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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雅淡之中带些姣艳 《红楼梦》中，有许多人物论艺术的对话。关于这，在本书中将有专章论述。在这里可试举一例，即宝玉与莺儿论丝绦的配色那一段，看看曹雪芹对艺术美的认识。 莺儿，汗巾子是什么颜色的? 宝玉 大红的。 ‘ 莺儿 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 宝玉 松花色配什么? 莺儿 松花配桃红。 宝玉 这才姣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姣艳。 莺儿和宝玉这番议论，与宝钗关于绘画要注意表现远近，疏密，宾主，添减，藏露的议论，或是晴雯等人说的缠丝白玛瑙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即强调色彩的对比与人们的审美感受的关系的说法，都可以当作曹雪芹的审美论来读。在这里不必讨论雅淡之中带些姣艳的说法，是否普遍适应人们的艺术趣味。我举这个例子，只图说明这种强调色彩对比的细节也能看出，曹雪芹在艺术创作中，多么重视事物统一中的对立方面。任何事物都是两点而不是一点的，艺术创作只要一点不要两点，所谓“单打一”的搞法，不能使形象具有逼真感。 读者觉得凤姐写活了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人物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事物的矛盾性。凤姐言行所表现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凤姐作为贾府当权派，与在野派的关系，凤姐所代表的贾府与地主阶级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凤姐性格的变化与贾府形势变化的关系，凤姐性格本身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互相关系，这些都是塑造凤姐这个典型人物的具体条件，也是保证凤姐这个人物形象生动、真实的根据。不论曹雪芹塑造这个典型人物是否自觉地运用着对立统一的法则，他运用“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凤姐这个形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法则。 我这种说法也许要遭人非议，认为我将曹雪芹吹捧得太高了。其实，《红楼梦》所体现的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法则，是有历史的继承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思辨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早就用朴素的辩证方法去认识世界。《老子》一书，不就有关于祸与福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吗?比曹雪芹晚生几年的魏源论证求学之道必须从难，认为“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1]这不也体现了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的规律吗?我国古老的造型艺术，也有无数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规律作品。 新石器时代的陶罐，造型特性，受制于适用目的。但它那安定感与活泼感的对立统一，它那静止状态能给人以动的感觉，作为一种艺术法则来观察，可以说它是后代一切艺术造型的老祖宗。大至宫殿建筑，小至一把折扇，倘若说在造型上是原始人的日用工艺品的后代，难道这就是对后人的创造性的抹煞?宽度大于高度的宫殿建筑，屋顶、支柱和台基这三部分的物质材料、比例、色彩……的不同，给人在视觉上造成的感觉，是在稳重中现活泼的。折扇虽小，它的柄部与纸质部分在各方面的差别，也和宫殿建筑一样，显得静中有动。两部分的长度各别，看了使人感到它有点象穿着长裙短衣的人。长度的不同，正如颜色有差别那样，排除了呆笨感。至于石器时代的陶纺轮上面的旋涡形的图案，它本身就象在动着似的。从艺术发展史上看来，彩陶纺轮这样的纹饰，不只是春秋、战国、汉、唐各代图案以至绘画的前身，而且可以说它是《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创作的前身。 二 粉面含春威不露 凤姐形象构成因素的对立统一，也表现在凤姐的肖像描写方面。曹雪芹先后借黛玉和尤二姐的观察，两次对凤姐的服饰和仪表，静态中有动态地作了细致的描绘。且不复述她那豪华的服饰，在色彩、纹样等方面的对比与照应，单说她那颜面、身段和神态特征的描述，它能使人感到生动的原因，在于作者把 握了统一中的对立。 ……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倘若读者设身处地，用黛玉这个新客的眼光来看凤姐，在感受或印象上将会引起矛盾的。在凤姐那猛一看显得好看的特征里，隐藏着不只是不好看而且是可怕的特征。一般地说，“春”和“威”是不相容的，但在凤姐神态上却是互相依赖着的。她那如春的外貌，将在别的情势之下，露出她的威猛来。这如春的外貌里包含着不露的威势，就越看越显得她的可怕吧?诱人的美和可怕的丑的对立统一，是有些读者称凤姐为“美女蛇”或“胭脂虎”的一种原因。贾瑞和尤二姐只看到凤姐那“春”的一面，黛玉敏感到那仿佛“不露”的一面。她那没有彻底掩藏起来的“威”，是人们对她的认识有所偏重却不脱离基本特征的根据。 看来曹雪芹不愿让语言艺术顶替造型艺术的任务，《红楼梦》很少用语言作肖像描写。贾母、周瑞家的等人物，几乎一笔肖像描写都没有，人物个性在行动中表现得仍很生动。“凤辣子”这个外号也有意思，在视觉上红彤彤，不好看吗?在味觉上对多数人来说，却不是那么好受的。她操纵贾府或镇压奴婢等行为表明，“春”是从属于“威”的，“粉面”也就是一种“青面”。即使和凤姐初次见面，也感觉得到她那些应酬话里，已经流露出她那隐藏在“粉面”里的“青面”。正因为凤姐压迫奴隶等罪恶往往是扮着“粉面”的外表来进行的，“粉面”对于这个伪善的两面派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来说，是更富于特殊点的。 正因为凤姐那假恶丑是用真善美来作掩饰的，所以更显出她那性格的假恶丑来。不论是塑造凤姐这样的典型人物，还是塑造其他人物，《红楼梦》创作方法的典范性，在于它忠实于现实，敢于反映客观事物的质的多样性。看来曹雪芹没有曲解艺术的概括，没有将复杂的生括现象简单化。再拿肖像描写作例子吧。曹雪芹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不搞形而上学，还表现在他不是非得在人物出场时向读者交待此人的形象，而是将肖像描写这一艺术手段服从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比如，在“鸳鸯女誓绝鸳鸯侣”那回书，在邢夫人打量自己丈夫未来的“屋里人”时，曹雪芹才向读者交待了鸳鸯的外貌： 蜂腰削背，鸭蛋脸面，鸟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班。 不管曹雪芹写鸳鸯腮上的几点雀斑的用意是不是象写湘云小姐咬舌一样，是为了表现“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反正曹雪芹没有违反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对待艺术创作这一点，是不难看出和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那里就叫咱们翻着了 和人物的肖像描写一样，《红楼梦》其他有关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都体现着对立统一的法则。没有矛盾就不真实，也不生动。正因为形象不是简单化的，读者才会觉得许多人物是栩栩如生的。 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是复杂的，人的性格也是很复杂的，因此，文艺作品作为对生活的再现，就不应当将事物的矛盾简单化。在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 里，使人们觉得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很不少。《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几乎是一个老幼皆知的人物。而他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可爱的人物，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个形象的矛盾性。人们常常把那些勇猛粗犷的人称为“猛张飞”，《三国演义》里的张飞确实勇猛，粗鲁。但人们不忽略他的重要特征“粗中有细”。他不是曾使用过真假张飞的计策，诱蛇出洞，活捉了蜀中名将严颜吗?他出现在戏曲《芦花荡》里，有时显得象天真的儿童。相反，所谓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是性格的基本特征，可是他不也有错委了马谡，误失了街亭，不得不唱“空城计”的失着吗?但是，在人们心目中，“猛张飞”还是“猛张飞”，“神诸葛”还是“神诸葛”。若问起原因，人人都会说这是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然而我觉得，和雅淡中那一笔姣艳的颜色一样，正因为粗中有一细，智中有一失，才更显出了这“粗”者与“智”者的基本特征。 柳宗元“鹤鸣楚山静”的诗句与王籍的诗句“蝉噪林逾静”相似，目的是写静境，却偏要写声音。对此，柳宗元在书信里有很好的论述：“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甚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2]这种对立统一的原则，也体现在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之中。 王夫之论诗，曾提出：“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3]可见，我们的前人早就懂得将素朴的对立统一法则运用到文艺创作当中去。《红楼梦》里体现着对立统一法则的人物性格描写，可以说俯拾皆是。比、如，贾宝玉在“下人”眼里，是“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可就是这个“没上没下”的主子，也曾一脚将丫头踢吐了血，大骂“下流东西”，大发少爷脾气。薛宝钗一贯奉行“小心没过愈的”做人原则，可也有过一不小心，在宝玉面前吃了“闭门羹”的难堪。林黛玉爱哭，可也表演过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的“女儿乐”。贾琏怕老婆，可也抖过手持利剑、要杀凤姐的威风。平儿虽和奶奶是一气，可也有不少对下人作些好事的义举。……至于我们这本笔记的主人公凤姐，我将有专章论述她的性格变化，这里可以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巧姐生病，贾琏搬出外书房“独寝”，不免又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当贾琏搬回卧室的时候，凤姐要平儿检查贾琏的铺盖，平儿掩藏了多姑娘那一绺头发。为了瞒过凤姐，她欲擒故纵，要让凤姐亲自搜搜。凤姐笑道： 傻丫头，他便有这些东西，那里就叫咱们翻着了。 对此，脂砚斋评道：“可叹可笑，竟不知谁傻。”的确，一向机灵的凤姐，虽然料得到惯于“偷鸡摸狗”的贾琏，可能从外带回戒指、汗巾、头发之类的东西，却又臆断贾琏不会让她搜着：她深信平儿忠于二奶奶，却不料平儿这会儿在帮二爷弄鬼，一向精明的二奶奶这回却上了当。正因为曹雪芹写出了凤姐这个机灵鬼的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此，写凤姐的上当，反而使她那“心机又极深细”的基本特性更加突出。 四 我捶你那肉 “火观园试才题对额”，作为贾政与宝玉的矛盾的描写，又是另一种手法。单说贾政那既喜欢宝玉有文才，又不愿放下做严父的臭架子的矛盾心理，写得多么生动、可信，看来很带典型性。贾政不断斥骂宝玉这个“歪才”，却又欣赏宝玉出众的“歪才”，以至羡慕宝玉有机会显示“歪才”。他自己有时也想露一手，但也许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在那里“拈髯沉吟，意欲也题一联”，“忽抬头见宝玉在旁，不敢则声”，于是摆出严父的威风，以苛责代替邀请，喝道： 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 宝玉所题的对额．和他那反对陈词滥调的艺术见解，贾政听了不得不心服。但惯于摆臭架子的贾政，从来不肯老实说一句称赞的活。他有时骂宝玉“岂有此理”，这是笑着骂的。这不象是恨儿子的骂，象是儿子那出众的“歪才”使他感到得意，却又要掩饰真实心情，装一个不以为然。曹雪芹在表现贾政和宝玉这两个对立的人物的矛盾冲突时，从不忽略贾政与宝玉是父子关系这种矛盾的特殊点。然而，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本身，也具备矛盾的特殊点：父亲——封建制度的卫道者，儿子——封建制度的叛逆者。能象这样生动地表现出贾政与宝玉的矛盾冲突，并不容易。究其原因，应当说是曹雪芹坚持了“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创作原则。实际生活里的“迹”或“踪”，都不能不是对立物的统一体。曹雪芹如实地再现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符合事物的矛盾法则。比如，宝玉奉命 在众门客面前作“姽婳词”，也是一段极好的例子。这回书比较长，限于篇幅，不能大段引用。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将贾政的开场白、随处的评点与结论摘录出来： 如此，你念我写上。不好了，我捶你那肉。谁许你先 大言不惭了? 粗鄙!姑存之。 休谬奖誉，且看转的如何。 还不快续，这又有你说嘴的了。 这一句不好。已写过“口舌香，姣难举”，何必又如此。这是力量不加，故又用这些堆砌字眼来搪塞。 你只顾用这些，但这一句底下如何能转至武事，若再多说两句，岂不蛇足了。 你有多大本领!上头说了一句大开门的散话，如今又要一句连转带煞，岂不心有余而力不足些。 且放着，再续! 多话!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 底下怎么样呢? 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赘呢。 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去罢! 如果将这一回书搬上舞台，那么，形而上学地看待贾政与 宝玉这种父子关系的演员，未必能处理好这样的台词。因为这 些话对人物心理的表现并不是简单化的。对待自己的儿子，贾 政爱宝玉，也爱宝玉在兄弟之间出众的才华与风度。但是作为 一个不读圣贤经典，蔑视时文八股，不懂仕途经济，不求功名 上进，不能“光宗耀祖”的贾氏门中的叛逆子孙，贾政恨宝玉。恨不得“勒死了亦绝将来之患”。在曹雪芹笔下，贾政与宝玉这种爱中有恨，恨中有爱的对立统一的父子关系，就这样通过“试才题对额”，“闲征姽婳词”，以及贾政责打宝玉等等具体情节的安排，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五 在女人身上做工夫 没有矛盾就没有情节，没有矛盾也就没有结构。许多读者对《红楼梦》情节结构的艺术性，都作过着眼点各自不同的称赞。而这许多称赞，说来说去，我看都离不开对立统一法则。 例如戚本七十二回回前评：“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乐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气，至此一歇。” 例如戚本七十三回回前评：“贾母一席话，隐隐照起全文，便可一直叙去。接笔却置贼不论，转出赌钱；接笔又置赌钱不论，转出奸证；接笔又置奸证不论，转出讨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势如怒蛇出穴，蜿蜓不就捕。” 一切事物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的，一切矛盾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展的。小说家结构故事，必须从时间和空间掌握和描写人物性格的矛盾发展。特别是长篇小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波澜壮阔的画面，才能再现事物发展的生动过程，也才能使作品引人入胜。 有些贬低《红楼梦》价值的论者，认为此书所写不过是些生活琐事。就算它是生活琐事吧，这样的作品却能吸引读者。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琐事”反映了重大的主题，一方面也可见曹雪芹结构故事的功力。以上所引的脂评并非无中生有。第十四回，写应卯迟到者正在求饶，突然描写一句：“只见荣国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在前探头。”于是将凤姐发放应卯迟到者搁置一旁，转而描写王兴媳妇回话。对此，庚辰本脂评是：“惯起波澜，惯能忙中写闲，又惯用曲笔，又惯综错，真妙!”曹雪芹正是变化地运用了脂砚斋所说的“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由近渐远法……”等等艺术结构的方法，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描写封建末世社会状况的生动的历史画卷。 曹雪芹运用这些艺术结构的方法，始终是为了塑造人物的，是由人物性格和人物的相互关系的特殊点来决定的，而不是象做八股文章那样从艺术教条出发的。比如第十六回，凤姐和贾琏谈家常，突然插写“只听外间有人说话。”其实，这是旺儿媳妇来送利钱银子，因为平儿有意瞒哄“油锅里的钱还要找出来花”的贾琏，所以假说是薛姨妈打发来问话的香菱。这就引起了贾琏那一番“吃着碗里看着锅”的议论，从而也引出了凤姐对贾琏“眼馋肚饱”的讥刺。 这种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推动一个环节的结构，仅就它的严密性这一点来说，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但是这种结构的艺术，如果离开了塑造人物，揭示人物的相互关系的需要，它还有什么严密性的标准?正因为它从气氛和谐的夫妻关系中，透露出双方勾心斗角的矛盾，这样的所谓“闲笔”才是引人入胜的，才是照透了人物灵魂深处的，才是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生活，认识象凤姐、贾琏这样的角色，怎样在日常的生活里，也不能不表现出他们那浸透在全身心的占有欲的。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基本思想是荒唐的。就它怎样再现人与人的关系的创作方法来说，却是现实主义的。正如《红楼梦》的其他章节的结构，这里也一动百动地写出事物的相互影响。中魔的凤姐，“见人就要杀人”，引起了人们一系列个性鲜明的种种反应。 ……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燥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 为脂评所称赞的“忙中写闲”的这样的结构，对于在占有欲方面和贾琏、贾珍是一路货的薛蟠的性格，对于这些混蛋相互矛盾的灵魂，揭露得多么自然，多么深刻。《红楼梦》在结构方面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成就，这不能不从曹雪芹的认识和反映世界的方法上去寻求原因。 六 如今祸及于我 法国作家雨果关于戏剧冲突的论述，强调统一物的对立，认为戏剧应当和生活本身一样，要体现“双重动因”，“忽而滑稽，忽而可怖，有时则滑稽与可怖兼而有之”。雨果还断言： “拿破仑确信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就说：‘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这道来自一颗敞开了一点点的火般心灵的闪光，同时照亮了艺术和历史；这种痛苦的呼声，是人生的戏剧的概括。”[4]雨果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曹雪芹怎样成功地塑造了凤姐这样的典型人物。 曹雪芹对凤姐这个典型的塑造，体现了事物的矛盾性。如果说凤姐之于贾琏，既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又有互相排斥的一面，哪一面处于突出地位，是以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就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来说，并不因为双方有权利之争，就使他们在生活上的互相依赖被取消。作者写凤姐梦见秦可卿前来“告别”之前，先写凤姐想念贾琏，这也是作者不愿把人物的关系 简单化的表现。“话说凤姐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这日夜间，与平儿睡下，她仍想念贾琏，“屈指算行程该到何 处”。作者按照生活的复杂面貌来写人与人的关系，避免了那些为了“重点突出”而把生活简单化的写法。他进一步描写凤姐怎样关心贾琏，写她不敢公开这种关心的矛盾心理。写得很合理，所以很生动。 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待要回去，争奈事情繁，一时去了，恐有失误，惹人笑话。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复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 接着，还写凤姐为此失眠。重要的是：即使凤姐这么关心贾琏，其动机仍然是以“我”为中心的。和宝玉关心黛玉，“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样呢”，为人为己的重点，成了鲜明的对比。凤姐警告昭儿：“……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混账老婆，果然有这些事，回来打折你的腿”。这些话和她前面说的，“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的话相比较，重点是什么，不是显得很突出吗? 作者笔下的凤姐，心理情绪各方面的变化很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终究不脱离她那性格的基本特征——一切为自己打、算。正如写凤姐审家僮，虽然着重写出她也会诱供和逼供，却没有脱离她那管家婆的基本特征，没有把她写成一个老法官，作者始终从生活实际出发来刻画人物，因而使形象本身体现了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矛盾，避免了把观念“形象化”的传染病。 为了认识作者塑造凤姐的方法的优越性，不妨再看看作者塑造其他人物的方法。在痛打宝玉那一回书里的贾政，他的心理状态不是单打一的。他面对“如今祸及于我”的现实，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必然；既感到恐惧，又感到忿怒；既感到羞愧，又感到委屈。对宝玉，他显得既蛮横，又软弱，既武断，又心虚。不论是对宝玉还是对忠顺王府的来人，以及后来对待贾母，他那心理状态都很有变化。只消摘引出他听了王府长史官那一席话，接着对宝玉的抱怨与斥骂，就可看出他那心理的矛盾，就可看到这一形象所体现的矛盾性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贾政当着不速之客骂宝玉： 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 这段话作为贾政的心理状态的自我表现，是很生动的。在这里，他的心里包含着复杂的矛盾。如果说贾政心里“祖宗的颜面何在”与“如今祸及于我”的矛盾，是一对主要矛盾的话，那么究竟前者还是后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形象向读者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形象的特殊性本身，已经向读者回答了这一问题。 七 “了”便是“好” 有人会问，难道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完全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吗?当然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对此，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 比如说，《好了歌》和它的注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曹雪芹对于人生的认识来看，不可简单化。所谓“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这种看法，是具有二重性的。一方面，它包含了事物发展到顶点便会走向对自身的否定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且说明曹雪芹看到了封建末世的繁荣就意味着它的灭亡的到来。这种思想是深刻的，同那种歌颂封建末世的繁荣，认为这种繁荣将永恒继续下去的思想比较起来是进步的。但是，另一方面，曹著还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前途和远景，看不到封建社会灭亡之后必将到来的新社会，因而产生了悲观虚无的思想，这是曹著为他那一时代所局限的必然结果，我们，虽然读不到曹雪芹全书，不能具体了解本书结局怎样体现了作者“一片自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创作意图，但仅就前八十回书与脂评所提供的关于后三十回的线索来看，《好了歌》这种“了”的思想在全书中到处都有所流露。所以，尽管《红楼梦》是一部以爱情纠葛为基本线索，同时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末世阶级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面貌的小说，尽管它那虚无主义迷雾不足以掩盖本书人物、情节和场面所反映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尽管它是一部无情地抨击了封建制度因而遭到封建制度卫道士的恶毒攻击的好书，但是《好了歌》及其所体现的宿命论观点，影响了宝玉等人物的塑造，妨碍了读者正确理解造成人们为什么这样不幸的社会根源。 宝玉是代表曹雪芹所钟爱的、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人物。如果作者没有初步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不可能塑造出这样光辉的人物。但作者不因为钟爱他的主人公而玩弄庸俗韵理想化，没有为了美化贾宝玉而掩饰他的弱点和缺点。这种方法符合当时客观生活的实际状况，这是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卓越成就。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曹雪芹完全正确地掌握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那就不免要闹片面性和绝对化的笑话。单说贾宝玉的文化知识吧，看来丰富得和他的年龄、社会实践、生活兴趣有点不相称。比如说，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对于“仕途经济”，“时文八股”有那么强烈的反感。作者对于宝玉的成长过程，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交代。《红楼梦》似乎也未能免除文艺创作的一般缺点——正面的先进的人物，不及反面的落后的人物塑造得真实、生动。宝玉作为一个封建末世的进步人物，就显得不及凤姐这个维护封建统治，又由于个人利益而腐蚀和破坏封建社会大厦的人物写得那么真实，那么生动。这是作者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造成的。我想，没有必要在着重论凤姐的笔记里，一一分析曹雪芹所塑造的人物，是怎样在创作方法方面流露出片面性的弱点和缺点的。但是，说明一下我们对待《红楼梦》这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名著，不应该认为它好就一切皆好，绝对好，还是有必要的。 《红楼梦》一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对它的评价，不可就其一点，不及其余，但也不能搞平分秋色的折衷主义。当我们对这部书进行分析的时候，应该肯定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但精华是主要的，是对立的两点中的重点。包括贾宝玉的形象塑造在内，《红楼梦》一书在创作方法上的显著成就之一，是作者没有把复杂的客观事物简单化。这一点创作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我决定将本书论述的重点放在吸取精华方面。 [1]《魏源集》，新本第18页。 [2]柳宗元：《致贺者》，《柳河东集》新本226页。 [3]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四。 [4]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第264页。 原载：《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 原载：《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