹。 凤、探互补之梦的幻灭 在作者的拯救之梦中，凤姐和探春有着某种互补性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探春的品格是对凤姐性格的矫枉与补充。在探春身上，更能折射出作者原生梦中的美好愿望和梦醒后的万般无奈。凤姐虽可名正言顺地在一定权限范围内发号施令，杀伐决断，但她的干练中搅拌着残忍，权谋中有太多的两面三刀和见风使舵，她的聪明伶俐中少了高层次的文化修养，而其市俗又常使她缺乏远大目光，只顾眼前得失和浸透着过分的自私私利。这些过于突出的负面因素，显然与“裙钗一二能齐家”的原生梦想有着很大距离。而探春的干济之才、高远之志和高度的文化修养，正好可以补救凤姐身上的这些负面因素。但她作为一个庶出的小姐，则不可能象凤姐那样名正言顺地被推上管家奶奶的宝座，这对于原生梦想中的追求来说，无疑是一桩憾事。在情节的自然流程中，虽然有“敏探春兴利除弊”一段文字来表现探春的理家之才，但它不只是表现了对这种才华的欣赏认可，更表现了对这种才华只能失落在昙花一现中的深沉遗憾。正是带着这种遗憾，不仅在对她平时的描写中，显示出她与凤姐大不相同的精神风貌，而且特又通过管家之具体操作，将二人进行更为具体的对比，因而更能显出她们的长短：她既具凤姐的精明干练，又有凤姐所没有的文采精华；她既有凤姐那种敢说敢干的魄力，又有凤姐所缺乏的高远志向和洞察力；她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屑象凤姐那样见风使舵，两面三刀；她的“精细处不让凤姐”，但“语言安静，性情和顺”，在文化情志修养方面则远胜于凤姐；她驭下虽不是“多恩无罚”的老好人、厚道者，她在协助李纨代凤姐暂管家务伊始，仆人们还埋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指凤姐)，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指探春、宝钗和李纨)越性连夜里偷着吃酒顽的工夫都没有了。”其实，无论是平时，还是在理家实践中，探春并无凤姐式的严酷，而是严而不酷，严而有赏……在如此这般的对比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若凤、探合而为一，即若探春处在凤姐的位置上，或若凤姐有探春之所长而无自己之所短，则“裙钗一二能齐家”之愿望虽也未必可以实现，但至少定然另有一番风光。还可以设想，假如探春是个男子汉，以彼其志其才，早就冲到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去了，即便留在家族舞台上，也将为救亡图存而全力拚搏，有所作为。然而这种“如果”式的假设，只能是作者潜意识中的梦想，在其醒意识与显意识中，在其不可稍加穿凿的现实描写中，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因为凤、探二人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自成一体的鲜活人物，探春作为庶出而又终将远嫁的少女，即使更加“才自精明志自高”，也无法摆脱“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宿命，更无法取凤姐而代之。凤姐也在各种因素制约下，不可能没有那些固有的负面因素而成为探春式的管家。凤、探之间的互补，只能是一种假设性的梦想，决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活力而集中体现在某一人身上，正如钗、黛之互补也只是梦想而终不能使之钗、黛合一一样。因此，有关探春的某些描写特别是理家一段的描写，既可从某一角度视为对一种无望的拯救之梦的追忆式显现，也可以说只是证实了某种拯救之才的存在，同时又表现了惜其生不逢时而又错落了性别，以至无所用其才的悲哀——一种忧心如醒的悲哀。 书中人物梦与醒的自感 用醒意识观照梦幻追求及其所形成的人生如梦和忧心如醒的悲剧意识，不仅体现在作者将个人的忧伤隐寓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与此相连，还体现在书中人物在梦与醒的反差自感中。这两种情况，既不能等同相混，又有一定的交叉与重合。如第5回中的金陵十二钗判词及红楼梦十二支曲，虽然大都是三人称式的评述，它表明了作者对书中人物进行观照的态度与感情。实际上，又莫不或隐或显地构成了书中人物的自我观照，揭示了他们各自曾经有过或可能存在过的生活梦想及梦醒后的感伤与哀怨。或者说，当这些悲剧人物站在结局的视点上回眸一生时，大都对存在于自己身上而又自以为是美好的东西被毁灭，有恍如一梦的感觉：梦想中应该如此的生活与现实中不能如此的生活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必然使他们产生如梦方醒的悲哀与怨愤。如前面提及的[聪明累]一曲，既可以说是作者对凤姐带有哲理性的观照与评说，又何尝不可理解为凤姐在落到家亡人散境地时回首往事的自我反思与哀叹。又如探春判词中“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之句，既可理解为远嫁他乡，无缘再与家人相见，只有托之于梦以寄思念。也无妨深究一下这表层意义背后之义：从非所愿的远嫁结局去回首往事，探春不仅不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能，干番事业，最后竟至要“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只能向爹娘嘤嘤哭诉：“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在这无可奈何的慨叹背后，也曾有过她的美好之梦，然而，梦醒后的现实却如此无情和不可逆转，她怎能不为此而感伤悲切，思绪万端呢?元春判词中有“虎兔相逢大梦归”之句，我们姑且避开其中可能暗示了她是怎样死的和死于何时诸问题，但从整个判词所透露的感情色彩来看，似可理解为当她死去之日，即其梦醒之时，也是一生荣华富贵尽付东流的时候，若从这样一个视点去回顾一生，那种“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反差显得更为强烈，而她在荣华顶点时发出的不如田舍人家的慨叹，也就更具醒意识中的悲剧色彩了。 总的来说，在拯救之梦的描写中，《红楼梦》既有整体大梦式的综合描写和带着感伤情绪的追忆，又写有书中不同人物各自梦醒后追忆式的感伤情绪，二者互相生发，汇成了一种人生如梦的思索和由此升华而来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与传统文化中时常出现的时空无限和人生短暂渺小的哲思玄想有某种相通之处，或者说，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变奏。当曹雪芹以伟大文学家的悟性将这种思想融入到兴衰变化、离合悲欢的描写之中时，便显得格外深沉而独具特色。在恋爱婚姻梦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悲剧意识，则与拯救之梦具有同构相生的联系，拟另文探索。 注 释： ① 皇甫枚《三水小牍·陈璠》。见《太平广记》卷353。 ② 王昌龄《观猎》。 ③ 孟郊《登科后》。 ④ 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⑤ 李贺《致酒行》。 ⑥ 石崇《金谷诗序》。 ⑦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⑧ 林语堂《中国人》第335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⑨ 卢梭《忏悔录》。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