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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读书与“立人”——鲁迅“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考辨》在《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上发表，至今已有两年多的时间。记得当初写作此文，本意是要纠正他人对鲁迅思想的“误读与曲解”，所以用了很笨的办法，不厌其烦地把《鲁迅全集》中相关的各种论述基本上都罗列了出来，作为“解读”的参照，目的是要把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提出的观点与他的基本思想联系起来，纳入到他的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框架中，来求得一种内在的、同情的理解。因为我觉得鲁迅的思想是很独特的，尤其是他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更是“有些‘惊世骇俗’， 对国人具有太大的‘刺激性’，而他的表述又带着十分强烈的主观色彩，很难用所谓客观的方式进行外在的把握”，所以，笔者一方面尽量用鲁迅自己的相关论述来解释他的思想，“以鲁解鲁”，“以鲁证鲁”，另一方面，也不回避自己曾经在思想上“接受了鲁迅这个观点影响”的事实，不回避表明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基本倾向的共鸣，包括对于他的一些被许多人视为偏激的观点的共鸣。尽管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倾向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否定，尽管笔者本人也并不完全赞同鲁迅等人对中国古书、古文，特别是汉语言文字的一些具体看法，但是，对于这些看法中体现的“反传统”的精神，笔者却是相当认同的，对于“反传统”的“新文化”的意义，笔者是相当肯定的。如果说拙作《读书与“立人”》有什么特色，我看主要就体现在这里。因此，当我看了曹振华先生在《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4期上发表的《我们从“青年必读书”读到了什么》一文(以下简称“曹文”，引文不另加注)以后，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篇文章不但把我在《读书与“立人”》中提出的观点与我与之商榷的艾斐先生的观点归为一类，称为“‘读者’、‘读物’特定说”，抹杀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的本质区别，而且对包括我的观点在内的“近年来的几种代表性观点”都进行了否定，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对鲁迅文本的“误读”，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研究对象，“由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同程度的偏离，不仅使对指责鲁迅全盘否定中国书进而全盘否定传统等的反驳无力，而且有时还给人以越辩越糊涂之感”。但是，在我看来，我的那篇文章似乎并不能支持他的这个结论，而他自己在否定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的新的“读解”似乎也不见得怎么合乎鲁迅的“本意”，相反，无论是在对鲁迅原著的内在精神的理解上，还是对包括拙作在内的许多研究性或评论性的文章的解释上，曹文中似乎都存在着一些“误读”甚至“曲解”之处。在此，笔者仅就其大者作些说明。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