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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①]一文中指出：为了缓和中原人民的反抗，泯灭中原人民的民族意识，清统治者搬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命观，把清朝皇帝说成上天“锡佑”的好皇帝，把清朝说成是“太平盛世”，掩盖满洲贵族实行民族压迫的事实，以论证清贵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和合理性，强调臣民应遵守“君臣之义”，“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 因此，康乾时期是不是“盛世”，关系到清朝政权的稳定，关系到反清斗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红楼梦把清代称为“末世”，是对所谓“盛世”的揭露。所谓“大旨谈情”，不过是幌子而已。 那么康乾时期是不是“盛世”？红楼梦作者把当时称为“末世”是不是出于民族偏见？为此，我们需要了解一点真实的历史。 其实，康乾时期根本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四海穷困的时期。 一、民不聊生 进步思想家唐甄在《潜书•存言篇》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穷困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了。” 康熙自己也承认：“生民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 康熙年间，江西道监察御史高尔位奏道：“近畿小民，••••••青黄不接之时，鬻妻卖子，一家二、三口，顷刻东西，父不能顾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夫辇毂之地尚然如此，其它各省更可知矣。” 乾隆时期，有人这样记录河南佃农的状况：“除完交地主租息之外，余存无几，仅堪糊口，最为贫苦。••••••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 可见贫困是当时普遍现象。而连年不断的严重饥荒就是普遍贫困最有力的证明。据《清史稿•志十九•灾异五》记载，康雍乾时期，几乎年年闹饥荒，而且危害极其严重。以下是该书对造成大量人民死亡灾荒的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 雍正“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 乾隆“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 “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 “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 “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 以上引用的只是出现“人相食”、“民多饿毙”惨剧的例子。而《清史稿》的编撰者多为清朝遗老或遗少，他们对于清朝的黑暗和腐败，是加予掩饰的。如1877－1878年，在山西、河南等北方五省，发生了“丁戊奇荒”，受灾面积百余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在1.6亿到2亿左右，死亡1000多万人。据《万国公报》报道，灾区“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最后“饥殍载途，白骨盈野”。而对于这场“古所仅见”的“大祲奇灾”，《清史稿•志十九•灾异五》仅记载道： “光绪……三年，高陵大饥，饿毙男妇三千馀人；靖远、平凉、泾州、灵台、礼县、文县、合水大饥。四年，唐县等四十州县饥，庄浪、阶州、成县、灵州、巩昌、秦州各属饥。六年秋，邢台饥。七年，通州等州县饥。”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朝的灾荒比《清史稿》记载的要严重得多。 也许有人会说：古代生产力低下，发生灾荒和死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据《明史•卷三十•志第六》记载，从洪武至景泰近九十年的时间里，就没有“人相食”现象。这与明初的富足和朝廷重视赈灾是分不开的。朱元璋规定，各地发生灾情，地方官不报告，处死刑。同时，也与朝廷“蓄储有余”分不开的。洪武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报告：“二仓蓄积既多，岁久红腐”。《明史•卷七十八 志第五十四》“食货志二赋役”记载：“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可见明初社会之富足，远胜于康乾时期。 因此，康乾时期发生的“人相食，死者枕藉”的严重后果，不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而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贵族阶级的沉重剥削、人民的绝对贫困。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腐败。据《清史稿》记载： 康熙六年，……赐履上疏几万言，略谓：“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一旦水旱频仍，蠲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守令以廉，而上官实纵之以贪；方授守令以养民之职，而上官实课以厉民之行。” 张研、牛贯杰在《清史十五讲》中写道： “康熙中期以后，官吏贪污舞弊之风愈演愈烈。 “由于政纪松弛，缺少监督，从直省到州县，官员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五十二年（1713）康熙述及赋税征收，指出只有浙江巡抚张鹏翮、山西巡抚马齐全完七年钱粮，其余各省均亏欠未完。……这些亏欠的钱粮，绝大多数是官欠，也就是被各级官员挪移、贪污了。”[②] 政治腐败贯穿康乾时期，而且越演越烈。乾隆四十六年（1781），发生甘肃捐监冒赈案，侵吞白银上千万两，涉及总督及全省全部州县官。这样的贪污大案层出不穷。“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③]。 因此，虽然清代州县也建有储粮备荒赈灾的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置社仓，但由于各级官吏腐败，贪污钱粮，在灾荒时就出现无粮可赈、有粮不赈的情况。 乾隆则是腐败的总头子。“如史家所言：‘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都督，都督索之州县。’”[④] 对于地方官吏的腐败，乾隆极力包庇。乾隆五十五年，尹壮图上疏请停“议罪银”。疏中说“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⑤]。乾隆也知道这是事实，但为了包庇贪官污吏，竟然通知地方贪官转移、毁灭证据，然后以污蔑罪将尹革职留任。以致“满朝文武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他非所闻。”[⑥] 由于乾隆本身就是腐败官吏的总后台，和珅才能横行几十年，吏治腐败越演越烈。由于朝廷极端腐败，最后落在百姓头上的，就是沉重的苛捐杂税。各级官僚贪污库银库粮，不顾人民死活，就造成了灾年“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二）、土地高度集中。康乾时期，土地已经非常紧张。“按照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粮食亩产粮，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约需耕地4亩，而到乾隆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已低于这个数据”，只有3亩。“这样，仅从人均占有耕地这个标准来看，全国至少也有1/3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⑦] 由于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实行了野蛮的掠夺——圈地。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圈地地亩多达17万倾以上，约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500余万顷的三十分之一。由于满洲贵族实行土地掠夺，清代从一开始土地就高度集中。顾炎武在《日知录》记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康熙在1704年也承认：“田亩多归缙绅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 郑板桥有诗云：“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地租也很高，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地方高达百分之七、八十。[⑧]土地高度集中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贫困是必然的。由于人民极端贫困，抵御灾害能力极低，在灾荒之年，就发生灾民大量死亡的惨剧。 人们把康乾时期看做“盛世”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增长。其实，单纯用人口增长来证明所谓的“盛世”，是很片面的。清末不是什么“盛世”，但到1910年，全国人口达到43600万，比乾隆四十一年的31150万还多出1.2亿多人口。如果用人口来衡量是否“盛世”，那么清末也是“盛世”了。显然这是很荒谬的。 人们往往把康乾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归功于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仁政”。这夸大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历史作用。因为清代虽然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但差徭并没有减轻。据史料记载，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刚刚开始之时，“私派浮于国税，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⑨]“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可见人民的负担并没有“永不加赋”而减轻。 同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赋税，还取决于拥有土地的多寡。前面已经指出，当时“田亩多归缙绅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而土地集中造成“自耕农破产，流民增加，佃农队伍受流民挤压，田主‘铲佃增租’，佃农随之破产”。 因此，在农民失去土地、“差徭倍于丁粮”的情况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当时人民生活依然极端贫困的原因。 二、复辟奴隶制 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诸部落之后建立后金政权的。也就是说，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社会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当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时，对外掠夺奴隶就成了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恩格斯指出：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⑩]“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11] 朱诚如在《明清史散论》[12]中记述道：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明天启5年)，努尔哈赤用暴力手段杀了大批汉人，所剩汉人或降为奴仆，或编入田庄。……田庄遍布辽东各地，几乎所有辽民，皆被编为庄丁，成为后金汗和贝勒的奴仆。” “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民户中的‘有粮的人’(即富人)是首先被编人八旗的，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即使开始被纳入八旗，后来也被逐出或杀掉。……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的没有粮的汉人，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也都作了女真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包衣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女真族社会的最低层。” 到1619年，上至努尔哈赤，下至八旗士兵，“皆有奴婢、庄园。奴婢耕作，以输其主”。这些大小奴隶主，专靠剥削奴隶为生。 满洲贵族入关，也把奴隶制带到中原。朝廷用国家法律来推行和维护奴隶制。雍正五年规定： “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造册报官存案。其婢女招配，并投靠及所买奴仆，俱写立文契，报明本地方官铃盖印信，如有事犯，验明官册印契照例治罪。……” 满洲贵族在中原地区推行奴隶制度，使各民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人民被迫为奴的过程，也是一部血泪史。当时有人这样描写人民被掳为奴时的惨景： “西风古道黄埃起，队队行装逐鞭弭。好男好女是谁家，何处驱来若羊豕？乡音呕哑不成语，龆龀悲啼孩稚喜。车儿载入营中去，从此爷娘千万里。” “爷娘妻子驱为奴，死生何处收骨肉？” 另一部分是农民被迫“投充”为奴。据记载，在三次圈占中，被迫“投充”为奴的人数在五万人左右。 再一部分是买来的。奴婢买卖，是官府保护的。奴婢的买卖催生了政府承认并抽税的从事人口买卖的“人市”，奴隶象牲口一样在市场上被公开出卖。“一人之价，不过十余两银云”。 由于奴隶制是历史的倒退，人民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因此，人民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终清一代，奴婢大量逃亡的问题一直存在。顺治三年多尔衮谕兵部：“止此数月之间，逃人已数万”。九年，内阁大学士魏裔介为此专门奏报说：“各旗所报逃人几无虚日”。康熙十二年（1672年），某御史说道：“臣思今日之为害，莫如逃人矣。”以致防止奴婢逃亡成了清廷“第一要务”。 为了镇压奴婢的逃亡，清统治者制定出一整套残酷镇压奴婢逃亡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总称为《逃人律》。《逃人律》充分表明，清代的奴隶是完全意义上的、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与中原地区的农奴有着本质的差别。直到宣统元年,才宣布废除奴隶制：“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未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概以雇工人论”。可见奴隶制贯穿清朝始终。 以上事实说明，康乾时期不是什么“盛世”，而是四海穷困、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红楼梦把当时称为“末世”，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红楼梦从各个方面深刻揭露了所谓的“盛世”谎言。 一、 对土地高度集中和贵族穷奢极欲的揭露。 宁国府有八、个九庄子。荣国府有八个庄子，但面积比宁国府大几倍（第53回）。宁国府地租庄子“钱粮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第88回）按此推算，荣国府的每年钱粮出入过百万。而从康熙年间起，清廷的年财政收入为4000多万两，乾隆年间的库存银，一般也只有七、八千万两。乾隆十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奉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可见国家的财富都落到大官僚大地主手里了。乾隆年间和珅的家产是朝廷国库十几年的收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姥姥说：二十两“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那么宁府五十万两的年收入，就够25000个家庭过一年。按一家四口算，可以够10万人过一年。加上荣国府的收入，贾府一年收入就够二、三十万人过一年！ 象贾府这样的大官僚地主，决不是个别现象。如康熙中期，大官僚徐乾学在昆山一县便占田千余顷，合十万亩。按当时江浙地区每亩水稻产量四石计算，每年总产量在四十万石左右。按五成的地租算，每年也有二十万石收入。按每石一两银计算，收入也在二十多万，与宁国府差不多。因此红楼梦里的贾府，是当时大官僚地主的典型。 巨大的财富使清代官僚贵族生活极其奢侈。“缙绅之家一宴菜肴数十种……一道猪脯要杀十几头猪，一味羊唇要宰数百只羊。” “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逼得杀三四峰骆驼。”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六年，熊赐履上疏几万言。熊赐履在疏中说：“风俗极其僣滥，而礼制因之日坏也。今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粮，舆隶被贵介之服，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夫风俗奢、礼制坏，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也。” 而乾隆更是奢侈腐化的代表。南巡、修圆明园、避暑山庄，劳民伤财，糜费极大。仅圆明园，所费以亿万计。 乾隆南巡，官员、商人将南巡办差费用部分转嫁到百姓身上，修建行宫、御道、游玩景点，拆毁了许多房庐屋舍，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使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至朝中也不乏反对之人。到了晚年，乾隆不得不承认对：“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 乾隆的奢侈糜费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不容置疑的。正如当时民谣说的：“避暑山庄真避暑，人民还在热河中。” 红楼梦通过反映贾府的奢靡来反映当时官僚贵族阶级的奢靡。贾府建大观园，丈量土地是三里半（第16回）。这三里半应该是直径，约合三平方公里。为迎接元春省亲，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花烛彩灯，就花了五万两银子（16回），相当于2000多个贫困家庭一年的费用。而建大观园共花了多少钱，难以想象。 贾府一席宴花费是多少呢？由湘云做东的宴席，是很节俭的了。刘姥姥算一算，也费二十两，“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第39回） 贾母过生日，要花几千两银子（第七十二回）。贾珍为秦可卿办的丧事，停灵四十九天，共请307名和尚道士做斋事，合算起来，就有15043人天。 元春在省亲时看到新建的大观园，一再说太奢华了，并告诫以后“万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脂批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省亲”与“南巡”是连码事，怎么“借省亲事写南巡”呢？“省亲”与“南巡”唯一相同的是排场和奢靡。因此“借省亲事写南巡”的意思是借省亲的奢靡来抨击南巡的奢靡。书中写到： 赵嬷嬷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庚辰侧批：又要瞒人。】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甲戌侧批：又截得好。“忙”字妙！上文“说起来”必未完，粗心看去则说疑团，殊不知正传神处。】 …….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庚辰侧批：应前“葫芦案”。】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甲戌侧批：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嗳哟哟，【庚辰侧批：口气如闻。】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庚辰侧批：点正题正文。】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庚辰侧批：极力一写，非夸也，可想而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庚辰侧批：真有是事，经过见过。】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庚辰侧批：对证。】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甲戌侧批：是不忘本之言。】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甲戌侧批：最要紧语。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语者吾未尝见。】 在这段描写里，“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银子成了土泥”， “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虚热闹”，等等，无非是抨击南巡之劳民伤财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 在写贾珍大操大办秦可卿丧事中间，作者借宝玉之口插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抨击贵族奢侈之意毋庸置疑。 二、对人民苦难和奴隶制度的揭露。“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民膏”。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必然导致农民破产，民不聊生，人民“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嘲顽石诗”中的“白骨如山”，就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真实反映。 由于直接描写人民的贫困，有悖于所谓的“盛世”，会招致朝廷的封杀，因此作者对人民的苦难着墨不多，而更多地通过贵族的奢侈从侧面来反映人民的贫困。贵族的奢华和人民的贫困，就象“风月宝鉴”的两面，一面是佳人，一面是白骨。一面是奢华糜费，一面是白骨如山。作者在极力渲染贵族生活的奢华时，又用寥寥几笔描绘人民的苦难，使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姥姥进贾府乞讨就是这一表现手法的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对于作者描写人民苦难的寥寥数笔，绝不能忽视。它们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反映人民的苦难，揭露清代的黑暗。 刘姥姥是为数不多的属于大观园以外的人物。她是因家里没吃的“忍耻”到贾府乞讨的。她的女婿务农，女儿做杂活，非病非残，亦非游手好闲之辈，为什么沦到乞讨的地步？原因无非是无土地，地租高。所以刘姥姥一家是作者塑造的贫困农民的典型。 第四十一回的回目是“怡红院劫遇母蝗虫”。林黛玉把刘姥姥比作母蝗虫，看似作践、戏弄刘姥姥。其实这里大有深意。因为作者同情人民的苦难，因此不会讥笑到贾府乞讨的刘姥姥。在第四十二回，作者借薛宝钗之口说道：“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明确指出“母蝗虫”是“春秋笔法”。那么“母蝗虫”有何深意呢？ 原来，古代闹饥荒，饥民大量逃荒，犹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故有“饥民如蝗”的比喻。到贾府乞讨的刘姥姥，正是饥民的一员。作者把刘姥姥比作“母蝗虫”， 用的是春秋笔法，揭露的是当时“饥民如蝗”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谴责一席宴吃掉农民几年粮的饕餮之徒。所以蒙本在此侧批道：“触目惊心，请自思量。”“饥民如蝗”，所以“触目惊心”。否则为什么“触目惊心”就不好理解了。 第六十一回写道：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 贵族阶级“肥鸡大鸭”吃腻了，而人民却是连草根都吃光。这正是“民皆饥乏，草根木皮，掘剥几尽。……羸老孤幼，继踵而死。僵尸草泽，骸骨相枕籍”的真实反映。 推行奴隶制，是清代最黑暗的一面。因此，红楼梦把对清代奴婢制度的控诉作为主要内容。“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悲”的故事，也就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悲剧命运。脂批就把大观园称作“葬花冢”。蒙双行夹批：“至此方完大观园工程公案，观者则为大观园费尽精神，余则为若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塚。”（第18回） “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这是对清兵掠民为奴的描写,与“车儿载入营中去，从此爷娘千万里”、“爷娘妻子驱为奴，死生何处收骨肉”的情景完全一致。 可见作品是通过大观园里的奴婢悲剧来反映天下女子悲剧的。荣府一家，上上下下三、四百丁，绝大部分是奴婢。贾宝玉身边有多少奴婢，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又愿意卖男鬻女？如袭人就是因家里“没饭吃”时卖身为奴的，而且卖的还是死契，不能赎身的。因此贾府“僮仆成林”就是当时贵族家庭的缩影，而在贵族家庭“僮仆成林”的背后，就是千千万万农民的破产和走投无路。 第六十回写道： 春燕笑道：“妈，你若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的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扯这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 清代奴婢的生死、能不能赎身，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里。作者的寥寥几笔，一方面反映了奴婢身不由己的命运，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摆脱奴婢身份的强烈愿望。 鸳鸯说：“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吃水强按头’？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娘不成？”（四十六回） 我们把鸳鸯的话与朝廷的规定进行对照：“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 可见红楼梦的批判锋芒是直指清廷所推行的奴隶制的。 第61回王熙凤说：“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这反映了奴婢的非人遭遇。 第三十六回写道： “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龄官还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叫大夫来瞧，不说替我细问问，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偏生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 这反映了奴婢象鸟一样，远离父母，病了也没人管没人理的悲惨命运。 这些奴婢无依无靠，除了做奴婢，别无生路。英莲、晴雯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晴雯被逐之后，病困无助而死。 由于朝廷禁养优伶，贾府要遣发十二个女孩子。但愿回去的仅四五人。书中写道：“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面问，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也有说父母虽有，他只以卖我们为事，这一去还被他卖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卖的；也有说无人可投的；也有说恋恩不舍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五十八回） 大半女孩子或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回，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状况。最后芳官等三个女孩子被逐，无依无靠，只能出家，了此一生。 晴雯、鸳鸯被迫害致死，孙绍祖把“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第80回），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代奴婢制度》这样写道：“有些奴主不但肆意敲剥和役使奴婢，还在人身和人格上尽情侮辱和迫害他们。这些奴主视奴婢的性命如草芥，将奴婢的妻女作为玩物。任情纵欲，随便杀戮奸污，把自己的满足建立在广大奴婢的深重灾难之上。”而进行反抗的奴婢，绝大多数被“清王朝援引奴婢殴杀主人的法律杀害了，或被斩或被绞或被凌迟，奴婢们豁出自己的生命作了最大的牺牲。”[13]所以作者描写奴婢的悲惨命运，矛头直指清王朝的奴隶制度。 书中还说：“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 在奴隶制之下，人不是人而是物。反对奴隶制就是把奴隶变成人。任何提升人的尊严和地位的思想，都是对奴隶制的否定。因此，红楼梦把奴隶制下地位最低、命运最悲惨的女性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她们的悲惨命运发出呐喊，是对清代野蛮的奴婢制度的控诉。红楼梦的女权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反映。 什么是盛世？红楼梦作者给出一个标准，那就是“盛世无饥馁”（第十七至十八回）。而草根吃光，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又如何能称为“盛世”呢？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揭露清代盛世谎言的作品。 三、对政治腐败的揭露。康雍乾时期是政治十分腐败的时期。但是，清统治者是不承认的，也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微词。以致“满朝文武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他非所闻。”[14] 这种极端专制的统治，“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龚自珍称之为“戮心”。“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15]的国家栋梁、民族脊梁被“戮”而殆尽。 而红楼梦作者不屈服于清统治者的淫威，揭露清朝政治的黑暗腐败。全书没有一个清官，只有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贪官。从打死人象没事一样的薛蟠，到王熙凤弄权铁槛寺；从贾雨村乱判“葫芦案”，到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从贾珍为贾蓉买官，到太监向贾琏索贿（第72回），无不是对吏治腐败的揭露。而第99回贾政做官的经历，则是对吏治腐败最全面、最直接、最具体的揭露。 由于当时吏治的腐败，从直省到州县，官员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所以作者写贾政一开始就“查盘各属州县粮米仓库”。贾政对“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这些弊端，虽也听见别人讲究，却未尝身亲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与幕宾商议出示严禁，并谕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 结果怎么样呢？“那些长随也道：‘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想来跟这个主儿是不能捞本儿的了。明儿我们齐打伙儿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 “隔一天拜客，里头吩咐伺侯，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回。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抬头看那执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的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贾政生气，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隔一天，管厨房的上来要钱，贾政带来银两付了。” 由于贾政要查“各属州县粮米仓库”，结果连衙役都指挥不了。因为他们也是花前买来的差事，要捞回本钱。贾政要做清官，首先就得罪了衙役。 第二件事是送礼。“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送了，我们到底送多少呢？”别的贪官都是搜刮民脂民膏，一可自肥，二可送礼。贾政想做清官，哪来的钱送礼呢？不送钱这官又怎能做下去呢？李十儿一针见血地指出：“京里离这里很远，凡百的事都是节度奏闻。他说好便好，说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经迟了。”“老爷极圣明的人，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吗?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老爷常说是个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里!现有几位亲戚，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如今升的升，迁的迁。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外头这些差使谁办。” 最后“贾政被李十儿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说着,便踱了进去”，向现实低头了。 “李十儿便自己做起威福，钩连内外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所以贾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见贾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们耳目最长，见得如此，得便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也有辞去的，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于是漕务事毕，尚无陨越。” 尽管贾政没有亲手贪污受贿，但他放任属下贪污受贿；他能继续做他的官，是由于他手下的人替他受贿，然后送礼。他完全是“猫鼠同眠”了。贾政的做官经历说明：清官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要么做贪官，要么不做官。 到一0二回，贾政被参了。书中写道： 贾琏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来便说:“才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参。题本上去，亏得皇上的恩典，没有交部，便下旨意，说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应革职，姑念初膺外任，不谙吏治，被属员蒙蔽，着降三级，加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 这是不是朝廷“反腐败”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参他的正是那个招权纳贿的节度使，全社会千千万万象节度使这样的贪官污吏依然官运亨通。节度使为什么参贾政呢？原因无非有三：一是贾政在黑暗的官场是个异类、呆子、不谙“为官之道”，不会行贿受贿。靠家奴在外面胡来，闹出事来怎么办？二是比贾政会巴结、钻营的其他贪官把他的位置给“谋了”。三是元妃已死，贾府失去靠山。所以贾政被参是个个案，不能说是朝廷“反腐败”。 联系尹壮图上疏请停“议罪银”，被乾隆革职留任后不久辞官的事例，我们就可以知道红楼梦对现实的揭露完全是“实录其事”，半句不虚。贾政为官经历的这段描写，不正说明康乾时期是“暴敛横征之世”吗？不正是龚春台所言“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的最好注解吗？不正是对所谓“盛世”的深刻揭露吗？ 这段描写同时也说明，后四十回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根本不可能出自高鹗这样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之手，也不可能出自其他不明真相的续书者之手。 红楼梦从顽石入世起，到出世止。作者写到：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 所谓“红尘中荣华富贵”，无非是说，听说社会进入“盛世”了，所以顽石也想去看一看，“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贾宝玉在最初梦游太虚幻境时看到天下女子的薄命簿册，并未理解。因为他满脑子的荣华富贵，不理解天下女子的悲剧命运和社会的黑暗。但到故事最后，书中写到： “宝玉只道是问别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踉跄而逃。正走时,只见一人手提宝剑迎面拦住说:‘那里走!’唬得宝玉惊慌无措,仗着胆抬头一看却不是别人,就是尤三姐。宝玉见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么你也来逼起我来了。’那人道:‘你们兄弟没有一个好人,败人名节,破人婚姻。今儿你到这里,是不饶你的了!’宝玉听去话头不好,正自着急,只听后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拦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侯已久,今儿见了,必定要一剑斩断你的尘缘。’” 到了这时，贾宝玉才理解十二钗判词的意义，理解天下女子的悲剧，认清了所谓的“盛世”是建立在人民“白骨如山”之上的。他的梦幻破灭了，觉醒了。他终于抛弃幻想，与贵族家庭决裂，与清王朝决裂。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觉醒，完成了对所谓“盛世”的揭露、批判和否定。 在故事的最后，薛宝钗与贾宝玉关于出家有过一段交锋。书中写到： 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伯夷叔齐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 在这里，两人辩论的不是佛道，而是政治。宝玉说：“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薛宝钗说现在是“圣世”，没有效仿“夷齐”的理由。 夷、齐是逸民的代表。《清史稿•遗逸列传》所云：“太史公《伯夷列传》，忧愤悲叹，百世下犹想见其人。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岂果自甘饿死哉？清初，……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今为遗逸传，凡明末遗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于篇，虽寥寥数十人，皆大节凛然，足风后世者也。” 顾炎武在1674年作诗云：“彩笔夏枯湘水竹，清风春尽首阳薇。”晚清的颜君猷论屈大均：“顽民不颂周家圣，手掬寒泉吊首阳。”可见“夷齐”是反清志士效法的榜样。 贾宝玉“自比夷齐”，说明他出家不是由于看破红尘，而是象顾炎武等反清志士一样，坚持民族立场，不与清廷合作。而宝钗则说现在是“圣世”，不应该再坚持民族立场。但贾宝玉坚持要出家，说明他不接受薛宝钗关于“圣世”的观点。这样，红楼梦全书揭露清代黑暗，完成对清廷的否定，最后主人公与清廷决裂，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理解这一结构，对于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 [①] 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三期。 [②]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49页。 [③]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8页。 [④]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5页 [⑤]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8页。 [⑥]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8页。 [⑦]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第19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3。 [⑧]转引自韦庆远等著：《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2页。 [⑨]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5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12]朱诚如《明清史散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引文转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专题研究•前清史研究•朱诚如：清入关前对辽东汉区统治探微》（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QQS/03/16/2005/5989.html）。 [13]韦庆远等著：《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62-163页。 [14]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8页。 [15]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30页。 原载：《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一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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