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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红学研究纵览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葛锐(李丽译) 参加讨论
最近15至20年间,《红楼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一现象也令中国的红学学者和读者们为之惊喜。迄今为止,单就英语红学著述而言,已有15本论著,150多篇文章,以及30多篇博士论文相继发表。①2005年,《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此杂志是研究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季刊)专门发行了一期《红楼梦》论文特辑(笔者有幸受邀主编了该期特刊)。近期,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将出版一部论文集《如何讲授曹雪芹的〈红楼梦〉》(Approaches to Teaching Cao Xueqin’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而且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把讲授《红楼梦》纳入面向本科生开设的“世界文学”、“文学与文化”和“亚洲研究”等课程中。
     本文将综述以英文形式发表的西方红学研究成果。首先介绍《红楼梦》的英译历史,并对重要的西方红学著述进行综述;然后从九个方面对西方红学研究分别加以详细介绍;最后,就当代中国红学如何借鉴西方红学的研究成果试提几点建议。
     《红楼梦》英译简史
     第一本涉及《红楼梦》的英文读物出现得非常早,是在1816年,即距该小说出版仅仅24年之隔。此书由英国著名翻译家、词汇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传教士编写,书名为《中文会话及凡例》(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Collec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Designed as an Initiatory Work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of Chinese),是当时澳门出版发行的一部汉语语言教材。书中的会话第五篇与会话第二十五篇均选取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里宝玉和袭人对话的英文翻译。有趣的是,1824年马礼逊回英国时带走的足足四千本中文书籍中就有一套《红楼梦》共24册,并其续书两种。而这些书被用来培训后继学者及传教士。
     十九世纪初期,《红楼梦》中的许多片断被译成外文,收入多部汉语语言教材里;许多有关中国文学的书籍也简要提及了这部小说。1830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于《皇家亚洲学会汇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一篇长达67页的论文《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其中收入《红楼梦》第三回形容宝玉的两首《西江月》词(长期以来,很多西文参考文献常误以为此文是《红楼梦》第三回的英译)。
     1842年,英国人尔·汤姆(R.Thom)采用直译方法选译了《红楼梦》中的一些片段作为西人习汉语之用。该译文见于杂志《中国话》(The Chinese Speaker)(《中国话》是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常用资料)。其后,爱德华·查尔斯·博拉(Edward Charles Bowra)于1868至1869年间英译了该小说的前八回,并将其译作刊登在《中国杂志》(The China Magazine)上。1884年,英国著名汉学家记里布(Herbert Giles)在其编写的文学选读《中国文学英华》(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里收入《红楼梦》中叙述一位太医出诊贾府的文字。此选读于当时流传甚广。1892至1893年间,英国外交官赫·本克拉夫特·乔利(H.Bencraft Joly)翻译了《红楼梦》的前56回(共两卷)并将其出版发行。乔利原计划翻译整部小说,但中途病逝而未能完成。该译本被视为上乘之作,至今仍不断再版发行,在互联网上也能检索到(网址是http://etext.library.adelaide.edu.au/c/cao_xueqin/c2539h/)。1927年,爱德华·查尔默斯·沃纳(Edward Chalmers Werner)发表了论文《汉语之译》(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该文共两页,比较了乔利和托马斯·威德(Thomas Wade)二人各自的《红楼梦》英译本一至八回,发表在《中国期刊》(The China Journal)上。1928年,《中国期刊》又刊登了艾尔弗丽达·哈德逊(Elfrida Hudson)的文章《一个古老的故事》(An Old, Old Story)。该文共九页,以直白的文笔重述了宝黛钗的三角恋爱故事。
     时隔二十多年,到1929年才出现了翻译《红楼梦》的又一次尝试。这一年,王际真(Wang Chi-chen)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问世。著名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为之撰序。1933年,袁家哗、石明选译《红楼梦》并加入注释。该译本名为《红楼梦:孤鸿零雁记选》(Hung-lou Meng and Tuan-hung Ling-yen Chi: English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至1958年后,《红楼梦》的英文新译本才陆续出现。弗洛伦丝·麦克休(Florence McHugh)和伊莎贝尔·麦克休(Isabel McHugh)两姐妹将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博士的德文本《红楼梦》(Der Traum der roen Kammer)转译成英文。王际真也将其1929年的节译本修改并再版。这两个新译本均为节译本。其中王氏译本翻译了前80回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较完整地表述了原著中的宝黛爱情故事,而麦氏姐妹译本选译了《红楼梦》全书内容的五分之一,但学界对其评价不高。七十年代终于出现了《红楼梦》的两种英文全译本,且均为精雕细琢的上乘之作。②1978年,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英译三卷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出版。1973年霍克思(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的《红楼梦》五卷本的第一册出版。该译本出版后备受学界关注,其最后一卷于1986年完成。此合译本为西方人最常用的英译本。杨氏夫妇全译本多采用直译的方法,且其译本中的人名多为音译。霍氏与闵氏则试图在译文中弥合该小说一直以来存在的几个人物和时间的前后不一问题,并对多数人名采取了意译的处理方法。
     英语红学概述
     第一位发表英语红学论文的西方学者是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他于1842年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为《红楼梦》(Hung Lau Mung, or Dreams in the Red Chamber)。郭士立在该文中提供了《红楼梦》的故事梗概。可惜的是此故事梗概错误百出,甚至误认贾宝玉为女孩。而郭氏对该小说特点的评价也颇低,他写道:该故事里的女子们“似乎是一群最为平凡、渺小的生命,她们象喜鹊般谈论着无聊之事,窥探着每处角落,有时作恶,有时亦行善,奢侈无度,贪求华服美饰与珍器。这些小姐们还毫无顾忌地发表着对奢侈品的个人看法”③。 郭氏在文章结尾说:此故事“冗长乏味”④,“其文笔毫无艺术性,所用语言乃北方地区上层社会之口语……有欲悉北方宫廷用语者,可先读此书。”⑤
     遗憾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许多相关西方评论均持相似的浅陋论调。这些评论者中多数认为该小说在道德思想上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结构性差,情节过于松散、单调且离奇。⑥例如,1893年《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刊登的爱德尔(E.J. Eitel)就乔利译本《红楼梦》撰写的论文写道:这部小说“不具有中国大多数小说所含的道德倾向……其作者头脑中全无儒家道德的痕迹,在他看来,良知无足轻重”⑦。波乃耶(J. Dyer Ball)在其广为流传的《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一书(Things Chinese,1900年,第三版)中写道:“《红楼梦》是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但不具备正确的道德思想。”⑧时至1948年,善秉仁(Jos. Schynss)在其编写的文学导读《中国现代小说及剧作1500篇》(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中写道:“(《红楼梦》)对社会、心理与情感都做了饶有兴致的研究。该小说中的情感氛围令人压抑,因此青年万万不宜读。”⑨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西方红学界也开始出现一些对《红楼梦》表示赞赏的文章。英国汉学家记里布(Herbert Giles)在1885年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红楼梦》内容提要,该提要长达25页,持相对中肯准确和欣赏的观点。此摘要后来经修改补充被收入该作者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至今仍受读者好评。记里布在这篇摘要中写道:“该小说对众多人物形象的描写十分出色,令人联想到西方一流小说家的精湛笔法。它如同一幅中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几乎将所有可以想见的生活细节与场面均展现于读者面前,因此对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极具参考价值。”⑩
     记氏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国人物传记辞典》(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简要提到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1910年版《大英百科全书》内有关中国的部分也提及了《红楼梦》,并且指出:该小说之主题为爱情,以悲剧收场。1919年《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发表了高葆真(W. Arthur Cornaby)的论文《红楼之秘》(The Secret of the Red Chamber)。该文对《红楼梦》进行正面总评,论及此小说之风行、篇幅长度、其各种续书及悲剧结局。高氏还推测了该小说中的人物在历史上的真实原型,给出了简短的故事梗概。他写道,“《红楼梦》对中国人而言,其熟悉程度正如《哈姆雷特》之于英国读者”,紒紜矠 称《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小说,一部“杰出的天才之作”紒紝矠。
     1942年是英语红学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发表。此书是一本著名的研究参考资料,内有房兆楹撰写的曹雪芹和曹寅的生平介绍,长达两页,信息颇为详细,在英文汉学界堪具开创意义,也是首次对曹雪芹的生平作出英文介绍。房氏指出:《红楼梦》全面地展现了人的复杂情感,牵涉到几十位主子、几百个仆人,由此可以将其视为研究清初富贵家庭之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紒紞矠
     五十年代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红学论文。1952年,瑞典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发表论文《汉语文法新探》(New Excursions in Chinese Grammar),通过详细的语法分析推得《红楼梦》中备受争议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在语法上惊人地相似。紒紟矠1953年出版的《卡斯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Cassell’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中也有文字条款介绍曹雪芹。1956年,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B.Grieder)发表论文《〈红楼梦〉之共产主义评论》(The Communist Critique of Hung Lou meng),介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关于重新品评该小说的争论。
     西方红学真正的转折点是1961年。这一年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发表。此书是第一本英文红学专著,对《红楼梦》作了学术性的文本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及新阐释。该书探讨的话题包括:脂砚斋的身份(认为脂砚斋即曹雪芹之叔曹竹磵),后40回的作者,以及小说未完成部分的原写作计划等问题。吴氏还仔细考查了《红楼梦》的两种早期版本-庚辰本和甲戌本,从而猜测贾宝玉的形象是集曹雪芹与脂砚斋二人的经历塑造而成。
     1966年,耶鲁大学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发表了一本关于曹雪芹的祖父的传记-《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此书详细描述了清代包衣体制,探讨了曹氏家庭背景和家族陡然衰败的原因,对西方红学研究者极具参考价值。该书附录的第四部分还对曹雪芹的生年和曹雪芹之父的身份进行了历史考证(史景迁认为曹雪芹生于1715年,其父不是曹頫而应为曹顒)。在该书的结尾部分,史景迁对大观园的原型作出推测(他提出:大观园是文学性的重构意象,其原型是曹家位于江宁西北山上的家庭花园和曹寅在织造衙门中的花园)。
     1968年对西方红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年,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评介》(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出版。在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夏志清使用新批评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该书代表了西方红学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从过去基于对文学基本常识、作者及小说的创作时间等问题的研究转到应用文学批评理论和分析方法来解读《红楼梦》。以此思想方法为指导,夏志清从故事的主体发展趋势、中心人物及一些关键问题入手来研究该小说。《红楼梦》后40回的英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指出:夏志清的这本书可作为向“对红学充满好奇的读者首推的优秀英文研究著作”。紒紡矠
     西方红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这期间,西方汉学界,特别是其中关于中国文学的领域开始引发学者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更使得西方学者从中国大陆获取研究资料变得越来越容易。紒紣矠这一时期,许多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译本相继问世,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外文译本,一些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集和诗集亦被译成外文。紒紤矠此时还出现了专门发表中国文学论文的英文杂志,如《中国文学:随笔、 报道、评论》(CLEA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这两种杂志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均刊载过大量优秀的红学论文。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间写成的英文红学博士论文超过25篇,它们后来多以文章或专著的形式发表(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在此仅择要介绍)。
     1972年,珍尼·诺爱尔(Jeanne Knoerle)发表《红楼梦评介》(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ritical Study)。此书分析了《红楼梦》的叙事风格、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以及时空关系。1975年,卢先·米勒(Lucien Miller)发表《〈红楼梦〉中小说的面具:神话,模仿和人物》(Masks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Myth, Mimesis, and Persona)。米勒于此书中批评了胡适、俞平伯等人所用的传统寓意解读方式,并从模仿说(现实主义的)、人物(叙事的)和神话(寓言的)(mimesis/ the realistic, persona /the narrative, and myth /the allegorical) 三方面分析论证了无论从风格还是结构上看,《红楼梦》都堪称经典之作。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浦安迪(Andrew Plaks)于1976年发表《〈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书。在这部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著作中,浦安迪将《红楼梦》置于中国文化生活的广阔情境中来讨论其叙事原型。此书还涉及许多不同话题,包括中国的神话、哲学、园艺以及西方寓言等。1977年,一本名为《中国叙事学》(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的中国传统小说论集问世。此论集是根据1974年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论文整理而成,内有三篇红学论文:第一篇论文比较了《红楼梦》和《西游记》中寓言的使用;第二篇分析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诗词的意象;第三篇论及著名红学研究者翁开明(Wong Kam-ming)关于《红楼梦》中多种叙事视角进行的研究。此外,《金瓶梅》的英译者芮效卫(David Roy)在一篇研究《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的文章中推测曹雪芹可能十分熟悉张评本,因该评本论述的文学创作之方法技巧对《红楼梦》的写作有明显和主要的影响。
     同一时期,西方红学的另一重要发展是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本以及霍克思、闵福德的合译本问世。这两种译本令《红楼梦》拥有了更多的西方读者,也让人们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并成为西方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普遍参考的两种译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涌现出一批红学论文和专著。一些有关亚洲研究的著名杂志如《哈佛亚洲研究学刊》(Th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通报》(T’oung Pao)、《晚清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等开始刊登红学论文。研究亚洲和中国文学的参考书籍也开始大量收入红学资料。比如综述性质的著作《印第安那中国传统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86出版)中关于《红楼梦》的论述长达五页,另有四页篇幅介绍曹雪芹。此外,一些关于亚洲研究的学术会议上也开始出现大量红学研究的讨论发言。1986年,陈炳藻的(Bing C. Chan)《从词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The Authorship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ased upon a Computerized Statistical Study of Its Vocabulary)出版。陈氏在此书中认为,使用计算机对《红楼梦》中的主要词汇进行统计研究可以发现这部小说的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之作。
     九十年代也出现了很多英文红学专著或部分内容涉及《红楼梦》的著述。其中包括:王静1992年出版的《石头的故事:互文性,中国古代石头的传说,以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中石头的意象》(The Story of Stone: Intertextuality, Ancient Chinese Stone Lore, and the Stone Symbolism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ater Margin, 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考查了《红楼梦》中的石头意象并与《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石头意象进行互文解读。1993年出版的《迷幻与警幻:中国文学中的情与幻》(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作者李惠仪(Wai-yee Li)用三章篇幅论述了《红楼梦》里情与悟、幻与真、迷幻与警幻三个话题。1994年,路易丝·爱德华兹(Louise Edwards)在《中国清代的男女:〈红楼梦〉中的社会性别》(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 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一书中首次用女性主义解读《红楼梦》。此外,布朗大学汉学家多尔·利维(Dore J. Levy) 1999年发表的《〈石头记〉中的理想与现实》(Ideal and Actual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是一本多学科、宽视角的《红楼梦》导读,该书涉及多个话题,如《红楼梦》里的诗歌、家庭结构、因缘果报造成的疾病等。
     仅2001年,就有三本涉及《红楼梦》的著述出版。其一是艾梅兰(Maram Epstein)的《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Competing Discourses: 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Fiction)。该书有一章研究《红楼梦》中有关“情”的诗歌。其二为萧驰的《花园,诗情画意的乐土:从一个侧面研究〈石头记〉》(Th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该书研究了清朝繁盛时期的文人对花园的审美情趣之转变。第三本是黄卫总的《“欲”和晚清小说》(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介绍了明清文学中的“情”史,其中有一章题为《红楼梦中的“情”与“拒绝成长”》(Qing and the Reluctance to Grow Up in Honglou meng)。
     最近出现的红学著述有2004年Li Qiancheng发表的《启蒙小说:〈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 Journey to the West,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在这本广受赞誉的书中作者有力地指出,以往红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对这部小说的结构和意旨的重要影响。同年,裔锦声发表了《红楼梦:爱的寓言》(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 Allegory of Love),对《红楼梦》和西方文学中的一些寓言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书的中文译本已在中国大陆发行)。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内最具影响力的英文红学著作当数199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余国藩教授发表的《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余氏在此书中坚信,对《红楼梦》的总体认识应跳出以往认为该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其采用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晚清文化、历史和社会机构的看法,而应更关注它作为一部杰出的极具想象力的小说这个主要特点。余氏的这本书赢得了学界的盛赞,至今仍常被许多红学论文援引。
     2005年,国际性比较文学期刊《淡江评论》发行了一期红学论文特辑。多位著名的西方红学学者包括蒲安迪、多尔·利维 、苏源熙(Haun Saussy)、路易丝·爱德华兹、卢先·米勒、Li Qiancheng 、翁开明(Kam-ming Wong)以及中国著名学者周汝昌都在该期杂志中发表论文。这期杂志涉及的红学论题很广,包括人物(贾政、贾宝玉、王熙凤等)、医药、童年、道、佛等,另有两篇论文研究《红楼梦》的评点,一篇探讨《红楼梦》故事背后的“密码”。2006年,顾明栋发表《中国小说理论:一种非西式的叙事体系》(Chinese Theory of 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书里有一章题为“红楼梦的艺术”(The Art of Honglou meng),概括论述了中国独特的叙事理论,并把《红楼梦》放到世界小说理论研究的框架内加以探讨。
     一、《红楼梦》里的哲学思想
     当代西方英文红学研究大致可分成九个门类。这些研究一时难以备述,在此仅为读者总体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领域及成果。第一类是研究《红楼梦》反映出的哲学思想。最近15年里,此话题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红楼梦》多处援引中国传统哲学观点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曹雪芹所受教育和所处时代的反映。另有许多西方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在阐发一种独特的哲学立场,进行严肃的哲学思辨并有意通过内涵复杂的小说来传达抽象的哲学真理(abstract philosophical truth )。
     蒲安迪于1976年发表的《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一书指出:“(《红楼梦》)包含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中一部分具有阐发力的内容(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大乘派佛教等思想)。”紒紥矠余国藩在《重读石头记》中指出,虽然自唐传奇以来的说部里已出现了僧人角色,但《红楼梦》描写的僧人“与该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超脱苦海获得自由的意愿及其后来弃世出家的结局联系起来,使该小说更具感染力,且此写作手法未有先例。”紒紦矠另一些西方学者还注意到该小说对梦的本体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本性、命运、情等的深切关注以及对“真”、“假”的强调和玄思。
     佛教思想在《红楼梦》中的反映是西方红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些西方学者发现,虽然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文人生活的核心,然而小说作为儒家传统中非主流、边缘的文学样式,却开始吸纳佛教思想。由此,常有评论认为,佛教思想是《红楼梦》的主题并关系着整个故事的结构框架。余国藩最近又指出,从该小说中宝玉和其他几个人物的经历,诸多有关佛教思想的主题和引喻,以及该小说的四个名称之中的三个(《情僧录》、《风月宝鉴》和《红楼梦》)来看,应该将这部小说理解为一个悟佛的伟大寓言。2004年,Li Qiancheng发表的《启蒙小说》(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一书颇具影响力。该书作者称,以往对《红楼梦》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大乘派宣扬的寻求解脱的思想传统和赎罪方式(Buddhist serological patterns)对红楼梦的情节、结构、表达方式、内部矛盾与冲突的化解以及小说结尾宝玉出家的情节安排都有重要影响。”紓紛矠概之,Li Qiancheng 认为,从根本上可以把《红楼梦》看作一个宗教性质的文本。
     多尔·利维在其《〈红楼梦〉的理想与现实》(Ideal and Actual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一书中总结说,虽然佛家思想是这部小说的哲学框架,但它并不是该小说的意旨。《红楼梦》真正的思想是对智慧的思考。书中诸多诗词曲赋的作用即是为揭开表象、展现真实所用的技巧。李惠仪(Wai-yee Li)在《迷幻与警幻:中国文学中的情与幻》(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1993出版)一书中质疑宝玉是否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确实悟道。她还认为中国传统的诗歌、戏曲、小说中包含的迷幻与警幻、情与悟、幻与真等主题对《红楼梦》的创作都有重要影响。李氏进一步提出:“以情悟道”乃警幻仙姑之重要使命,而所谓“迷幻”是指“被引入一个可获得感官与精神上的满足的世界”,“警幻”指“认识到迷幻即被虚幻所迷而已,虚幻转瞬即逝、终将破灭”紓紜矠。
     西方论述多集中在研究《红楼梦》的佛教思想因素上,另有一小部分研究《红楼梦》反映出的道家思想。 Zhou Zuyan 在《〈红楼梦〉中的混沌与葫芦》(Chaos and the Gourd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文中分析认为,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 “混沌”和“葫芦” 两个词印证了曹雪芹的道教或新道教思想倾向。他还推测,“曹雪芹经历了政治上的诸多挫折后,正如中国历史上许多失意文人一样,很可能转而向新道教或佛教寻求心灵的慰藉。远离朝政,藐视戕害人心的正统思想,向往隐逸,这就是曹雪芹理想的生活。而当这种追求不得实现时,曹雪芹很自然地会将“混沌”、“葫芦”等概念和形象,这些他心仪的新道教思想注入其艺术作品中。”紓紝矠
     笔者本人在《回归璞石:贾宝玉与〈红楼梦〉中的庄子思想》(Returning to the Unpolished: Jia Baoyu and Zhuangzi in Honglou meng)一文中认为,当今西方红学对该小说中佛教思想的关注使人们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教思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该文中,笔者还研究了宝玉的哲学思想与庄子(宝玉最钦慕的文人)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另外,西方红学界极少有文章论及《红楼梦》中的儒家思想。这方面的文章仅有罗慕士(Moss Roberts)的《论〈红楼梦〉中的理学专制》(Neo-Confucian Tyrann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ritical Note)。罗氏在该文中认为,可以把该小说放在晚明至清初时关于“性”、“情”、“理”之所用的哲学辩论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观照。他还指出了曹雪芹和十八世纪理学批评家戴震对情与理的一些相似看法。
     最后,涉及哲学思想的红学论文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何谷理(Robert Hegel) 的《明清文人小说的不可预知性和意蕴》(Unpredictability and Meaning in Ming-Qing Literati novels)。何氏在该文中认为,从根本上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推翻传统的果报观来质疑儒家关于世间道德秩序的传统核心观点。何氏还推测,小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清楚地表明曹雪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力求打破该小说的结构定式,构思出许多既相互矛盾又合乎逻辑的问题,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德观点。曹氏借此来表达他对通俗小说乃至当时社会传统思想中的道德说教之合理性从根本上的质疑。”紓紞矠
     二、传统评点研究
     本节将要论及西方红学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红楼梦》的评点。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蒲安迪认为,学界应更多关注《红楼梦》的清代评点(他在这方面的著述有《红楼梦批语偏全》一书)。2005年,蒲安迪还发表了一篇同题论文《红楼梦批语偏全》(Completeness and Partiality in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on Honglou meng)。他在该文中说,虽然中国学者对脂砚斋评语已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但主要研究精力仍放在曹雪芹传记、《红楼梦》的创作过程、版本的年代等领域,力求在这些领域中有新发现。蒲安迪还谈到很少会有学者肯多花精力去研究意图揭示小说隐含意义的脂评或《红楼梦》的晚清评点本中的评论。
     蒲安迪认为这些评点的重要价值在于:“现代读者所处的时间和环境与该小说产生的时代已相去甚远,而那些传统的评点者身处的年代与小说作者原来面对的读者的年代更为接近。认识到以上这点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该小说。”紓紟矠
     耶鲁大学汉学家、著名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也十分重视研究晚清评点。他曾写到,“我有时想,如果真的‘发现’了《红楼梦》的作者身份等信息,那才是一桩憾事。评点式的解说以一种集体阅读的形式揭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而这种阅读方式在未知作者的情况下才可能顺利完成。既然没有人肯定《红楼梦》的作者是谁……除了文本外没有其它标准和依据,没有权威结论与臆造结论之分,只有合理的、尝试的解说;在这些不同的解说中,一些观点说服力强一些,另一些则说服力相对弱一些……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这些评论观点不同的鉴赏风格,并了解人们阅读这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时用到的诸多所谓科学或学术的解读方法。以上这些阅读阐释都植根于阐释者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紓紡矠
     陆大伟(David Rolston)的《中国传统小说与小说评点:创作与阅读时须留意话外音》(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 Reading and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1997年出版)一书中有一章研究《红楼梦》的评点。陆氏指出,“《红楼梦》与之前的小说及小说评点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把这部小说看作是在传统之内的创新也许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界定。该小说连同其中的评点都对之前的一些小说家和小说作了深入品评。虽然《红楼梦》没有明确道出它对之前的小说进行了借鉴和学习,但这种借鉴却于该小说早期抄本的评点中常被提及。”紓紣矠陆氏在书中还写到了《红楼梦》有意混淆作者与评点者两个角色的手法。
     曾撰文研究脂砚斋评点的学者还包括John Wang(撰有《脂评与〈红楼梦〉》The Chih-yen-chai Commentary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单德兴(撰有《〈红楼梦〉脂评研究》A Study of Chih-yen-Chai’s Commentary on the Hung-lou-meng)和 David Jason Liu (撰有《应用西方文论分析脂评》The Chih-yen Commentary: An Analy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Theories of Literature)。John Wang的论文列出了脂砚斋认为曹雪芹在小说中使用的三十四种文学创作手法,单德兴则讨论了曹雪芹使用的许多谐音词和《红楼梦》的寓言特性,David Jason Liu用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来审视中国评点。令西方学者深感遗憾的是,脂评还没有全部被翻译成英文,目前脂评的英译仅限于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西文书籍和文章中经常引用的部分脂评片段。已被英译的评点有张新之1850年发表的《红楼梦读法》(dufa on Honglou meng),收在《怎样阅读中国小说》一书中(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 ,1990年出版,介绍了对六本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系列阅读方法)。
     三、女性主义文学、性别、性和女性研究
     西方红学研究的第三个领域又可大致划分为女性主义文学(或称为女权主义文学feminist)、性别、性和女性研究四个方向。最全面地应用女性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英文著述是1994年路易丝·爱德华兹(Louise P. Edwards) 发表的《清代中国的男女:〈红楼梦〉中的社会性别》(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 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在该书中,爱德华兹对《红楼梦》如何展现男性与女性特质和清代关于两性特质的观念进行了研究,意在揭示十八世纪人们模糊与矛盾的性意识。爱德华兹认为中心问题不在于研究曹雪芹是否具有中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或《红楼梦》是否是一个有女权主义倾向的文本,而在于曹雪芹如何反映他所处时代的性意识,以及清代性意识观念如何使性别不平等和男权观念被当时社会广泛认同。
     爱德华兹的主要目的是对人们普遍认为《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女性主义的雏形这一看法提出质疑。她肯定了该小说是一部伟著,并指出,《红楼梦》有意将性别秩序互换的做法并不意味着曹雪芹反对父权。爱德华兹在结论中写道,事实上通过对纯洁、玷污、权力、母亲、贞洁、双性恋等观念进行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该小说实际不但没有推翻反而巩固了清代男性居于中心和统治地位的性别秩序。
     马克梦( Keith McMahon)也参与了对《红楼梦》中性与性别话题的讨论。在其1995年发表的《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一书中有一章相关论述。他在书中考察了该小说中一夫多妻、性别越界、妇科疾病、理想的少年时光等话题,并随之得出:该小说是“一个一夫多妻的情色故事(宝玉占有袭人又与晴雯、宝钗、黛玉以及大观园里另外一些女孩关系亲昵),同时带有贞洁色彩的一夫一妻制之梦想(宝玉与黛玉之间前世注定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因缘)”紓紤矠。
     Zhou Zuyan 在《明末清初文学中的雌雄同体》(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一书中用较长篇幅从雌雄同体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他把雌雄同体的特征表述为:集两性意识于一身,并且认为健康的性格包含一系列阴阳调和的因素。“从雌雄同体的角度看,小说中宝玉那种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抗争可被解释为:他在构建自己的性别身份与社会观的过程中,坚持反抗由文化限定的性别两分法……宝玉对性别自由的追求表现在他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亦即宝玉与他的心灵伴侣黛玉在精神上的统一,他对女性世界的体贴同情……以平等之心看待社会下层的人们,持有与传统男权社会等级观念相反的一种等级观(少女居于最高等级,男子和已婚妇女居于最底层)。”紓紥矠 概之,Zhou Zuyan认为在宝玉的雌雄同体观念中,掌控等级、性别和观念意识的传统阴阳两分观已经崩溃瓦解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其中的一部分思想观念得以提升。
     何大卫 (David D. Evseeff)在论文《曹雪芹〈红楼梦〉中的男同性恋》(Male Homosexuality in Cao Xueqin’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把该小说中的同性恋问题放到中国历史上有关同性恋的资料背景中考察,并追溯到周代。何氏说:“与小说中多处表现出的矛盾的感情态度相比,曹雪芹似乎非常同情同性爱情……曹雪芹就浪漫的同性恋情(‘心爱’)和全然的淫欲(‘性爱’)的对比描写,丰富充实了中国由来已久的同性色情文学传统。”紓紦矠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吴存存2004年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同性恋情》(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也论述了这一话题。吴氏在该书中探讨了同性恋情在十八世纪士人阶层(如贾家)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她认为,这种情感没有被社会所唾弃和排斥,而是被清代北京许多重要阶层的人们接受。虽然吴氏在该书中仅简略提及了《红楼梦》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却为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如薛蟠、贾琏、宝玉与秦钟、柳湘莲、蒋玉菡等的关系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方法。
     本节讨论的红学研究领域中的最后一个小分支是女性研究。最近15年,有关明末清初中国女性的生活之历史研究受到广大学者的青睐。其中有两本著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本是高彦颐(Dorothy Ko)1994年出版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China, 1573-1722),另一本是曼素恩(Susan Mann)1997年出版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以上两位作者在书中均反对用十九世纪的现代历史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妇女遭受压迫、征服、被动、边缘化等处境,而代之以尝试将女性置于当时社会的中心来考察。通过研究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写作,她们发现当时的才女(特别是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女子)受教育程度和文学修养比预想的更好,而且这些女性在家庭中身为母亲和姐妹的同时也扮演着教育者和知识传播者的重要角色。由此,这些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和其他关注清代女性生活的历史学者都常把《红楼梦》当作一本可信的参考资料,并以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为例来探讨诸如两性关系、丫鬟(如袭人)的地位、女子与佛教的关系、女子教育的地位等问题。
     最近还有很多研究中国女作家,特别是女诗人的著述相继问世。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伊维德(Wilt Idema)和格兰特(Beata Grant)编写的《红笔:中华帝国的女作家》(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该书于2004年出版,是一本长达931页的文选,其中多处援引《红楼梦》,并对诗歌在十八世纪书香门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详细的历史性回顾。该书还指出,这部小说塑造的杰出的才女形象表明“才女(或称为女作家, writing women)是当时士人阶层的一个重要特征”純紛矠。
     四、叙事结构和技巧
     《红楼梦》的叙事结构与技巧是西方红学的第四个研究领域。西方红学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分关注这部小说的材料组织、布局框架以及曹雪芹为保持叙述连贯、情节生动而采用的多种写作技巧。
     以下内容将概述五本具有影响力的英文红学著述研究的重要叙事手法。
     (一)卢先·米勒的《〈红楼梦〉中小说的面具:神话,模仿和人物》(1974年出版)。此书探讨了《红楼梦》刻画人物的三种叙事技巧:第一种是平行对应关系(parallelism)即人物之间通过平行对应的关系互现(如甄士隐与贾雨村)。第二种是对立关系(opposites)即人物之间通过对立相反的关系互现(如袭人与晴雯)。第三种是类型方法(typological)即一个人物作为类型化人物先出现在小说中,其后又有类似的人物出现(如甄士隐与贾宝玉)。
     米勒还探讨了叙事过程中使用的三种技巧:第一是伏线。比如,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可引发后文中一个重要事件。第二是神话线索。米勒认为该小说开篇虚构的女娲神话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一条主线。第三是关于真假之辨的主题。“一切都在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表象具有虚假、欺骗性……观之,似是而非。”純紜矠
     (二)蒲安迪在著作《〈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1976年出版)和论文《〈西游记〉与〈红楼梦〉中的寓言》(Allegory in Hsi-yu Chi and Hung-lou Meng, 1977年发表)中认为阴阳关系模式和五行循环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结构,并详细探讨了《红楼梦》的一些主要模式。对于《红楼梦》的结构特点,蒲安迪称之为“相辅相成的两极”(complementary bipolarity)即“文本由不断变化的情节和场面构成,这些情节和场面包含了传统的两极对立物:如分合、盛衰、悲欢等。曹雪芹不但用这种方法来构建他的小说,还“在这些不同的人生际遇中发现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相互关系或说是找到了一种合理的阐释”純紝矠。
     蒲安迪引用一位清代评点家的观点来佐证其观点:“小说家结构,大抵由悲而欢,由离而合,是书则由欢而悲,由合而离, 遂觉壁垒一新。”純紞矠他认为,《红楼梦》的寓言式结构之中心隐喻是关于真与假、实与幻的辨别,中国的五行学说对该小说主要人物的塑造手法有重要影响。
     (三)余珍珠(Angelina Yee)有论文《红楼梦中的复笔与互现》(Counterpoise in Honglou meng,1990年发表)。余氏在此文中论证道:《红楼梦》里每一处复笔都有其目的,且其中的许多人物成对互现,小说通过有意为之的叙述模式,即成对人物间相反、近似或互补的关系来展现人物形象。这种成对互现的手法不只被用于表现人物,还被应用在对具体场景和一组组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如聚会、生日、游戏和感情纠葛等。以上这种“复笔与互现”(counterpoise)方法的应用使得人物和场景清晰分明,故事情节生动活泼。
     (四)Michael Yang 在论文《〈红楼梦〉中的起名艺术》(‘Naming in Honglou meng’,1996年发表)中写道,《红楼梦》里的人名和地名有五种意图:其一、揭示作品主题(如“青埂峰”);其二、表现人物性格;其三、展开情节;其四、批判社会中的某些传统(如“李纨”的名字质疑了限制寡妇再嫁的社会理念);其五、通过正反字意来产生反讽效果(如“贾珍”)。
     (五)Li Qiancheng有专著《启蒙小说:〈西游记〉、〈西游补〉、〈红楼梦〉》(2003年出版)。Li Qiancheng在此书中认为成双的角色(如宝钗与黛玉,警幻仙姑与其妹兼美)和镜子意象是该小说普遍使用的建构手法。他还指出,该小说里女性角色的重要作用由她们与宝玉的关系表现出来,此外,“这些女性人物还互相关联,共同交织成一张巨幅锦锈图画。”純紟矠不同人物通过情节上的关联、发展,以及差异对比等方式达到互现。
     五、虚构型作品《红楼梦》
     本节将介绍西方红学研究的第五个研究领域。这一领域和前面介绍的第四个领域紧密相连,是关于怎样看待《红楼梦》的问题,即是否应把它当作纯虚构的小说作品看待。余国藩1997年出版的《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书即论述了这一话题。该书备受学界推崇,虽然余氏的几个主要观点也曾被之前的西方红学者论及,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还引入跨学科的知识来支持其论述。余氏开篇即猛烈批评中国的红学研究。他认为,中国红学主要是以“错置的历史主义美学”(aesthetics of misplaced historicism)純紡矠的视角进行解读。其所谓“错置的历史主义美学”指“仅从(《红楼梦》)这部小说忠实地反映和再现了历史的和社会的真实这一点就将其看成是一件艺术极品”純紣矠的看法。余氏的观点很明了:即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主义者都误读了这本小说,因为他们(1)“从文本中寻找一种事实上不存在的信息”,純紤矠(2)把小说与历史混为一谈,(3)仅看到《红楼梦》伟大艺术的一部分。
     余氏的主要论点是:《红楼梦》最大的特点是它在叙述过程中一直坚持认定自己是一部虚构作品。“(《红楼梦》)作为一件对话艺术作品,其叙事优点在于:文本中多处内容和安排都在对小说艺术本身进行审视、探索和创新,并坚持视自己为一部小说。换言之,《红楼梦》既是一部关于世事人生的作品,也是一部关于小说创作的作品。”純紥矠余氏还写道,“《红楼梦》是一部强调自身特点与存在价值的作品,这使该小说更富戏剧性,也令学者们对其虚构性的特点进行不断地探究……这一特点由作者对故事的由来、开端、形成和阅读接受进行艺术加工与构思来体现。”純紦矠
     探讨《红楼梦》之虚构特点的论文还有Ge Liangyan 2002年发表的《〈红楼梦〉里的神石:兼论明清小说批评》(The Mythic Stone in Honglou meng and an Intertext of Ming-Qing Fiction Criticism)。 Ge Liangyan在该文中进一步论述了余国藩的观点,他认为,《红楼梦》“与之前的说部有别,它不仅采用虚构性语言讲故事(假语村言),还令小说的创作过程本身富有戏剧色彩。由于这部小说从始至终密切关注和审视叙事艺术,所以应把它看成既是一部小说作品也是一个对小说概念的讨论。《红楼梦》对小说的本质和虚构性的本质都阐发了一些新观点。”紕紛矠Ge Liangyan认为:要充分理解该小说中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新观点,须考察《红楼梦》之前出现的关于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的著作。此外,他还分析了《红楼梦》中石头的神话叙事框架和十七、十八世纪作家冯梦龙、署名“笔炼阁主人”的小说家,以及《醉醒石》的无名序者这三位古代文人关于小说批评的论述。Ge Liangyan在该论文结尾部分写道:“《红楼梦》的神话叙事框架中隐含了新的小说观。若虑及当时小说批评的总体环境,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这些新观念……这些新观念的产生是针对当时普遍流行的文学批评观作出的回应。由是观之,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与旧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紕紜矠
     2006年,顾明栋的《中国小说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一书出版。书中有一章题为“《红楼梦》的艺术:诗意型小说与开放型小说”讨论道:“尽管曹雪芹未就小说理论撰写专著,但其小说已包含了能形成一套小说理论的独到见解。”紕紝矠顾明栋还谈到该小说的开放特点,他认为,“曹雪芹的叙事模式似乎在告诉读者:我的意旨是开放型的,读者可以随意解读。”紕紞矠
     六、情
     最近十年间,《红楼梦》中有关“情”的话题引发了英文界评论者的极大兴趣。 但这个话题的讨论之初就面临一个难题,即把“情”这一概念所涵盖的丰富而复杂的意思译成英文极具难度。黄兆杰(Siu-kit Wong) 在其牛津大学博士论文《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967年发表)中给出了“情”的13种英文定义。艾梅兰(Maram Epstein) 在《省思欲望:〈红楼梦〉中的性别诗学》(Reflections of Desire: The Poetics of Gender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99年发表)一文中把这些定义归纳总结为四组:“情”在生理学、精神、现象学和美学上的定义。西方学者将《红楼梦》中“情”的含义置于明代文学和清代早期文学中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并研究了“情”观在《红楼梦》里的表现。
     夏志清在其1968年的著作《中国古典小说评介》中指出:《红楼梦》的最终悲剧是宝玉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追求爱情与自由却皆不得。经历一番劫难后,他最终选择了出家。也许可以说宝玉的这一决定不同于其曾有的那种理想化的想法与做法(他之前希望去体贴关照身边的人们)。而作出这样的决定也令宝玉备感痛苦与失落。”紕紟矠
     Haiyan Lee 在《情亦或欲?——〈红楼梦〉里感伤的自我》(Love or Lust· The Sentimental Self in Honglou meng, 1997发表)一文中联系明清时期的文人和文学中“情”观的发展变化(如晚明的“尊情”思想)来分析该小说的美学思想。 Haiyan Lee对《红楼梦》表现出的文学情怀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情怀集中体现在宝玉身上且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不同,“它旨在展示一种新的个性化的自我。为建立一个重视个性、对抗正统秩序的价值体系,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成为挑战父权制度下为人之道的一种基本思想。”紕紡矠
     黄卫总(Martin W. Huang)在其2001年发表的关于中国传统小说中“情”之历史的著作《晚清的情与小说叙事》(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写道:虽然明代文学作品中突显的“情”与“欲”的区别与联系在《红楼梦》中也有所表现,但“这部小说对‘情’的关注更加细致入微”紕紣矠。他认为曹雪芹终归未能给“情”一个明确的定义。最后黄氏对比了“情”和“欲”在宝玉和《金瓶梅》里的男主人公西门庆身上的表现:“宝玉与西门庆在很多方面具有共同点;但二人的不同之处更多。从西门庆到贾宝玉的‘转变’表明了中国小说两百年前后的差异,《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成就即它向世人展示了要找到一种超越‘欲’而又不完全排除‘欲’的‘情’是如此之难。而该小说中时时影现的《风月宝鉴》也证实了这一困难。”紕紤矠
     余国藩的《重读石头记》中有一章详细地论述了 “情”之历史及其含义。他认为《红楼梦》“探讨的主要话题是‘情’……该小说把‘欲’视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特有问题”紕紥矠。余氏还写道:“关注‘欲’及其对文学创作和读者的影响也许正是《红楼梦》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紕紦矠艾梅兰(Maram Epstein)在2001年出版的《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Competing Discourses: 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一书中指出该小说中大量关于‘情’的正统话语和真实话语交错在一起。她写道:“《红楼梦》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欲’观:(一)、正统思想对‘欲’的看法——认为‘欲’能导致个人的毁灭; (二)、扬‘情’观——认为‘情’是抒发胸襟、表达自我、导向真实的审美能愿。”紖紛矠
     艾梅兰还指出:“一般观点认为‘情’与‘欲’相互对立。而曹雪芹在使用这对词时,模糊了二者的区别。如第五回中警幻仙姑所言,正因为宝玉的意淫才令其如此痴情于女子;他对女子的爱慕和同情,似乎又矛盾复杂地源于他的淫欲。而且,小说中多处确实也都在质疑‘淫’与‘情’所谓的区别。然而,把这两个对立的词相互融合的作法虽然非常符合情的美学思想,却有悖于礼法。”紖紜矠
     本章最后要介绍的是艾皓德(Halvor Eifring) 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石头记〉中爱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Love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此文认为,《红楼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 “情欲”,“此情乃是处于真诚与礼法间一种两难的境地……该小说虽常被看成是为‘情”辩护的力作,但事实上,它对‘爱情’以及许多其它感情的态度又是错综矛盾的……正是《石头记》中蕴涵的这种复杂的心理思想使得该小说对‘情’和抑‘情’势力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之前的文学作品。”紖紝矠
     七、人物研究和比较研究
     这一节将讨论以下两个问题:一、对《红楼梦》中具体人物的研究。在西方读者看来,这部小说的诸多魅力之一即是它描写了一大群形象生动鲜明、刻画细致入微的人物。二、将《红楼梦》与西方、东亚和中国的其他小说作品进行比较。
     近年很多有关《红楼梦》人物的论文对该小说中一些曾被历来读者和评论者严厉指摘的人物给予了同情。余国藩的《〈红楼梦〉中的家庭与自我:新论悲剧女主角林黛玉》(Self and Family in the Hung-lou Meng: A New Look at Lin Tai-yu as Tragic Heroine,1980年)一文对黛玉抱以同情。余氏不同意夏志清和当代中国的一些作家否认黛玉为悲剧人物的看法。他写道:“黛玉对宝玉那种特殊的爱也为她赢得了现代读者的青睐,因为此爱拥有悲剧表现出的崇高特质。黛玉从未要求她的意中人去做有违本性的改变,她所希望的是宝玉能够对她表明心意、作出承诺。”紖紞矠余氏还认为,“不能只从黛玉所受的苦难来确定她的悲剧形象,还要看到她的奋力抗争——即观其诗、其泪共其梦。”紖紟矠
     黄卫总在《晚清的情与小说叙事》(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1年出版)一书中的《红楼梦》篇,以赞赏和同情的态度品评宝钗。他指出:《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多处隐写了宝钗的情欲。宝钗“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她可谓善运筹而多心计,却明显地受热毒之症困扰。此症可看作宝钗内心欲望的外化”紖紡矠。黄氏还认为,宝钗性格的复杂之处在于“她的欲望实际上与警幻仙姑所说的意淫与肌肤之淫皆不同”紖紣矠。
     研究《红楼梦》人物论的近期成果还有Li Qiancheng 的论文《贾政:〈红楼梦〉里的自我、家庭和信仰》(Jia Zheng: Self, Family and Religion in Honglou meng,2005年发表)。该文写道,贾政与宝玉的相似之处较其他人更多,因而他更能理解和同情宝玉。Li Qiancheng指出,“贾政作为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没有受到读者的足够注意和重视,”紖紤矠贾政如同桥梁纽带般起到联系不同辈分人物的作用一直被人们忽视。埃琳·布赖特威尔(Erin Brightwell)的论文《性别分析:悍妇王熙凤》(Analyzing Gender: Wang Xi-Feng as the Shrew)也试分析了长期以来王熙凤被“逐渐定位在悍妇的单一性格类型中”。布赖特威尔在该文结论部分说:“读者的第一印象就会觉得王熙凤的角色性格远不止性别研究中把她归为悍妇类角色那样简单。”紖紥矠此外,还有一些论述研究刘姥姥、贾宝玉以及封建时代的青少年等形象。
     西方红学界将《红楼梦》与其他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一直十分普遍。有些论文把《红楼梦》与十一世纪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十七世纪朝鲜金万重的《九云梦》作比较。《红楼梦》还被拿来与《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法国中世纪诗人特雷蒂安·德·特洛亚(Chrétien de Troyes)的长诗《帕西法尔》(Parsifal)、英国女作家莎拉·司各特(Sarah Scott)1762年发表的小说《千年圣殿》(A Description of the Millennium Hall)、萨缪尔·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The Idiot)、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以及20世纪的两本小说: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人类的命运》(Man’s Fate)等进行比较研究。裔锦声在其2004年出版的《红楼梦:爱的寓言》一书中比较了《红楼梦》和但丁的《神曲》、斯宾塞的《仙后》、吉约姆·德·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的《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三部西方作品中的寓言结构。
     此外,西方红学论文还将《红楼梦》与《水浒传》、《西游记》、《桃花源记》、《西厢记》、《儒林外史》、《镜花缘》等进行比较研究。还有文章比较明末清初文人黄周星笔下虚构的“将就园” 和《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并论及《红楼梦》对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金锁记》的影响。玛丽·司各特(Mary Scott)在其1980年的博士论文中讨论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重要影响。此论文在英语红学界被广泛援引。司各特另撰有《〈金瓶梅〉和〈红楼梦〉里的花园意象》(The Image of the Garden in Jin Ping Mei and Honglou meng,1986年发表)一文。
     八、《红楼梦》的清代续书
     对《红楼梦》的晚清续书和模仿作品的研究是英语红学界正在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关注这一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特别热心于研究续书及模仿作品中流露出的对《红楼梦》的态度看法,这些小说对它们成书时期的社会有何评价,及其作者所预期的读者群。
     第一篇关于《红楼梦》续书研究的英文论文是卢先·米勒于1974年发表的《〈红楼梦〉的续书:中国本土文学中的抄袭、模仿与创新》(Sequels to the Red Chamber Dream: Observations on Plagiarism, Imitation, and Originality in Chinese Vernacular Literature)。米勒在该文中研究了《红楼梦》的三个早期续书:《后红楼梦》、《续红楼梦》和《绮楼重梦》。他最关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仿作与创作过程的关系。米勒发现这三部续书写得不如人意,并总结道:“总的来看,上述三个文本表明了仿作不能将原作的创造力继承下去,也没有达到原作的艺术水平。”紖紦矠
     王德威在1997年出版的《世纪末的华丽——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1849-1911》(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一书中对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进行了详细研究。《新石头记》是1908年出版的一部《红楼梦》续书,也是一部极富想象力的科幻小说。王氏指出,该小说的“结尾萦绕着一种模糊、忧郁的基调。而若结尾不是如此伤感,这部小说就会被视为一部带有积极色彩的乌托邦式作品。吴(趼人)巧妙地通过一个补天的远古神话道出了一个具有现代色彩的见解,同时在阐释故事的过程中传承了曹雪芹式的讽刺手法。如此说来,吴氏的这部小说堪称晚清时期最完整的民族寓言。”紗紛矠
     Wang Ying 2003年发表的论文《对话模仿: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1837-1892)及其〈红楼梦〉仿作》(Imitation as Dialogue: The Mongolian Writer Yinzhan naxi (1837-1892) and His Imitations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研究了清末蒙古族杰出学者、诗人和小说家尹湛纳希写的两部《红楼梦》仿作:《一层楼》及其续书《泣红亭》。Wang Ying在结论中写道:虽然尹湛纳希的两部作品均有一个从悲剧到喜剧的转变,但“实际上他认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恰似一场梦幻,并非现实。这个如梦的欢喜结局将关于‘《红楼梦》如何收尾的争论’提升到一个抽象的理论高度——尹湛纳希的这个观点可视作王国维和鲁迅的悲剧观及喜剧观之先声。虽然尹湛纳希对作品的思想阐释与王国维和鲁迅的观点不同,但他就虚构艺术的本质给出了更深刻的见解”紗紜矠。
     马克梦(Keith McMahon)2004年发表的论文《拂去矛盾与伤痛:〈红楼梦〉之续书》(Eliminating Traumatic Antimonies: Sequels to Honglou meng)对续书如何将宝玉这一人物写得更近乎完美,如何为黛玉申辩,又如何化解宝黛爱情的错综纠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在论文结尾写道:我们不要急于因为这些续书存在不足就轻易否定它们,“而应欣喜地看到它们通过多种途径试图消除二元对立所产生的负面问题。这种二元对立包括男/女、俗/仙、生/死等。这些续书的一个显著之处是它们消除《红楼梦》中的诸多纠葛的办法都是将女性放在一夫多妻的婚姻中描写,并强调年轻人怎样摆脱长辈管束去大胆直接地追求爱情。”紗紝矠
     在用英文研究《红楼梦》续书问题的学者中,相关著述最多的是魏爱莲(Ellen Widmer)。她在《明代的忠义与〈红楼梦〉之后小说中女性的声音》(Ming Loyalism and the Woman’s Voice in Fiction After Honglou meng,论文,1997年发表),《〈红楼梦〉之续书与19世纪中国的女性读者》(Honglou meng Sequels and their Female Read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论文,2004年发表),以及《佳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和小说》(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著作,2006年出版)中用几章的篇幅尝试分析说:“总体观之,这些续书有助于研究女性对小说的兴趣以及女性的关注对小说创作又有何影响等问题,还是研究《红楼梦影》的背景资料。”紗紞矠因《红楼梦影》确为女诗人顾春(号太清)所作,魏氏对该小说的出现和出版发行情况尤其感兴趣。她写道:“《红楼梦影》最打动人心之处既非其所表现出的小说结构意识,亦非其口语化语言风格,却是顾氏将其个人情怀生动真实地展现于小说中。”紗紟矠
     就《红楼梦》续书整体而言,魏氏写道:“总体观之,《红楼梦》的续书不仅作为母书(《红楼梦》)的不同结局篇相互一较高低,还积极地参与了自清初以来长期关于小说形式的探讨……这些续书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也展示了女性作为评论者和读者之重要地位,它们在这方面的突破甚至较原作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清代学者陈文述所录,《红楼梦》在清代女性读者中十分流行,而清代女性诗人的诗作、《红楼梦》续书中女性读者的评点语并当时的其它资料也都显示了女性对小说的青睐。”紗紡矠
     九、特殊话题研究
     本节将要介绍英文红学界一些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话题及其相关著述。此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多样,在此笔者将择其要予以介绍。这些研究话题包括:《红楼梦》里谜语的作用、西洋物品、人物面容特征如何表露性格、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服饰描写的重要作用、以及通过《红楼梦》里描写的瓷器来分析清代人在陶瓷艺术上的审美观。
     另有关于《红楼梦》里的寝寐(sleep)、表亲婚姻、中国人的隐私观、财务与管理、饮食文化、 园林美学、“金陵十二钗”肖像与清代宫廷画的相似之处、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Frederick Nietzsche)的思想对王国维红学论文的影响、曹雪芹与二十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比较研究、该小说中描写的建筑怎样展现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丫鬟仆人的描写手法、言语行为(speech act) 和疑问句等语言学方向的研究、以及该小说中多处描写戏曲表演的意义等。另有就俞平伯关于秦可卿的看法之详细英文论述、该小说中的镜子意象之美学、大观园里各处居所对其室主性格的揭示作用、中国尊长敬老的传统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牡丹亭》和《西厢记》)的传播受禁现象等,甚至还有红迷尝试将警幻仙子之情榜补充完整。
     此外,另有一些深入研究《红楼梦》如何表现中国传统医学和医药,详细探讨黛玉所患肝病的象征意义,以及分析小说叙事技巧之伏笔手法。多尔·利维曾就《红楼梦》里的基于因缘果报而患的疾病于1994年发表了一篇殊论,题为《宝玉为何不能专心读书:〈石头记〉里的注意力不足症》(Why Baoyu Can’t Concentrate: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in Story of the Stone)。此文从医学理论角度说明贾宝玉表现出“儿童注意力不足症”(该病在医学上简称A.D.D.)之全部症候,且推测曹雪芹本人也可能曾受此疾困扰。紗紣矠
     英语红学使用的文学理论
     本节将简要评介英语红学界使用的一些文学理论。紗紤矠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在研究某个红学问题时,常同时应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或是中西方法并用,也偶有用到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曾很少被用来阐释中国文学)。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原型批评(Archetypal criticism)等理论的影响,西方学界开始用新视角研究中国的叙事作品和《红楼梦》。学者们不再热衷于研究曹雪芹、历史和《红楼梦》三者间的联系,转而集中思考该小说作为一个自足的文学系统如何运转。这种文学系统可以理解为一组不断复现的主题和深层结构。紗紥矠
     在1999年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举办的一次年会的西方红学专题分会上,几位杰出的美国红学学者余国藩、顾明栋、多尔·利维和Ge Liangyan发表声明说:“我们从当今文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呼唤开放的、多样化的、包容万象的阅读新范式。之所以倡导此新范式,是因为我们认为,该小说是一部元小说(metafiction,即关于小说创作的小说)和具有发散思维的、开放的小说,是其作者在清楚地认识到小说创作实践与小说艺术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后构思创作而成。”紗紦矠
     以下列出英语红学界常用的一些批评方法,以及使用这些批评方法的著名学者:
     1、新批评(夏志清);2、女性主义和拉康文学批评(露易丝·爱德华兹);3、性别研究(艾梅兰、马克梦、Zhou Zuyan);4.、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特别是互文概念被广泛使用。“互文”或称之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一个文学文本由众多其它文本以多种形式构设而成。(蒲安迪、Ge Liangyan, Li Qiancheng, 李惠仪, 卢先·米勒、王静);5、 历史和心理研究(黄卫总);6、比较文学研究(夏志清、蒲安迪、裔锦声);7、中西批评方法并用。即用欧美批评理论细读文本兼用明清评点者的评点方法(苏源熙);8、后现代主义(余国藩。余氏除了使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外,也用到许多传统的研究方法);9、原型批评(蒲安迪)。
     西方红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具有开放的文本特征,即该小说包罗万象且富于阐释性。可引用露易丝·爱德华兹之语佐证此共识:“《红楼梦》是一部复调小说,它避开了单一的权威阅读模式,转而采用多角度的理解模式。我认为,上述这一特点正是红学之强势所在,而非其弱点。”紘紛矠
     Li Qiancheng曾探讨说:“《红楼梦》的不完整状态表明了(该小说中)仍有大量矛盾未能得以消解;或许此等矛盾是不可消除的,亦或作者原本无意为之。”紘紜矠陆大伟(David Rolston)也曾就该小说深邃而独特的魅力写道:“众多读者都能在《红楼梦》里找到各自的一处家园,因为这部小说中确有广阔的栖居空间;也正由于此小说这种明显的残缺状况,才吸引着读者们走进它并开始各自的修缮工作。”紘紝矠
     几点建议
     在这一节里,笔者将对英语红学在当前中国的发展情况试提几点建议,并以此来收笔全篇。
     首先,学界需要将更多重要的西方红学著述译成中文(这些西方著述不只限于英文红学论述,其它语言的红学著述亦颇为丰富,特别是法语和德语的红学论著)。2000年至2004年间,约有四万一千种外文书籍被译成汉语并在中国出版。自2004年以来的汉译著述亦数以千计。然而直到2006年11月,才出现第一本汉译的红学专著,即余国藩论文选《〈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紘紞矠(之前虽有裔锦声的《红楼梦:爱的寓言》一书面世,但该书的翻译工作系其作者独立完成)。同样英语红学界也需要英译更多的中文红学著述,以供西方研究者充分了解中国的红学阐释成果。
     第二,大力推动中西红学界的学术交流(如举办会议、派遣访问学者和鼓励个人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在中国设立一个完善的红学研究中心,让国外学者能来此举办讲座或做研究。
     第三,红学研究的很多领域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比如,进一步研究《红楼梦》反映出的哲学思想,将《红楼梦》与一些西方小说或者是亚洲的其他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如朝鲜王朝 (1392~1910)时期的小说《九云梦》与《红楼梦》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最后,正如西方红学者闵福德指出,须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仔细考察中国红学的变迁史,并从这些不同的红学认识里发现其中反映出的社会状况(同理,对西方红学历史也应采取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
     总之,中国学者应该更多关注西方学者的红学研究情况,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和评论,并积极参与西方红学问题的讨论。正如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常说的:中西方的学术交流十分重要,但这种交流应是双向、互惠的——中国的文艺理论也可以作为分析某些西方作品合适、有力的工具。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即是应用西方文学思想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之一。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中国文学精品,也是一部世界文学精品。它内容丰富生动、主题宏大、视野广阔、具有创新性,可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托马斯·曼的《魔山》,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作品媲美。通观西方红学成果可以认识到,各国学者所持的丰富多彩的红学观点和看法都是不断发展中的红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7年03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7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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