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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汝昌现象 周汝昌六十年研究红学，是近年来“走红”的红学大家。 有一位记者风趣地说，就在人们快要将他视作“一段即将被时光拆除的古城墙”时，80多岁的周汝昌近几年骤然发力，一口气出版了２０多部红学著作。其人其学，引人瞩目。有人评价他“几乎一生始终处于红学论争的漩涡之中，他或者是论争的参与者，或者成为论争的对象。”“周汝昌既成了红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也受到讥嘲、攻击，乃至‘遍体鳞伤’。”① 评说者见仁见智，不足为凭。但他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不仅仅属于他个人，透过他大半个世纪所走过的治学之路，可以透视出中国传统治学的方法对当代红学研究的影响；折射出当代学术氛围、学术之争、学术方向；梳理出数十年他所形成的研究路数；分辨出他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学术误区。因此，总结他六十年的红学研究，是学术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是红学之争必然的话题、是红学健康发展的需求。 周汝昌从1947年12月5日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算起，至今学术生涯已整整六十年了。尤在红学研究方面情有独钟，他以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倾入红学研究之中，当属国内第一人，且著作等身。简括其六十年红学研究，可以说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出版、修订、再修订《红楼梦新证》，前前后后五十年。再一个就是出版了他一生校点的一部所谓“真本”《红楼梦》。这是他和其兄周祜昌逾半个世纪，根据十余个存世的脂评本，一字一句汇校而成的。因此，周汝昌一生用力最勤的红学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件事情进行的，而其他著作考证或者稀释出的东西，大都是从《红楼梦新证》中或抽引派生、或阐发扩充、或增饰铺张，出版了一系列红学丛书，《曹雪芹小传》②；《献芹集》③；《石头记鉴真》④；《红楼艺术》⑤； 《红楼梦的真故事》⑥；《红楼梦与中华文化》⑦；《红楼小讲》⑧；《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⑨；《红楼夺目红》⑩；《恭王府考》11；《红楼鞭影》12等。 学术界对周汝昌最突出的贡献，基本形成的共识是新红学考证派集成大者。 不论对他倍加推崇的，还是有过批评的，对这一点都是认可的。我们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几本红学史论著作对他的评价为证。1981年郭豫适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13“第九章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专章介绍了他的红学研究成果，长达两万五千多字。他说：“在《红楼梦新证》以前，还没有一部著作对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过如此详细的考证工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曹雪芹及其家世勾勒出了一个轮廓，但比起周汝昌这部《红楼梦新证》来，毕竟比较单薄；俞平伯对曹雪芹及其家世也作过一些考证工作，但在这方面用力也不像周汝昌这样大。”1982年韩进廉出版的《红学史稿》14设专节介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97年白盾主编的在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史论》15设专节介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99年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设专节介绍“考证派集大成者周汝昌”。并指出“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161999年欧阳健、曲沐、吴国柱《红学百年风云录》也如是说17。2005年陈维昭《红学通史》18认为：“在这一阶段的实证红学中，最有成就的是周汝昌”。几乎国内出版的红学史论著作对周汝昌的学术成果，认识基本都是相同的，一言而概之考证派集大成者，而且一致认为他的代表作是《红楼梦新证》。 二、《红楼梦新证》的基本框架和学术思想 《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39万字，棠棣出版社出版。到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已扩展为80万字。标志此书基本定型。以后没有大的规模修订，到1998年华艺出版社再版时，45年间已出版四次，每次都有局部修改。下面扫描一下《红楼梦新证》的基本框架，以及各个版本之间的变化，可以细数周汝昌学术积淀的年轮。 《红楼梦新证》是以考证为主体，而且是把胡适新红学考证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都推向了极至。其所包含的红学研究内容已经形成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的潜在体系，只是在其中还没有十分自觉地提出来“四学”，进行学理的建构。但《红楼梦新证》的主体内容已经表现出鲜明的特征，而且每一次对其的修订，实质上都是在强化这些特征的内涵，尽管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下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以此自我保护，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一旦政治环境宽松，思想压抑得到松动，就会按照原来的思维滑道，难以控制的惯性，自然前行。像周汝昌孜孜乞乞、苦心孤脂地搞了一辈子，其思维张力、文化积淀、思考方式，就像血液一样在他周身流贯，无论他在外界的压力下，如何变换一些说辞，都不可能改变他的文化基因的组合，改变他的思维惯性的运转，改变他的学术结晶的成分。 （一）初版《红楼梦新证》奠定基本框架。 初版《红楼梦新证》基本框架分为四大块： 第一，《红楼梦》版本。第一章“引论”，基本论点是分清《红楼梦》两个版本，即脂批本和程高本。周汝昌认为目前流行的120回的“程乙本”是伪本，因它包含了高鹗补写的后四十回。他主张复原《红楼梦》“真本”，也就是他“考证”要做的工作。 第二，曹雪芹的家世。也可以说是“曹学”。集中在第二、 第三、 第四、第五、 第六章， 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从明崇祯三年曹玺出生（1630年）到乾隆五十六年，即曹雪芹死后二十七年（1791年），与曹家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基本观点如下：1、发现了曹玺的次子曹宣，第一次滤清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的曹頫，其父是曹宣。2、曹雪芹祖籍问题。从宋代的曹家一直梳理到后金，中心论点曹家的祖籍是河北丰润。3、曹雪芹生卒年问题。主张曹雪芹的卒年是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生年是雍正二年。将曹雪芹从出生到15岁，与《红楼梦》前八十回所写的人物、年代一一比对。既是对自传体的考证，也是对自传体的展示。他说《红楼梦》“不独认为情节是‘追踪摄迹’，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收获”。4、“地点问题”。考证小说中的大观园在北京的原型。 第三，脂批。第八章“脂砚斋”。主要研究脂评本的批语，用脂批坐实《红楼梦》中人和事。最突出的观点，脂砚斋的身份是一位女性，即小说中的史湘云。 第四，探佚。第七章“新索隐”。有关《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历史典故、流传影响的材料。 以上四大块最突出的是，在整个考证过程中显示出一个特点，就是把小说中的贾家、史家等和历史上的曹家、李家等互相比照，以曹证贾，以贾证曹，强调了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的“同一性”。比如考证出迷失了的曹宣，紧接着在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周汝昌就从曹家拉到《红楼梦》人物上，“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对于贾母来说，“贾政是过继的儿子，”“贾赦根本就不是贾母的儿子”。据此解释贾母与贾赦、贾政之间微妙的关系。在学术理念上已经形成“自传说”的体系。显然，考证是正确的，但是以曹证贾，以贾释曹，却滑入错误倾向的泥淖之中。 （二）1976年增订本《红楼梦新证》基本定型。 1976年《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的基本框架四大块，虽与初版没有大的变动，但史料却翻倍的扩充了。以后二十年间《红楼梦新证》再版都是以此为基本规模。 扩充的内容主要是增加了曹家家世、《红楼梦》版本以及流传等大量的史料。比如第七章“史事稽年”原来只有253页，增订后扩展到568页，是增订本的二分之一的篇幅。其稽年的历史跨度向上延伸了43年，并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上溯明万历二十年（1592）至顺治十八年（1661）；中期为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主要稽录曹玺、曹寅父子两代任江宁织造期间的资料；末期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从曹颙继江宁织造开始。正如周汝昌在《重版后记》所说：“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今本第七章）本来就是全书中最为冗长的部分，可现在篇幅却又多出了一倍：在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个便便居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状。”而外附录编“本子与读者”，除保留“戚蓼生考”、“刘铨福考”两篇外，又增加了“戚蓼生与戚本”、“清蒙古王府本”、“梦觉主人序本”、“靖本传闻录”等版本研究篇章，还有对清代题红诗的几篇专论。附录编新增了150多页。仅第七章“史事稽年”和附录编，就比初版《红楼梦新证》增加了370多页。约占全书新增篇幅的三分之二。 扩充的内容其次是一些史料和按语、附记，补充说明等，维护初版时的基本观点。如第二章“人物考”。 增加了一篇附记：记录了当年周汝昌考证出曹雪芹嫡亲的爷爷曹宣，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的事情。第三章“籍贯出身”， 增加了一篇附记：驳斥贾宜之发表在1957年《文学遗产增刊》第五辑上的文章：《曹雪芹的籍贯不是丰润》。维护他的基本观点曹家的祖籍是河北丰润。第五章“雪芹生卒”。 针对王利器在《文学遗产》第61期发表的论文《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增加了批评王利器一文。因为王利器强调了曹雪芹在江宁度过13年，那么曹雪芹生年就应当是康熙五十四年。这一观点直接否定了周汝昌提出的曹雪芹生年是雍正二年的论断。 还有一些新增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卷首刊有李希凡、蓝翎发表于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红楼梦新证>》。1954年红楼梦风波中，李希凡和蓝翎的评论文章代表主流意识，虽然也批评《新证》“在自然主义‘自传说’的观点上，和胡、俞取得了一致，并且用全部的考证工作发展了这个观点”，但在当时主要是为周汝昌解围的，提出区分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的不同，起到了在政治上保护周汝昌的作用。他对此很感激。说“蒙李希凡等同志专为本书写了评文，在党的报纸上发表。现在征得希凡同志的同意，把它刊在重排本上，我将它冠于卷首，请读者尽先取阅。” 二是，史料之中掺杂一些个人的东西，引发了以后论争。1、所谓曹雪芹佚诗。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披露，引起很大的争论。此次载入《红楼梦新证》增订本“1764 乾隆二十九年 甲申”条目之下19。“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2、载入《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同一条目之下还有一首《八声甘州 蓟门春晓凭吊雪芹》，仅注明：“佚名爽秋楼歌句。”20 三是，增添一个长达4万字的《重排后记》，这是研究周汝昌学术思想演化的重要篇章。因为从这标志着他的学术理念开始定型，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这里简单地勾勒一下重排时对几个问题修订时的说法。 其一，《重排后记》修改了他的“自传说”。 周汝昌说：“全书存在的中心问题是主张‘自传说’，全部各章各节，都从这个错误观点出发，拱卫着它，简直成了一个‘体系’。我想过的，这种东西，如要修改，只能整个弃如敝履，重写一部全新的书。”因而，这次文字上的修订只能是枝节上的变动。但却谈了对现代红学派的认识，特别是批判了胡适的“自传说”。“胡适‘考证’的结果：《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一部‘自叙传’，其内容意义，就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他把这部划时代的反传统、反孔孟、反礼教的伟大作品说成只是写的个人的自叙传，把其间显示的封建社会总崩溃的历史变迁趋势说成只是‘挥霍惯了’‘ 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他的居心用意何在？岂不昭然若揭？——他把蔡元培先生所要试行阐明的即毕竟这部小说与政治与社会有关的那点意思反对掉了之后，就用‘自叙传’的手法来掩盖《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政治社会内容，为什么？怕讲《红楼梦》所反映的问题根本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社会的空前大变化，是强烈冲击封建制度的反孔孟、反礼教的异端思想。这一点，就是胡适考证的中心要害。”21特别是周汝昌谈到了他受胡适的影响形成的过程，“我的接受‘自叙传’说，不是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毫无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这才是决定我如何解释《红楼梦》的注意因素。那时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因此看见胡适的考证，认为它对，还要助长它，宣传它。……”22 其二，对有关曹家的几个历史问题的思考和追寻。虽然是零碎的思绪，但积淀着他长期的思考，铺垫着他以后整体说法的支脉，构建着他描绘着曹学的基本素材。主要是以下两大问题。1、乾隆五年弘皙逆案。“如此则我推断曹家应是在此大案中沾带牵连、再遭巨变的事，与此有无关系？像这样的问题，我是一直在摸索，但距离真懂得还远的很。”2、程高续书的过程和动机。“乾隆朝的统治者们，在收买、威逼、迫害、破坏种种伎俩都经使尽……为了这一特殊使命这要物色‘人才’。……物色的结果，差使落到高鹗（也是内务府旗人）程伟元二人头上。其成绩，就是后来一直传世的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以上的问题当时他强调“还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是否能得其事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以后就变成了史实了。 其三，对《红楼梦》真本的追求。周汝昌最不满意《红楼梦》程乙本，他以庚辰本、戚本、甲戌本，“彼此互校，立下了汇校的骨干”，“从此立意要校写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来。”23 （三）1985年版《红楼梦新证》的变动，体现了本来的面貌。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红楼梦新证》，虽然没有大的改动，但删掉了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作者当时说的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语，使得自己的学术观点更加明确。 第一，修订。王利器针对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中存在的硬伤和缺陷，发表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红楼梦新证证误》.指出数十处错误。1985年《红楼梦新证》第二次印刷时，利用挖版的技术，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改正。如原221页记录“后金天聪八年……努尔哈赤晓喻之……”将皇太极误为努尔哈赤，改正。再如825页将李白诗误为王昌龄的，今改之。等等。 1985年《红楼梦新证》第二次印刷时，史料之中掺杂一些个人的东西的地方，都作了改动。关于曹雪芹佚诗这句，1976年版原文：“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今改为“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余曾试为拟补三篇，附录一首，聊资想象。”24关于《八声甘州．蓟门春晓凭吊雪芹》的题注，1976年版原文：“佚名爽秋楼歌句。”今改为“周氏爽秋楼歌句”。 25 第二，删除。1976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尚处在文革时期，卷首刊有李希凡、蓝翎发表于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红楼梦新证>》，能够多一成保护色。1985年本将其取消。相应也将《重排后记》关于批判胡适“自传说”和自我批评的长篇文字删除了。本来这部分就是作者言不由衷。 第三，保留。1976年版《重排后记》的后一部分依旧保留了，作为1985年本的《后记》。主要讲的是高鹗续书。关于这一个问题，是周汝昌始终坚持而不断发展的一个观点。早在1953年初版，他就说：“有人赞扬过高鹗保持了全书悲剧结局的功劳，但我总觉得我们不该因此便饶恕了高鹗这家伙……他也配续曹雪芹的伟大杰作吗？现在是翻身报仇雪恨的时代，曹雪芹被他糟蹋的够苦了……我们要痛骂他，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把他的罪行向普天下读者控诉，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26 1976年版周汝昌不仅彻底否定后四十回，斥“伪四十回续书”，称高鹗为“败类”。还在增订本的《重排后记》里提出：乾隆朝的统治者、名公钜卿隐匿曹雪芹作的后三十回，又物色高鹗、程伟元偷改前八十回，续后四十回。但他承认“以上这些，还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是否能得其事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正如梁归智所说：“周汝昌的一切活动和说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运转，那就是辨明后四十回续书对曹雪芹原著的遮蔽扭曲，恢复原本《红楼梦》真正的伟大。”27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保留这一部分的真实的目的。 （四）1998年《红楼梦新证》第三次修订，真正体现了周汝昌的全部理念。 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红楼梦新证》，作者作了第三次修订。第一章引论是1997年冬新撰写的，取代了自1953年、1976年、1985年各版的第一章。 新撰写的第一章是对自己五十年红学研究的简明的总结，表述了最主要的观点：1、“‘红楼梦现象’是个中国大文化的一种显相，绝非文学艺术的观念所能阐释。”2、曹学虽源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但“实质成形”于1947——1953年，即《红楼梦新证》创稿至出版。其重要贡献的要点：曹雪芹家世身份是内务府包衣，满族正白旗；其祖籍是河北丰润；曹雪芹的曾祖母孙夫人是康熙的嬷嬷；曹家遭祸的主因是太子与雍正夺嫡之争而受株连；曹寅一生清正。曹学是红学的一部分，又是红学的基础。3、曹雪芹“并不是一位‘小说家’”，“而是与庄子并列抗衡的哲人高士，大师巨匠。”“雪芹一生的苦难和不平”，“如无‘曹学’的贡献，难晓雪芹的身世悲深。” 新撰写的第一章虽然文字不长，但凝缩了周汝昌五十年从考证到学理构建的全部思考， “此书的首创性与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 ‘曹学’；二是将 ‘曹学’与 ‘红学’紧密绾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 《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同时也对比了高鹗伪续后四十回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世界的迥异于雪芹原著）。”《红楼梦新证》就是奠定这种理念的基石。 三、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核心——自传说 当代红学研究常常受政治风云的裹挟，因此，研究一位学者的学术历程，应当排除政治氛围压抑下使人表达的违心的言行。周汝昌在1954红楼梦风波中，甚至1976年版《重排后记》中对胡适和自传说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在他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是不和谐的变调，可视作他不得不屈从的话语。凡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此都会以宽容和大度的心态对待之。不管我们赞同或者不赞同他的学术观点，都应当以尊重而客观的目光审视他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研究周汝昌，不单单评价他的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示他的学术思想，认识当代红学的历史进程给我们什么启迪、什么思考、什么教益。 1953年初版《红楼梦新证》有多处嘲讽和贬低胡适，什么“爱出风头的胡适 ”、“风头主义者胡适 ”；胡适《红楼梦考证》“不过拾前人牙慧而已”；“妄人胡适”。胡适看出了周汝昌所采取的“障眼法”， 周汝昌感念师恩的深情话语 ，只能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那些对恩师违心嘲骂的言辞，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1960年11月19日，胡适《答高阳书》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 ’，—— 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 ，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 ，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28胡适所指向他道谢的话。是1953年初版《红楼梦新证》第30页一段话：“这些材料，因为机缘凑泊，在一两年内就先后聚在我手里 ，许我运用 ，种种幸会 ，有非人力所能幸求者 。诸收藏家对我的慷慨和厚意我永不能忘怀 ，而我的感幸 ，也远非言语所能表达。这实是促本书于成的有力原因。”这与当年周汝昌致胡适的信对照来看，便会一目了然。 1954年批评俞平伯运动之始，周汝昌在批判俞平伯时主动作了自我检讨：“我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以致“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导引读者加深对《红楼梦》的错误认识”，从此就放弃自传说29。在1976年4月“文革”风风雨雨中出版的增订本《红楼梦新证》，他在《重排后记》中说：“比附真人真事，其效果还可能影响一些初学创作的人，忽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原则，即典型化与能动反映论。那将不利于现代创作的提高和发展。毛主席说过的：‘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人真事派的创作方法论，实质就是违反这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教导，仿佛作品只是‘等于’生活，甚至倒是生活高于作品……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 真正的学术思想非一时一地的言行，应当以他学术实绩显示的学术思想来审视，长达二十年三次修订的《红楼梦新证》，其中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变化，特别是1976年版《重排后记》中所表述的，又在1985年版重现的学术观点，以后又多次在其他著作中反复谈到的，便成为构建他学理支撑的基础。这可以说是周汝昌六十年红学研究最真实的一面，显示了他的学术个性、学术走向、学术品位。当新时代复苏了人性，解放了思想，周汝昌把郁积心头的真正的想法终于合盘端出来的时候，他仍然不愿直说《红楼梦》是自传体。便借巴金的一封信为由头，重提“自传说”。并强调：“怎样理解与评论‘自传说’？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除非你不想来思索或研究《红楼梦》的许多重要问题，那就‘万事皆休’；如果你还想要，那你首先得来把这个问题‘先决’了才行。不然的话，想回避，想‘绕开’，那就是自愿永世也不想真正懂得这部小说的了。”30周汝昌的论证方法，很少开门见山，一语中的，而是常常采取铺叙的手法，从远处娓娓道来，先让你走进他的思维，跟着他去分析，去结论。有时左右拉弓，一会说这个，一会说那个，在环顾左右而言它的时候，已经让你在模糊中大致领悟他的意思。上面关于“自传说”的那段话，就是从巴金说起，铺叙到最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懂不懂“自传说”和懂不懂《红楼梦》是两码事，可周汝昌如此煞费苦心的强调，正表明他六十多年红学研究的全部家底就是“自传说”，不说不行，不吐不快。 周汝昌红学研究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红楼梦新证》，而《红楼梦新证》的核心观点则是“自传说”，正如他自己所言“全书存在的中心问题是主张‘自传说’，全部各章各节，” “拱卫着它，简直成了一个‘体系’。”而且他把胡适的“自传说”推到极端，处处将《红楼梦》的人物同曹家家世相比附，并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年表”，连“岁时节序、年龄大小”都“惊人的”吻合，“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红楼梦新证》书中常是曹家、贾府混为一谈，而且用《红楼梦》小说的描写作为曹雪芹家世身世的史料。在此基础上，《红楼梦新证》提出的最主要的学术观点有：1、主张《红楼梦》是“自传体”，贾家就是曹家，贾宝玉就是曹雪芹。2、主张“癸未说”，曹雪芹的卒年是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生年是雍正二年。3、曹家的祖籍是河北丰润。4、小说中的大观园的原型是北京的恭王府。5、曹家“中兴说”，曹頫在乾隆即位后，官复原职，曹家中兴，四五年后又遭抄没。6、高鹗补写的后四十回是“伪书”。7、脂砚斋是一位女性，是小说中的史湘云。虽经半个世纪的岁月洗刷，这些论点却始终不变。曾引发了多次红学论争。 如果以1980年《曹雪芹小传》作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他的这些观点基本都是以史料为支撑各自独立的，不管史料是否有说服力或者有价值。在此之后，这些观点不再各自独立了，逐渐连起来了。他开始将曹家的几个历史问题，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和追寻。《曹雪芹小传》将曹雪芹生卒年、《红楼梦》描写的地点、曹家中兴和乾隆五年弘皙逆案，曹家二次败落这一系列问题，构建“曹学”的框架。这种整体性的思考和追寻，不是建立在考证之上，不是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而是靠着思辨去串联。他自己也看到这一点，“虽然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对曹家再次惨遭彻底毁败的直接的、确切的案由一时无法列举，因而不能不用间接而曲折迂回的办法来窥测，但曹家最后一次的巨变显然是和这类案子里的下层人物、边沿关系有了株连，其他原因，是否还有，尚待深入研讨。”31再如程高续书问题，1976年增订本的《重排后记》还说：乾隆朝的统治者、名公钜卿隐匿曹雪芹作的后三十回，又物色高鹗、程伟元偷改前八十回，续后四十回。“以上这些，还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是否能得其事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过了五年，没有新的史料发现，1980年，周汝昌提交威斯康辛国际红学研讨会的论文《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则进而判定物色程、高续后四十回，是乾隆皇帝本人与权臣和珅，亲自组织人炮制的。至此，长达半个世纪，周汝昌对高鹗续书从批判到定性，终于画上句号。正如余英时所说：“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 《红楼梦新证》(1953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等同起来了。其中 ‘人物考’和 ‘曹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归趋。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32周汝昌自己也这样认识，他在l998年华艺出版社再版的 《红楼梦新证》总序中说：“此书的首创性与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 ‘曹学’；二是将 ‘曹学’与 ‘红学’紧密绾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 《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同时也对比了高鹗伪续后四十回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世界的迥异于雪芹原著）。” 进入八十年代，周汝昌学术研究集中在学理的构建上。而考证对他来说意味着终结。 四、周汝昌学术思想的渊源和走向 周汝昌的史学考证方法，既与乾嘉学派在近代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又直接得力于胡适的实证派。 乾嘉学派对20世纪的史学考证影响很大，原因一是乾嘉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 ，2O世纪的历史实证派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学派对近代中国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胡适提出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是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 ，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影响，胡适在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和讲中，总是称颂清代朴学大师们的治学的方法为“科学方法”。原因之二，20世纪涌现出像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吕思勉等历史实证派大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乾嘉学派的深刻影响。这说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是不断延续的。 乾嘉学派考证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 、校勘辑佚等方面从事于经书古义的考证 ，并由此而推广到其它方面。1953年初版《红楼梦新证》“迷失了的曹宣”这一节，是周汝昌运用乾嘉学派考据方法对曹家家世考证最显示功力的一节。他发现官书记载有误，曹宜不是曹子猷，应该是另外一个人。虽然没有找到文献“实证”，但他凭借古代文化起名、字、号的传统，名中之字必然和经典词句有关合，根据曹寅字子清，号荔清，典出《尚书·舜典》；曹宣字子猷，号筠石，典出《诗经·大雅·荡之什》，考据出曹玺有三子，其中曹宣被官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八旗画录》都搞错了。因此标题就是“迷失了的曹宣”，他兴奋的说：“最奇的还得算这一回，我们找着了迷失一百好几十年的曹雪芹嫡亲的爷爷曹宣。”33当时没有文献来证实，二十年后，冯其庸通过发现的两篇《曹玺传》说：“曹雪芹的直系祖父曹宣的名字，是周汝昌同志考证出来的。……从而证明了周汝昌等同志考证结论的正确性。”34这是周汝昌受乾嘉学派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胡适对周汝昌的影响和帮助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大事。一是胡适《红楼梦》考证思想对他的启示。最初胡适发现了敦诚的《四松堂集》，据此，他推断 ：宗室诗人敦敏的诗集《懋斋诗钞》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但胡适没有下功夫去查找，是周汝昌找到这部书，又参阅胡适的考证，而从中产生了曹雪芹生卒年的新想法，写成他第一篇成名作；二是胡适对后学周汝昌的热情帮助和言传身教，并借给他两部罕见的脂本，一是甲戌本，一是大字戚序本。也就是说当时别人难以看到的罕见的脂本，他得天独厚地享用了。这是导致他直接的高起点起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胡适对周汝昌的版本校勘计划的认同和支持，使他沿着这条道路走了半个世纪。 胡适第一次把西方实证的方法引入红学研究之中，开创了新红学。周汝昌对新红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学术体系上构建上。胡适在四个方面打下一个基本的框架，1、曹家家世的考证；2、曹雪芹的考证；3、《红楼梦》版本的考证；4、后四十回的探佚。周汝昌沿着胡适打下的框架，进行充实和丰富，其功力之深、功力之大，可以说无出其右者。凡是胡适、顾颉刚发现的材料， 《红楼梦新证》几乎全部引用了，如 ：《诗人征略》、《耆献类征 》、《楝亭全集》、《楝亭诗钞》、《楝亭词钞》、《楝亭十种》、《楝亭十二种》、《楝亭书目》、《楝亭诗钞别集》、《四库提要》、《四库全书提要存目》、《四松堂诗文集》、《四松堂集》、《有怀堂集》、《有怀堂文稿·楝亭记》、《居常饮馔录》、《糖霜谱》、《粥品》、《粉面品》、《制脯蚱法》、《茗笺》、《蔬香谱》、《制蔬品法》、《说郛》、《周易本义》、《观古堂书目》、《施愚山全集》、《康熙圣训》、《圣祖御制文集》、《江南通志》、《江宁府志》、《江宁府志·拾补》、《上元江宁两县志 》、《八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八旗文经》、《八旗人诗集》、《八旗艺文编目》、《八旗画录》、《啸亭杂录》、《扬州府志·撰述门》、《陈鹏年传》、《曝书亭集》、《仪征县儒学碑》、《杨中讷墓志铭》、《己畦集》、《荔轩诗序 》、《儋园集 》、《东皋草堂记》、《鹪鹩庵笔麈》、《清代御史题名录》、《雪桥诗话续集》、《惟清斋全集》、《操缦堂诗稿跋》、《拙鹊亭记》、《雍正帝朱批谕旨》、《铁冠图》、《琵琶亭传奇》、《宋元戏曲史》、《辍耕录》、《读 (红楼梦)杂记》、《梦痴说梦》、《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扬州画舫录》、《丙辰札记》、《振绮堂丛书》、《随园诗话》、《雪桥诗话》、《云在山房丛书八旗画录》、《吉卅全志》、《山西通志》、《大同府志》、《敕修浙江通志》、《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安序堂文钞》、《劝戒四录》。并在胡适开创的基础上将曹家家世和曹雪芹的考证推向了一个极至，发展为“曹学”； 以脂砚斋等批语，构建“脂学” 的框架； 以各种脂评本为基础的《红楼梦》八十回“真本”与高鹗续后四十回为“伪本”， 构建“版本学”的框架；探佚后四十回的情节内容，构建了探佚学。1982年周汝昌发表《什么是红学》文章，第一次提出关于“什么是红学”，35他解释“红学”包括“四学”：即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的基础。这是他长期在对红学认知中的归类。引起了红学界的一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至今。 对“红学”的界定是周汝昌学术走向偏执的开始。 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是周汝昌构建的红学范畴，对这些范畴学理的概括，是他近二十年主要思考的事情。他先后在不同的学术氛围下，提炼了不同的说法，但实质一样。开始极力强调《红学·史学·文化学》，认为“红学的基础和骨干，不是别的，而是史学。”36不仅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去考证之，而且从学理上阐释其正确性。但小说毕竟不是历史，要克服他的学理观点与历史学科范畴难以匹配的矛盾，他采取了先拉进大范畴，继而循环阐释，抹杀具体学科的特征，渐进过渡到他的学理观念。 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功力和底蕴全在考证上，也就是在史学考证的层面上，本来这和从文学理论层面的研究是互补的。但他却将二者对立起来，一面高扬红学就是史学，从史学的角度把红学推向特殊的地位。一面极力否定红学的文学本质。他说：“‘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37这一大段话看起来挺费解，其实就是把“一般”和“特殊”词语重叠几遍，在模糊的说法中突出红学的“特殊”，不“一般”。所以不能用一般小说学解释《红楼梦》。他认为对《红楼梦》本身思想内容上的发掘 、艺术构思上分析、情节、语言的研究 ，都只是浅层次的“小说学”的范畴，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红学”。基于这种认识，周汝昌极端蔑视主张《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的观点。 周汝昌对现代文学理论大加排斥，集中反映在《红楼艺术》38一书中，多处批评“时下流行的那些‘形象塑造’、‘心理刻划’、‘描写逼真’、‘分析细密’等等文艺观念来”，“因为雪芹写书，是中国人想中国事，不会像现代人时时夹杂上西方的文化理论。”（34页）又说“我自己非常害怕这种‘科学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术语’，觉得又罗唆又糊涂。”（46页）“用‘描摹’、‘描绘’、‘刻画’等等来解说‘描写’，等于‘什么也没说’！还有‘直接再现’的这种文艺理论观念，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产物，讲中国文学如《红楼梦》，那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引人进入艺术‘误区’而难以自返。”（60页）从中可以看出他极力排除用现代文学理论审视《红楼梦》，目的是把《红楼梦》抬到史学的地位上。 对《红楼梦》文学价值否定，早在新红学派胡适就开始了。童庆炳在论“《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一文中指出：“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是缺乏认识的,他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39周汝昌对《红楼梦》评价非常之高，和胡适大相径庭，人们误以为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不同于胡适，二人思维就不一致了。其实恰恰相反，他们的结论虽不同，而思维却是一致的，周汝昌同样忽视和否定《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过他的忽视和否定是掩盖在另一种“捧”的手法之中，他将《红楼梦》定位为一部“文化小说”、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看起来似乎抬得很高，实质上把大文化中的文史哲的学科特征抹平，把小说《红楼梦》拉进史学的范畴。他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从宏观上强调了《红楼梦》文化研究三个特点：1、曹雪芹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人才。他说： “中国的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少说已有七千年了。这样一个民族，积其至丰至厚，积到旧时代最末一个盛世，产生了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他是一个惊人的天才，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 （14页）2、红学是文化学。 “‘红学’所要涉及到的众多问题，只有将它在文化史上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能谈得到分析评议”。 （4页） 3、《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他认为明清小说，“没有哪一种能够像《红楼梦》具有如此惊人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了”说法都很大，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其实说穿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史学的本质即是文化学，一部历史即是一部文化史。红学的趋向，正在由比较‘具体’的史学（考证历史事实真相）而转向高层次的文化内涵的探讨”。40读了此话，对他所说的什么《红楼梦》是“文化小说”、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的宗旨不都全明白了吗，说穿了红学就是史学考证。 我们说的理论创新与实证精神之关系，是一架车上的两个轮子，偏倚不可。理论探讨、创新与注重实证、考据只是两种不同的治学侧重点，并没有高下之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个性，即使有不同的的学术观念和追求，也不能以己之长、之好，去贬低他人之学、之术。或者对以上这两种学问作出了价值的区分与评价，这都是偏执的见解。周汝昌对《红楼梦》文学的研究的贬低，是他晚年红学研究走向偏执的表现，也是他把胡适新红学研究的发展推向一个极端，必然显露出的问题。他一面自视其高，将他的心血之作《红楼梦新证》视为红学的奠基之作，划时代之作；一面又极力排斥红学中的文学研究，审美探讨，一正一反，捍卫红学就是史学考证。而且愈是晚年，偏执愈甚。正如戴东原所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其实破人蔽难，破自蔽更难。”周汝昌之偏执正是如此。 五、周汝昌代表了新红学考证派的终结 80年代初期周汝昌出版了《曹雪芹小传》，是他红学研究历程的分界点。一方面红学难以出现新的史料，考证面临着终结。另一方面，周汝昌围着他个人考证内容，在曹学的基础上开始建构学理框架，提出“红学”的四个分支。继而不断提升学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提升到“中华文化之学”， 1999年再到“新国学”。 所谓“新国学”，实质是区分他一贯高扬的曹著和高续“两种《红楼梦》”的真假、优劣。不过把它和中华民族迫切需要 一种文化精神支撑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虽然处心积虑地构建起的学理体系，名目很大，其实还是曹学考证那些东西。不同的是他开始为曹学考证在红学研究中定位，奉为一尊。因此，当他提出“什么是红学”， “红学”的四个分支，一开始便受到学者和专家的质疑和批评，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如果说胡适的新红学的观点和方法领引了一个时代，是因为胡适所提出的理念，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而并不在于胡适本人解决了多少具体的问题。周汝昌可以说对胡适新红学考证的具体问题丰富了，发展了，集大成了。同时，也把新红学的弱点和缺陷暴露得更加充分了，特别是他提出“什么是红学”的理念，更执极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没有超越胡适，他只是标志着新红学考证派的终结。 新红学考证派面临着终结，余英时早在七十年代就曾指出：“《新证》以后虽然仍有大量的考证文字出版，并且在个别难题的解决上也多少有所推进，但从红学的全面发展来看，自传说的‘典范’已经陷入僵局。这个‘典范’所能解决的问题远比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为少。这就表示自传说的效用已发挥得极为尽限，可以说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41这话当然为周汝昌所反感，他在二十年后发表《还“红学”以学》一文，还针对余英时而言：“无视‘红学’之极大独特性而总想把它拉向一般化，最好的例子可举海外的余英时。……其实余英时倒是个研究文化的高层次的教授（如对胡适的思想有所评论等等），连他都那么看待《红楼梦》，则其他同类论红之人可推而知了。” 且不论他们的见解的是非，我们先看一看周汝昌的思维惯势。 1953年《红楼梦新证》的出版，给35岁的周汝昌以巨大的鼓励和荣誉，使他始终以“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自居，不管风吹浪打，特立独行。他多次借周策纵的话称《红楼梦新证》是“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足见其背上了巨大的光环，压得他变形了，扭曲了，连身上迸发的天才的火花，渐渐也被头上的光环所取代。在漫长的五十多年里，红学的论争使他的名声大噪。其后的著作虽多，也不乏智慧的闪烁，但比起《红楼梦新证》来，更为逊色。旧货翻新多于新意，学理构建有失炒作。分析原因，故然有外界的因素，但主要是他以其弊而自弊。只要把他和另外一位考证派红学家俞平伯相对照，便不难发现他学术思维的局限。俞平伯是红学史上一个最具自觉意识的学者，他对别人的批评总能深入思考并进行调整。他从脱离胡适自传说的窠臼，到认识《红楼梦》的本质是小说，再到忏悔腰斩《红楼梦》是罪过，“纵观红学史，没有那一位红学家像俞平伯那样曲折之多，反复之大，痛苦之剧，忏悔之深，真堪称红学史上一大奇迹。他在治红道路上艰难跋涉七十个春秋，其契契苦心执于寻微探秘，一生中曾历过三次‘发现’大关，每次‘发现’都是一次自我否定也是一次自我超越，又是一次认识的飞跃和观念的转换。”42而周汝昌也是追随胡适的，但他比胡适走得更远，从自传说发展到创立曹学，从红学范畴定位到史学，从高鹗续书再到发现乾隆、和珅的“政治阴谋”，几乎是学术道路越走越极端，学术思想越来越偏执，学术同道愈来愈希少。 梁启超曾指出学术思潮衰败期的特征：“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扎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43周汝昌的学术局限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考证派走到今天自身的危机和表现已经显露出来了，“应该承认材料不足给考证带来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红学考证走过六十多年的道路，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 要多得多。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44这一点在几次红学论争中就表现出来了。比如曹雪芹卒年的争论。主张“壬午说”的有俞平伯、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 、邓允建等。主张“癸未说”的有周汝昌、曾次亮、吴恩裕、吴世昌等。1962年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故宫博物院四家联合主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由于材料缺乏，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告结束。以后关于脂砚斋 、大观园、曹雪芹生父、张家湾曹雪芹墓石等的几次论争也大体如此。就从周汝昌本人的曹学来说，后期也由于材料匮乏，没有什么新的建树。 周汝昌后期更多的是倡导探佚学，探寻后四十回。追寻《红楼梦》真本，校理前八十回。上世纪后二十年，本来探佚学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敲敲打打，不成气候。不想近几年刘心武红楼梦揭秘借助媒体的优势又刮起更强劲的探佚之风，又一次使周汝昌探佚学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当然也让红学家看到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格局下，谁最关注下层，谁最贴近百姓，谁就最有市场。探佚学就是最先和大众文化拥抱，最先和大众媒体结亲，最先走进大众阅读之中，所以不管是娱乐《红楼梦》也好，恶搞《红楼梦》也好，总之得风气之先。尽管时间将证明这是红学史上悲哀，是倒错的文化现象，但也是对学术界的一次严重的警示，一次无情的嘲讽，一次善意的玩笑。 对于周汝昌来说，红学界许多学者对他的一次一次的批评，非但没有帮他慎思治学之术，相反却使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公，是对他一次一次成功的嫉妒，批评也罢，成功也罢，所有外界来的信息量，都使他更加确认“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换句话说，红学的真理就在周汝昌手里。他八十大寿赋诗：“回眸五十费年华，惭愧人称红学家。遍体鳞伤还是我，一心横霸岂由他。入宫见妒非描黛，依阁相怜似枕霞。……”表达的就是这种心理和情怀。 周汝昌红学体系的封闭性，“置考证派红学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45刘梦溪对他的平议是很公允的。凡是相同的观点，他都大加赞扬，如搞探佚学的梁归智、主张“丰润说”的王畅、揭密派刘心武，甚至滑入炒作的泥坑。1992年3月3日《书刊导报》发表了一则报道：所谓农民红学家《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王国华替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其中引证周汝昌的评价作为权威依据。周汝昌说：“我认为王国华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这门专学建立以后，红学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这不仅是‘红学’的事，它实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课题，巨大贡献，所关至为重要。”一时媒体纷纷转载，学者瞠目结舌。《太极红楼梦》于1995年出版，周汝昌为之作序。直到张国光以《学风不正，令人齿冷——对周汝昌“条陈”八点的驳答》，指出周汝昌是“红学界不正之风的集中体现者”，这场闹剧才告结。 如果说周汝昌对自我红学体系的封闭性认识不自觉，那么他制造的曹雪芹的佚诗一案，便有“恶搞”之嫌。从1974年吴世昌、徐恭时撰写和发表签释、论证和评价的文章《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开始，46 这场大陆、香港的学者的争论，长达五年之久。到1979年周汝昌承认自己“拭补”，抖出真相，令人惊愕，令人不解，令人侧目。对《红楼梦新证》还有一首《八声甘州 蓟门春晓凭吊雪芹》，仅注明：“周氏爽秋楼歌句。”沈治钧最近著文提出了新的质疑，因此词曾被多位学者所引用，他肯请“在此种情势下，周老先生的的确确有责任、有义务及时澄清其具体来历”。至今未有回音。47 周汝昌年已九旬，耳目失聪，读书写作极端困难，仍然为之焚膏继晷，孜孜矻矻，披览典册，旁搜博采，笔耕不辍，不能不令人钦佩，而他六十年所走过的道路，所写过的著作，所形成的学术偏执，也都将是我们所说的话题。 注释： ① 王畅：《周汝昌与红学论争》，《 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 3月。 ② 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4月第2版。 ③ 周汝昌：《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3月第1版。 ④ 周祜昌 周汝昌：《石头记鉴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⑤ 周汝昌：《红楼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9月第1版。 ⑥ 周汝昌：《红楼梦真故事》，华艺出版社，2006年第1版。 ⑦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 ⑧ 周汝昌：《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⑨ 周汝昌：《红楼家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⑩ 周汝昌：《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1版。 11 周汝昌：《恭王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12 周汝昌：《红楼鞭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3月。 13 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第255页。 14 韩进廉：《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6页。 15 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7页。 16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17 欧阳健、曲沐、吴国柱：《红学百年风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18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19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750页。 20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757页。 21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138页。 22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144页。 23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154页。 24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第750页。 25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757页。 26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第583—584页。 27 《红学泰斗——周汝昌》，漓江出版社，2006年4月，第286页。 28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393页。 29 《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0日。 30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31 《曹雪芹小传》，百花出版社，1980年，第57页。 32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33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第234页。 34 冯其庸：《梦边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页。 35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 36 《东方赤子·周汝昌》，“红学·史学·文化学”，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246页。 37 《石头记探佚》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38 周汝昌：《红楼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 39 童庆炳：《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 40 《东方赤子·周汝昌》，“红学·史学·文化学”，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 41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42 曲沐：《红学史上一大奇迹———论俞平伯治红的三次发现与三次超越》，《琼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四期。 4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65年。 44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45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46 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74年8、9增刊号。 47 《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三期，第95页。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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