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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红楼梦》小说避讳问题的人很多，十八年前(1982)笔者也写过一篇《谈〈红楼梦〉的不避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没有避讳，并非表示不知避讳而是不随俗避讳。但言及“御讳”时只讨论了康熙帝的“玄”字，也提出“同一系统的抄本中，避讳愈彻底愈为晚出”的浅见。近年来陆续读到许多红学先进的相关著作后，重新思考“避讳”问题时，发现实际上避讳并不是十分严格。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贾琏的“琏”。据《清皇室四谱》： 皇二子赠端慧太子永琏，……三年戊午十月初二日己刻殇，年九岁。十一月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后功令讳其琏字。 然连公开发售的《程高本》都不避“琏”字，也无缺笔，故知虽有旨令，却未严格执行。但避“御讳”仍应是严格的。 以往读《庚辰本》和《己卯本》时对于偶而出现的“”(命)和“”(殿)两种俗体字，常觉难解。后从柳存仁先生的大作中知道是十九世纪中叶“广东流行的俗体字”(《和风堂文集》1206页；《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22-123页)。1994年中央大学举办“世界红学会议”，柳先生也来参加。故得机会向柳先生请教此问题。据他说在伦敦经眼的多种小说中，只有1850-1861年间广东刻印的才常常用到“”“”，其他的版本则很少用。由此笔者想到“是否《庚辰本》和《己卯本》也可能是1850-1861年间抄成的呢?”另自1991年起欧阳健先生发表了几篇论文，怀疑一些抄本是民国成立后才抄成的。笔者以为从避讳字或可证明或否定其观点。惜迄1996年初未见相关著作问世，乃乘寒假检阅各抄本，草成《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一文，发表于1996年6月台北出版的《国家图书馆馆刊》。1997年南京出版的《明清小说研究》第二期曾予转载。 1999年11月承香港梅节先生赐寄在浙江金华举行红学讨论会所发表的论文稿，知梅先生举证说明“”、“”、“”都是宋元以来的简体俗字，并举出几项重要文献。12月胡文彬先生来台，曾面示他的一篇论文稿，言及《己卯本》的“”与《读红楼梦随笔》中“”、“”才是避讳字的看法，也举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均使笔者增广不少见识而衷心地感谢。不过仍须提出几点，请梅先生及《学刊》读者不吝指教。 ……………………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年第三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