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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赞誉《红楼梦》“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期，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①至今已成定评。然而，《红楼梦》在清代社会，被统治阶级视为冲决封建礼教樊篱的洪水猛兽，曾屡遭禁毁。禁毁无效，一些封建卫道士又采取“欲取先与”的阴险手段，将《红楼梦》抬到《四书》、《五经》的地位大加评点，目的是以评代烧。道光年间的张新之是以评代烧的代表，他曾得意地讲：“我能烧之（指《红楼梦》），烧烧之火，将人人赠一炬。”② 为什么要“人人赠一炬”？除了《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危险性，小说文体的因素也不容忽视。近代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对小说文体的特性进行过阐发：“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危险的内容又凭借了俗众也易于介入的形式，对封建卫道士讲岂不是险上加险？相比之下，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的学术著作虽也屡遭焚毁，却又显得“安全”多了，因为俗众很难进入晦涩的思想领域。所以，《红楼梦》的小说体裁很值得深入研究。 曹雪芹为何选择白话小说 《红楼梦》虽是出现于清代中期的长篇巨制，但因为是小说，仍被统治阶级贬抑在先秦“小说家”的层次：“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③一些封建卫道士最宽容的言辞也不过“虽稗官者流，宁无裨于名教乎”。④ 《红楼梦》的地位，就是宋元明清卑俗文体地位的缩影。自宋代中国封建专制强化以来，文学中的正统意识随之突出，于是文体中有了尊卑的区别、雅俗的分级。文体的尊卑与其历史有直接关系，诗（骚）、赋和散文源远流长，故为统治者所尊奉，词、曲等文体后起，故为统治者所贬抑。其次，也和儒家传统观念关系甚大，例如“小说”，早在先秦便被儒家视为“小道”而遭排斥，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都没登上“大雅”之堂，明清的长篇小说虽体制闳大，功能突出，仍被压抑在俗文体的层面。 跟卑俗文体相关的就是作者的遭遇问题。一般讲，平民百姓能进行文字创作的很少，而文字又是传播的权威载体，所以卑俗文体的作者一般来自熟读诗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往往是科举仕途的碰壁者或反抗者，并以前者为多。因为在封建社会，士人对科举仕途抱着兴奋的向往是普遍现象，只有被科场仕途排斥之后，有的士子才在思想意识上和统治阶级部分地离心离德，甚至对立。也只有这时候他们才对现实生活中所产生、具有勃勃生机的卑俗文体认真看待，并发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于是动手摹仿，创作。如果身份不暴露，可以聊寄情思，或者刻书赚钱。《红楼梦》的续者，除高鹗外，就几乎无一署真姓名。例如《后红楼梦》（逍遥子撰），《续红楼梦》（秦子忱撰），《绮楼重梦》（兰皋居士撰），《红楼复梦》（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氏编辑），《续红楼梦》（海圃主人手制），《红楼圆梦》（梦梦先生撰），等等。如果这些俗文体作者的身份公开，又会遭到正统文学家的排挤，导致他们更大的生活坎坷。这一特殊现象，从市民文学兴盛、俗文体发达的宋代就开始了，第一个受难者就是被曹雪芹引以为同道的柳三变——柳永⑤。柳永少年时曾流连教坊青楼，以善倚声填词而得名。第一次科场失意后，柳永使用当时士人所不齿的俗文体——小词，写了一首《鹤冲天》，大放厥词，说什么“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被皇帝仁宗知道，斥曰“且去填词！”从此不许应试。仕途受挫，柳永索性自名“奉旨填词柳三变”，专心填词，影响大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这影响主要指教坊歌伎到处传唱的盛况，在当时正统文人（如苏东坡）眼里，仍难登大雅之堂。柳永后来“浪子回头”，以54岁的年龄登进士第，减少了词作，用诗体写出像《煮海歌》那样的虽意在讽刺却属正统的作品。然而为时已晚，柳永的坏名声算是背了一生。 元代的异族统治逼迫更多的汉人绝意仕进，甘心混迹于勾栏酒肆，这时有正义感的落魄士人已没什么文体的尊卑感：汉民族都沦亡了，文体的尊卑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元代杂剧家们——这些采用最卑俗的文体创作的戏剧、散曲作家——如果不是钟嗣成同情他们“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杂剧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则可省掾会史之属”），撰述了一部《录鬼簿》，恐怕我们今天连他们的姓名、小传和作品名目都无从知道了。到了明代，虽然是汉族统治者掌权，但俗文体仍被贬抑在最底层。竞相问世的长篇小说，作者都是下层人士或失意的官僚。且看：《水浒传》，作者生平不详；《三国演义》，作者生逢元末明初，无所作为；《西游记》，作者屡试不中，30多岁方补为岁贡生，贫老以终；《金瓶梅》，作者竟署以假名“兰陵笑笑生”，至今不能定论；“三言”，作者久困诸生间，以坐馆为生，56岁考取贡生；“二拍”作者，55岁以优贡授上海县丞。到清代，小说、戏曲等俗文体作家们的命运并没好转，相反，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他们的处境变得更艰难，遭遇更不幸，曹雪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曹雪芹的家世经历了屈辱的发迹到无辜败落的过程。其高祖曹世选在满州被俘为奴，受到重用并“从龙入关”。曾祖曹玺因为妻子作过康熙的奶妈而受到宠幸，荣任江宁织造兼做皇帝耳目。祖父曹寅继任织造，在江南四次接驾，红得发紫。可是曹寅死后，曹頫无能，曹家又成为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遭到抄家、株连等一系列灾祸。少年曹雪芹结束了钟鸣鼎食的富贵荣华生活，流落北京，过起颠沛流离的困窘日子。这时曹雪芹没有向统治阶级摇尾乞怜，相反，却从生活的变故、家族的荣辱中悟出了统治者的自私残忍和翻云覆雨，对满族政权甚至封建制度彻底失望，表现出傲岸的人格。也就是这时期，曹雪芹对俗文学如《牡丹亭》、《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发生了浓厚兴趣⑥，决意进行俗文体创作，目的就是让市井俗人也“爱看”。因为“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红楼梦》第一回），而他要写的《红楼梦》正是所谓“适趣闲文”。虽然他的创作是在隐蔽状态中进行，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代价是衣食无着，流落西山，最后壮志未酬，贫病以终。 曹雪芹固然和前代俗文体作家有着共性的遭遇和选择，在具体使用小说文体上，又有其特殊性。俗文学发展到曹雪芹时代，已有散曲、戏剧、小说等文体，以哪种文体为主导是他必须考虑的大问题。散曲篇幅小，最长的套曲也容量有限，而且偏重抒情，曹雪芹要叙家庭的兴衰，描写众多的人物，无法以这种文体作为主导。戏剧容量大，受舞台表演的约束，却以矛盾冲突为特色，也不宜作为主导文体去展示贵族日常生活的微妙和复杂。只有小说，而且是已发展成熟起来的长篇小说，具备最强的叙事功能，可以展开形形色色的生活时空，并在文字狱四起的高压下巧借障眼法，伤时骂世，褒善崇美。 曹雪芹在运用白话上也表现出非凡的胆量和技巧。曹雪芹出于对统治阶级“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危机的洞悉，感到“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语），自己像无力无从补天的石头，彻底冷了心。所以他敢打破文白尊卑的正统观念，用鲜活生动的白话表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因为无论是多么高雅的读书人，在生活中也不得不放下“之乎者也”的臭架子，说着“的了吗呢”等市井言语，甚至方言土语。曹雪芹灭弃功名羁靡之后对俗文体的这种客观认识和热情肯定，超过了稍前的《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生活，是比《红楼梦》更低层的乡村场景，但却用了正统文人较为喜见的“志怪体”。个中原由，不仅是“志怪体”小说的传统力量使然，更重要的是蒲松龄撰述小说集时仍热衷功名。他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此后却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虽然他在《聊斋自志》中自称“浮白载笔”而“成孤愤之书”，但这“孤愤”是对科举制度既企羡热望又怨恨诅咒的矛盾心态。正是这种矛盾心态导致蒲松龄敢写鬼狐，但又不肯背叛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采纳了俗众陌生的文言，其艺术效果及传播直接性也就明显逊于《红楼梦》。 与《红楼梦》“平淡而含蓄、简洁而深细、通俗而雅洁”⑦的白话相比较，《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白话是在说书艺人脚本上加工的，有的文白夹杂，有的经过提炼，不够平易；《金瓶梅》的白话生活化，个性化，但方言土语太多，而且缺少作者的情感表现。显然，《红楼梦》是后来居上了。 如果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看，曹雪芹的主导文体选择，实际上暗示了清代文学突围的生路：倡导白话小说，用贴近生活的白话进行创作。 曹雪芹对韵文的矛盾心态 曹雪芹用白话写小说，虽然炉火纯青，但尚未达到现代白话小说的纯净程度，里面还夹杂一些韵文。这些韵文，后世评价不一，值得深究的倒是张新之在《妙复轩评石头记》中的一段话：“书中诗词，悉有隐意，若谜语然。口说这里，眼看那里。其优劣都是各随本人，按头制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说，先有几首诗，然后以人硬嵌上的。”这位封建卫道士虽然对《红楼梦》居心阴毒，但也偶有灼见，这段话就是一例。他谓“书中诗词，悉有隐意”，不尽合实情，但“按头制帽”倒是完全正确。“按头制帽”指出了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小说主体中灵活运用韵文的特征，即人物所作所用的诗词曲赋与其身份相合。孤傲才高的林黛玉吟出的《葬花辞》，憨娇爽洁的史湘云填的《柳絮词》，粗鄙无德的薛蟠的打油诗《女儿歌》，完全各肖其人。在小说中能变换角色地“按头制帽”的确不易，非大才不办。明代以来的长短篇小说，能做到《红楼梦》这样的，并无其匹。受唐代“变文”韵散结合的说唱文学影响，也受元杂剧曲词与对白相互映带的影响，明以后的长篇小说援例常在散文叙述之后，作者站出来以“有诗为证”的理由重用韵文歌咏一番以炫示自己的才学。至于小说中人物创作或使用韵文，多是文人骚客或才子佳人的雅事。《红楼梦》舍弃了“有诗为证”的重累，作者并不出面，使散文的叙事因素得以强化。而且，曹雪芹基于贵族生活中吟诗风气广泛存在的现实，不分高低贵贱，让人物吟诗或用诗，以加强表现效果，同时又各肖其口吻。这样做，既净化了散文主体，又恰到好处地弘扬了韵文传统。“按头制帽”也表现了曹雪芹在文体上破除尊卑观念的勇气，他只看重各种韵文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实际效用，不怕词、曲、谣等卑俗文体纷然杂陈。从《红楼梦》一些韵文的使用看，曹雪芹是甘于“堕落”，宁肯从艺术技巧与韵文内容上背叛正统的审美准的，也不脱离人物去追攀诗词曲赋的最高范本，即张新之所言“不揣摩大家高唱”。从中，我们也可以见出曹雪芹敢于为了艺术真实而将尊雅的诗体“拉下马”的胆量和卓识。 曹雪芹为了抒发忧愤幻灭的情感，呈现生活的本色，选择了最适应的小说文体，灵活贴切地使用了韵文。这和封建正统文体观念及创作意识背道而驰，比以前的小说家的创作技法（用文言，非亲历，嵌诗词）也高数筹。这是曹雪芹的不可企及之处。然而，曹雪芹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作家，虽然叛逆性很强烈，但在一些价值观念上自觉不自觉地和正统文学观念趋同。即使用心血写就了《红楼梦》，曹雪芹很明白小说家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也很知道小说即使流传仍难登“大雅之堂”。是现实的感受太深，催逼他用了稗官者流的小说体裁。他摆脱不了传统文体观念的束缚。为方便起见，此处只考察韵文中的一种文体——诗。 诗在曹雪芹时代是文学中的高雅体裁。清初以来，诗论竞出，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渔洋的《渔洋诗话》都影响甚巨；诗坛上也流派竞出，“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都是曹雪芹之前或同时代流行诗坛的派别。这些派别给清代诗坛带来了表层的喧闹，并占据着尊荣的地位。诗歌的影响太大了，即使那后来受到《红楼梦》感动的士人、闺秀、落魄公子，表达自己的感情观念时仍更多地使用了诗体，成为特殊“题红诗”现象。曹雪芹的几个朋友敦敏、敦诚、张宜泉等都有诗集留世，以作诗为主要创作方式。从他们对雪芹的评价，又可知曹雪芹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小说家。他们和曹雪芹是诗朋酒侣，推崇他“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敦诚《寄怀曹雪芹》）。虽然今天可以确认的曹诗在《红楼梦》外只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句（敦诚《四松堂集》引），但可以推测，曹雪芹当时诗作数量肯定不少。在西山时，朋友张宜泉还说过“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⑧。事实上，曹雪芹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文体尊卑观念，他把诗体引入小说《红楼梦》之中就是明证。这既是继承古典小说中点缀韵文的传统，又是对热闹的清代诗坛的某种应和。曹雪芹作《红楼梦》虽是对统治阶级的一种反抗，同时在思想意识上仍不自觉地和统治阶级保持着默契，为封建大厦的将倾唱着挽歌。《红楼梦》第一回道：“蓬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阳，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显然，寒陋的生活环境并没破坏他的诗人雅兴。一方面他敢写白话小说，另一方面他没法割舍对诗的偏爱，显示自己的“雅”。《红楼梦》前80回中，以作诗为主要内容的就有8回（37、38、48、49、51、64、70、76）之多。他让大观园的公子小姐丫环们开诗社，兴高采烈地大讲作诗之道，很难说不是曹雪芹个人在炫耀自家本领。第一回，让甄土隐盛赞贾雨村的咏月诗“妙极”，第64回，让贾宝玉称道薛宝钗的《明妃》诗，都是作者曹雪芹在夫子自道，孤芳自赏。所以，曹雪芹为人物拟制诗，有时很随便，但在关键人物如林黛玉、史湘云等头上，却是想揣“大家高唱”，欲在小说里与诗坛争衡的。曹雪芹祖辈曹寅诗名远播，征题楝亭诗，主编《全唐诗》的风雅盛况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一定会激励他在自叙传的小说中驰骋诗才，拟制一些得意之作。 令人遗憾的是，曹雪芹“按头制帽”成功了，借一些拟制诗跻身诗坛的做法却失败了。因为，如果他在写诗剧，那些拟制诗仅是诗剧的有机组成，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写的是小说，其中拟制的诗虽没有嵌入之嫌，但在体裁上毕竟有所不同。从诗的本质上讲，替代性是一种悖谬。你可以欣赏别人的好诗，但无法替代别人写出传达他情思的好诗（摹仿也只能出二、三流的作品），看唐代那些宫廷诗人代皇帝吟出许多送公主入藏成婚的诗歌，竟没一篇成功，就是一个著例。如果真能替代，也仅当“借他人之酒杯，浇个人胸中之垒块”时才会感人。《红楼梦》虽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但除了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等几个人的性情可以作浇垒块的酒杯，余者只能列为“打油”诗。即便是宝、黛、湘，也因性情各异，让曹雪芹在“分身”制帽时，无疑稀释了自己的浓烈情思，削弱了凝炼的表达，结果其诗作想“揣大家高唱”而不得。“其优劣各随本人”的“优”者也未能脱离小说文本，成为独立的抒情诗。 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曹雪芹借小说炫示诗才的意图受挫了。为了小说中的插诗，曹雪芹耗费了巨大精力，从“脂批”的一些文字看，他是先完成小说叙事部分，再慢慢吟诗填空，苦心孤诣地做到“按头制帽”，并在心爱的主人公名下“揣大家高唱”，欲在诗坛争衡。所以在本质上，“按头制帽”，仍是“嵌”，造成了与“不揣大家高唱”的矛盾。曹雪芹的受挫，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标志着文学史上的文体混杂已走入困境。如果说在散文文体不成熟的时期，嵌插韵文有利于提高散文文体的地位，像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意大利但丁的《新生》，那么，散文文体一旦成熟，过量的韵文就变得累赘做作，不论写的是哪个等级的生活。因此，散文文体的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纯化，尽力脱开韵文的搀扶与点缀。这一趋势被文学史证明了。《红楼梦》之后反映士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就几乎是纯散文，不让书中人物吟花咏月了。这个很典型的创新，带动了后来大批纯白话小说的出现。 《红楼梦》的这些不足，属时代的局限，其成就仍是空前的。鲁迅先生说得精辟：“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其中就包括《红楼梦》对文体的选择和运用，显示着曹雪芹叛逆性的文体观念和运用白话散文的杰出才能。 注释：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② 五桂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③ 《汉书·艺文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④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m]. 中华书局，1980. ⑤ 《红楼梦》.第二回.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开列了“正邪两赋 ”者的名单，其中便有柳永（耆卿）. ⑥ 《红楼梦》.公开赞美了《牡丹亭》。《红楼梦》的构思对《水浒传》、《金瓶梅》也进行了借鉴,参见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红楼梦的真故事》[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⑦ 《中华文明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第9卷. ⑧ 张宜泉《春柳堂诗稿》. 引自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注释》[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 原载：《衡水师专学报》 1999年第1期 原载：《衡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