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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之轮廓酷似启功——面微圆、少棱角；然眼角偶露杀气，令人不寒而栗，容易令人敬畏，不易让人亲近。冯其庸少年老成，识高低、善应对，喜旁敲侧击、发言吐气有藏有露，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冯其庸关键时刻有主意，每临大事有静气，“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不说狠话，不做软事，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改色。冯其庸已臻神人之化境——不行而知，不见而明，无欣欣、无畏惧；厚重的镜片后，低垂的眼帘掩盖了眸子，说话不慌不忙，慢声细语，言语不多道理深，态度不卑又不亢。冯其庸属大器晚成型，性格有超人的稳定性，一旦下赌注，就有把握赢。 冯其庸交游虽多、知心却少——他过于庄重，难以与人推心置腹，过于智慧，令人面对他太伤脑筋。冯其庸更好专制好独裁好刑名之学，无所谓平等的原则，不在乎他人权力，曾经对正统红学而外的门派进行过冷酷的打击，顺顺逆逆，杀人无算，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是伟大的权力红学的缔造者。在主持中国红学会的日子里，曾以组织的名义对杨向奎、欧阳键等进行过严酷的虐杀，开创了以组织和学术运作红学的双重体制。 但冯其庸的杀气也有因自信而有的大家气度。出于强大的实力，他并不惧怕异端的存在，相反渴望在与异端的搏击中一显自己的平生所学。据曲沐说，1997年，他出席北京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一次在走廊碰到冯其庸，我说：“冯先生，我很多红学观点和您是对立的，请您不要生气，请您谅解”。冯先生握着他的手说：“没关系，你的文章我看了，发人思索，大胆发言吧！”曲沐在大会发言时，冯其庸坐在一起，始终面带笑容，根本没有面对敌手的恐惧。 冯其庸少年时属于民国版的贫困生——父母俱农民，家贫，常断炊，祖母、母亲、大嫂常对空锅哭泣。每到秋冬，经常吃南瓜度日。为纪念这等经历，他命名现住所“瓜饭楼”。他曾说，“我小学每个学期的学费是两块银元，母亲每次都要为了两块银元发愁，有时候偷偷哭，因为无处筹措。我那时不懂事，每次跟母亲讲，老师又催学费了，她总是说过几天就给你缴，实际上是毫无办法。最后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块钱、两块钱，我高高兴兴拿去交了，其实母亲花了不少心血”。 冯其庸1949年5月在苏南行署工作。1950年任教于无锡市第一女中。1954年调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0年、1981－1982年，两度赴美讲学。获富布赖特基金会荣誉学术证状。1984年12月，受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委派，赴前苏联鉴定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达成两国联合出书协议。历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作学术讲演，均获好评。1986年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问德国、法国，并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8年5月25日至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冯其庸书画展”。 冯其庸1924年2月生，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冯其庸小名三男，名迟，字其庸，号宽堂，以字行，曾用笔名起龙、季文、冯丰等，早年有“江南才子”之称。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著名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专著二十余种，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在中国文化史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戏曲史研究、艺术史研究等方面，冯其庸俱有不俗的成就。近来，着重研究西部历史文化艺术。冯其庸擅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作品为国内外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一、周汝昌视角下的冯其庸。 冯其庸之聪明不亚周汝昌，而且比周汝昌算得到，把得牢，做得彻。冯其庸的实力不让周汝昌。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其庸曾主编《历代文选》。此书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读。冯其庸曾写一批评封建道德的文章，因表达方法独到，毛泽东也欣赏，曾指示康生组织中苏论战时仿效。康生读过这文章后，也加过批注。 1、不同起点上的终极大体等量齐观。 冯其庸小周汝昌六岁，一九五三年，三十五岁的周汝昌因出版《〈红楼梦〉新证》而成为赫然一大家时，二十九岁的冯其庸连红学爱好者也不是。1954年批评俞平伯，冯其庸才开始正式读《红楼梦》，但读过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直到1974年，才在《文物》第九期，发表第一篇学术意义的论红之作——《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 从一九七五年，冯其庸主持新校《红楼梦》开始，红学生命日渐活跃，而此时的周汝昌除以所谓的曹雪芹佚诗玩几个虚多实少的花架子外，却没有大的建树。特别是在新时期以来，冯其庸一路冲杀，穷形尽相，此时走在前面的周汝昌已从容不得。 2、纯粹的书生本色与披着一领青衿的政治爱好者。 周汝昌一生没混个领导做做毫无疑问，即使是在社会团体中，也不过顾问之流的虚衔。而冯其庸的官却相当可以。不仅有与工资福利挂钩的艺术研究院院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其余的社会团体的顶戴更花色百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周汝昌有没有政治热情很难考实，而冯其庸好这一口确没有问题。文革期间，冯先生曾经是评红小组“洪广思”的成员。在《红楼梦》研究上，按钦定的范围与暗示，联系当时的“斗争实际”，先于《北京日报》发表《〈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次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册子《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此两部作品曾左右当时舆论导向，为“左”的路线推波助澜。另：其时署洪广思大名的荒谬之作还有，《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加强对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领导》、《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四人帮扼杀〈创业〉说明什么》、《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3、随意，得过且过与执着、扬厉。 周汝昌不是一个认真的人，可以玩笑，可以郎当，凡事有所谓也无所谓。他曾经说，“我是一个散漫的人，生活没什么规律，年老了更是随弯就弯。”“我对《红楼梦》并不像有人一读就是十几遍。我并不迷恋《红楼梦》，而是随手翻开一读就放不下，多是零碎阅读，真正通读只有二三遍。这个过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俗说法也会影响我，说一句绝不是谦虚客气的话，许多地方到现在我并没真读懂。”------- 冯其庸的性格核心是志在必得，不达目的不罢休，从没有抽身退步。他四十岁始研红学，因红学而得阅沧桑无数，但历尽风雨痴心不改。从六十四岁开始，他重走玄奘路，六去甘肃、七去新彊，七十五岁高龄登上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口岸和明铁盖达板。非常之景，对非常之人，越是人迹罕至之境，越能激发他的豪情！在大漠，他一次喝下白酒一斤，酒醉后狂毫挥笔，诗势弘宏，中国文化脉管里自来流淌着两种液体—诗和泪，在他那里，一变而为豪情与意气。有其诗为证： 七上昆仑亦壮哉，万山重叠雪莲开。 夕阳西下胭脂色，爽气东来白玉堆。 肃立千峰韩帅阵，奔腾万马奚官台。 问君曾到西天否？紫岫青峦逐眼来。 —81岁七上昆仑题画诗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看古龟兹国风光作 浊浪排天君莫怕，老夫见惯海潮生。 与生俱来人中首，唯吾与天齐同寿。 —为三月河《自画像诗》寄句 风雨相催八十年，艰难苦厄到华巅。 平生事业诗书画，一部红楼识大千。 七上昆仑情未了，三进大漠意弥坚。 何时重踏西征路，朔雪严冰也枉然。 —因纪峰作“冯其庸先生青铜像”抒情 三、坚忍卓绝，勤于读书、乐于读书。 冯其庸说，“如果能加我一倍年寿的话，我一定从现在开始再从头学起，以前学的，实在太少太浅了！我感到中国的学问实在太深太广了，如果真的让我再从头学起的话，现在我可能知道该如何学习了！”少年时，他就读过《三国演义》、《水浒》、《西厢记》等，许多段落，许多人物对答，许多回目，他都能背得出来。后来借到了《古诗源》，连封皮都没有了，他特别爱读里面的《古诗十九首》，虽然半懂不懂，但觉得意味醇厚缠绵，可以味之又味。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没办法上学了，他与两个哥哥一起，天天起早落黑种地。家乡的农活，他件件能拿得起来，包括挑担、插秧。但一有空就读书，最好的时间是夜间，往往点着油灯或蜡烛，读到深更半夜，早晨还早起早读。 冯其庸说，“文革”初，自己被抄家。一九六九年，因担心珍爱的庚辰本《红楼梦》被抄走，就偷抄该书。情况特殊，有感发不得，就在装订线背后，用假语村言的方法记录感受。“今天夜里抄了十页，恰好我们学校武斗。有什么要紧的事了，我就在旁边写：几月几日、大寒、大风。不敢说文革怎么样……”大约坚持了一年多，一九七0年的一个雨夜，手抄本《红楼梦》完成了。他如释重负、感慨万端，并赋诗一首抒怀： 《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辞。 冯其庸的红学贡献。 冯其庸红学发达始于1973年全民评红，彼时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洪广思”大批判组写评红文章。而冯其庸的红学正业却在于搞新校本《红楼梦》。关于整理《红楼梦》新校本有两说。一是前面在胡文彬部分说过的，是根据袁水拍建议，“江办”（指当时的江青办公室）命令而作。一是1974年袁水拍就任中宣部文化组副组长时，袁水拍常去冯其庸家串门，袁水拍不安于做官而愿意做实事，曾经与冯其庸谈过《红楼梦》的想法，听到袁水拍的心思，冯其庸就建议说，组织出版《红楼梦》新校本，一定很受欢迎。袁水拍欣然同意，并嘱冯其庸草拟报告。批示很快下达，并且批了一大笔钱。 但不管如何，整理新校本《红楼梦》是冯其庸红学的重要一节。 一、有关曹雪芹的研究。《红楼梦》新校本完成前，出版社希望冯其庸写一篇前言。这当然要涉及到《红楼梦》作者的情况。当时这方面已经发表的文章很多，他完全可以省点力气，采用大家认可的说法。但是他感觉有点不放心。于是对曹雪芹的家世作重新调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别人用过的材料，都要重新核对原书。从《清实录》看起，在社科院一位朋友的帮忙下，把《清实录》借回家，于是每天下班回家就看，一页一页地翻。看到天聪八年，发现了一条重要材料：“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曹振彦是曹雪芹高祖父，这里虽然只几十个字，但能记载到《清实录》里，说明它是很重要的。这时，他又找到已经“迷失”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上有曹家的世系，有曹家六代人的名字，这给他的家世研究以更大的帮助。把谱上曹家人物，与《清史稿》对照查阅，查出二十多人，名字及经历都很一致。 冯其庸有一朋友李华，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专家，李华每天去图书馆查抄清代经济史料，冯其庸要李华凡遇到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告诉自己。过了几天，李华来来看他说：“我看到一篇《曹玺传》，估计这类材料你们早就看过了，所以没有抄。”这引起了冯其庸的注意。李华抄回一段《曹玺传》，冯其庸一看，是从未见过的史料。第二天，与李华同到科学院图书馆查看原书，翻阅原文，是明确记载在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这是曹家最兴盛的时期的情况，记载很可靠。后李华在北京图书馆又帮冯其庸找到一篇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冯其庸又到北图去查看原书，这两篇传记中记载了很多前人从未见过的曹家的资料。这时又发现辽阳有三块后金时期留下的碑，碑上记有曹雪芹老祖宗的名字，冯其庸又连续去辽阳多次。根据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该文的发表在红学界引起了轰动。日本松之茂夫和伊藤漱平两位红学家，专门给冯其庸写来祝贺信，对他的发现感到高兴。 后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公布了大量曹家史料，许多当年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原文都发表了，还有大连图书馆发现的有关曹家奏折，这许多史料综合起来，冯其庸对曹雪芹的家世，以及他本人的情况，有了更多可靠的认识。特别是弄清了曹雪芹的祖籍不是河北丰润，而是辽宁的辽阳。这样，冯其庸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工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完成，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又增补了一倍的资料，由30万字增补到60万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二、对乾隆时期《红楼梦》抄本的研究。新校《红楼梦》的时候，对于究竟以什么本子作为底本，人们争论得很厉害，冯其庸主张用庚辰本，有人主张用戚蓼生本，当年俞平伯先生用的就是戚蓼生本。冯其庸认为这个本子是经后人篡改过的，不能作为底本。反对他的人就说：“你拿出文章来！”于是冯其庸哑巴咬牙，心里发恨，抓紧时间写《论庚辰本》一书，用将近十万字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连续刊载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研究庚辰本的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库房中发现了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吴恩裕认为这可能是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本散失的部分。于是冯其庸和吴到北京图书馆核对，一是发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己卯本正缺这几回；二是北图己卯本抄书人的笔迹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残本的笔迹完全一样。这就证明了吴恩裕的判断。同时他们发现这两个本子上都有两个相同的避讳字“晓”和“祥”，开始以为“晓”是避纪晓岚的讳，但“祥”避何人之讳则茫然。后来恍然大悟，这是避怡亲王允祥和弘晓的讳，遂认为这己卯本可能是出自怡亲王府。因为怡亲王府和曹家的关系非常好，曹家败落前后都是怡亲王允祥在照顾。他们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怡亲王府藏书书目。发现书目中关于“晓”和“祥”的避讳和己卯本中避讳的写法完全一样，而且怡亲王府藏书书目上盖有怡亲王的很多图章，确是怡亲王府当年的原物。得到了确切无疑的证据以后，他们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立刻写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当时造成了热烈的反响。 论证了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藏本之后，冯其庸又发现庚辰本是按照己卯本抄写的。己卯本现在只存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有七十八回，既然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其行款等也完全相同，那么己卯本已经丢失的部分就可以根据庚辰本得到认识。这样，庚辰本就具有了双重的价值，于是他才写出了上面提到的《论庚辰本》一书。当然，关于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问题，早在一九五四年，己卯本的原藏者陶心如(即陶洙)就曾告诉吴恩裕，以为己卯本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本子，其抄写格式很象庚辰本。 三、〈红楼梦〉思想内容艺术方面的体会。这些除序跋、论文外，主要体现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中，对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哪些地方有矛盾，哪些地方接不上，哪些地方比较好，都有所评说。 原载：《红学那些人》 原载：《红学那些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