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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里，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贾府，不仅常常演戏，唱昆曲或者弋阳腔，而且有各种曲艺和杂艺的活动，如唱南词、唱小曲、说因果、打十番、打莲花落之类。前三种都是曲艺，后两种可列为杂艺。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在《红楼梦》里要写这些曲艺和杂艺呢?又是怎样描写的呢?大家知道，还有些古典小说，如《金瓶梅》、《镜花缘》，也写了各种曲艺和杂艺。那末，《红楼梦》较之这些古典小说，在这方面，到底有没有独特的地方呢?对这些问题，都需要作些探索，因为，《红楼梦》这部巨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很广泛，很复杂，又很有特色，只有从各个方面去剖析，然后综合观察，才能比较完整而清晰地见其全貌。 (一)十番档子班和清曲档子班 《红楼梦》第十一回，宁府为了替贾敬祝寿，“找了一班小戏儿，并一档子打十番的”，都来府中表演[1]。这是一次。第七十六回，荣府过中秋佳节，贾母带了一大串儿孙，到大观园中凸碧堂赏月，“因命人将十番上女孩子传来”助兴。又是一次。这两次，都指的是十番档子班。第二十八回，“还有许多唱曲的小厮们”。这指的是清曲档子班。 我们知道，在《红楼梦》里，所谓“档子”，有两种解释。一种指档案和账册，另一种档子就是档子班的简称。档子班有各种各样的，如清曲档子班、清音档子班、帽儿戏档子班、杂耍档子班，等等。其主要的共同特点，即是由男女青少年组织成班。所以，档子班的演员，被称为“花档儿”，既指年青俊美，又含有戏谑歧视的意思。档子，亦作“当子”，大概是沿袭明代内臣俊美者称为“老儿当”的风习而来的((《万历野获编续编》)。 在这里，我们了解一下清代初期和中期档子班的情况，就会有助于对《红楼梦》中档子班的理解。根据李声振、汪启淑、李调元、蒋士铨诸人的著作记载：“花档儿，歌童也，初名秦楼小唱，年以十三四为率，曲中[边关调]至凄婉”。“曩年最行档子，盖选十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女妆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席前施一氍毹，联臂踏歌”。“档曲争传[节节高]，妖童三两拨檀槽”[2]。这都说的是清曲档子班。年轻歌童化妆成妇女，在地毯上起舞，唱[边关调]、[节节高]之类的小曲，并以丝弦乐器伴奏。李声振是康熙年间人，汪启淑、李调元、蒋士铨都是乾隆年间人。因此，他们的记载，可以证实，在康、乾年间，清曲档子班很盛。但他们所谓的“妖童”、“淫词”，显然是士大夫的观点。 在当时，又有清音档子班，打十番锣鼓，吹弹管弦乐器。什么叫做“十番”呢?十番，一作“十泛”(《荷花荡》传奇)，又作“十欢”(《停云阁诗话》)，福州俗称“叶欢”(《半野轩诗存》)，合奏音乐名称。“番者，更番之谓”。一般说法，十番分为两种。一种是“细十番”，乐器只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曲牌有[花信风]、[双鸳鸯]、(风摆荷叶]、[雨打梧桐]等。一种是“粗细十番”，夹用锣、铙之属，或加唢呐，曲牌有[下西风]、[蝶穿花]、[雨夹雪]、[闹端阳]等。也有人说，纯用打击乐器的，叫做“素十番”；加用丝竹乐器的，叫做“浑十番”。这大概是因年代、地区不同，十番内容就有所不同。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十番的乐器和曲牌，与蔡少谷《鸢飞鱼跃随笔》记载福州十番的乐器和曲牌，就有所不同。十番乐，始于明代[3]，盛于清代康、乾年间，在北京、南京、扬州、苏州、福州等地区最流行。清音档子班，大都由男青少年组成，但也有女子清音。《镜花缘》第九十三回：“又听女清音打了一套十番”。孙源湘《女清音》：“小妹十三尚不足，阿姊十六颇有余”，“东头客去西头来，贵家夜宴还传催”(《国朝诗铎》)。民间节日、庙会，也有少年竞奏十番乐，所谓“十番车上诸年少”。这是不属于清音档子班，而是民间业余爱好者[4]。 还有一种档子班，唱“帽儿戏，声情态度，如老洪班，”(《扬州画舫录》)。老洪班是乾隆年间扬州著名的昆曲戏班之一。所谓“帽儿戏”，即是有简单妆扮的小戏班，但他们的演出，往往仿效大戏班名演员的声情态度。后来“髦儿戏”，女子戏班，也叫做档子班。孙子东《历下志游外编》：“女伶曰档子班，班首蓄三五雏娃，日日教演”，“慧者年余即可登场，否则期以三年，亦可奏技，生旦净丑，各视其才，结果登台，亦动视听”，“惟不侑酒，亦不出应条纸，招至家中竟日者，则往往有之”[5]。 再者，杂耍档子班，就是在戏园大轴戏散后，另有小班，唱小曲，打八角鼓，添十不闲，也就是把各种游艺节目，杂凑在一起演出(《梦华琐薄》)。但他们也常到杂耍馆演出，有时也应堂会，所谓“而今杂耍风斯下，到处俱添十不闲” (《草珠一串》)。 正由于当时档子班都是由男女青少年组成的，所以，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朱门子弟，都以玩弄“花档儿”为乐事，简直庸俗、恶劣极了。“富儿估客逞豪侠，铸银作钱金缕屑，一歌脱口一缠头，买笑买嗔争狎亵”(蒋士铨《忠雅堂集·京师乐府唱档子》)。“华筵开，档子来”，“朱门子弟易销魂，袖底金钱席上抛”(邹熊《声玉山斋诗集·档子行》)。“不图玩侏儒，直欲穷猥鄙”(杨芳灿《芙蓉山馆诗钞·小档子》)。因此，这种社会风气越是炽烈，就越暴露出封建末世社会的腐朽性。 由此看来，《红楼梦》所写的档子班，正是清代康、乾年间档子班的缩影。在贾府里，既有清音档子班来打十番，又有清曲档子班来唱曲；不仅有男清音，而且有女清音。虽然这只是贾府恣意享乐的很小部分，但也具体地揭露了当时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寄生生活的一个侧面。 还引人注意的是，《红楼梦》第十一回有这样一段描写：王熙凤在宁府看戏，“立起身来，望楼下一看，说：“爷们都往那里去了?’旁边一个婆子道：‘爷们才到凝曦轩，带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凤姐儿说道：‘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尤氏笑道：‘那都象你这正经人呢!’”看来，凤姐对贾府爷们带着打十番的花档儿，背地里去干不正经的事，显然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又不知干什么去了”一个“又”字，言下之意，贾府爷们背地里干这种不正经的事，已非一次了。所以，贾琏、贾蔷之流参加这次祝寿活动，先就问“有什么玩意儿没有”。他们并不是真正要看戏听音乐，而是要乘机玩弄花档儿，诚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这一回里，只是通过凤姐之口，暗点一下而已。到第七十五回，就明写了贾珍、邢德全、薛蟠之流玩弄花档儿，下流无耻，丑态毕露。连尤氏也看不入眼，骂他们是“一起没廉耻的小挨刀的”。试想，《红楼梦》中这伙朱门子弟，难道不是前面所述康、乾年间那些玩弄花档儿的朱门子弟的化身吗?他们下流无耻的行为，难道不是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恶劣的社会风气吗? (二)唱 南词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风姐生日，临时找来了“说书的女先儿” (戚本作“说书的男女瞎儿全有”)。第五十四回贾府过新年，又有“门下常走的女先儿”来说书。第六十二回宝玉生日，也有“常走的女先儿”来说书。可知，贾府不仅逢年过节、寿诞喜事，都有说书活动，而且有“门下常走的女先儿”，随时到他家里来。那末，在贾府里，听说书是很平常的事了。 所谓“说书”，有各种各样的。即就清代康、乾年间而言，就有评话、南词、鼓儿词等。那末，在《红楼梦》里，女先儿说的是哪一种书呢?这就需要先对说书略作介绍。 大家知道，评话，源于宋代“说话”，只说不唱，讲《三国》、《英烈》之类，击“醒木”以为节，通称“说大书”。《镜花缘》第八十三回《说大书佐酒为欢》，即是击醒木，讲评话。南词，亦称弹词，也叫做文书，通称“说小书”，有说有唱，说唱《珍珠塔》、《玉蜻蜓》之类，以三弦为主要乐器，双档则用三弦、琵琶，也有“打横者助以洋琴”的。从元代“词话”到明代“陶真”，再到清代才演变为南词。所谓南词，顾名思义，就是江南地区流行的说唱艺术。对此，《随园诗话》、《童山诗集》、《吴趋风土录》、《杭俗遗风》、《樗园消夏录》诸书，都有记载，不具引。但在康、乾年间，北京也流行南词。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弹词，吴人弹平湖调，以弦索按之，近竞尚打铜丝洋琴矣”。蒋士铨“忠雅堂集·京师乐府唱南词》：“三弦掩抑平湖调，先唱摊头与提要”[6]。《白雪遗音》选录嘉庆以前的北方俗曲，其中有南词二三十种之多，除《渔樵耕读》之类的开篇外，还有《玉蜻蜓》、《占花魁》正书。鼓儿词，历史也很悠久。早在宋代，就有负鼓盲翁唱《蔡中郎》，据《百戏竹枝词》记载：清代康熙年间流行的鼓儿词，“瞽者唱稗史，以三弦弹曲，名八板以按之，闺人恒乐听焉，呼之曰‘先儿’，其词北方最盛，又名说北书先生[7]”。既名为鼓儿词，当然还用鼓的。另有一种，称为八角鼓。陈声和《北行乐府·鼓儿词》：“鼓形八角弹以指，谁与擅场唱档子”，“白晰雏儿年十五，不必红裙装蝶舞，秃襟小袖侍琼筵，历历歌珠串金缕”(《国朝诗铎》)。 由此看来，《红楼梦》中女先儿说书，大概是唱南词，而不是唱鼓儿词，也不是讲评话。因为，第五十四回写着，“将弦子琵琶递过去”。所用乐器，与南词正同。这是一。第六十二回，又写着“要弹词上寿”。明明点出是南词。这是二。第五十四回，女先儿介绍的《凤求鸾》，类似南词才子佳人书的内容。所谓“南词，皆言儿女之情”(《樗园消夏录》)。“瞽女琵琶，唱才子佳人传奇”(《扬州梦》)。这是三。《红楼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都是金陵世家，那末，他们常听家乡的南词，也是很自然的事。这是四。 在《红楼梦》里，贾府常有女先儿唱南词，正是清代官僚地主家庭享乐生活的反映，据《双桥随笔》记载：在当时，“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指南词艺 人)，养之深院静室，昼夜狎集宴饮，谓之先生”。《小说话》亦云：“巨家消闲，豢瞽教歌，自撰曲本，不求传世，犹之故明贵阀之昆班也”。这些记载，较之《红楼梦》中贾府常有女先儿唱南词，更为骄奢的了。 可是，在《红楼梦》里，贾母和那些小姐们又往往不要听南词。比如：贾母一听女先儿介绍《凤求鸾》的故事，就表示“不要听这个书了”。宝玉生日，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众人都说“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话，你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去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且听听贾母提出的几点理由。第一，这些书，“不过是才子佳人”，“男子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看他是才子，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女子“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子，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了，父母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是佳人”。拆穿来说，意即男女私订终身，违背封建礼教。第二，“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最没趣儿”。就是说，都是公式化的东西，令人一猜就猜着，实在乏味。第三，这些书，“编的连影儿也没有”，“前言不答后语”，都是些“诌掉了下把的话”，“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香大家，就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按：贾母自己也不说实话)比说，也没有那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一句话，写得不真实。 无可否认，在南词书中，确有不少是臆造的公式化的才子佳人书，不外“小姐花园订终身，公子落难中状元”，套来套去，成为厌套。这就无怪乎贾母不感兴趣，不要听了；小姐们宁愿听刘姥姥讲些乡村中的新闻故事，“自觉比那些瞽目先生们说的书还好听些”。然而，贾母批评才子佳人书的根本出发点。却是力图替世宦书香门第辩护，包括贾府这样大家在内，从而维护封建礼教，维护朱门的声誉和地位。所以，她“从不许说这些书”。作为贵妇人的李婶、薛姨妈，自然赞同贾母的意见，说道：“这正是大家的规矩，连我们家也没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见”。正是在她们的熏染下，那些小姐们就把南词书视为“野话”。其实，在南词书中，也有一些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如《白蛇传》、《珍珠塔》之类，不可一笔抹煞。 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贾母还要让女先儿常来唱南词呢?据她解释是：“这几年，我老了，他们姊妹们住的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叫歇了”。可知，贾母，一方面作为贾府的“老祖宗”，担负着维护“大家规矩”的责任，唯恐才子佳人书，动摇家里小姐们的心性；另一力面，她又是个“享福人”，最讲究及时行乐，需要听书解闷。薛姨妈，也是如此。她一方面赞同贾母的意见，另一方面又需要听书解闷。小姐们曾吩咐女先儿，“你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去罢”。她们的这种两面性，并不是少数贵妇人的思想意识，而是具有典型性的。 在清代初期和中期，官僚、地主以及士大夫们，不厌其烦地订立“家训”、“格言”，狂热地鼓吹封建礼教，严戒朱门弹唱、说书。什么“弹唱、说书，摇惑耳目，污乱心志，一概不容入门”(石成金《家训钞》)。什么“莫听唱说书，莫学弹学唱”(陈宏谋《教女遗规》)。什么“近有一等少年瞎姑及男瞽，弹唱词曲，描写佳人才子，苟合成欢，百般丑态，无不尽其情致，开少年子弟之情窦，动无知妇女之春思，因而做出丑事，凡为家长者，断不可令此等人入门，不独杜男女之邪心，且可省无端之防范，于风俗人心，实有裨益也”(《至宝录》)。实际上，在当时，在朱门里，弹唱、说书成风，自我撕掉了堂皇的礼教帏幙，赤裸裸地暴露出荒淫享乐生活的真相。前面所引《双桥随笔》、《小说话》的记载，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在《红楼梦》里，通过贾母、薛姨妈等人听唱南词，既要维护封建礼教，又要恣意享乐，也就巧妙地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虚伪面目。 (三)说 因 果 《红楼梦》第七十一回，在贾母八十大寿之日，地藏庵两个尼姑也来祝寿。贾母叫喜鸾、四姐儿，“洗了手，点上香，捧上一升豆子来。两个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后方一颗一颗的拣在簸罗里，每拣一颗，念声佛，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上结寿缘。贾母歪着，听两个姑子又说些因果善事”。这就是说因果，又叫做“宣卷”，宣讲“宝卷”。那末，为什么要在贾母八十大寿之日说因果呢?要说明这个问题，那就要先谈点说因果的由来。 早在唐代，寺院集众讲唱“变文”，称为“俗讲”，大都是通过讲唱通俗化的佛经故事或者其他故事，宣扬佛教教义，阐明因果(《因话录》)。宋代“瓦舍”(游艺场)说书，有“说经者，谓演说佛书”(《梦粱录》)。宝卷之名，大概始于元代，现存有《销释真空宝卷》。到明代，才有说因果的名称。《金瓶梅》第三十九回《吴月娘听尼僧说经》、“炕上放下小桌儿，众人围定。两个姑子在正中间，焚下香，秉着一对蜡烛，都听他说团果”；“打动击子儿，又高声念起来”。清代江南说因果最盛，僧尼常入富贵之家，搞这种玩意儿，二人为偶，手持小木鱼，也有用铜钹的，焚香燃烛，一人宣佛号，一人说唱，妇女乐听之，甚至有俗人的宣卷班，集五六人群坐而讽诵[8]。可知，说因果，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与一般说唱艺术不同。 寺院、瓦舍说因果，且不谈。这里，只简略地说明一下朱门大户之所以要说因果的原因。在《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妻子吴月娘，一再听尼姑说因果，讲唱《大藏经宝卷》、《黄氏宝卷》、《五戒红莲宝卷》。这是因为，吴月娘“平日好善看经，礼佛布施”，所以，她听了说因果，“越发好信佛法了”。但其中有两次说因果，乃是祝寿结善缘的，一次是吴月娘生日，一次是西门庆的宠妾李瓶儿生日。清代朱门大户，“或因家中寿诞，或因禳解疾病，莫不直卷”，“谓可降福”。清代印行的《刘香宝卷》，开首即写着：“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增寿得消灾”。大肆宣扬，蛊惑听众。 可是，历来说因果，并没有拣豆子的事。而在《红楼梦》第七十一回里，却有这样的描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拣豆子是另一种风习，在明代就已有过的。刘侗《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风俗，四月“八日，舍豆儿，曰结缘。十八日，亦舍。先是拈豆念佛，一豆，佛号一声，有念至石者。至日熟豆，人遍舍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及至清代初期和中期，仍有这种风俗。陆又嘉《燕九竹枝词》：“多少结缘求佛度，山门舍豆鬓云香”。于敏中《日下旧闻考》：“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撤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晚清时期，尚沿此旧俗。可知，从明代到清代，北京一直流行着结缘豆风习，有在正月十九日“燕九”会期(相传元代丘长春真人于此日仙去)举行，有在四月八日佛祖诞辰举行，庙宇、满族宅第、富户以及好善者，都搞这种“预结来世缘”的宗教迷信活动。 在《红楼梦》里，贾府正是清王朝“开国”功臣、世袭公爵的满族宅第。所以，在贾母八十大寿之日，两个尼姑也搞“结寿缘”的拣豆子活动。贾母对凤姐、尤氏说：“你两个帮着两个师父，替我拣豆子，你们也积积寿。前日你姊妹们和宝玉都拣了，如今也叫你们拣拣，别说我偏心。”显然，贾母对这种“积寿”活动，很重视。由此看来，这与上述清代北京流行的结缘豆风习正同。所不同的是，原来在“燕九”会期或者佛祖诞辰举行，而《红楼梦》却移在贾母八十大寿之日举行。那末，结缘豆与说因果是两码事，互不搭界。曹雪芹写《红楼梦》，就把这两种风习结合在一起，让两个尼姑既拣豆子，又说因果，成为贾母八十大寿的祝寿活动之一，也就更增强了这次祝寿的隆重性，而又染上宗教迷信色彩。 凡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书中多次写了过生日的事，如贾敬生日、贾政生日、凤姐生日、宝钗生日、宝玉生日，等等，都有祝寿活动，但都没有拣豆子，说因果，惟有贾母八十大寿之日，才有这两种活动。这就在予，贾府把贾母八十大寿，看作一件大事，特地隆重庆祝，用以突出贾母的特殊地位，更好地表现这个“老祖宗”的个性，同时，也揭露了官僚地主家庭铺张浪费的“虚热闹”，又展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崇尚宗教迷信的习俗。 (四)打莲花落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府正月十五日闹元宵，演戏，放烟火，然后贾母“又命小戏子，打了一回莲花落”。在封建社会里，朱门大户闹元宵，自然要演戏、放烟火，讲究排场，摆摆阔气，及时行乐，快活快活，反正他们挥霍的金钱，都是从人民身上榨取来的嘛! 《金瓶梅》中西门庆家，只是地方上的富豪恶霸，过新年，也要演戏、放烟火。《红楼梦》中贾府这样的贵族豪门，又在势盛之时，过新年，更不会冷冷清清的。那末，为什么又要打莲花落呢?商务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第五十四回有条眉批：“收场打莲花落，不详之兆”。意思就是说，预示着贾府将衰落。果真如此吗?应该考察一下。 按照莲花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隋、唐、五代时期，僧侣募化唱“莲花曲”，又叫做“散花落”，在《敦煌杂录》里还保存着三篇，都是宣扬佛教教义的。这是第一个阶段。到宋代，才出现了乞丐唱的“莲花乐”，内容为乞食词(《罗湖野录》)，但也可能有劝世的(《五灯会元》)[9]。元明时代，乞丐唱莲花落很盛，歌唱时，用一付鼓板，其内容很复杂，有《三贞九烈》、《二十四孝》、《十二月花名》之类，特别是歌唱四季风光的“四季莲花落”最流行，但也有佛曲的“四季莲花落”[10]。在这些莲花落唱词中，往往有“吉利词”。比如，朱有炖《曲江池》杂剧第四折所唱的莲花落，就有“城里人，城外人，为士的，为农的，为工的，为商的，都来庆贺太平年”。这是第二个阶段。清代初期和中期流行的莲花落，也属于这个阶段，另谈。大约在清代道光年间，还出现了彩扮莲花落(《都门纪略》)，后来更发展成戏曲化，节目有《锯大缸》、《王小赶脚》之类，乐器有乍板、节子、锣鼓等等。但仍有徒歌的莲花落，又叫做“莲花闹”，乞丐手拍竹板而唱，“作乞怜及颂祷语”(《杭俗遗风》、《清稗类钞》)。这县第三个阶段。简言之，即是由僧侣唱“莲花”佛曲，到乞丐唱徒歌莲花落，再到艺人演唱彩扮莲花落。 在清代初期和中期，莲花落还是徒歌的。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莲花落，乞儿曲名，以竹四片，摇之以为节，号四块玉”。郑板桥《道情》第六支：“尽风流，小乞儿，数莲花，唱竹枝，千门打鼓沿街市”。可是，乾隆年问杨米人《都门竹枝词》咏北京新年：“雪亮玻璃窗洞圆，香花爆竹霸王鞭，太平鼓打冬冬响，红线穿成压岁钱”。霸王鞭，亦称莲花落，或称金钱莲花落，用竹鞭缀金钱，击之节歌，所谓“霸王鞭舞金钱落”。它与太平鼓(圆鼓，下垂十数铁环，击之则环声相应，调唱[太平年])，都是当时新年应景的娱乐，流行很普遍。那末，《红楼梦》中贾府过新年，打的是哪一种莲花落呢? 大家知道，《红楼梦》是乾隆年间的作品，第五十四回写的又是贾府过新年。据此，我推测，那些小戏子打的莲花落，可能是霸王鞭这种莲花落，随俗应景，作为新年娱乐的点缀。贾府闹元宵，既有戏，又说书，行酒令，讲笑话，再放烟火、炮竹，气氛越来越热烈，最后一边打莲花落，一边向戏台上撒钱，莲花落的歌声和乐器声，伴着“豁琅琅满台的钱响”，还杂着贾府诸人取乐的欢笑声，掀起了热闹高潮，在高潮声中，结束闹元宵。这正是生动地描绘了贵族豪门闹元审的热闹情景。即使那些小戏子唱的是徒歌莲花落，也决不会唱那种“乞食词”、“乞怜语”，而是唱一些“吉祥词”、“颂祷语”，或者歌唱所谓“太平年”。因为，贾母对过新年，非常讲究吉利。请看：她室内火盆中，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花厅上，摆列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鲜花。排合欢宴，献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还要“重孙一对双全的在席上”。连发赏的铜钱，也用红绳穿着。而袭人、鸳鸯因“都有孝”，也就都没有参加元宵夜宴。试想，在这时，贾母命小戏子们打一回莲花落，难道会容许他们唱不吉利之词吗?然则，“不祥之兆”，究竟在哪里? 看来，商务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批者，只知道乞儿打莲花落，唱叹穷乞怜之词，于是，联系《红楼梦》中贾府后来衰落，就认为第五十四回“收场打莲花落，不祥之兆”。实则我国长期流行的莲花落，如上所述，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叹穷乞怜一种。更主要的是，这种批语，脱离了第五十四回描写贾府闹元宵的具体情景，一任己意地瞎猜臆测。“索隐派”批《红楼梦》，大都如此。 (五)结 语 我们对《红楼梦》中曲艺和杂艺，分别作了一些介绍，这里再略加归纳，作为小结。 曹雪芹写《红楼梦》，把当时流行的多种曲艺和杂艺，都摄入这部巨著里。但这并不是孤立地介绍各种玩意儿，炫耀作者知识渊博，而是借以更广阔地反映生活，多方面地表达主题思想。看吧!在贾府里，一会儿打十番，一会儿打莲花落，一会儿唱小曲，一会儿唱南词，一会儿说因果，花样繁多，应有尽有，奢侈糜费，恣意享乐。尽管在贾府诸人的日常享乐生活中，这不过是一些小插曲，但毕竟不可缺少的。因为，根据本文所引历史材料，确凿证明，在清代初期和中期官僚地主家庭里，这都是常见的生活现象。曹雪芹经过认真选择和精心提炼，巧妙地安排在《红楼梦》里，就可以因微知著，从小见大，几个说书片断，又是两个打十番插曲，就反映了贾府享乐生活的多样化。因此，这部巨著，便象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揭露了当时官僚地主家庭享乐生活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富有时代特色。 诚然，在《红楼梦》里，贾府众多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都过着享乐生活，但决不是千人一面，毫无差异。他们各有自己的爱好，各有自己的生活趣味。那些下流的爷们，沉迷于玩弄花档儿。贾母和薛姨妈喜听南词，却从未听过唱小曲。小姐们对说书不感兴趣，而好吟诗联句。尤其贾母，爱好最多，无论十番音乐、南词、宣卷、打莲花落，都要听。她说是：“闷了时”，“顽笑一回”。她天天挖空心思地讲究吃喝玩乐，唯恐虚度了一天，很会“享福”。因此，通过这些人物不同的爱好和生活趣味，就表现了他们不同的个性。这就证实，《红楼梦》中曲艺和杂艺的描写，决不是脱离人物的游离部分，而是成为丰富人物精神面貌的艺术细节，各自有着特殊的作用，曲尽其妙。如果要把它们互相掉换，那是不可能的。试想，让贾母玩弄花档儿，岂非笑话?让贾府那些下流爷们欣赏女子清音吹笛，他们那会有这般“雅兴”哩! 再者，在《红楼梦》里，对各种曲艺和杂艺的描写，乃是适应着反映不同生活的需要，作了适当的安排。比如，凤姐生日和宝玉生日，都有女先儿来说书，而没有说因果，惟有贾母八十大寿，才有了说因果，但却没有提到女先儿说书。这就在于，凤姐、宝玉在贾府中的地位，毕竟不及贾母，只有“老祖宗”，才够得上“结寿缘”。何况，凤姐、宝玉对这种宣扬因果报应的说因果，也不会感兴趣的。凤姐说过：“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贾府平时常有女先儿来说书，难道贾母八十大寿之日就没有说书吗?这只是因为要突出说因果，故对说书略而不提。即使描写同一曲艺演出，但在不同场合，又作了不同的安排，“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不是平均对待，烦琐累赘。比如，贾府几次说书的安排，就是如此。第四十三回写凤姐生日，只是“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的女先儿全有，都打点着取乐玩耍”，一笔带过。第六十二回写宝玉生日，通过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特地交代了小姐们不要听这些“野话”，叫女先儿去厅上替薛姨妈说书解闷。第五十四回写贾府过新年，对贾母听书所发表的议论，则是大笔发挥。因此，全书中各种曲艺和杂艺的描写，既有一般着墨的，又有强调突出的；既有必要重复，又有差异变化，错综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展现贾府享乐生活多样化的有机整体。 [1]戚本《石头记》作“并一档子，打十番的”。断为两句。商务本《增评补图石头记》作“并一档子打十番的”。作一句读。按：当以后者为是，因为，这句话，即指一个打十番的档子班。 [2]见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汪启淑《水曹清暇录》，李调元《童山诗集》，蒋士铨((忠雅堂集》。 [3]曹寅《楝亭集》中《题马湘兰画兰长卷》诗自注： “明武宗游南苑，今十番，其遗乐也”。十番是否是明武宗的遗乐，姑不考证，但明代确有十番乐。刘侗《帝京景物略》：“鼓吹则橘律阳、撼东、海青、十番”。李斗《扬州画舫录》亦云：“是乐，前明已有之”。 [4]本段所引资料，除注明者外，见陈于任《燕九竹枝词》，郑洛英《耻虚斋诗钞》，吴敬梓《儒林外史》，以及《续板桥杂记》等。 [5]清升平署档案，记有“着内学在养心殿伺候帽儿戏三出，不必用行头”；“延春阁伺候帽儿排，唱小戏，小家伙”。 《清升平署志略》：“帽儿戏之名，已见李斗《扬州画舫录》”；“(清宫演戏)，初日上排帽儿戏，后又简称日上排，最后又称帽儿排”；“系仅于头上束网，所有官帽、纱帽、罗帽等，一概不戴，足下登靴，不用戏衣，穿一种特备衣服，亦能作扬袖、甩袖姿式，其登台出演，唱做念白，悉与花唱相同”。后来髦儿戏，亦作“毛儿戏”，又作“猫儿戏”，即女子戏班。髦儿戏之名，可能始于晚清时期。同治、光绪年问袁翔甫《上海竹枝词》：“忽听一声锣鼓响，髦儿戏正闹头场”。《海上花列传》第十六回：“上海滩浪，通共三班毛儿戏，才叫得来哉”。王韬《瀛壖杂志》：“教坊演剧，俗呼猫儿戏”。 [6]清代中期，所谓南词，就其广义而言，即指江南地区的弹唱说书，包括浙江地区的南词和苏州地区的弹词。所以，对同是弹唱平湖调的说书，《百戏竹枝词》称为“弹词”，《忠雅堂集》则称为“南词”。现存乾隆刊本《仙庄会》南词，即是唱平湖调。所谓“摊头”，就是“南词小引”，也就是“弹词开篇”。现存《马如飞开篇》，亦称《南词小引初集》。但评话亦有摊头。明代钱希言《戏瑕》：“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 [7] 《孤本元明杂剧》有无名氏《陶渊明东篱赏菊》，其第二折：“[净]老先儿，我也不曾读书，我则听的那打谈的说：武王立天下，寻访着盂滓老姜。人所皆知。老先儿知也不知哩?”《通俗编》：“前明太监称卿大夫，每曰老先，而不云生”。为什么先生亦可称为先儿呢？这就在于，在我国古代，先生两字，可连称，可单称。比如，《汉书·梅福传》：“ “夫叔孙先非不忠也”。师古曰 “公卿言邓先”。师古曰：“犹言先生也”。《汉书·晁错传》：“公卿言邓先”。师古曰：“犹言邓先生也”。 [8]本段所引资料，除注明者外，见《培远堂偶存稿》、《吴趋风土录》、《清嘉录》、《对山余墨》、《盛湖竹枝词》、《海上竹枝词》等。 [9]宋代释普济《五灯会元》记载：俞道婆闻丐者唱莲花落，忽然契悟。那末，这种莲花落词，大概是劝世的，所以，才使俞道婆悟道。 [10]本段所引资料，除注明者外，见元杂剧《金线池》、《曲江池》，明传奇《绣襦记》、《鸣风记》、《锦笺记》，小说《石点头》，朱棣《诸佛名经》。 原载：《我读红楼梦》 原载：《我读红楼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