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卅七年初夏，眉盦识于沪寓。
    季稚跃先生指出，他“细读”这篇题记后，发现“至少还有五处不合”(60页)[5]。
    哪五处呢?
    “第一个是题记中民廿五年，民卅七年不合民国时期纪年表示法。”(60页)
    “第二个是‘沪市’不合。”(61页)
    “第三个是时序不合。”(61页)
    “第四个是题记中有错字不合”。(61页)
    “第五个是‘文介私印’不合。”(61页)
    在我们看来，平心而论，不是眉盦题记“不合”，而是季稚跃先生的指责“不合”。请让我们在下文一一指出和分析季稚跃先生的指责是如何的“不合”。
    二、“文介私印”“是不可以的”吗?
    先谈季稚跃先生一再提出的“文介私印”问题。
    季稚跃先生曾在《不是》一文中说:“按照篆刻名章规矩，只有单名才能刻成‘姓、名私印’，双名是不可以的。”[6]拙文《三论》曾就此问道:“这个‘规矩’不知从何而来?是明文制定的，还是约定俗成的?”[7]季稚跃先生终于在《续考》一文中亮出了他的底牌。
    他援引了邓散木《篆刻学》[8]中关于“私印”的论述:
    有印上加私字作私印者，文曰姓某私印，系用于私书封记，所以示有别于官印也。双名无作私印者，私印亦不得作回文。(61页)
    如何理解邓氏所说的“文曰姓某私印”、“双名无作私印者”两句?
    何谓“文曰姓某私印”?依照我们的理解，是指印文作“姓+单名+‘私印’”者。“某”代表单名。例如《红楼梦》杨本扉页钤有“于原私印”名章，即符合于邓氏所说的“姓某私印”——“姓”是“于”，“某”即“原”(“源”)字之代称。如果是指双名，就不能只用一个“某”字，而是需要改用“某某”二字。
    如果我们的理解符合邓氏的原意，则邓氏此语并无不妥。反而是季稚跃先生的误读造成了偏颇的理解。
    何谓“双名无作私印者”?依照我们的理解，此句没有提到“姓”，但它显然并没有排斥“姓”，因为它在前面已明确地限定了自己所论述的范围:“文曰姓某私印”。因此，邓氏所谓“双名无作私印者”，若以刘文介的名章为例，就是说，它否定的对象仅仅是类似于“刘(姓)文介(双名)私印”(五个字)那样的印文;从这句话，得不出它含有否定“文介(双名)私印”(不带姓)四字印文的意思。
    但，季稚跃先生却把这句话解读为:“‘文介’(双名)私印”“是不可以的”。
    邓氏乃沪上篆刻、书法名家，他理应掌握这样两个事实:(一)在过去，不带“姓”的“双名私印”印章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二)带“姓”的“双名私印”也实际上是存在的。邓氏此语，如果按照季稚跃先生的理解，则违背了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视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断言“不可以”云云，那真的需要在邓氏《篆刻学》之外，对篆刻学再作一些了解了。
    拙文《三论》曾举出莫友芝的名章“友芝私印”，作为证据，反驳了季稚跃先生所说的“规矩”。也许有人会怀疑那可能只是个孤证。为了释疑，且让我们在这里再举出几个证据，以证季稚跃先生之非。
    首先，不妨转引和季稚跃先生的《续考》发表在同一刊物同一期的朱琪先生《关于＜红楼梦＞眉盦藏钞本所钤印章的几个问题》一文[9]所举出的两个证据:
    (1)“延闿私印”———这是谭延闿的名章。谭延闿(1880—1930)，曾任两广督军、湖南督军、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南京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题写者。
    (2)“廷飏私印”———这是吴廷飏的名章。吴廷飏(1799—1870)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
    我们再继续补充三个证据:
    (3)“文治私印”———这是清代王文治的名章。王文治(1730—1802)是著名的书法家，乾隆十三年(1748)探花，官至云南临安知府。王文治的“集禊帖”行书八言联“林阴清和兰言曲觞，流水今日修竹古时”，款署“梦楼王文治”，并钤有“文治私印”、“文章太守”、“柿叶山房”等印章。
    (4)“文治私印”———这是当代宋文治的名章。宋文治(1919—1999)是著名的画家。他于1982年绘《春雨江南图》，引首题“万顷太湖入画图”，署“娄江文治”，钤有阴文印章“文治私印”、阳文印章“太仓人也”。
    (5)“吴廷飏私印”———这是吴廷飏的另外一个阴文名章[10]。印文的组合，呈“姓+双名+‘私印’”式。这难道不是破坏了季稚跃先生所说的“规矩”(“只有单名才能刻成‘姓、名私印’，双名是不可以的”)的另一例吗?吴廷飏是著名的篆刻家，难道他也不遵守这个“规矩”吗?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到底有没有季稚跃先生刻意强调的这种“规矩”?
    拙文《三论》曾说:
    “文介”明明是双名，而季文却认为“文介”是单名。我们要向季先生讨教，请问:您把“文介私印”解释为“姓、名私印”，有什么根据吗?您是不是认为此人姓“文”名“介”?他究竟是谁?[11]
    而季稚跃先生果然在《续考》中直率地承认说:“按‘文介私印’章来看，文介就是文家，则这十回《红楼梦》抄本属文氏家的。”(61页至62页)
    王文治、宋文治都有印文相同的名章“文治私印”，不知它们是否会被划入“文氏家”?
    我们不禁向季稚跃先生提问:您既然执意认定眉本是属于“文氏家”的，那么，“文氏家”的人为什么要钤盖“刘氏家”的藏书章呢?
    错误的考据方法，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三、  这难道不是“民国时期纪年表示法”?
    季稚跃先生说，“题记中民廿五年，民卅七年不合民国时期纪年表示法”“不合”。
    笔者之一在中小学读书期间(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一直生活在上海。根据记忆，在那个时期之内，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在报刊、书籍所登载的文章、通信中，有“民某某年”或“民某年”的表述。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有时，那个“年”字还会被省略掉。
    试举几个例子，以破季稚跃先生之疑。
    例一:林语堂有一篇散文，名曰《鲁迅之死》[12]，其开篇第一句曰:“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结尾署有撰写的日期和地点:“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例二:不久前，我们曾从“中国书网”上见到有这样的记载:
    《交大平院毕业纪念册:民廿五级》，“北平交通大学”编印，1936年。
    例三:任中敏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三月二十三日写《致白健生先生书》[13]，白健生即白崇禧，其中有这样几句:
    民廿五以前，何以人人异口同声，皆指广西?
    此等事当然为民二十至民廿五年间，本省之所无也，昔在北平、南京等地，则常有之;当然为民三十三，赣南之所无也，顾民三十三之桂林乃竟有之!
    使用这种“民国时期纪年表示法”的记载，可以说多如牛毛。我们只选择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不前不后，恰恰都是“民廿五年”或“民廿五”的“民国时期纪年表示法”，这与眉盦题记的“民廿五年”毫无二致。
    例四: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1941年4月5日)[14]中有这样一段话:
    对溥泉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这几个反证，表明季稚跃先生所说的第一个“不合”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反证还有很多很多，但已没有必要再一一胪列了。事实证明，在过去，使用类似“民廿五年”、“民卅七年”这种“民国时期纪年表示法”的，大有人在。
    我们做考据文章，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否则，必然会导致谬误的判断。
    四、  这“沪市”不是那“沪市”!
    季稚跃先生说，第二个“不合”，“是‘沪市’不合。‘沪’是上海市的简称，……只有上海股票市场出现后才有‘沪市’一词，它是上海股市的简称。”(61页)
    “沪市”当然可以是“上海股市的简称”，但，难道它不可以是“上海”或“上海市”的代称吗?季稚跃先生只承认“‘沪’是上海市的简称”。难道“沪市”就不可以是“上海市”的简称吗?我们需要补充和提醒季稚跃先生的是:在1949年之前，称“上海市”或“上海特别市”为“沪市”，是当时的上海人士的一种普遍的习惯性的用法。
    不举例不足以解季稚跃先生之惑。
    请看周越然《＜琵琶记＞之版本》[15]:
    余所藏者，有后列各本。近年刊本、铅字本及石印本不列入。
    (一) 影印元刊本二卷四十三出，题《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白口，单鱼尾，左右双栏，半叶十行，行大小十八字。前有图十叶，取自吴兴凌氏刻本(见第三种)，非此书原有也。后有复翁，枚庵，松禅，云鸿等跋。原书于二十年冬在沪市见过。……
    这是出自著名的藏书家笔下的“沪市”二字，指的是当年(1931)的上海，自然不是如今的“上海股票市场”。
    再举一例。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编者蔡冠洛在序言中说:
    余乙丙之交，蛰居沪市，遇艰处困，钝塞勿施……[16]
    为什么那二人(周越然、蔡冠洛)那时那地可以使用“沪市”一词，而对这一人(刘文介)，就不允许他那时那地在笔下写出“沪市”二字?
    季稚跃先生说“只有上海股票市场出现后才有‘沪市’一词”(61页)。“只有”和“才有”四字说得太绝对化了，建议季稚跃先生收回。
    其实，“沪市”二字常用，乃久居沪上的人士所熟知，并非罕事、奇事。笔者之一当年自上海写家信向居住在北京的祖父拜年之时，在信封上就常写“寄自沪市”四字。
    请仔细琢磨眉盦所写的“得自沪市地摊”一语。不写“沪”，而写“沪市”，这和修辞有关。若以“沪”代替“沪市”，两个字变成了一个字，读起来自然拗口得多。
    “沪市”(沪市=上海市)一词，不仅1949年之前为人们习用，即在今日，当“上海股票市场”出现之后，仍然偶尔见于人们的文章中。
    试举一例:在网上读到“左耳”的“我的日记”，其2009年5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读张爱玲短篇小说《色戒》之后的感受，有这样一段文字:
    沉缅《色·戒》里，她被阻隔在沪市的咖啡厅内的角落一隅，独饮，更独自对付民族的春秋战国;而故事与她对坐，不无聊寂至极，兴来，同这乱世参与了一场忠诚的嬉戏，乃至是情欲落败的战俘。
    其中就以“沪市”代指“上海”，而与股市无涉。
    故知此语之用，不仅昔日如此，今日亦复如此。季稚跃先生身居上海，居然不知“沪市”乃昔日沪上人士对“上海市”或“上海特别市”的一种习惯性的称呼，奇哉怪也!偏执地以为“沪市”非是“上海股票市场”的简称不可，这无疑会受到老上海们的奚落。
    五、时序未“倒流”
    季稚跃先生所说的第三个“不合”，“是时序不合。‘以其残破太甚，触手即裂’，于‘今夏’‘亲自衬补订成四册’，而题记写成时反为‘初夏’，属时序倒流。”(61页)
    和季稚跃先生一样，我们也再三“细读”眉盦题记，但并没有发现其中有“时序倒流”的疵病。
    “今夏”，是“今年夏天”。从夏初到夏末，都应该在它所涵盖的范围之内。眉盦所说的“今夏”，分明是指:他衬补装订这个残抄本的工作是安排在“今夏”进行的;眉盦所说的“初夏”，则是指他完成衬补装订工作的时间。其间实无龃龉。
    即使眉盦题记“时序倒流”，也只能批评其驾驭文字水平的优劣，而不能判断此题记的真伪，更何况时序并未倒流。
    六、  此非“错字”也
    季稚跃先生所说的第四个“不合”，“是题记中有错字不合”。所谓“错字”，指的是“以其残破太甚”中的那个“残”字。季稚跃先生断言，“这个‘残’字写法，是一个错字，他代表的真书该是‘马’字旁的一个错字，而不是‘歹’字旁的真正的‘残’字。按草书写法，此本此处错误的‘残’字偏旁草体，代表的真书是‘马、交’等偏旁;而真正‘残’字的草书偏旁‘歹’不是这样写法”(61页)。
    “真正‘残’字的偏旁‘歹’”的“写法”应该是怎样的?请季稚跃先生有以教我。
    我们认为，在“残”字的写法上，眉盦并没有写错，反倒是季稚跃先生说错了。
    像眉盦所写的“残”字，其偏旁“歹”字的写法，屡见于古代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孙过庭、苏轼等名人的笔下，也见于《草书韵会》一书。例如，王羲之草书《游目帖》(又名《蜀都帖》)唐人摹本中有云“杨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其中那个“殊”字的偏旁“歹”的写法，不知季稚跃先生会不会认为是“马”或“交”?
    眉盦题记中的那个“残”字[17]的偏旁“歹”的写法是基本上和王羲之的写法一样的。
    那个“残”字的偏旁根本不是季稚跃先生所指称的“马”或“交”。这属于草书的ABC，只要是学习过草书的写法，只要对草书的基本常识有所涉猎，只要抽暇去查一查一些普通的工具书，例如《草书大字典》的“歹部”[18]，即可一目了然，无须我辈再作多余的饶舌。
    少见多怪，将正确的说成错误的，值得我辈三思!
    总之，季稚跃先生所说的五个“不合”，在我们看来，不是眉盦题记的文字“不合”，而是季稚跃先生自己的质疑“不合”。
    七、  虚而不实
    季稚跃先生在《不是》一文中摘录了“悼红轩”[19]、“蠹读”、“中正”三位“网论者”的文字。并把这些文字置于自己的文章之首。这表明，季稚跃先生对这三位的意见和观点，持重视的，也是赞同的态度。
    因此，请让我们在这里也对这三位的意见和观点作出必要的回应。
    先谈“中正”的“网论”。
    “中正”的“网论”是虚的，不是实的。请看:
    现在的作伪手段，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据我所知:清中期的纸张、墨在古玩市场完全能够淘到(而且现在还有人收购)纸张的老化程度更加不在话下。
    要知道两册书拍了十九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57页)
    在当今的拍卖会上，“十九万”就称得上“重赏”吗?比这个价格贵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拍品，比比皆是。它们难道不是更值得怀疑吗?
    断定某书是伪书，必须要有证据，信口一说，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何况“中正”本人对《红楼梦》眉本的意见后来有了转变，不知季稚跃先生是否有所闻:
    目前真假难辩，主流红学家都说是真的，谁的本事再大也伪造不出来那些异文。业余爱好者有很多坚持认为伪造的……我希望它是真的，所以对这不太关心，说不好……。
    因此，对于季稚跃先生所引用的这种虚而不实的议论，在讨论《红楼梦》眉本的真伪问题时，可以不必予以理会。
    八、  戴着有色的眼镜
    再谈“蠹读”的“网论”。
    平心而论，眉盦题记文通字顺，显然出于一位文字水平较高、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的笔下。无奈“蠹读”戴的是有色眼镜，他竟然斥之为“蹩脚的题记”。我们只能喟然而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蠹读”的“网论”用的是按语、批注的形式。这一共有五点(56页至57页):
    第一点，   在“抄本《红楼梦》”五字之后，“蠹读”加按语说:“按:给自己的藏书这么命名，不合常规。”
    “抄本《红楼梦》”的命名根据的是“名从主人”的原则。它是抄本，不是印本;它叫《红楼梦》，因为它的第一回首页就开宗明义地以“红楼梦”三字作为正式的书名。难道还要给它另起一个书名，才算“合常规”吗?此可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第二点，   在“今夏”二字之后，“蠹读”加批语说:“夏字不当有”。
    “夏”字为什么不当有?有了“夏”字又有何等的干碍?说“夏”，是表明不是“春”，也不是“秋”和“冬”。
    第三点，在“脂本”二字之后，“蠹读”加了三个“?”。
    “脂本”固然是今天红学界习用的名词。但是不要忘记，在六七十年前，“脂本”一词早已屡屡出现在红学家(例如胡适等)的笔下。那时，“脂本”的概念和今天红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有区别:当时是单指甲戌本，今天则是指脂系诸本。这，我们在下文第九节还要举例细说。
    第四点，   在“今夏”二字之后，“蠹读”加批语说:“夏字不当有”;在“初夏”二字之后，加批语说:“又一夏字，且限定初夏，而上文‘今夏’是整个夏天。”
    我们的意见，在上文第五节已表达清楚，此处毋须赘述。
    第五点，在“沪寓”二字之后，“蠹读”加批语说:“沪市、沪寓重复，且交待过于清楚。”
    “沪寓”是指写题记的地点，“沪市”是指购买《红楼梦》残抄本的地点，前者是在自己家内，后者是在自己家外，何重复之有?
    眉盦写的是题记，不是“朦胧诗”。“交待过于清楚”为何也变成被指责的缺点，这就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了。
    九、  他本·戚本·脂本·徐本
    “悼红轩”的“网论”位列季稚跃先生引用的“网论”的首位。看来，它受到了季稚跃先生的特别的重视。季稚跃先生强调说，“网论者的切入点是题记中的‘它本’、‘戚本、脂本’”(55页)。我们就先来看看“悼红轩”的“网论”是怎样说的(55页至56页):
    1、“它本”[20]的范围是什么?它是否指程本?从正常的词句理解，“他本”就是这个本子以外的其他本子。如果是这个意思，下面的那句“即与戚本、脂本亦有出入之处”，岂不是太画蛇添足了吗?从《题记》中看，“他本”是排除在“戚本”、“脂本”之外的。那时候大众能看到的红楼梦几乎只有程本，那么“他本”似乎就是指程本。但是这种分类观念太接近现代人的观点了吧?
    2、“戚本”在那时候是否就叫“戚本”?要知道，无论大字本还是小字本，都题作《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建国后影印的有正书局大字本才叫《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民国三十七年就称“戚本”，这个概念也太超前了吧?
    3、“脂本”指哪个本子?《题记》中既然与“戚本”并列，指的应该不包括戚序本。一九四八年夏之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本已知有三种:甲戌、庚辰、己卯。甲戌本胡适向来密不示人，极少数有人看到。其他本子在一九四八年前也没有石印或影印过，到俞平伯先生辑录脂批之前，看过脂本的人是可以数出来的，不知藏主如何得见，还“细检”过?
    季稚跃先生自己也在《续考》的正文中专门详细地谈到了“脂本”、“戚本”和“徐本”的问题(58页至60页)。
    对他们二位的意见，我们也一一予以回应。
    第一，“他本”一词含义明确，即眉本之外的其他的《红楼梦》版本。眉所说的“他本”，从上下文看，实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即特指题记下文所说的“戚本”和“脂本”，另一层意思即指“程本”以及“那时候大众能看到的”出版界所出的形形色色的《红楼梦》版本(后者恰恰被这位“网论者”忽略了)。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题记原文并不存在“画蛇添足”的问题。需要提醒的是，题记既没有提到“程本”这个名词，更没有在“他本”和“程本”之间划等号。
    第二，季稚跃先生引用了周汝昌1948年7月25日致胡适信，指出:“那时连周先生都未见过徐本和戚大字本，而胡适也不知徐本的下落。”(58页)季稚跃先生用了将近三页的篇幅详谈“脂本”、“徐本”的下落以及“戚本”的问题，目的何在呢?画龙点睛，他说:“要之，不管眉是谁都不可能见过或拥有甲戌本和徐本，怎能‘有暇时’‘细为详校’呢?”(60页)在文末，他还说:“综上所述，不管眉是谁都不可能在民国卅七年夏天看过或拥有脂本(甲戌、庚辰);题记显系伪托。”(62页)当时，眉不拥有甲戌本、庚辰本，这一点，我们相信。但，他没有看到甲戌本原书，不等于他没有看到甲戌本的引文。因为在胡适有关甲戌本的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的甲戌本的原文，尤其是对那些特殊的、引人注意的文字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而这应是眉能够看到的。他所说的“他日有暇，当细为详校”，“详校”的对象显非胡适所拥有的甲戌本原书，其义自明。
    周汝昌没有见过“戚大字本”，是不是等于眉也没有见过戚本呢?不是的。这不成其为理由。
    这有两点可说。石印戚本的有正书局开设在上海，眉的寓所也在同一座城市，而周汝昌却远处北京，当时还是个青年学生，他不拥有戚本，甚至没有机会见到戚本大字本，是可以想见的。此其一也。笔者之一在1948年曾在沪市地摊上购到戚本小字本一部。当时目睹摊上待售的戚本小字本远远不止一部，售价低廉。以此例彼，眉是有条件知道和见到戚本(小字本或大字本)的。此其二也。
    第三，“悼红轩”的“网论”问:“‘戚本’在那时候是否就叫‘戚本’?……民国三十七年就称‘戚本’，这个概念也太超前了吧?”我们的回答是:“‘戚本’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就叫‘戚本’”。在我们看来，不是那位题记者使用的概念“太超前”，而是这位“网论者”的认识太落后了。
    “程本”与“戚本”二词，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就已开始使用。当时，胡适、鲁迅、俞平伯等人早已在“脂本”(甲戌本)、“戚本”和“程本”(俞平伯那时称“程本”为“高本”)之间划上了清晰的分界线。这位“网论者”问道:“这种分类观念太接近现代人的观点了吧?”我们不知道这位“网论者”所说的“现代人”是什么概念，它是指眉之前的人士，还是指眉之后的人士?包括不包括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胡适、鲁迅、俞平伯等人士?这里恐怕存在着逻辑混乱的问题。我们只想指出一点:眉在四十年代接受和继续使用胡适、鲁迅、俞平伯等人在二十年代使用过的“脂本”、“戚本”概念，是很自然的，后人根本不必发出惊讶之声。其实，这在红学史上是个基本的常识。
    请看，1921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21]中说:
    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红楼梦》，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们可叫他做“戚本”。……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辗转传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当价值，正不必假托“国初钞本”。
    1933年，胡适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钞本》一文[22]中又说:
    此本与戚本最相近，但戚本已有补足的部分，故知此本的底本出于戚本之前，除甲戌本外，此本在今日可算是最古本了。
    可知他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把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定名为“戚本”了。
    在胡适之后，俞平伯也继续使用了“戚本”这个简称。他的专著《红楼梦辨》[23]的上卷第五篇的标题就叫做《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
    此外，在1924年出版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凡引用《红楼梦》原文，均注明“戚本第……回，括弧中句据程本补”。
    所以，在胡适、俞平伯、鲁迅之后，在二十余年之后的四十年代，眉题记沿用“戚本”一词，绝非使某些人感到新奇的创举。
    第四，眉在当时知道“脂本”的概念吗?他有可能见过“脂本”吗?
    1948年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信[24]说:
    ……我已准备要写一篇专文，叙论脂本的价值，从此本所能窥见的奥秘，和个人对他的意见。
    信中所说“脂本”，即甲戌本。观下文所说“此本”一词，即可明白。
    胡适在1928年即已屡称甲戌本为“脂本”。他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的标题就分别叫做“脂本与戚本”、“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从脂本里推论曹雪芹未完之书”[25]。
    在写眉题记的那个年代，人们所说的“脂本”是指甲戌本，而不是指庚辰本，也不把庚辰本包括在内。眉题记通篇只提及“戚本”和“脂本”，而与所谓的“徐本”或“庚辰本”无涉。所以季稚跃先生大谈“徐本”问题，可谓无的放矢。
    真理越辩越明。
    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肯定《红楼梦》眉本的真实性!
    十、  再提供三项新证据
    现在我们再提供三项新证据。
    新证据之一:李榕《李申夫先生全集》上的三枚印章“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文介私印”和“孟晋斋”。
    拙文《四论＜红楼梦＞眉盦藏本———提供一项新证据》介绍了《莫愁湖志》书上所钤盖的藏书章“上元刘氏图书之印”、名章“文介”，以及“眉道人”的署名。
    那篇拙文回避了一点:《莫愁湖志》书上另有三处钤有“孟晋斋主人”的印章。当时，对于此印章与刘文介有无关系这一点没有太大的把握。
    网友曹震先生2011年7月30日在自己的“博客”“网海云天”上发表《卞藏本和上元刘氏藏印谈屑》一文[26]，其中说:
    现在，我再来公布一种曾经上元刘氏收藏的古籍，上面同时出现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文介私印”和“孟晋斋”三个印章。这部书是《十三峰书屋全集》，扉页题“十三峰书屋李申夫先生全集”，光绪己亥(25年)袖海山房石印本。
    根据曹震先生的提示，我们在互联网上查到:“雅昌艺术网”曾于2008年4月6日发表网友“沪鲁王”的《名家所藏———光绪＜李申夫先生全集＞》。该文介绍了《李申夫先生全集》，并发表了该书的三帧图片。从图片上可以看到:(1)在扉页，钤有一枚印章，阴文“上元刘氏图书之印”。(2)在目录页，钤有一枚印章，阳文“孟晋斋”。(3)在序文之末，钤有两枚印章，在上者为阳文“文介私印”，在下者为阴文“上元刘氏图书之印”。
    李榕(1819—1889)，原名甲先，字申夫，四川广元人。《李申夫先生全集》九卷，蒋德钧辑，龙安书院光绪十六年至十八年(1890—1892)刊行。
    曹震先生认为:
    这样看来，“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文介私印”、“文介”、“孟晋斋主人”和“孟晋斋”这些印，应该都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所有。
    我们基本上同意这个判断。
    这个证据表明，在一部书上同时钤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文介私印”两枚印章，除了《红楼梦》眉本之外，还有这部《李申夫先生全集》。此外，还证明了“孟晋斋”和“孟晋斋主人”也是刘文介的别署。
    感谢曹震先生提供了新的信息(尽管在《红楼梦》眉盦藏本真伪问题上，他和我们有不同的判断)，这无疑又增加了“上元刘氏图书之印”和“文介私印”非伪造的可信性。
    新证据之二:李洪进造像拓片上的印章“上元刘氏金石文字印”。
    “中国书法超市”网站2010年6月16日曾公布一份李洪进造像拓片。李洪进，东魏人。此像造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原藏河南获嘉县南法云寺，现藏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拓片上钤有阳文印章“上元刘氏金石文字印”。
    此印章极可能为刘文介或刘文俨所钤。这使我们了解到，除了“图书之印”以外，“上元刘氏”还有“金石文字印”。
    新证据之三:《苏慈墓志》拓片上的两枚印章“眉尗”、“上元刘氏金石文字印”。
    《苏慈墓志》立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清光绪十三年(1887)[27]出土于陕西蒲城县，现藏蒲城博物馆。此墓志有拓片传世。拓片上钤有印章两方，一为阳文“上元刘氏金石文字之印”，另一为阴文“眉尗”。
    按:“尗”即“叔”字。《汉语大字典》说，“尗”字有两个义项:(1)同“菽”;(2)同“叔”，《字汇·小部》:“尗，与叔同。季父也。”[28]可知“眉尗”实即“眉叔”，也就是刘文介的表字。
    《上元刘氏家谱》所附的《望之哀启》[29]文末的署名为刘文俨的嗣子刘珩章及亲生女刘琅章、刘琳章。文中有“不孝本生父眉叔”之语。此“叔”字曾被“作伪说”者怀疑为“伯、叔”之“叔”，进而对《望之哀启》投出了不信任票。现在《苏慈墓志》拓片上的“眉叔”印章发现后，刘文介的表字为“眉叔”，确证无疑。
    总之，《红楼梦》眉本上的“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文介私印”、“眉盦”———《上元刘氏家谱》中的“刘文介”、“眉叔”———《莫愁湖志》上的“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文介”、“眉道人”、“孟晋斋主人”———《李申夫先生全集》上的“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文介私印”、“孟晋斋”———李洪进造像拓片上的“上元刘氏金石文字之印”———《苏慈墓志》拓片上的“上元刘氏金石文字之印”、“眉&”:这又构成了新的完整的证据链，在在证明了《红楼梦》眉本非伪书。
    此外，网友“爱磕瓜子”的《＜莫愁湖志＞“上元刘氏”钤印考》，先发表于“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后又署名“王鹏”，再发表于2011年7月18日《辽宁日报》。二文略有歧异。网文说:
    今年六月，本人于沪上一老者处购得《莫愁湖志》上下两册。……据卖书老者述，此书是其上世纪八十年代于上海图书馆工作时从馆内精选购得，当时此书定价二元五角。查之，今日书上亦留有当年价格标签可证。
    报文则说:
    今年6月12日，笔者于沪上一老者处以600元购得《莫愁湖志》上、下两册。……据卖书老者述，此书是其上世纪80年代于上海古籍书店精选购得，当时此书定价2．5元。查之，今日书上亦留有当年价格标签可证。
    据友人见告，王鹏先生系辽宁鞍山人，对上海话不熟悉，故将“上海古籍书店”误听为“上海图书馆”。录此备考。
    注释
    [1]《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一辑，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11月。
    [2]《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一辑。
    [3]《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三辑。
    [4]《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二辑，2011年7月。
    [5]“60页”，即“《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二辑，60页”。下同，仅注页码，不另注刊名刊期。
    [6]《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一辑，178页。
    [7]《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三辑，13页。
    [8]邓散木:《篆刻学》，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按:此据季稚跃《续考》转引。
    [9]朱琪:《关于＜红楼梦＞眉盦藏钞本所钤印章的几个问题———兼与季稚跃、刘世德、于鹏三先生商榷》，《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二辑，290页。
    [10]上海博物馆书画组编纂:《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1]《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三辑13页至14页。
    [12]林语堂:《林语堂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
    [13]据“桂林人论坛”网站“漓江文坛”转引。
    [14]《蒋介石日记》，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
    [15]周越然:《言言斋古籍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16]《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
    [17]眉盦题记中有两个“残”字，一见于首句“残抄本红楼梦”，二见于“以其残破太甚”。这里所说的是第二个“残”字。
    [18]《草书大字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1年，700页至703页。按:“残”字见于该书703页。
    [19]从季稚跃先生的引文中，看不出“悼红轩”是“网论者”的网名，还是某个网站的名称。因为季稚跃先生是以此作为“网论者”的“网名”引用的，姑依之。
    [20]按:眉盦题记原文是“他本”，不是“它本”。
    [21]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作于1921年11月12日，收入《胡适文存一集》卷三，亚东图书馆，1921年。
    [22]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钞本》，作于1933年1月22日，收入《胡适论学近著》一集卷三，商务印书馆，1935年。
    [23]俞平伯:《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
    [24]《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29册。
    [25]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新月》第一卷第一期，1928年3月。
    [26]此文同时也在“中国古代小说网”上发表。
    [27]一说光绪十四年(1888)。
    [28]《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上册，562页。
    [29]按:“望之”，即刘文俨;《望之哀启》全文已引录于拙文《＜红楼梦＞眉盦藏本续论———眉盦究竟是谁?》。
    (本文作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邮编:100732)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〇一二年第一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〇一二年第一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