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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司马迁以“舒愤自见”的创作论评屈论骚。而“舒愤自见”说并不是对先秦文学创作史的科学总结，仅是司马迁自己著史舒愤自见的经验概括。所以，司马迁用“舒愤自见”的创作来评屈论骚，就造成了“以己度人”、“以今量古”、“以经解骚”、“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等诸多方法论失误。中国诗体文学自觉的时代是在汉末魏晋，即诗体文学完成了它的“文人化”、“抒情化”、“个性化”、“案头化”特征。自此以后，诗体文学才有所谓的“舒愤自见”的情景出现；而在此之前，有“乐人”、“乐坛”、“乐歌”，而无“诗人”、“诗坛”、“诗歌”，即所谓“垂诗”以“舒愤自见”的情况是没有的。我们不能忽略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历史阶段性，过分提早诗体文学的自觉时期，把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的桂冠戴在屈原的头上。 关键词 司马迁 诗体文学 方法论 失误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动机和目的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诚如维柯在《新科学·要素》中所说：“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又因我们自己常常在情绪上深深地卷入自己所处时代的某种潮流中，卷入某种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运动或信念中，故此，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除依据历史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外，我们常常受某种信念、道德要求或自己所处时代的群体心理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把自己和时代的某些信念和要求投射到研究对象上，试图从过去的事例推导出适用于现在的模式和范例，或者从中找出关于今天某事之所以确立的证据——我们预先希望的“普遍真理”。这样的研究，与其说是为了把握历史，不如说是为了确证和包装我们自己。于是，我们在情感和信念中会对某些异于我们框架的研究难以忍受，轻则嗤之以鼻，重则鸣鼓而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具有“趋易”、“趋同”和“简化处理”、“以己度人”的倾向。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异己的研究威胁到我们自己研究中已经确证了的“自我”形象。这种“以己度人”、“以今量古”、“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方法，不仅存在于历史研究中，而且也较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其它领域，说到底，它是人类认识活动中较为普遍的方法论误区。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求实，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逼近历史的本真，进而理清历史进程的规则或规律。虽然，完善的客观性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但它永远应当是我们科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多地意识到我们认识闭界和研究过程中的诸种偏见和误区，以便在以后的研究中尽力避免或减少它。由此我想，我们不仅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做本体研究，而且还应不断总结前人研究和认识活动中的失误做方法论研究，以此促使我们今后的本体研究更趋于客观和科学。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试图对司马迁在评屈论骚中的方法论失误做一些辨析归纳，以便引起屈学研究者的再思考、再认识、再探索，不当之处敬请前辈和时贤批评指正。 …………………… 阅读全文请下载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