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7年，王梦阮、沈瓶庵著《红楼梦索隐》，蔡元培著《石头记索隐》，把《红楼梦》当作典故和隐喻来看待，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与另有所指之间建立联系，赋予作品中的日常生活以不寻常的社会历史意义。红学中的索隐派就此产生。1921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红楼梦》的考证应以作者、版本为内容，嘲讽索隐派为“大笨伯”，批评蔡元培等人用“猜笨谜”的方法解读《红楼梦》，在研究方向上“走错了路”，研究方法是“很牵强的附会”，形成红学研究的考证派。这是现代红学史上索隐派和考证派之间第一次大的论争。经过这次论争，考证派确立了在红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红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冯其庸等人对《红楼梦》作者、版本的考证，对我们了解曹雪芹的人生经历、理解《红楼梦》大有帮助。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红学界爆发了一系列激烈论争，产生了不少新的说法。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新发现的曹雪芹墓石真伪之争，以及由此引出的曹雪芹祖籍之争；《红楼梦》作者之争；脂本、脂批是否系后人伪托；《红楼梦》的主题。此外，还有诸如“二书合成说”，大观园隐圆明园等争论。一时新说竞出，甚是热闹。 各种新说纷纷问世，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1.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新红学已经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胡适开创的新红学以作者生平和作品版本的考证作为基本内容，其结果必然是路越走越窄，直到陷入无证可考的困境。以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旦缺乏新的材料，新红学就如无源之水，必然会日渐枯竭。胡适著《红楼梦考证》，就曾经感叹可供考证的材料太少。后来虽然不断有所谓新材料发现，但材料本身的真伪就存在不小的争论，如轰动一时的通县“曹雪芹墓石”事件。在缺乏新材料的情况下，新红学只能把目光转向旧有的材料。如何在旧材料中提出新观点？故意唱反调的“逆向思维”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脂批伪托说”就是对新红学赖以存在的脂本发起的挑战。2.以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日渐流于琐碎，失去了魅力。有的甚至为考证而考证，对我们理解《红楼梦》毫无意义可言，如考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辰，某一次聚会的座次，某一次宴会的花销，等等。许多考证研究与索隐派的“附会”无异。事实上，胡适的“自传说”本身就包含有索隐的意味在内，只不过他索的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隐”。这样看来，“解梦派”的产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解梦派”的实质，正是利用考证的方法，做索隐的工作，将新红学的自传说与索隐派的影射论结合起来，从《红楼梦》中看出曹雪芹毒死雍正的重大隐秘。3.一部分学者急于成为学术名家。作为《红楼梦》的研究者，如何在耕者如云的红学界脱颖而出，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引起红学界的注意？创立“新说”是一条捷径。王国华著《太极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有两部，一部是故事的《红楼梦》，一部是结构的《红楼梦》。对于这一“发现”，媒体纷纷予以报道，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作者一夜之间声名远播，《太极红楼梦》甚至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歌德巴赫猜想”。实际上，“太极红楼梦”纯属臆说，在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 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红学论争，本文不拟予以全面述评。笔者的思考主要针对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红楼梦》的主旨问题；第二个层面是脂本、脂批的真伪问题。 《红楼梦》到底写了什么，向来是红学界争论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红楼梦》的主题，红学界有四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以霍国玲等人为代表，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隐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什么呢？霍氏认为，曹公的恋人，书中林黛玉的生活原型竺香玉，被选入宫，做了雍正的皇后，曹雪芹自己又被雍正抄家。曹雪芹为了报抄家之仇、夺爱之恨，就与竺香玉一起谋杀了雍正皇帝。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目的，旨在保存一段真实的历史，《红楼梦》是曹雪芹与清王朝两代皇帝进行斗争的武器。“五个问题的辨析结束了，从中我们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一方是至高无上的雍正、乾隆两代皇帝，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滥施淫威；可以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使史书上所记下的只是对他们的赞歌。另一方则是被欺凌、被损害、被蹂躏的文弱书生曹雪芹。他前辈几代人为清宫卖命，到头来，却家产被抄，恋人被夺，悲天怆地，天地不应。他为了报仇雪恨，竟以无比的勇气和智谋，挺身与两代帝王相斗，结果使一个暴君死在他的手中，之后又以‘春秋笔法’如实地将这段历史隐记在自己的书中，以弥补、纠正另一帝王对历史的删削和歪曲。这场斗争竟持续了二百余年才见分晓：胜利终于属于代表真理和正义的曹雪芹！他以一身正气战胜了雍正和乾隆两代皇帝，最终将乾隆帝钉上了篡改历史的耻辱柱！”① 霍氏等人对《红楼梦》主题的阐释，可以说是对索隐派政治寓意说和考证派自传说的杂糅，熔曹雪芹家世兴衰史、曹雪芹及其所钟爱的女子竺香玉悲欢离合史、清宫秘史于一炉，试图确立一个集大成的“解梦派”。紫军在《红楼解梦》第3集前言中说：“解梦派与历史上三个学派有相同处，说明它汲取了它们的合理成分；而不同点则说明，它排除了各派的错误，弥补了它们的缺欠和不足。所以说，解梦派的出现把红学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也是红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言下之意，“解梦派”对《红楼梦》的解读，是集合了各家所长，是红学发展的新突破。霍国玲甚至自称：“两百年来只有戚蓼生和我两人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这种观点，显然不能为严肃的《红楼梦》研究者所接受。 认为《红楼梦》隐含了重大政治事件的，还有刘铄的《红楼梦真相》和冯精志的《百年宫廷秘史——〈红楼梦〉谜底》、《曹雪芹披露的宫廷秘闻》等。 针对霍国玲等人的主题观，崔跃华提出应当把《红楼梦》当作一本符号学著作来读，符号的背面蕴藏的是作者曹雪芹对整个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崔氏认为，在《红楼梦》研究中，爱情说和自传说是扼杀《红楼梦》主题的两个魁首。二者不但扼杀了《红楼梦》的哲学、政治、思想、社会、历史性质，而且也扼杀了钗、黛、宝玉和作品中所有人物的本质和社会政治上的重大意义。按崔氏的观点，贾宝玉和一僧一道都是作者思想体系的化身和代表，作品中的人物也是社会、政治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社会事物的代名词。作者塑造宝玉和一僧一道，目的不是如实地表现、复制自己的身世、家史，而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观念和理想；不是为了写爱情，而是借“女儿”代表的社会诸事物的真善美，对社会进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社会的分析和阐述它们的相互关系。最后他得出结论：《红楼梦》既不是着重描写爱情的巨著，也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而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阐述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著作。② 崔跃华对《红楼梦》主题的重新阐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消除长期以来在《红楼梦》主题上造成的种种争论，走出索隐派和考证派以及政治评论派对主题阐释的误区，目的是真正把握《红楼梦》的主题。在他看来，过去的红学研究，无论是政治评论派，还是自传说、家世说，以及在这一基础上派生出来的索隐派等，以爱情说和自传说作为《红楼梦》的主题，都只是皮相之见，是对《红楼梦》的误解。《红楼梦》虽然在外在形式上是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是一部小说，但它在本质上是一部以作者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理想的阐述。它既是一部文学上的伟大作品，又是一部具有严密逻辑性的哲学、政治历史小说。③ 《红楼梦》中蕴含了作者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观点，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包含了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内。比如，小说中贾宝玉论“文死谏”、“武死战”，显然含有对明代文臣武将动辄“卖直沽名”的批评；小说中关于生死问题的讨论，也体现了曹雪芹的人生观。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小说表现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就因此把人物看成是作者社会政治思想的符号，由此得出《红楼梦》是一部哲学、政治著作的结论。 反封建论一度是《红楼梦》主题观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仍有学者持这一观点，杜福华即是其中的代表。杜氏认为，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叛逆者，是革命农民和封建末世历史潮流的思想代表。“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战斗口号，是叱咤风云的农民军反封建的战斗纲领，是人民的呼声，是时代的最强音。小说中的《姽婳词》就是曹雪芹的《匪徒颂》。它集中地、尖锐而又十分巧妙地揭示了《红楼梦》反封破天的政治要害。 杜福华用马克思主义解读《红楼梦》，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全面否定封建社会的批判书。在他看来，《红楼梦》不仅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也否定了随之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否定了封建王法，否定了封建官僚制度，否定了封建礼教，否定了封建婚姻制度，否定了封建教育制度，否定了“补天派”的精神支柱，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官僚机器的罪恶本质，歌颂了奴隶们的造反精神和高贵品质。④ 诚然，《红楼梦》确实触及了封建制度的阴暗面。比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等等，对封建官场的腐朽黑暗有所暴露，但这并不是曹雪芹描写的重点，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也不多。大观园的生活，才是小说的重心所在。曹雪芹对封建制度腐朽黑暗的一面虽有所暴露，但并没有对整个封建制度予以全面否定，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员，曹雪芹同样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 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的主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周思源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具有多义性和多层性：不仅有“颂红”、“悼红”，还有“怡红”；不仅有“补天”，还有“非天”，而且还有“受享”。 周思源进一步解释说，《红楼梦》全部情节、主题都是建立在一个改造了的神话和一个虚构的拟神话的基础上。女娲炼石补天，使那石通了灵性，暗寓着具有高尚情操的女性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与无比创造力，竟使无生命之物有了生命的深刻思想，体现了小说的“颂红”主旨，它是表层“女儿崇拜”的真正核心。那个还泪拟神话则进一步表明了情的伟大创造力与生命力及其悲剧性命运。还泪拟神话还为小说主题的深层意蕴之一“怡红”提供了基因，并暗示了“悼红”的必然性。而这两个神话的一个共同点则是暗寓着人天生就有权“受享”物质、情感和心灵自由并作出相应的回报，还情便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受享”不仅仅是灵石因未能“补天”而下凡的动机，而且是故事过程中有着特殊意义的一环，是小说主体的核心成分之一，是主要人物个性的重要基因和人物冲突的根源。《红楼梦》情节、主题、线索、结构的基本部分，所有人物——石头、僧道、神瑛、绛珠、警幻及其他“风流冤家”——都不是去“补天”或为了“补天”而活动的，它们活动的中心就是“受享”。《红楼梦》内容的重心不是“补天”，而是让不让“受享”，曹雪芹是以“受享”的内容和高下臧否人物的。⑤ 与此相似，梅新林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哲学探索。由女娲炼石补天、创造生命的远古创世神话触发灵感，根据红楼世界的本然结构，伴随小说主角石头一道，从神界大荒山青埂峰出发，进入俗界贾府中的“富贵场”与“温柔乡”，经十九个春秋的红尘历劫，最终回归于神界大荒山青埂峰下。然后追本溯源，进而发现在“出发——变形——回归”的生命循环圈中，原是由源远流长的思凡、悟道、游仙三重模式复合而成的，并依次指向儒家世俗哲学、佛道宗教哲学与道家生命哲学，最后又通过《周易》阴阳哲学的复合，指向人类二律背反悲剧命运的哲理思索，由此提出《红楼梦》的主题：1.贵族家庭的挽歌；2.尘世人生的挽歌；3.生命之美的挽歌。⑥张锦池则认为，《红楼梦》不仅仅是青春的悲歌，同时也是爱情的颂歌，童心的赞歌。⑦ 无论是周思源、梅新林，还是张锦池，他们都注意到《红楼梦》内容的复杂性。《红楼梦》不仅写了现实的世界，还写了理想的世界。曹雪芹对这两个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现实世界，他虽然不无留恋，但是以批判为基调的；而对大观园内的理想世界，曹雪芹却是极力赞美，以极其沉痛、哀婉的笔调来写它的破灭。周思源等人对《红楼梦》主题的概括，虽然观点各异，但都是从《红楼梦》文本出发的，用的是读小说的方法，应该予以肯定。 20世纪90年代红学界另一为笔者所关注的论争，是关于脂批的真伪问题。首先提出脂批系后人伪托的，是曾任《明清小说研究》主编的欧阳健。由于这一观点针对的是近百年来的整个红学研究，试图动摇整个新红学的研究基础，因而受到的批评最多，争论也最激烈。⑧ 《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发表欧阳健的署名文章《〈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铨福之伪托》，对于历来为学界所认同的脂本早于程本说提出质疑，认为脂本乃是出于后人传抄，脂砚斋实为刘铨福托名。 为了扩大“脂批伪托说”在学界的影响，欧阳健1992年在全国多家刊物上发表系列文章，共计8篇，全面系统地论述程本早于脂本、脂批系后人伪托的观点。这些文章是：《脂本辩证》，《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脂斋辨考》，《求是学刊》199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2年第1期全文复印；《〈春柳堂诗稿〉曹雪芹史料辨疑》，《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脂批伪证辨》，《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2年第3期全文复印；《脂批年代辨析》，《求索》1992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2年第4期全文复印；《脂本“本事”辨析》，《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期；《〈红楼梦〉“探佚”辨误》，《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程甲本为〈红楼梦〉真本考》，《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3年第2期全文复印。⑨8篇文章有4篇被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欧阳健提出的“脂批伪托说”立即受到学界的关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与欧阳健提出“脂批伪托说”差不多同时，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署名宛情的脂本研究专著：《脂砚斋言行质疑》，同样认为脂砚斋作伪。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林辰、曲沐、吴国柱等人。 似乎是刻意引起更大的争论，《明清小说研究》于1993年第2期开辟“学术前沿.《红楼梦》大讨论”专栏，新出炉的“脂批伪托说”理所当然地成为讨论的焦点。该栏目共办9期，参加讨论的文章达到45篇。徐乃为（《“脂批伪托说”不能成立——与欧阳健先生商榷》）、贾穗的（《〈春柳堂诗稿曹雪芹史料辨疑〉证误——与欧阳健先生商榷》）等先后发表文章，对“脂批伪托说”提出质疑。不久，一场更大的争论在红学界展开，由冯其庸主持的《红楼梦学刊》对欧阳健“脂批伪托说”进行全面反驳。《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2辑发表慎刚的《1992年的红学界》，标志着这场声势浩大的红学大争论正式展开。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欧阳健先生，从1991年起分别在上海《复旦大学学报》、江苏《明清小说研究》等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观点，认为全部脂砚斋评皆为伪作……欧阳健的这种看法不仅许多老一辈红学家不能赞同，一些年轻的研究者也不能苟同。由于许多红学家认为欧阳健对《红楼梦》版本十分不熟悉，难以与他正面讨论，所以至今反驳文章不多。近来一些红学家已表示不能让这种观点再扩散下去，从许多文字记载材料看，刘铨福是个十分严肃的学问家，也不能容忍后人对他这样攻击；故而他们已开始撰文，准备对此说法进行全面批驳。 《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共发表5篇文章，对欧阳健提出的“脂批伪托说”进行反驳。这些文章是：刘世德的《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评欧阳健同志的若干观点》；蔡义江的《〈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至第4辑续完）；宋谋玚的《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杨光汉的《甲戌本.刘铨福.孙桐生——兼与欧阳健先生商榷》；唐顺贤的《同君共斟酌——与欧阳健“新说”商讨》。 由于“脂批伪托说”所否定的是新红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关系到新红学在整体上是否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因而在争论中双方的语气都不那么友好，充满了火药味。 蔡义江：……我（即蔡义江）说：“你不必找了，这种文章（指欧阳健关于脂批伪托的文章）我不看，浪费时间，我也不想写文章反驳。”我不知客人是否以为我太自负。说实在的，凡有点新发现的红学考证文章，我都特别有兴趣，很想立即找来读，但对一些以红学为名的欺人之谈，确是不屑一顾。现在有人说，“脂本”是根据高鹗本改头换面的，这与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抄袭了班固的《汉书》有什么两样？倘若真把它当作一回事，写文章与之争论，岂不连自己也变得很可笑了吗？（１0） 宋谋玚：欧阳健同志我不相识，只记得他是研究《水浒》的，曾和张国光同志争论过。争论的什么问题却一点也不记得了。他什么时候转而研究《红楼梦》，我也一无所知。但他说脂砚斋出于伪托，倒使我大吃一惊：难道胡适、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等人辛苦几十年，竟是落入了某一学术骗子的迷魂阵，闹了一场天大的笑话吗？……真正“令人遗憾的”，我以为倒是欧阳健同志这种大言不惭、挖空心思捏造出来的违背人情事理，又缺乏起码校勘学常识的论文，居然能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学报上发表！（１1） 胡文彬的《梦非梦——1994元旦与友人话〈红楼〉》：从前年南京的欧阳健先生提出“甲戌本”是刘铨福伪造的“新论”以来，红学界公开的、私下的，都有点热血沸腾。想一想，自胡适发现此本至今半个世纪，多少文章、多少专著，都在欧阳健先生的挑战面前似乎要黯然失色了，那众多人物的心血岂不付之东流，留下的只有一番痛苦的回忆！于是，我们看到刊物上是“剑拔弩张”的批驳，据说还要继续讨伐下去，大有不批倒批臭绝不收兵之势。红学难怪永远发红，而且近乎发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真是波澜壮阔连天涌！……最近，有人利用开会，有人利用“传达”，高喊红学界要打假，甚至蔑视法律指别人是“骗子”，这哪里是讨论，简直是制造学术陷害。谁是“骗子”？不同意你们观点的人就是“骗子”？那你们自己又成了什么？别太霸道了！（１2） 曲沐的《从文字差异中辨真伪见高低》：（蔡文）那种自命不凡和轻蔑他人的态度，实在出人意外，哪怕真理都在自己手中，也不应该这样，何况并非如此。蔡义江长期在高校任教，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是受人尊重的，在红学界又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按理说应该有学者的气度并知道尊重他人的，遗憾的是一点没有。英人萧伯纳讲过：人生有两处悲剧，一是万念俱灰，一是踌躇满志。大概蔡先生正在“踌躇满志”，就容易忘乎所以，忘记了还应该以平等方式讨论问题。文章是个人写的，但可以看出，它代表一种倾向，一种情绪和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是不利于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的。（１3） 王珏的《关于红学大论战的哲学问题》：脂本到底是产生于程本之前，还是产生于程本之后，只能是显微镜下面见分晓，只能“唯物”，不能唯冯其庸的“直观”，不能唯冯其庸之心臆。（１4） 欧阳健的《眼别真赝，心识古今——和蔡义江先生讨论〈红楼梦〉版本》：纵观蔡义江先生的宏文，一种以著名红学大家君临一切的姿态，一种对“不顾常识”的谬说义愤填膺而又鄙薄轻蔑的情绪，一种力求造成致对方于难堪地位的戏剧性效果的意图，贯串始终。（１5） 克非的持论虽与欧阳健等不尽相同，但同样认为脂砚斋不可信。克非认为，脂砚斋不但是个卑鄙的作伪者，也是个十分恶劣的、低能的篡改者。他对《红楼梦》，有如一只肮脏的苍蝇在锦缎上涂抹自己的排泄物，不以为过、不以为耻，有时还洋洋得意，大加赞赏。所谓的畸笏叟、畸笏老人，都是脂砚斋的化名，他事实上与曹雪芹、江南曹氏家族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批语中装出一副与曹雪芹亲密的口吻，不过是为了与曹氏家族套近乎，搞冒充，抬高自己的身价，推销他的誊抄本赚钱。 克非通过揭露脂砚斋的“本来面目”，全盘否定近几十年来对脂本、脂批的研究。他把脂砚斋看成一个表面高雅实质低级的文坛骗子，睁眉露眼作伪，撒谎吹牛骗人，篡改《红楼》，乔装打扮，两百年后竟赢得“大批家”的美称，成为了不起的“大权威”。近几十年红学界部分学者围绕脂砚斋本人及其制造的谎言，建立所谓的“脂学”、“探佚学”，实在是荒唐之极，滑稽之至。（１6） 关于这次红学大讨论，欧阳健出版有《红楼新辨》（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红学辨伪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部著作；19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曲沐、吴国柱三人编著的《红学百年风云录》，在由吴国柱撰写的第三编《胡适红学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时期的惊涛骇浪（20世纪90年代）》中，对于90年代的这次争论有详细的叙述。 回顾20世纪90年代红学界的两大论争，不难发现，一些红学研究者为了取得“突破”，有时会故作惊人之论，引起反弹也就在所难免。对于学术发展而言，争论原本并非坏事，20世纪初的红学争论就促进了红学的全面发展。然而，90年代的“剑拔弩张”并不表明红学研究的百家争鸣、繁荣兴盛，恰恰是红学研究陷入困境的征兆。新说竞出，却并非建立在详实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其结果只能造成红学研究的混乱。一时的轰动效应未能给红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反而降低了红学在学术领域的价值。 红学研究的困境为未来的红学发展敲响了警钟。20世纪70年代，华人学者余英时提出应当在红学界来一场革命，《红楼梦》的研究要从史学的考证中走出来，确立以文本研究作为红学研究的新典范。（１7）这一看法受到了不少《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视，在实际研究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对林黛玉形象的解读，唐富龄的《〈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从人情小说传统出发对《红楼梦》所作的考察，陈文新、余来明《红楼梦：悲剧人生》对贾宝玉形象的解读、对《红楼梦》与以往人情小说关系的剖析，等等。 就操作层面而言，未来的红学该如何发展呢？林同华认为，“21世纪的红学，不是反对《红楼梦》，而是支持《红楼梦》”，“新的红学范式，将以两种《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分别研究它们的主观主题与客观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与读者之间所产生的新阐释，与接受美学的原理之间的新发现等所具有的价值。它将运用辩证法的流动范畴观念，对以往的‘红学’范式进行全新观念的检验。在承认一个作者、两种版本系统、两种主题的观念下，开展新的‘红学范式’研究”（１8）。胡绍棠认为，21世纪的红学，必须摆脱新红学的羁绊，掌握新理论，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从多方位、多角度对《红楼梦》作研究，特别是多做一些文本的研究、美学的研究。（１9）喻晓、闻钟提出，把《红楼梦》接受史研究作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 对21世纪的红学研究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梅新林有更具体的看法。他为21世纪红学研究拟出十大课题：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2.红学史研究；3.《红楼梦》渊源研究；4.《红楼梦》影响研究；5.《红楼梦》比较研究；6.《红楼梦》综合研究；7.《红楼梦》艺术研究；8.《红楼梦》意义研究；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10.《红楼梦》现象研究。（2１）从这些可以看出，文本与文化研究将是红学家关注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3辑发表了冯其庸的长文《论〈红楼梦〉的思想》，对余英时的观点表示认同，提出要注重对《红楼梦》进行“小说研究”。作为当代著名的以考证研究为主的红学家，冯其庸的这一转变，或者真能如余英时所说，为红学研究确立新的典范，将《红楼梦》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原载：《人文论丛》2003年卷 原载：《人文论丛》2003年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