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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红楼梦的民族主义，人们自然想起蔡元培。人们认为，“排满”说是十九世纪初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学者“企图借《红楼梦》来宣传反满思想”[①]提出来的。其实不然。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记载： “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蹧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②] 徐珂也说：“或曰：是书实国初文人抱民族之痛，无可发泄，遂以极哀艳极繁华之笔为之，欲导满人奢侈而复其国祚者。”[③] 可见作品有没有排满思想的问题，是自作品诞生之初就产生了的，而不是蔡元培等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学者为了排满目的“捏造”出来的。因此“排满”说是不能简单予以否定的。而下面一段文字，是反清思想最明显的表现。书中写道： 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 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胡适认为，这段文字“是一个旗人作者颂扬满洲帝室的威德”。[④]这是无稽之谈。 一、耶律雄奴。“耶律雄奴”是契丹人的名字。作者说契丹人是“中华之患”，这是犯禁的。清朝规定： “凡宋明人著作中称辽、金、元为敌国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者，仍行签出拟销。”[⑤] 因为把辽、元看作敌国，金、清自然也是敌国。清统治者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一切诋毁北魏、辽、金、元的思想都受到禁止。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⑥]而遭全毁。 因此把契丹称为“中华之患”，无非是指桑骂槐，骂满人是“中华之患”。因为契丹人是“中华之患”，女真人自然也是“中华之患”。书中一再出现“野驴子”、“无不笑倒”、“作践他们”、“骂他”等词，表达了对满洲贵族的仇恨，而不可能是如胡适所言，“是一个旗人作者颂扬满洲帝室的威德”。就连俞平伯先生也承认这段文字是露骨的“民族思想”。[⑦] 二、“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作者称契丹“与匈奴相通”。其实，“与匈奴相通”的不仅是契丹人，也包括女真人。岳飞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把女真人称作“匈奴”。 “犬戎”一词在清朝也是犯禁的。因为在古代，夷、胡、戎、狄都是相通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写道： “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玁狁（音险允xiǎn yǔn），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⑧] 陈垣先生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中，详细地揭示了清朝的忌字，其中“忌犬戎第五”[⑨]。明人著作《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犯了清朝禁忌，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⑩]。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中“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诗句就把女真称作“戎”。可见“犬戎”也是骂满人的话。 女真人在古代不仅被称为“夷狄”、“匈奴”，还被称为“腥膻”。如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 张元干《水调歌头》：“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 清金堡《岭海焚余》一书，称清朝是“腥膻盘据”，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遭禁毁[11]。 章炳麟先生亦云：“自甲申（顺治元年，1644年）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膻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12]。 可见“腥膻”是对满人的蔑称。而作品第四十九回回目就叫“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在残酷的文字狱时代，作者通过一声两歌、一手二牍的手法，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的意图不容置疑。更体现作者匠心的是，书中的“腥膻”是“鹿”，“鹿”与“虏”同音。因此“腥膻”指满人无疑。 三、“大舜之正裔”。贾宝玉自称“大舜之正裔”。“大舜之正裔”是指汉族。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也就是说，“舜”是黄帝的嫡系子孙，所以只能是汉族。《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时有息慎来朝。汉郑玄注：“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13]“息慎”即满人的祖先。可见“舜”是汉，满人是“夷”。 自古以来，尧、舜就是华夏民族祖先的代表，是华夏民族的骄傲和象征。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中“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诗句就把尧、舜作为与“戎”相对立的汉族的象征。 四、“中华之患”。既然“大舜之正裔”是汉民族立场上，那么“中华之患”是指“夷狄之患”，指入侵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包括满洲贵族。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想，因此遭到清朝的禁止。如《昭代芳摹》一书，因内有“夷狄之患”等字样，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毁[14]。顾炎武指出：“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15]；王夫之提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16]。这些民族主义思想遭到朝廷的禁止。因此红楼梦中的“大舜之正裔”、“中华之患”等词，不过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述而已。 在“五美吟”中的“明妃”一诗的后面，作者引用了欧阳修的诗句：“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这是作者对“明妃”和“青冢怀古”两首诗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两首诗与欧阳修的诗一样，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抨击昏聩无能、不能“制夷狄”的封建统治者。“夷狄”是“中华之患”，所以才需要“制夷狄”。这是作者把“夷狄”看作“中华之患”的又一例证。 历史上，中原屡受北方游牧民族之害。如1227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灭金，1276年灭南宋。在长达半个世纪里，蒙古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加上与之伴随的瘟疫、饥荒，导致人口严重损失。至1236年，原金国统治的北方地区人口户数只有金鼎盛时期的13%。[17]下降幅度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在南宋地区，四川1290年的人口只有南宋时期1223年的4%！1290年全国人口只有蒙古入侵前的13世纪初宋、金、西夏三国人口的一半！[18] 蒙古统治时期，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元代，蒙古人是一等人，色目人是二等人，汉人（金国统治地区的人民）属三等人，南人（南宋地区的人民）属四等人。蒙古人杀死汉人是不用偿命的。这说明汉族人民遭受了残酷的民族压迫。 同样，女真对宋的侵略也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女真南侵，“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19]这说明金侵宋给华夏民族造成巨大灾难。“中华之患”正是这些历史的真实反映。 红楼梦诞生于血血雨腥风、草木皆兵的文字狱时代。时人记录道：“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鱼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0]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作者不是一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清志士，怎么会连篇累牍地大骂“腥膻”、“匈奴”、“耶律”、“犬戎”、“夷狄”、“中华之患”？作品第一回脂批云：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武穆之二帝”指岳飞恢复中原的壮志未酬，意思很明白。“武侯之三分”则来自陆游的《书愤》。全诗如下：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鬃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前四句写杀敌报国收复失地的壮年之志，后四句写壮志难酬的暮年之悲。但诗人悲愤而不消极颓废，而是以坚持北伐、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自期，抒发了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和无比深沉的爱国之情。 李盘《挽先兄维曼大司农》悼南明隆武朝的李长倩，其二云： “不向青山正首丘，愿倾热血溅刀头。出师表上风雷动，转饷筹空日月愁。蝴蝶三更思汉鼎，子规万里怨吴钩。英魂到海流无尽，张陆应同把臂游。”[21] 亦以诸葛亮北伐比抗清。可见红楼梦是一部“大骂异族”的反清作品。既然作品是“大骂异族”而不是胡适所谓的“歌颂满洲”，那么胡适关于作者曹雪芹的考证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在那个“见鳝鱼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的文字狱时代，没人会在一部反清小说里署上自己的名字。 [①] 韩进廉：《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46页。 [②] 一栗编：《古典文学研究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1月出版，第366—367页。 [③]一栗编：《古典文学研究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1月出版，第424—425页。 [④]潘重规：《红楼血泪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第69页。 [⑤]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第262页。 [⑥]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第73－74页。 [⑦]潘重规：《红楼血泪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第110页。 [⑧]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01-102页。1978年6月第5版，人民出版社出版。 [⑨]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第11页。 [⑩]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第405页。 [11]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第274页。 [12]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246页。中华书局，1980年6月第2版。 [13]转引自林甘泉等主编《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26页。 [14]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第544页。 [15]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三版，第32页。 [16]同上，第72页。 [17]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第227页。 [18]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第227页。 [19]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第226页 [20]严迪昌：《清诗史》，第65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21]严迪昌：《清诗史》，第16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原载：《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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