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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古称“单马锡”，在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岛上，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东口，地处亚、欧、澳三大洲之间的航线上，为印度洋和太平洋航线的中途站，有东南亚最大的海港。 中新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1990 年，但中国与新加坡的友好往来关系却是有着久远历史的了。 悠久的历史往来 英国历史学家哈· 弗·皮尔逊在其著① 《 新加坡史》 中称新加坡为“香料之路”。他说“新加坡的历史好几百年前便开始了”。其实，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早在公元1 世纪前后，中国和马来西亚已有过境贸易的关系，而新加坡就成为中国― 印度之间贸易的中继站，或中国与印度商人汇合的地点。“当时岛上莽林密布，拷树丛生，招泽遍地。除了大陆上的一两个渔人之外，没有人到过岛上”② 。 新加坡在历史上曾经两次建城，一次是大约在1150年印度摩诃拉甲家族中么位名叫圣尼罗伏多摩的王子（后来登上僧伽补罗王位，尊号为室利· 帝利架那（意即吉祥三界王）来到这个岛屿，因路遇美丽凶猛的狮子，便把这个新建城市称为僧伽补罗，即新加坡，也就是狮城的意思，直到今天，新加坡共和国仍以狮子为国家的象征。到15 世纪，新加坡虽是沿途的港口之一，但新城已被摧毁，在一片断壁颓垣上，莽林又蔓延起来，人们不知这里曾经有一个港口了。三百年后，1819 年1 月，英国的莱佛尔斯舰队来到新加坡南岸五哩的圣约翰岛附近，直到1823 年1 月1 日在莱佛尔斯主持下开始第二次新加坡新城的建设，并于同年建立了莱佛尔斯学院（后改为马来亚大学，今为新加坡大学），至1834 年新加坡便成为海峡殖民地的首府。据历史学家叙述：在历史上，新加坡原为马来亚的一部分，1824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59 年成立自治邦政府，1963 年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组成马来亚联邦，1965 年8 月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早在10 世纪时，印度人建立的室利佛逝帝国版图中，就包括了新加坡这个岛，我国著名僧人义净于671 年从广州来到室利佛逝，住了六个月。十年后，他又带助手四人来此研究和翻译佛经。19 世纪初，大批的中国人来到新加坡，他们在山上种植可作为染料和药剂的植物― 甘密。《 新加坡史》 中记载： 到这里来的人中，最勤劳的是中国人。每年，当第一艘中国民船在海港出现时，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便乘普小船飞快地迎上前去。他们把小船拴在民船上，让它拖着走，一边高声向民船上的人打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民船上搭起篷盖，一艘艘船看起来就像浮在水面的房子一样。中国商人就在船篷底下把他们的茶、丝绸、瓷器卖给市镇里的商人。 作者接着又说： 起初，中国民船只是前来做生意，但随着新加坡的发展，这些船便载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到这里来谋生，以至后来市镇里中国人比其他任柯种族的人都多。他们成了商人和店铺的老板，有的在街道上卖食品，有的在甘密园或胡椒园工作，还有的成了替政府筑路建桥的工人。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很清楚看到中国与新加坡悠久的历史渊源。早期赴新加坡的华人有自己的组织― 同乡会馆。如1857 年在新加坡经商的琼州府（今海南省）人韩亚二、王志德等人，就集资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了小坡马拉咨街上的三间店屋，作为同乡聚会和寄宿之所，这便是当地最初的琼州会馆。1880 年会馆迁至美芝路，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著名诗人黄遵宪还为会馆题了对联，至今旧物仍存，成为中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珍贵的文物。 源远流长的中新文化交流 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华人后裔仍然是新加坡人口最多的民族。他们的祖辈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也带去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例如，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绘画艺术等方面，都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在风俗方面尤显得突出，华裔的各种传统节日，同今天福建、浙江、广东、海南等地的传统节日和庆祝形式基本是相同的。在戏剧方面，华裔新加坡人，对于传统的地方戏十分喜爱，对京剧等剧种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文学方面，早期华人带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故事，如《三国演义》 、《 水浒传》 中的故事，是普遍流传的。1889年，《 三国演义》 就有了马来文的节译本，这说明中国文学已不局限于侨生华人范围了。除此之外，中国的旧武侠小说在新加坡也非常盛行。 据法国著名女汉学家克劳婷· 苏尔梦编著的《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③ 中的考察报告说：早在1889 年新加坡已有宝华轩出版社、古友轩出版社、金石斋和华商印务公司，出版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除《三国演义》外，还有《 二度梅》 、《 包公案》 、《 忠节义》 和《 卖油郎》 的合集、《 今古奇观》 、《 反唐演义》 和《 雷峰塔》 等，其中有的译本在新加坡竟设有三个代销处，可想其读者面还是很广泛的。1891 年一1892 年期间，《 水浒传》 、《西游记》 、《 五美缘》也有马来文的译本。苏尔梦女士报告中列有94 种马来半岛华人用拉丁化马来语译著的小说目录，这些小说几乎都是从1889 年至1935 年间在新加坡出版的，其中《 三合宝剑》 、《 八美图》 、《 憨子婿》 、《 薛仁贵征东》 、《 乾隆皇帝游江南》、《 王昭君和番》 、《 孟丽君》 、《 臭头洪武皇帝》 、《 罗通扫北》 、《 济公活佛》 、《 钟无艳》（又名《 青面皇后》 ）、《 五鼠闹东京》 、《 飞剑二十四侠》 、《 狄青五虎平南》 等，都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马来文译本。 20 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之间，再度掀起翻译中国小说的热潮，如《 封神演义》 、《后列国志》 （又名《 锋剑春秋》 ）、《东齐列国》 、《 三合明珠宝剑》 、《 绿牡丹》 、《 粉妆楼》 、《 精忠说岳》 、《 狄青征北》 、《杨文广平南闽》 和《正德皇帝游江南》 、《 七剑十三侠》等。这些翻译小说初期每版只发行二百至五百本，而到了三十年代发行量增加到了二千册，读者队伍有了迅速的扩大。 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出现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诗歌译本。 八十年代后期，中新虽然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中新文化交流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在两国商业贸易日益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戏剧、影视也来到了新加坡。1988 年初，中国刚刚拍出的36 集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 在新加坡放映，同年五月底至六月初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剧组演员在新加坡与广大观众见面。六月十三日，中国红楼梦文化艺术展代表团又应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早晚报社邀请来到狮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红楼梦》 文化艺术展接待了数万名新加坡观众。当地最大华文和英文报纸连续半个月以显著版面报导这次盛大活动。“林妹妹来了”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代表团的红学专家还在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报业中心举行了专题报告会，引起极大反响。这股“红楼热潮”，为中新文化交流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石头”渡海到狮城 《 红楼梦》 一书何时流传到新加坡，目前还没有见到确切的记载。首先，在新加坡出版的大量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作品中迄今尚未发现有马来文的《红楼梦》 摘译、节译和全译本，其次，在侨生华人社会中，虽然他们有可能阅读的是原本《 红楼梦》 ，但究竟何时将此书传人新加坡也没有文字材料可资佐证。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新加坡红学研究者来进一步调查研究。目前，新加坡《红楼梦》 读者和研究者所阅读的《 红楼梦》 大致来自三个地方：( 1 ）从香港进口的中、英文版《 红楼梦》 ，这多是香港各家出版社出版或翻印的，( 2 ）从台湾进口的，( 3 ）从中国大陆购进的。中文本主要对象是侨生华人；英文本既有霍克思译本，也有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读者对象有侨生华人，也有马来人和其他种族的人。近年来，随着红学影响的扩大，一些早期脂评抄本的影印本也传到了新加坡，成为少数研究者和高等学府图书馆内的珍藏品。 从研究方面看，新加坡的红学研究起步还是比较早的，也有相当的成绩，这一点过去我们注意得不够。据现有的资料看，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的《天方周报》 、《 时代报》 、《 文艺报》、《 小说》 丛刊等，已经开始发表有关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研究文章。1955 年7 月，《 夭方周报》 第44 期起连载王昆仑先生的《 红楼梦三烈女》 、《 王熙凤论》 、《 史湘云论》 、《探春论》 ，署名“太禹”，即“太愚”。这是转载，恐怕其来源是香港报纸所载的“太愚”《 红楼梦人物论》 。其后有程远、金果、辛之、任辛的论红文章相继发表。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 的研究文章愈来愈多，而且主要是本地研究者的文章。在这一时期里，潘重规先生由台湾来到南洋大学作学术报告，同时他的《红楼梦新解》 和当地作家任辛先生的《 红楼梦简说》两书分别于1959 年、1960 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这两部红学著作的问世，对推动六十年代后新加坡红学研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任辛，原名吴之光，笔名有方修、．任辛、观止等。原籍中国广东潮州，在新加坡报纸任过编辑，是新加坡著名新闻工作者、作家。著有《谈小品散文》 、《 马华文坛往事》 、《 马华新文学简史》 及诗文集《 炉烟集》 、《 两径轩杂文》 等。除《 红楼梦简说》所收红学文章外，他的《 炉烟集》 和《两径轩杂文》 中也收有咏红诗篇和红学研究文章多篇。任辛可称新加坡第一位红学家，他以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优美清新的散文笔法揉以杂文的辛辣来写《 红楼梦》 研究文章，深受当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红楼梦简说》 ，共收文九篇，附录刘仲英的《 红学的末路》 一文。在这九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 红楼梦》 的思想内容，研究了“红楼梦作者问题”和“高鹗补作红楼梦问题”，对“索隐派红学批判”、“也谈脂批”和“新发现的红楼梦抄本”，内容相当广泛。《简说》 中的《 红楼梦作者问题》 和《 曹雪芹与红楼梦》 两篇文章主要内容是针对潘重规教授《红楼梦新解》 中的观点，批驳《 红楼梦》 非曹雪芹所作论。 任先生从小说第一回内容的昭示、清人笔记的记载、雪芹朋友的诗文、脂砚斋的批语四个方面说明曹雪芹应享有著作权，指出这个“定论”是难于推翻的。关于高鹦续书问题，用了两篇文章来讨论，他认为《红楼梦》 后四十回为高鹗续补，其“功罪参半”, “正如俞平伯所说．‘在功效上看，实在是红楼梦的护法王，万万少他不得的。’”他的结论是： 高鹗补作红楼梦是事实，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抹煞的，不管他的行为是否光明正大，也不管他的修改与补作是否高明。因此，如果有人不顾这种事实，想否定高鹤是后四十回红楼梦的作者，以便利于解释自己某一观点，建立自己的奇特的理论，那么，我们站在尊重事实的立场上，是有必要加以批评的。 《简说》 把红学研究中的流派分为“猜谜”、“考证”、“分析” 三大派，他在《 索隐派红学批判》一文中批评了“猜谜拆字”的方法和观点，他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一部高度现实主义的古典文学巨制，不是谁的族谱或传记，更不是猜谜或拆字的教材．书中的描写，当然免不了渗着若干曹雪芹的家事，以至于当时若干人物的行状，因为一个文艺家，特别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作家，总是以他的生活经验为创作的基础的，他的作品含有若干真人真辛，正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 稍微有点文艺写作经验的人，更易于认识这一点。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再征引原文了，仅从以上所引文字，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加坡学者对红学争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着法、至今仍不失去其重要意义。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有克劳斯一彼得，凯平合著的《 红楼梦新释》 ，于1973 年由作者自印。这是一部英文论文集，论述了《红楼梦》 的作者、小说的主题和社会性等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皮述民教授发表了不少考证性的红学文章，后来收入在《红楼梦考论集》 ④一书中。《考论集》 的重点文章是《 略论红楼梦的家史成份》 和‘补论畸纷曳即曹须说》 两文，余者如。红楼梦“棠村序文”的商榷，、《 脂魏斋与红楼梦的关系》、《 红楼梦一书五名解题》 、《 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 及《 论红楼梦甄府的意义与启示》 、《 论甄宝玉的意义与结局》 ，虽然都有前人所未发之独到见解，但限于本文之篇幅不能一一介绍了。皮先生认为： 事实上，想把曹家的史事，一一和书中的描写排比印证的人，没有不弄到焦头烂额，前合后不合，此劝彼不对的。甚至想根据脂批来作种种考证的人，也碰到同样的麻烦，“横看成岭侧成峰”，某几条批语集合起来，好像能证明某一回事，但别人总能找到另几条批语来反驳。皮先生列举“事件虚构例”、“人物虚构例”、“时间虚构例”、“空间虚构例”、“物件虚构例”和“其他虚构例”，说明《红楼梦》 中家史的成份极不纯粹。他说：“由于家史的成份不纯粹，所以书中所记，绝不能一体当作史料来看，如‘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那样，以为书中‘不独人物情节是追踪摄迹，连年月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实在是过于歪缠了。” 《 考论集》 体现了新加坡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红学研究的新成果。展望九十年代，我深信新加坡的《红楼梦》 读者对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了解和认识将更加普遍和深入，而研究的成果也将更加辉煌。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心愿和祝福！ 注． ① 哈· 弗· 皮尔进，《 新加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72 年11 月出版。 ② 同上。 ③ 克劳婷· 苏尔梦：《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出版。 ④ 皮述民．《 红楼梦考论集》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6 月初版。 原载：《红楼梦在国外》 原载：《红楼梦在国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