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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解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在党的文艺政策推动下，红学研究与红楼创作也充满生机和活力，老中青结合的红学研究和创作队伍日益强盛，硕果累累。我努力拼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当此祖国六十年华诞之际，感慨良多。 我爱文学名著《红楼梦》，由来已久。少年时，我就经常看《红楼二尤》、《探春理家》、《黛玉葬花》等连环画和小人书，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母等鲜活的形象就在脑海中跃动。我不仅自己看，还向小朋友们讲，动员他们也来看，身边有了不少“红楼迷”。上了大学，条件好了，我借了《红楼梦》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见到研究论文也不放过，必须读完，并做了许多笔记，成了狂热的“红学迷”。大学毕业后，我留在高校教写作课，《红楼梦》里许多精彩片断我都耳熟能详。讲课时，顺手拈来，滔滔不绝，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1984年，组织上派我到北京参加中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讲习班，听了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获益匪浅。随之，我决定开电影课，并将影视改编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吉大、辽大等院校教师发起编写《电影基础理论》教材，我负责撰写《影视改编理论》一章，看了大量资料，写成五万余字的书稿，既完成了编写任务，又使我对改编理论有了较系统的了解，为影视改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促进了红学研究，也促进了名著的影视改编创作，红楼改编随之被摆上影视创作议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中央台连续播出，家家收看，人人议论《红楼梦》，出现街谈巷议说红楼的动人情景，上海等大城市的红学书籍被抢购一空。随之，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评《红》剧的文章，形成了举国上下的“红学热”。我也被卷入进来，评《红》剧成了我的研究课题。从此，我就由一个《红楼梦》的爱好者变成了红学研究者，踏上了红学研究之路。《红楼梦》是伟大的文学名著，写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论文谈何容易。当时，录放像机还没普及，手中只有录音机，我将《红》剧用录音机晚上录下来，第二天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在脑子里“过电影”。同时，又研读原著，将两者进行比较，又看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历经半年，写成《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改编漫评》的论文，对其功过给予科学的评价：“改编是基本成功的”，“对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第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益的改编尝试，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发扬了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为进一步运用各种艺术形式改编《红楼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对有争议的如“秦可卿之死的艺术处理”、“虚和实的问题”、“后六集的艺术处理”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是一篇一万三四千字的全面评价《红》剧的长篇论文。 适逢黑龙江省《红楼梦》学会召开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原来，研讨会并没有研讨《红》剧改编的论题，我的论文宣讲后，引起热烈反响，新老红学家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气氛热烈，盛况空前，我也感到欣喜和惬意。 当时，全国发了2000多篇评论文章，虽有其价值，但小而散，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大家认为，我的评论比较全面、科学、准确、公允，并有现实意义。《北方论丛》发表了我的论文，并有反响，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研究》全文转载，受到许多红学家的好评。同志们称我为专攻《红楼梦》改编的红学研究者，并推举我为黑龙江省《红楼梦》学会理事。之后，电影《红楼梦》拍摄成功，在全国放映，也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我准备研究电影改编并对影视改编进行比较，但哈市电影院只放映了电影上中下的上集，使我的研究受辍，只写了《两个凤姐比较》的影评文章在《中国电影报》上发表。 回顾往事，我为普及红楼文化、繁荣名著改编创作尽了绵薄之力而感到格外高兴，现在，影视工作者正在进行新的红楼改编创作，新的研究课题又摆在面前，我要努力奋斗，再创佳绩。 愿红学之路，越走越宽广！ 愿红学研究和红楼创作硕果累累！ 红学事业常青！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 《新晚报》2009年9月9日 原载：《新晚报》2009年9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