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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学问，《红楼梦》研究当然要对诸多问题做出精确的、明晰的结论。要实现这一愿望，最直接的办法是：用“精确的量”的概念去表示某一事物的“质”，将这一事物严格地“定位”到某一“点”上，使人们无法对它的“质”提出疑义，并试图把它挪到别的“点”上去考察。这是很不容易的。譬如，《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贾宝玉是具有朴素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人”，还是“垂死阶级的代表”?史湘云是否是“禄蠹”?探春理家意味着什么?“一从二令三人木”究竟作何解释?等等，谁不想把它们搞个一清二楚，水落石出，得到一份“标准答案”!然而，实践已经表明：你越是对这些问题缩小“包围圈”，它们就越发显得“调皮”；你似乎已经把某一事物的“质”限制到毋庸置疑的“点”上了，然而，偏偏又留下一个“网眼”，让别的研究者把“鱼”钓走了。这不能责怪我们无能。因为，文艺作品总是具有多种多样复杂的量的关系，加之审美主体的“观察点”千差万别，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艺作品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常常使我们目不暇接，产生一种“醉眼中的朦胧”的模糊体验，即不自觉地扩大“包围圈”，不是在一个“精确点”上敲定某一事物的“质”，而是在较为宽泛、可以变通、可以伸缩的范围内考察事物，用“一定范围的量”来表示事物的“质”。这样做，有利于把握审美对象本来就有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近似值和精确值、偶然性和必然性、稳定性和变化性、固定性和随机性，从而获得一个总体的、复合的印象。这种印象，是否象“五柳先生”自嘲的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呢?是否会越搞越糊涂，把一部博大精深的《红楼梦》推入“不可知”的神秘上义迷雾中去呢?我以为不会。恰恰相反，正视这一种审美感受的模糊性，稳妥地在《红楼梦》研究中搞一点“模糊判断”，可以加深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理解，有助于获得更清晰、更精确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 一 或曰：“在仆从的眼中，英雄不是英雄”。譬如拿破仑，在他的仆从面前，须眉毕现，饮食男女之类的琐事暴露无遗，因此，他的崇高消失了；然而，对于当时的欧洲臣民来说，拿破仑是看不见边际的咆哮的大海，是云遮雾障的巍峨的山峰，是在疆场上纵横驰奔、横戈立马的统帅，是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赫赫人主，于是，他显得崇高了。看来，对于有多种复杂内涵的事物(特别是具有丰富模糊性的文艺作品)来说，你越是满足于搞清各个细部，就越有可能分散注意力，抓不住最主要的特征。如果采取“模糊识别”的办法，倒反而能迅速地摒弃次要的东西，抓住主要的东西，对事物作出清晰的、准确的判断。《红楼梦》里的少男少女们，各自的年纪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得出十分精确的答案，然而，广大读者并不注重这些，他们只笼统地感觉到，这是一些处于生命苞蕾时期的少男和少女。如果硬要他们记住某年、某月、某日宝钗多大、宝玉多大、黛玉多大，那委实是桩苦差事，到头来反而会失去对人物年龄的真切感受。对于人物外貌的审察也是如此。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第一印象，只是“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并不注重她的穿着打扮，故能在一瞬问把握住林黛玉的主要外貌特征，得意洋洋地给表妹起了个“出性格”的表字：“颦颦”。这说明，运用模糊识别法，常常能筛去芝麻捡西瓜，从构成事物的各种因素中，敏锐地发现居于优势审美地位的因素，进而把握事物的基本内容和本质，其清晰度和准确性甚至超过了核对各种因素之后的判断。 《红楼梦》所展示的生活画面是十分阔大的，从宫廷到民舍，从官府到市井，从闺房到庵堂，从都市到村野，各类人物，各种事物，纷纭挥霍，经纬交错，几乎对中国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做了全面的扫瞄。这里边头绪繁多，要想一下子把握它是相当困难的。故读者对它的第一印象，总是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只觉得：这部书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兴衰史，其间贯穿着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还有许多可悲、可怜、可叹、可鄙、可恨的人物。这有点象远眺山峦，仅从大处、从整体上着眼，并不计较细部。如此审视《红楼梦》，所得印象尽管粗疏，却往往能把握全书的轮廓，对那种“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生活氛围有所体察。接下来，一一些有心的读者和研究者，就要入“山”探胜了。这时候，人们留心的主要是细部，总想对一草、一木、一溪、一涧作出精确的估量；而且因人而异，关心的重点很不一样。在这一阶段，人们可以对构成《红楼梦》的各种因素做精细的考核，如反复审察书中所描写的封建典章制度、道德规范、文化教育、宗教迷信、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等；甚至会再三核查乌进孝缴租的帐单，统计全书共写了多少条“人命”，排列出怡红夜宴的最佳座次……。下这一番过细的功夫，无疑对弄清《红楼梦》的客观意蕴大有好处，——走马观花，只感到花影缤纷；下马赏花，才能寻觅到“丛中笑”的梅朵。然而，必须承认，由于审美主体的注意力指向于精幽之处，由于评论者的“解剖刀”将艺术有机体做了纵向和横向的反复“切割”，结果，对《红楼梦》的总体感受就相对地淡漠了。这种“弱化”的最显著征象，乃是察“小变”而忘其“本”，即有可能因为某几个因素发生了不规则的变化，反而辨认不了全书的基本面貌，甚至连“远眺”时的总体印象也被抹去了。譬如“钗黛和解”、宝玉同薛蟠“鬼混”、晴雯拿“一丈青”戮坠儿、贾政放松了对宝玉的管束，等等，都可能使某些读者“一叶障目”，对全书的主旨发生怀疑。这种“弱化”的另一种征象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在、某些问题上有了新的、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发现。由于这些发现是从《红楼梦》衍生出来的，所以人们常常忽视了它们“自立门户”的一面，而将整个研究成果拿来覆罩解释全书，结果同样削弱了对整个作品的理解。譬如，《红楼梦》的自传因素，书中隐含着的“排满”情绪，都曾经把某些人的审美视线引向了偏离全书意义核心的方向。由此可见，细致入微的精确，明察秋毫的辨析，如果囿于一“点”、一“线”，就不可能引导人们去把握全境的充实、阔大与鸿蒙。东坡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之谓也。怎样才能更进一层，使人们的审美感受日趋明晰，日趋精确呢?这就需要在认真考核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再搞一番“模糊识别”。这种反复，有别于最初的模糊体验，它是由入而出、由点而面、由局部而整体的审美感受的升华，是更高层次的、更积极的“模糊”。在这一阶段，人们的审美活动不仅仅是舍末求本，略去次要的，突出主要的，以“星稀”来求“月明”；更为紧要的，是留意构成作品的诸多因素之间，是怎样彼此渗透、复合、交错而界限模糊的?只有深入领悟了这一种“模糊集合”，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内核，才能心悬“明镜”，手握“天平”，使审美活动进入最清晰、最精确的境界。 让我们继续巡察下去。由于“入乎其中”的“点”上的精确，《红楼梦》的许多相对独立的含义，就会通过审美者的内在心理渠道，不断地射向心灵接受机制，从而在心灵屏幕上留下一个又一个“光斑”，——各种意义、意象形成的意味和体验。由于《红楼梦》是一个有生命的、血脉贯通的艺术有机体，人们的审美经验又蕴含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主观能动 性，所以，这些“光斑”在心灵屏幕上显得十分活跃，或 “并”，或“补”，或“交”，或“包”，相互作用和相互溶 合，形成一种近似于“重影”的综合性体验。这种综合性体 验，乃是步入更高一级“模糊判断”的难能可贵的“阶梯”、《红楼梦》给我们展示了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那么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那么栩栩如生的人物群体，若单个地看，很难找到彼此之间的“重影”；然而，一旦“出乎其外”，再从远处、从高处作一番鸟瞰和扫瞄，那种“花谢花飞飞满天”、“乱花渐欲迷人眼”式的审美“综合效应”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笔者曾多次在“红楼”中寻寻觅觅，企图弄清《红楼梦》到底写了些什么，它的“主题”应当如何概括和描述。然而，正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所形容的：这“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学一点“鸡雏啄米”精神如何呢?效果并不理想，检了“芝麻”有“绿豆”，依然顾此失彼，食而不化。后来，试着采取了“模糊识别法”，思路倒真的顺畅起来了。我朦胧地感觉到：这《红楼梦》写来写去，无非写了两个字：“病”与“梦”!因为，在曹雪芹的笔下，宁、荣二府简直是一个特殊的“病区”，那么多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在“生病”：贾宝玉发过几回“疯病”，林黛玉“娇袭一身之病”，薛宝钗从娘胎里带来“一股热毒”，王熙凤“恃强羞说病”，晴雯象个“病西施”，袭人也曾吐过血，焦大会发酒疯，香菱得了“干血痨”，如此等等，书中的许多人物在“病”字上找到了“共同语言”，其心态发生了“亦此亦彼”界限模糊的“重影”现象。多“病”，伴随着多“梦”，《红楼梦》的各种生活画面又常常在梦幻上相互叠印，“一部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柄)风月鉴亦是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由于初步发现和把握了这两种颇有意思的“重影”，《红楼梦》的主题便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和人际关系中“亮”出了它的“峰影”，——不管曹雪芹的艺术笔触伸向哪一个生活旮旯，这“病”与“梦”的投影都紧紧相随!“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它对《红楼梦》整个生活画面的覆罩，简直就象泰山的青色峰影似的，始终笼罩着辽阔的齐鲁大地!这当然还是一种笼统的体验，并没有真正领悟《红楼梦》的各种生活内容在“病”与“梦”上实现的“模糊集合”。一切还有待于深化。因为，“模糊”不是目的，它是通向“清晰”和“精确”之巅的“石栈”、“天梯”。还得继续求索和攀登! 于是，要对参加这一“模糊集合”的有关生活现象进行比较，看它们是怎样相互矛盾、相互吸引、相互共鸣、相互生发的。我们看到，在宁、荣二府这个特殊的“病区”里，人们的肉体疾病无不与心病有关，但各自的“症候”又不一样：宝、黛等人病的是“不自由”，凤姐等人病的是争权夺利、欲壑难填。我们还看到，这两种心病不但相互抵触，彼此加剧着对方的病情，而且面临着同一种命运——无药可救!宝、黛等人得不到治疗心病的良药——爱情与自由，王熙凤等人则是在瓜分“最后的晚餐”，“盛筵必散”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于是，每一个病者又做起了各自的人生之梦。有的人梦想着“补天”，有的人梦想着跳出“牢坑”，有的人梦想着“清净女儿”友爱相处的佳境，有的人梦想着没有“风刀霜剑”的天尽头的“香丘”，……所有这一切，交叉回薄，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使“病”与“梦”的“模糊集合体”逐步显示出实实在在的质、量，以及精确而明晰的思想意义“疆界”。这时候，我们对《红楼梦》的主题，就可以有更为真切的把握了，它记录了中国封建末世形形色色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病痛，描画了“天崩地解”的社会情势下，各种人物对前途的展望，以及他们苦心设计的五花八门的人生梦想。由此再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曹雪芹的感情寄托和主观命意有一个比较切实的了解，因为，在“病”与“梦”相互共鸣和生发、相互吸引和排斥的矛盾运动中，曹雪芹的感情脉络也逐步明晰起来。他是挥洒着辛酸泪水来观“病”察“梦”的。他怀着一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感伤意绪谱写了“好”、“了”之歌。到此时，我们方才脚踏实地地登上了《红楼梦》思想意蕴的峰巅，由“醉眼中的朦胧”到“饮酣视八极”，获得了更为宽广、深沉和博大的体验。原来，这是一部对中国封建末世感到痛绝的书，这是一部祈求在“葬礼”中获得“更生”的眺望未来的书! 以上是笔者的一点粗浅体验，未必准确。之所以作这番回顾，是为了比较具体地描述一下模糊体验的复杂过程。“人生识字糊涂始”。启蒙，总是从识别大体轮廓、获得模糊笼统感受起步的。随着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在欣赏和评判某一部文学作品时，就不可能一味沉醉在“隔雾观花”的模糊笼统感受之中，他必定要以长期形成的审美观念为基础。既留意“亦此亦彼”的模糊性形态，又关注“非此即彼”的明晰性形态，恰当地处理两者矛盾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从而把握整个形象体系，将感受和理解不断地推向更高一级的层次。 二 在《红楼梦》研究中，“人物论”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因为，“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曹雪芹为我们创造了这种“最高的美”，那么丰富，那么复杂，既叫人心驰神往、俯仰和鸣，又叫人顾盼踌躇、难尽其妙。正由于此，《红楼梦》人物论带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盎然的意趣，还有许多使人争论得“几挥老拳”的难题。 曹雪芹写人物，好人并不“完全是好”，坏人并不“完全是坏”，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如果用非美即丑，非善即恶、非真即伪的“二值逻辑”去评判他们，那就很可能出现简单化的倾向，把丰富复杂、统一和谐的人物性格世界解释为某种抽象概念的“标本”；就可能只强调人物的主导性格，而将许多生气勃勃的非主导性格素质弃之不顾。其实，构成人物性格实体的各种素质，总是相互渗透、相互凝聚的，很难精确地界定它们各自的质量，以及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比例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恰当地运用“多值逻辑”去感受和理解它们，从而弄清人物性格内涵的多义性，并且把握各种性格含义交互作用、趋于“单一”的发展态势。请注意：这里讲的是“发展态势”，既有一个明确的“归宿”，又在各种性格素质的推动或牵制下前后徘徊、左顾右盼。——它是明晰的“沉沉一线”，又是模糊的“茫茫九派”。 用这种方法去估量和评判《红楼梦》里的人物形象，可以对人物主导性格的显现有一个综合的、完整的印象，更加真切地体察人物的主要性格风貌。人的主导性格，往往直接说明着他的本质；能否敏锐地发现和把握它，对于准确地评价人物形象至关重要。由于人物的主导性格总是同他的思想倾向和人生信仰密切相关，所以，评论者常常有意无意地用“思想排队”的方法，去清理和概括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譬如，贾政、薛宝钗、花袭人是封建卫道者，其主要性格特征不外是僵硬、虚伪和阴冷；贾宝玉、林黛玉、晴雯是封建秩序的破坏者，具有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其主要性格特征不外是狂傲、诚挚、不受羁勒。如此分类，带有较强的理性色彩，标准严格，界线明确，不论多么“调皮”的人物形象，都得服从“裁定”，各就各位。然而，这一种“鉴定”式的“精确”又常常伴随着消极的“模糊”，使人不容易从感情上亲近这些人物，意会这些人物的性格神韵。因为，按照日常理性支配下的分类标准去“排队”，势必将人物主导性格在显现过程中呈示出来的生动性和复杂性抹去了!有谁见过火山单独喷发纯而又纯的赤热熔浆呢?那一种火与力的突爆，总是夹带着、融合着五花八门的大自然牾、或者不太一致的性格素质呢?“李逵”有可能“绣花”，“孔明”有可能“失算”，“婴宁”有可能“痛哭”，“黛玉”有可能“嘻笑”，……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里，诚如刘长卿所云：“心 镜万象生”。——社会生活的“万象”，无不在人的性格世界里晃荡着自己的投影，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心境和情态，使性格的构成变得相当复杂。脂砚斋认为：“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这不只是讲“美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还意味着：人的性格是复合的，有“主”有“宾”，“主”雅“客”勤，“宾客”盈门。一般说来，曹雪芹写人物不搞“喧宾夺主”那一套，总是让人物的主导性格居于优势审美地位，——这是作家的“主权”，他的思想倾向，他对人物的理解，往往在这种“排布”中透露出来。但是，当客观情势需要某些非主导性格素质充分“亮相”，一显身手时，曹雪芹也会放开手脚，搞一点“喧宾夺主”。譬如，他可以让十分尊重女奴人格的贾宝玉，大发贵族公子哥儿脾气，踢袭人，骂晴雯，逐茜雪；他可以让最讨厌“主子气”的晴雯，常常责骂做粗活的奴婢，扬言“揭你们的皮”，“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这些非主导性格的显现，往往模糊了人们的审美视线，甚至对人物的性格基调发生怀疑，譬如贾宝玉是不是封建末世的一位“新人”，晴雯是不是背离了奴隶的立场而蜕变为“准主子”，等等。面对着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引用一句古语：“人至察则无徒”。过分执着地审视人物性格的每一个旮旯，这小说天地里就很难找到一个“美的人物”或“丑的人物”了。还是粗疏一点为好。这不等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留下一本“糊涂账”。我们强调的是，既要看到非主导性格的执拗的显现，又要看到主导性格对它的笼罩和渗透，两者相交，震荡回转，非主导性格逐步瓦解了自己的“疆界”，“融化”到整个性格体系中去了。这种体验，不是拘泥于一“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以整个“森林”为背景，去“界定”各别“树木”的大体位置，不管这些“树木”是怎样地标新立异、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都能一眼识别：它是属于这一片“森林”的，而且只能属于这片“森林”。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贾宝玉和晴雯，他们那些“喧宾夺主”的性格征象，就显得比较“老实”了；其显现过程，一方面说明着自身，一方面又打上了主导性格的特有的印记。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封建贵族阶级的逆子，一个品格高洁却又暂时挣不脱污淖的“芙蓉女儿”。这种体验，模糊了非主导性格各别存在时的质、量；然而，在“主”、“客”相得，“客”随“主”便的性格氛围中，我们就不会闹出“瞎子摸象”的笑话，就可能从感情上敏锐地体察各种非主导性格得以存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固定性和随机性、独立性和从属性。要而言之，在模糊体验中，《红楼梦》人物身上那些丰富多彩的非主导性格素质，失去了自己的明确界限，渺然若化了；它们与整个性格世界的内在联系，便在这“阴云模糊”之中曲折地透示出来，从而保持了性格实体的整体感。 一定的量反映着一定的质。在人的性格世界里，美的因素和丑的因素各占多少分量，结成了怎样的比例关系，这无疑是确定性格之“质”的重要依据。从理论上讲。这种“比例关系”是可以精确地测定和描述的，然而真正实行起来，任何“电脑”也帮不了这个忙。因为，作为有生命的性格实体，它的一切构成因素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着，相互交错着，相互转化着，谁还能把它们分解得一清二楚呢?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功、过是“三七开”，或者是“四六开”，这也仅仅是一个约数，一种模糊的、笼统的估量。曹雪芹写人物，有时连他自己也搞不大清楚：究竟是爱某一个人物，还是恨某一个人物?从某个角度看，他可能憎恶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若换个角度，他又可能对这个人充满了怜爱。这是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模糊体验。就是说，在作家的艺术想象中， “美的事物”与“丑的事物”的界线不是绝对分明的，固定不变的，并因之在作品里留下“亦美亦丑”的“过渡形态”。面对着这种情形，《红楼梦》的鉴赏者也不能把人物性格世界中的美、丑界线划得过于分明，把两者的结合比例搞得过于精确，而应当用模糊逻辑去判断这些“过渡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处于美、丑之间，是、非之间。譬如贾宝玉，他的性格本身就是一种“过渡形态”，即感受着“天崩地解”的时代震荡力，他的性格世界中发生了“人性”和“奴性”的激烈搏斗， “人性”的量在增加，“奴性”的量在减少。那么，这两种因素的构成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很难把他放在“人性一奴性”这条轴线的某一点上加以精确的考察，得出“只能是这样”的结论。比较理想的办法是，把他同书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比较，逐步排除和留取，逐步否定和肯定。最后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内，确定一个近似值。首先，贾宝玉同贾政相比较，明显地是一个狂傲乖张，敢于冲决封建罗网的“异端”，这父子二人分别处于靠向“奴性”与靠向“人性”的两端。再把贾宝玉同元、迎、探、惜等人做比较，这些女子都有着难以言表的灵魂的痛苦，对真、善、美都有某种幻想和追求，然而，因袭的思想重负，具体生活环境的限制，个人气质、修养上的弱点，又使她们浑浑沌沌，步履维艰，瞻前顾后，左右徘徊。她们处于“人性——奴性”轴线的广阔中间地带上，何去何从，一时很难逆料。贾宝玉同她们的生活环境大体相似，却有着她们未能得到的生活“缝隙”，以及思想启迪、爱情滋润的机缘，所以，他跨过了这片宽阔的中间地带，朝“人性”觉醒的方向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大步，显得神清气爽，潇洒自如，不受羁勒。接下来，该把贾宝玉同林黛玉、晴雯做比较了。他们是“知音”和“战友”，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很多，不容易分出思想上的高下，辨别出谁比谁向前多走了一步。所以，“ 包围圈”只能缩小到这里为止。这是用“小范围的量”来表示人物性格的“质”，故要变通一些，不能落实到某一“点”，让宝玉、黛玉、晴雯争“一日之短长”。从追求和抗争的感性形态来说，林黛玉如搏击“风刀霜剑”的纤细的“弱柳”；晴雯如耗尽生命也要燃烧、也要进射的“爆炭”；贾宝玉则介于两者之间，论韧性不如黛玉，论烈度不如晴雯，但是他有一种着了魔似的“顽劣”“乖张”，能够将贾府搅得很不太平。他是一个“混世魔王”式的叛逆者。从奋斗的决心来说，林黛玉一旦同爱情沾边，整个封建家族就不再原谅她了。她无法反悔，故决心颇大，不抱过多的幻想；晴雯作为一个“下贱”的奴隶，胆敢“犯上作乱”，更要决一死战，她的决心更胜黛玉一筹；宝玉却不如她们，他是贾府的命根子，封建当权者不断地向他挥舞“招安”的黄旗，加之养尊处优带来的“娇弱”，他的步履就常常显得犹疑，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比较多。从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来说，黛玉和晴雯都恪守“情情”的信条，只用情于对已有情的人；宝玉则泛爱众生，能够用情于对已无情的人或无知者。他是个“情不情”的角色，其理想王国要比黛玉、晴雯的来得缥渺和高远，而一旦触及世事，又显得有些感情不专一，“见了姐姐忘了妹妹”。如此这般地扫瞄了一番，我们对宝玉的性格质量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在“奴性”十足的封建卫道者贾政面前，是一个热烈地追求“人性”的新人；他在徘徊于历史十字路口的芸芸众生面前，是一个有幸得风气之先的、比较清醒的“早行人”；他在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中间，是一个需要在行动上给予扶持、给予促进的“理想主义者”，要想真正成熟起来，做点实事，还得经过艰难曲折的人生跋涉，弄不好还可能中途止步，到他那空泛的人生理想中了结残梦。以上这一番描述，强调贾宝玉的性格构成是“非定量化”的，只能从大处着眼，在层层深入的比较中，求得一个近似值。这不是含糊其辞，而是多侧面、多角度的“透视”。由此而得到的有关人物性格的复合印象，比之机械地计算各种性格参数，要更加切合实际一些，更能启发人们对奇妙的“性格活力”的想象。 三 研究《红楼梦》，非得对它的情节下些功夫不可。这不仅仅因为，情节是“某种性格典型成长的历史”，“地位”相当重要；还因为，曹雪芹没有把这部小说的情节推进到底，就在第八十回上中断了，于是续作纷起，各执己见，评论界也为“孰优、孰劣”而争论不休。有这么多热心人竟相揣测《红楼梦》的完整故事情节，这委实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佳话，说明曹雪芹的血泪文字是何等深入人心!然而，我总觉得：要想十分肯定地构想出八十回之后的情节，说它最符合曹雪芹的原意，这大概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 因为，生活充满了或然性，人物性格充满了或然性，小说情节电一定充满了或然性。就是说，小说的情节总是具有“弹性”的，它有可能这样发展，又不一定非这样发展不可。你就是叫曹雪芹亲自动手写下去，他也不会只提出一种“方案”来。当然，人物性格一旦酝酿成熟，它就成了独立自存的生命实体，就要“我行我素”，做自己想做的事，作家不能任意驱使它，相反，它倒能成为作家思路的“向导”。这就开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总趋势，任何人都无法使它逆转，譬如《红楼梦》情节的终结，必然是贾府败落，留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谁想违背这一条，谁就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实际上是《红楼梦》人物的原意)。然而，生活中“殊途同归”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应当容许《红楼梦》的续作者，在确认情节发展总趋势的前提下，按照自己对生活、对人物的理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经营八十回之后的具体情节。这些情节，必然会有的高明些，有的笨拙些，有的如“泥丸走坡”，有的如“冰下流泉”，……但不论是何种情形，只要它基本上顺应情节发展的总趋势，我们就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在这里，同样要强调一下审美感受的模糊性，就是说；审美者(包括续作者)不能要求《红楼梦》的情节按照一种“可能”向前发展，应当把情节视为由多种“可能”构成的复合体，既体察到“一马当先”，又体察到“万马奔腾”。这一种前呼后拥的发展气势，在我们的审美感受中总是朦胧而又寥廓的。 从大的方面看，贾府的由盛而衰可以有多种“途径”； 一、坐吃山空，灯油耗尽，醉生梦死，挥霍无度的封建主子们，将“最后的晚餐”瓜分完毕，散了“筵席”，倒了“枯树”，“猢狲”们各奔东西，沦落天涯； 二、“乌眼鸡”们在夺取财产和权力的斗争中无法妥协，矛盾激化，大打出手，最后你掐住我的脖子，我掐住你的脖子，一齐滚下毁灭的深渊； 三、皇上不断地向宁、荣二府转嫁“经济危机”，不但让贵妃多次“省亲”，而且动不动圣驾临幸，闹得贾府“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内囊”全部用尽。贾珍就有这种预感：“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 四、圣宠渐衰，天威难测，在封建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残酷斗争中，贾府败下阵来，或者成了“替罪羊”，结果“垂古今未有之旷恩”的天子翻了脸，一道御旨，贾府被“抄”得干干净净； 五、贾府的生命线——各处田庄上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提前到来。贾府的高墙深院内，奴隶们揭竿而起，犯上作乱，甚至同农民起义相策应。贾府的封建大厦，被革命的暴力彻底摧毁； 六、贾宝玉思想突进，成了颜钧、何心隐、李贽式的人物，不但搅得贾府不得安宁，而且获罪于朝廷，贾府也因之受到株连，从此迅速败落； 等等。 有这么多“可能”和“契机”，贾府彻底衰败的命运就是十分“必然”的了。曹雪芹在展开前八十回情节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种“可能”蕴含其中了。所以说《红楼梦》前八十回情节本身，就是由多种“可能”共同成就的“模糊集合体”，只不过有的“途径”裸露着，有的“途径”暂时隐蔽着。它们显、隐相依，相辅相成，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分明看到了贾府必败的趋势。在这里，没有什么“或然性”可谈，一切是确定无疑了的，故整个《红楼梦》的情节发展线索是明晰的，但是，贾府究竟沿着哪一条“途径”走向灭亡，这就不是曹雪芹和广大读者所能一语道破、立刻“拍板”的了。只能“一去二三里”，走着瞧，——这种体验是模糊的，它一时说不清情节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去向”，但心中又期待着、孕育着某种实实在在的“去向”。这种体验该是何等有滋有味啊!有人要问：曹雪芹不是早就伏线千里之外，对如何“归结”《红楼梦》成竹在胸了吗?是的，他在书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贾府兴衰际遇的预示(也算他的写作“备忘录”)，然而，就连这些可供查证的预示，也不是绝对分明、无可更变的，它们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文学创作就有这种“怪事儿”。写着写着，原先模糊的东西明晰了，原先明晰的东西倒反而模糊了，于是，作家只好重新修改原来的构思，甚至使情节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老托尔斯泰写《复活》，也化了“十年辛苦”，其间不知自我否定了多少次；他还说，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也不是作者原先所能料到的。曹雪芹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必定也有类似的体验。从1749年到1756年，其间七年，曹雪芹就大体上将前八十回写就；从1756年到1763年“泪尽而逝”，其间也是七年，曹雪芹却未能将全书整理完毕。这意味着什么?“潜台辞”很多，今人难以尽悉、但有一点是可想而知的：越是接近尾声，情节就越要定型，多种“可能”就要逐步凝聚为一种“可能”，这对作家来说实在是不敢轻易落墨的啊!故曹雪芹有可能一改再改，终因无法“结案”而延宕下来，留下了未能尽才的巨著。这当然是笔者的一种设想，不足为据。我要着重论说的是：当情节由多种“可能”的“模糊集合体”，逐步向稳定、明晰、单一的方向演化时，作家又要面临着新的模糊识别——灵活择优，即从多种“可能”中选择一种最佳“可能”，把它加以定型；对于其它“可能”，能舍则舍，不能舍也要附丽于它。与此相对应，读者在品评的时候，也要积极地、主动地来一番“灵活择优”，看作者选择的最佳“可能”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 最佳“可能”、较佳“可能”、一般“可能”，在灵活择优时是很难精确地界定的。前面列举的贾府由盛而衰的多种“途径”，都是可能的，究竟哪一种最为理想，这就需要考察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它们是怎样相互吸引，相互排斥，从而形成一股历史的合力的。这股合力的“前锋”一旦指向谁，谁就有可能扮演“最佳角色”了。从理论上讲，“最佳”是唯一的，但由于审美者的着眼点不同，对生活的感受不同，对人物性格的理解不同，故择优的结果往往是很不一致的。叫“李自成”、“洪秀全”式的人物来择优，他可能选中“五”(革命摧毁了贾府)；叫“李贽”式的人物来择优，他可能选中“六”(让贾宝玉作为思想异端入狱)；叫曹雪芹的父、祖辈来择优，有可能选中“三”(他们多次接驾，“亏空甚多”，因此获罪)；叫“探春”式的人物来择优，他可能选中“二二” (让“乌眼鸡”们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叫高鹗来择优，他选中了“四”(尊重曹雪芹的家世和原意，让贾府被抄，但大打折扣，很不彻底)；叫曹雪芹来择优，他可能同高鹗写的这个模样差不多，但要“抄”得一千二净；叫令人来择优，那就又是一番景象了……看起来，这里边的“灵活性”实在太大了，真有点叫人搔首踌躇!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丰富的“模糊语言”和“模糊美”，谁要是时时、处处把什么都死死地敲定，把什么都搞得千真万确，那他肯定会自寻烦恼，同一切文学艺术闹僵的。不过说回来，择优的对象首先要含有“优”的因素，否则，就会越选越糊涂，把情节引入荒谬的境地。就《红楼梦》而言，这大前提便是贾府必然衰败，谁想背离这一点另辟“蹊径”，谁就会陷入迷阵，走进“死胡同”。 从情节的细部着眼，《红楼梦》留下了许多“空白”，需要读者去意会，去填补。这一种感受也是不确定的，带有模糊性的。林黛玉临终时喊道：“宝玉!宝玉!你好……”“你好”什么呢?作者没有写出来，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去补充。“你好狠心!”“你好好保重!”“你好生想想自己的将来!”“你好生照料，送我回苏州去吧!”“你好好关顾一下紫鹃!”如此等等，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不能尽如人意，只好由人们“浮想联翩”，在朦胧中获得一种若有所悟的审美快感。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中说：“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这话说到了模糊体验的点子上，颇能启发我们的审美情趣。再者，构成《红楼梦》情节的许许多多人物动作(黑格尔常常这样写：“动作(情节)”)，总是牵动着人物内心深处的种种“情丝”，这些“情丝”，有的被主人公明确地意识到了，有的却似有若无，飘忽不定，连主人公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在审视诸如此类的人物动作时，就应当“虚”一点，变通一点。不能过于求“实”，有板有眼地进行推理。这样做，往往使人物的动作失去本来的神韵，变得机械和刻板了。且看“滴翠亭杨妃戏彩蝶”，根据一般的见解，这一段分明是宝钗在“耍奸”，有意将黛玉“抛”出来充当“恶人”。若用“效果”来检查“动机”，也的确是这样，那小红道：“要是宝姑娘听见，还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魁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样呢?”小红这么说，抱的是成见；某些读者认定宝钗藏奸，同样是抱的成见。其实，宝钗这时候“香汗淋漓，娇喘细细”，正沉醉在拍蝶的余兴之中，心头洋溢着一个少女对青春的向往之情。在平日，她“冷”得如山中“晶莹雪”；看今朝，她活泼得胜似“迎风翩跹”的彩蝶。祭饯花神的美好民俗，众多女儿交织成的令“桃羞杏让，燕妬莺惭”的春之彩卷，使宝钗得以在这个时刻“放纵”了自己，——她又是那个“淘气”的、“够个人缠的”小丫头了。这是被压抑的感情潜流的下意识涌现，故宝钗自己也没有觉察到，要不然，那一幕“人戏蝶，蝶戏人”的青春妙剧就不可能发生了。正是在这样的感情背景下，宝钗平日的“心机”被淡化了，她的“金蝉脱壳”就鲜有藏奸之态，而是仓促之间想出来的自保之计，显得有些个“进退为难”，有些个“顾头不顾尾”；说她想嫁祸于颦儿，实在是把她看得太冷静，太“老谋深算”了!所以我认为，考察人物特定的“动作”，不能总是依赖严密的、寒峻的逻辑推理。“看他的过去就晓得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就晓得他的将来”，“效果不好则动机必定不妙”，——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这种以“必然”求证“必然”的思维方法，势必将人物内心活动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统统抹去了。须知，纯理性的人是没有的，人物的心态总是在“专注”和“走神”的模糊结合中求得大体上的平衡。就连最善于“专注”、最善于“收神摄魄”的妙玉，也免不了在打坐时“走火”，一时间神不守舍，如万马奔驰，又是媒婆盗贼，又是公子王孙，扯扯拽拽，刀枪棍棒，好不热闹!曹雪芹审慎地注意到人物内心波动的这一种微妙态势，故《红楼梦》里的“动作”(情节)，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飘动感，使人一下子难以捉摸。要想品尝到其中的意味，搞一点不受传统逻辑约束、在一瞬间直接判断的直觉领悟，庶几是有益的。譬如上面提及的“宝钗戏蝶”一段，若以直觉领悟，就可能在感情上原谅宝钗的“无意过失”，觉得她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否则，就要联系主人公的“一贯表现”，经过严格的推理、判断，去审查她这一回有没有“藏奸”了。第七十四回，探春打老奴王善保家的，也应作如是观。那一记清亮的耳光，从阶级关系上分析，是一个高傲的贵族小姐在虐待一个敢于“犯上”的奴仆，是粗暴的，不美的，然而，从直觉感受上说，我们又觉得探春的使泼和发威是令人痛快的，是顺气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透过抄检大观园的腾腾杀气，仿佛看到那些不幸的少女如小草般地战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探春勇敢地挺起了脊梁，用一记耳光回击了无耻和邪恶，发出了维护女性尊严的正义的呐喊!这一掌，震动了我们已经绷得很紧的心弦，故能在刹那间不假思索地作出感情上的判断：“勇哉，探春!壮哉，探春!” 《红楼梦》是一部难解“其中味”的书。许多问题正在讨论之中，一时难见分晓。本文着重论述了《红楼梦》品评中的模糊体验，并不是叫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弃对艺术真谛的探求。“红楼”真面目一定要揭示。各种结论一定要趋于精确和明晰。问题是：实际生活、作家的审美感情、文学作品本身，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模糊性，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而应当尊重这一事实，恰当地强调一下审美感受的模糊性。一味地追求精确，想把所有的问题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到头来反而会事与愿违，在《红楼梦》的艺术天地中画上许多人为的“楚河汉界”。实践证明，当人们在一个“点”上无法把问题说清楚的时候，适当地放宽一点尺度，在一个较为松动的“面”上进行考察，问题倒反而迎刃而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豁达一些，变通一些呢?当然，有些红学课题要另当别论，譬如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证，有关《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就来不得半点“模糊”，那里谈不上什么主观感情色彩，结论必须是纯客观的，一字一句无法挪动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至二十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4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