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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一方面是目睹着社会态势迅即变化而感到难于把握；另一方面又对现实人生怀有深沉希望，期盼着社会能有变革，打破呈现在他面前的观念、道德和秩序的僵滞状态。这前一种使他心中永远有一股失落感，后一种则促使着他的追求。他热切地盼望着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并且希望生活中有一条铺在通往理想之路的红地毯，那上面插满鲜花；然而他终究又不知道这路在何处。终于，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所谓“一把辛酸泪”和“哭成此书”(脂批)，都说明作者至死都没有从这种困惑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这不能认为是作家本身的过错。 中国古老文化几千年，有其先于世界创造的光辉，有其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巨大贡献；然而又有自己框定的思维模式，这使许多人无法逾越，包括历来一切伟大的思想家和探索者。中国许多传统文化大多可以追溯到《易》：这个古老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上古文化的伟大结晶。细读《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易》文化的卓越反映，也能看到古老思维模式对它的框定。作家的痛苦首先应是这种框定与企图冲破之间所造成的情感反映，其次也来自作家自身对旧基础的留恋。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这艰难中就包括着人类许多痛苦、迷茫，尤其到了最后冲决的时候。 一、真、假与阴、阳 《红楼梦》一开卷便向我们挑明了一种梦幻与现实的关系，接着又推出了一对真与假的概念。继而，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对联，与真、假并列，又将“有”与“无”这对矛盾观念抛给读者。从此，在人们思路尚未接触到具体艺术形象之前，关于世界的两种对立观念就形成了。无论作家对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之解释是否完全合理，这种对立观念却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于是，读者在进一步欣赏这部伟大作品时，意象中总是存在着对立的两个审美受体：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现实之否定面的世界。或者说一个是实有的，一个是虚幻的；一个是眼前看到的，一个是梦幻中的。无论读者怎么去想象，他们面前的审美客体总是双重的或者成双成对地存在。这两个审美受体实际上起着相得益彰的作用，由此及彼或由彼到此，总让人们发挥着联想，同时在相互印证中体味更多的东西。这样，一真一假、一实一虚也就构成了《红楼梦》这部小说创作的独特艺术特点，或者说成为它独特的艺术构思方式。依照这种构思方式，我们还看到了作者用谐音设计的对应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接着在整个情节中我们便不难读到以这两个谐音姓氏做代号所构成的一显一隐两个家族系列和人物系列；这便是贾氏与甄氏两家。作者把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命定为贾(假)府，就暗中提示着我们在这背后还有一个甄(真)府的存在。于是主人公也是两个，一个是以贾(假)姓活脱脱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另一个则像影子一样隐在共后，不过偶尔露一下尊容。这当中，真与假的关系，就成为作者提示给我们的在阅读中必须牢牢地把握着的关系。真与假，既是作者对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的把握方式，也是他在艺术创作中运用的手段。这当中作者描绘的大观园与太虚幻境之对应关系又稍复杂；依作者字面描写，大观园属于现实存在的，而太虚幻境则只出现在梦中。然而作者一开卷又已告诉我们，他写的现实即是梦，是假的，因而冠以贾(假)的姓氏；那么，依其理推导，出现在梦中的太虚幻境将应带有真(甄)的属性。其实又不然，要真切地讲它不过是“梦中之梦”。只不过太虚幻境中的十二钗命运暗示比生活中的大观园要清晰得多，比起表面繁华的现实它对于表现女子在社会中的处境要更真实些。 顺着这条线索我们细加寻觅。就可容易地找到作者第一个创作思维中轴，那便是以“真”和“假”两个概念涵定的种种对立关系和表里关系。作者把现实称为梦幻，命意为假(贾)，正表现了它对于现实的难以把握。现实似乎是难于捉摸的，它既不可测知亦无法判断，从始至终地给人以虚幻感。这当中太虚幻境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种寓言式的比拟；它又是向读者提出的一种暗示，不要把书中描写的故事、人物当成真的。事物本来虚幻是假，实在即真；但因“实在”不好捉摸，真实存在的亦成虚幻。正因这层关系，作者常把现实与梦幻二者关系弄颠倒了，梦变成真实的经历，真实经历反成梦幻。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上面我们所述的各种关系虽交织复杂，然而就作者整个思维路线讲，仍是清晰的，这便是他早经框定的真与假的关系。 “无"和“有”本是老、庄道家使用的哲学字眼，这里套用了来，实际仍然在于涵定真、假。按语义来讲，“有”即是真、“无”即是假；由于真、假观念在作者命意中呈现着复杂的情形， “有"和“无”也同样在现实中显得不可捉摸。按老、庄道家哲学的命意，“有”和“无”实际上仍不足以表达最终的悟性，因为无论“有”、“无”都还表示一种存在态，而只有将“有”和“无”都再一次地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地否定了，才到达“道”的存在载体，亦即谓之“混沌”。这里将“有”、“无”引进真、假要反映的境界，无非更深一层地传达现实的难于把握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红楼梦》作者对于现实始终有着一种巨大的虚幻感，这左右着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也左右着他的创作。反映在小说《红楼梦》中，也常常让人们感到它所呈现的故事以及人物命运等等，都显得不可捉摸。人们读着这部小说中情感色彩浓重的文字，跟随着它的情节投入着自己的感情，同时也以极大的关切之情注视着人物的命运；然而到头来又常常陷入迷茫，难以判断作者感情的流向：不知他对书中形形色色人物作出怎样的价值评判。譬如他虽然似乎对于世人有着清浊、贤愚之分，但有时又似乎同情所有的人。女儿薄命中就包含着不分贤、愚、真、假，贾雨村与甄士隐在情感上似亦无对立。人们又怎么能去区分薛、林呢，作者在情感关注上就常常是相等的。我们找出作者以真、假做为全部小说创作的思维中轴，目的主要的当然还不是用来判断书中人物的内心情感。这主要的是作者对于现实的理解和艺术的理解。而这里我们又不在于对作者关于现实和艺术的理解做出详尽的阐释，主要的是寻找出他在中华民族之土壤上的文化依据。第三十一回史湘云小姐说：“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成了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又道：“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阳的便是阳，这边背阴覆下的便是阴。”说到手里的扇子：“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就为阴。”史湘云小姐这里讲哲学，看起来似与《红楼梦》写作之构思无关，其实又不然。请看第十二回，《红楼梦》一书之导引人物跛足道人将一面“风月宝鉴”给了贾瑞之后告诫说：“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脂砚斋先于我们领会共意：“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为何不要看正面，因为正面是假，背面才是真。联系史湘云小姐的话：“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就是阴。”这里所说的正面，就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所见之物，反面则是隐在其里不为我们直接所见之事。作者在这里不啻又一次提示我们：此书正面展示给读者的是假的，是假象；而透过表面隐藏在背后的，才是真的，是作者真正要告诉给读者的。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确信了作者创作的思维中轴：真与假的对立关系。而这真与假的关系，正是出自我国古老文化中的阴阳对立。《易》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也正是作者从事这部小说创作的哲学根据。 从整个《红楼梦》小说情节中我们能够看到，尽管作者对于面前的现实充满了虚幻感，并且在彻底弄清生活中出现的观念的、情感的、甚至道德的冲突时最终陷入了迷茫；但他头脑中的阴、阳对立观却是清晰的。这不仅使他的小说充满逻辑、层次感，而且整个小说从情节到人物，包括整个结构及观念、道德、思想直至其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情感及美学观等等，都充满了对立与对称的意识。这整个地由真、假两种观念和态势统帅着，也受着它的制约与涵定。真、假就是作者思想中确定的阴、阳。他在描写中总是用真、假两个字表现着自己特殊认定的含义，用它来标识社会事物之正反，同时也用它构造着艺术。《周易·系辞下传》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易”本身就意味着变化。阴阳是对立的两种形态，同时它也是观念。阴阳本为一体，全凭人们去识别、判断。刚柔、强弱、高低、上下、正反，其实都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处于一体，又相互不断地进行着转化。“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辞下传》)“变”，正是《周易》与八卦所包含的中心思想。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在时时刻刻向对立的方面转化，“大往小来”、否极泰至，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而阴阳正反刚柔上下，事物两方面又不是孤立的。它们既不可分，又不可单独地存在；而是呈现着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便是我国上古文化之结晶的《易》所涵括的光辉思想，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哲学和思想上不断探索的依据。这些成果也是极辉煌的。在《红楼梦》中，我们则看到它对我国的这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方法已运用到十分精熟的程度。在总的观念中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盛中有衰衰中有盛、正中有反反中有正，乃至具体的情中有幻幻中有情、美中有丑丑中有美等等都表现得十分复杂。第二十二回贾宝玉悟禅机写道：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看甚悲和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这是写的贾宝玉的困惑，但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关系。这里贾宝玉之苦恼的原因主要的是不能挣脱摆在面前感情的纠葛，具体的是不能在林黛玉和薛宝钗这并峙的两美中做出决择。其实作者从第五回太虚幻境册子上的判词中就已把这二美写在一起，而且为另一个美丽女子秦可卿取名“兼美”，林、薛早已在“美”中彼此不可分了。然而在具体描写中她们又是常处于对立之中的，无论其情感与道德。这种可分与不可分的矛盾状态，就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这也便是生活中的辩证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这是作者对事物的理解，也是他要表达的观念。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甄宝玉最终是可分的，他们毕竟是一假一真，并且在生活的价值取向上会有不同；但他们又生活在同一种环境，有着相同的生活土壤。矛盾之变化的最有力的说明是由盛变衰，十三回秦可卿为凤姐托梦时讲： “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三十一回史湘云小姐则道。“‘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 二、太极图圆的思维限定 对于《周易》所反映出来的深刻思想，中国哲人已探索了数千年。到了季清思想家王夫之的时候，实际已把《易》的思想核心阐述到十分精辟的程度。如他提出的“动静皆动”的观点，就已把潜藏在我国古老文化之中的辩证法思想发挥得十分充分。王夫之承传了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太虚即气”的观念，并进而提出：“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周易外传》卷六)原来宇宙本身是不停的运动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才使世界不会灭亡也不会停止。王夫之以他的学说十分生动而科学地阐释了世间阴阳变化的关系；“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l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废然之静，则是息矣。”(《思问录·内篇》)动和静，都是事物运动的一种形式，它们是运动当中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外在形态，不是内部的实质关系，其内部永远是运动着的，内部如果也静止不动了，便是事物的终止和完结。也正因为事物永远是运动的，才反映了世间阴阳变化永远生生不息的情形。《易》曰：“生生之谓易。”也正是阐述了宇宙的这种在矛盾变化中永远前进的规律。 《红楼梦》也正是以这种根本观点阐述事物的变化的。 秦可卿给凤姐托梦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惑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应该说这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其原因便是一切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盛隐藏着衰，而且正向着衰的形势转化。因而秦可卿警告说：“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患，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由盛而衰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其原因在社会内部。“漫言不屑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贾家两府的名字即有寓意，“荣”、“宁”二字都是隐患。依字义解释：荣者荣华、荣耀；宁者安定、安宁。焦大骂道：“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从宁、荣两府的日常生活，不难看出其坐享荣华、安宁舒适而不思发展的危害。这个赫赫扬扬的大家族已面临无可挽回的颓败之势中了。贾探春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反映了作者对生活深刻的洞察力，也反映着他深刻的忧患心理。 除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外，《红楼梦》也揭示了人的道德和情感的矛盾。这首先便是以女儿和男子为比喻的清与浊的矛盾。女儿是水，水则清也；男子是泥土，是谓浊也。“这女儿两字，极尊贵、极清净的。”男子乃是须眉浊物。“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由此引伸，我们便又看到了作者在人间发掘出来的“情”和“非情”或称之为有情与无情、真情与假情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无情及假情乃宋之腐儒倡理所致，正是由于他们把人间道德污染了，同时也扼杀了人间真情。第三十六回贾宝玉说宝钗道：“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贾宝玉“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竞将别的书焚了。”“四书”乃真圣，所以不烧；烧的应是后代腐儒之书。总之，从这里将真与假的观念贯穿于“情”之中，于是成为《红楼梦》创作的第二个思维中轴。真情之代表人物为宝玉，称之为“情痴情种”；假情者为珍、蓉、琏之类，只知“皮肤滥淫”。女子中真情者为黛，假情者为钗。“任是无情也动人”，动人处只在其外表，或沾染上浓厚封建伦理关系的情感。由此则划然而分，让我们看到了晴雯、紫鹃、芳官之类的女儿与花袭人、麝月、黄莺等的人性分野。按史湘云所阐述的阴、阳观点，真者为阳、假者为阴，阴、阳对立则无所不在地也在人群之中。阴阳也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薛宝钗、花袭人之对于贾宝玉的关系，便存在着这种矛盾。这当中有自然的人的情分，也有受旧礼教熏染了的人伦关系。 《红楼梦》深刻地写出了社会的、家族的、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自身的种种矛盾，并且是十分深刻的矛盾。我们以为这样的评价是合乎实际的，至少并不为过。也正因为这样，它作为艺术的小说有着极大的社会价值。同时也正因为它把包括人的情感也投放在矛盾之中，深刻地揭示了其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由此使人物内心常常倍受煎熬，又以悲剧终其了；这使它对读者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在《红楼梦》的这些描写中，无疑都渗透着辩证法的因素。它没有凭想象或愿望去处理这些现实的矛盾，一切都按生活固有的逻辑关系。然而在整部小说中，它表现的逻辑又不是十分完满的，人们毕竟从中可以找出很大的缺漏。这当中也包括作者对整个悲剧的设计，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容纳在这种缺漏中。比如关于整个社会或家族的盛衰，《红楼梦》所描绘和揭露的只是由盛而衰的规律，它所写出的也是这种单向的趋势。盛衰兴亡既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对矛盾关系，它就存在着向另一方向变化发展的规律，这其实也是我国几千年来存在的现实。当然，由于《红楼梦》这部小说所诞生的历史背景，也由于这部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人们对这种单向披露完全能够理解，但全部问题又不在这里，因为它给以人的出路毕竟是悲观的、绝望的：事物的结局只能是“食尽鸟投林”，或“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又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人的内心情感变化，看起来也只是由真变假、由真情变到无情；而这里的关键又在于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的成长，似乎人若欲永存纯真，唯有永居“少年”才成。人们发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及许多纯情人物都是长不大的，也正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中难以解决的矛盾。人若长大的必然死，或者出家；舍此找不到其他出路。在《红楼梦》诞生的年代，应该说这不仅是文学家的困惑，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困惑。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古老文化的局限。据我们现在得知，古时所谓伏羲八卦不过是人类最初依星位创造的宇宙方位图，后来不断增置了四时月分及时问的计算，成为古历法的依据。《易·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天三、地二，计算圆的天象，以三为数。将分列八方的乾、坤、坎、离(分别代表南、北、西、东)及巽、兑、良、震(代表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八卦之间的距离用三分开，即成二十四格，代表二十四节气。按一天讲，且二十四小时；双合一，即十二时辰，亦即十二地支。三八二十四再用三分，就成了七十二物候；又用五分，就成了五天一个物候；于是便把圆周分为三百六十格，即1360度，为圆周刻度。《易·系辞上传》：“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也就是说一年为三百六十日。《尚书·尧典》日：“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反映了古人对历法不断探索的结果。今天的历法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零五时四十九分十二秒。将上面所述八卦包含的历法知识与《红楼梦》开卷时所讲的女娲补天的故事相比较，又可得到许多数字的验证。例如他说女娲炼成的顽石为“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共“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十二”代表十二月；“二十四”代表二十四节气；“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显然反映的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数字。“十二”在古时是个经常碰到的数字，称“天之大数”(《汉书·律历志》)，它不仅反映着十二地支之数，又代表一年十二月，而且岁星绕太阳一周十二年为一纪是为一周天。为此《酉阳杂俎》说：“天圆十二纲，运关三百六十转为一周，天运三千六百周为阳孛。”(《玉格》)《周易·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仲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不仅反映了八卦依据天象之源始，也反映了后人对八卦含义的扩延，它把人伦关系加了进去，使其成为了我国全部古文化、古思想之总载体。于是“上经”由天道开始，“下经”由人道开始，八八六十四卦竟天地人伦无所不包了；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系辞下传》)。八卦所包容的事物和思想都是无穷无尽的，它既无限又无有尽头。《周易》以“乾为天”、“坤为地”，而《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而有始必有终，于是“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既济”，然而古人又发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按八八六十四卦，到六十五卦“既济”已终了，然而又没有穷尽，于是到六十四卦时又有“未济”，乃是下一个周期变化的开始。 从上面易卦的情形我们看到，在古人看来世上万物乃是无穷无尽的，同时又是永远周而复始的。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道：“《周易》以乾为首，乾：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无有穷期，故日周易。”古人以什么方式表示无尽，一个大大的 “圆”便反映了他们高度的聪明和智慧。试问，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在有限的空间把无限的观念表示出来呢?诚如尚氏解释《周易》时所反映的，它的圆形布局之要领便在于这个“周”字(这当然仅是对“周”字的其中一种解释)。圆，来自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而天又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有限空间之形象。天，是无尽头的。这不仅符合我们祖先在观测宇宙时的科学水平，也符合当时人们的思想模式。人们在头脑中可以意识到宇宙的无际，但他们肉眼所看到的却是无际之前的有际。另一方面，人们的思维也是“有际“的，不可能在每一次具体的思考过程中没有相对的终止点，每一个思考过程都必须以做出判断为结果，这“判断”便是终止点或一次暂时思考的中断，此后再进入下一次的“循环”。由此，人们终须把一切无限赋予有限的形式，并用一个“有限”的图式将它们标志出来。这有限中含有无限意义的图式，最好的选择便是人类所能看到并且又十分信赖的“圆”。在古代八卦图形中，我们看到了人类不断创造出的圆形的示意图，这包括《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圆形天象图、《周易》十二消息卦示意图及《参同契》太极图等。后人依据八卦的观念所绘制的阴阳鱼太极图，实际也是表示的“无限”之意义。其中“黑白互回”表示阴阳的对立，又表示阴阳相生和阴阳互转，它们难分彼此又永无止息。然而这阴阳二气永无止息的运行状况一旦被框定在一个圆形的图式中，它们就极容易被人们视为是有限的。无论其阴阳如何在无穷的变化，终究永远被圈在一个“圆”内。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眼界和思维都有一定的局限，加之种种宗教(包括原始宗教)和迷信所造成的神秘思维，使世间一切事物在人们头脑中都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以有限框定无限这本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然而它却成为框定人们思想的一个固定模式，它使几千年来一切古代哲学家都永远陷入痛苦的迷茫中。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根本规律的能力被束缚住了，他们只知用一个已完成的过程来推测判断另一个将要开始的过程。于是，似乎一切宇宙变化和人类的兴衰以及生死存亡、祸福升降、悲欢离合等等，都注定在“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状态中。 太极图的模式到《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并没有被冲破，它的作者曹雪芹在观察社会和人生时自然也没有找到新的出路。作者对于生活的现实描绘以及寓藏在其中的刻意追求，反映了《红楼梦》诞生时代的人们对现实及旧思维模式的不满，其中流露出来的巨大痛苦则反映着束缚与反束缚的深刻冲突。总之，由于古《易》的庞大结构为人们所误解，它的无穷变化的光辉思想被人们以“有限”(“圆”)所框定，既延缓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使无数探索者曾陷入迷茫。 不过，我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到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诚如反映在《红楼梦》中的以阴阳对立为核心的辩证思想，它不仅揭示了事物中存在的固有矛盾，也看到了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中。曹雪芹以“数”的观念判断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深刻地预测出它的整个发展趋势。反映在《红楼梦》中，虽然它未能给人们指出克服矛盾的出路；但在中国18世纪清代经济文化等都尚处于鼎盛时期中，却深刻地揭示出其衰败的症结，并预示了它“无可挽回”的历史“运数”，这也是它的一个伟大贡献。对于其作者来说，这不仅是一种哲学家的眼光，也是一种经济家和社会历史家的才力。两百年来人们不断称道这部伟大作品，也不断敬佩创作《红楼梦》的这位伟大作家，都毫无疑义地包含着其中的探寻精神和呈现出来的卓越哲学光辉。直到今天我们还为之骄傲和引以自豪。 原载：《北方论丛》1992年第1期 原载：《北方论丛》199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