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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黄庭坚 松风阁诗 武昌西山诗 一、《松风阁》诗考析 笔者于2001年2月7日在《书法导报》（第6期总581期）发表了《（松风阁）新解》（以下简称《新解》）一文，拙文通过自己的研究考证，指出了《松风阁》诗实系山谷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所作（时山谷三十九岁）。依据学界对山谷艺术生涯的分期习惯，应属早期。同时，对将《松风阁》诗系于崇宁元年（时山谷五十八岁，属晚期作品）的历史定论予以了否定。这不仅把《松风阁》写作年代前移了十九年，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全新的框架中重新认识《松风阁》诗所表达的真实内容。 依据对原诗固有诗意的正确解读及文献典籍中史实材料佐证，拙文《新解》粗略地还原论证了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的苏轼在元丰六年春夏之交与山谷及著名诗僧参寥（道潜）“诸友”同游武昌西山的概况。《松风阁》诗精彩地记录了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北宋群贤集会，在直观地为后人提供了元丰年间“苏门”文人真实活动状况的同时，尤其为苏轼贬黄期间思想剧变的传统研究课题引入了友情熨慰的深层视角。这才真正是长期被誉为黄庭坚代表作的《松风阁》所蕴有的史学内涵。黄山谷对民族文化做出的这一贡献，终久会被人们普遍认同而受到崇敬。而且，将此次盛会与晋代“竹林七贤”及“兰亭修契”活动媲誉为中国文坛三大雅会，就构成人员在文化史学中的地位抑或活动质量而言，毫不为过。 拙文《新解》见报后，同报于三月七日（年第10总第585期）刊发了“著名黄庭坚研究专家”“《中国当代书法系列丛书》总编辑”（引自第10期本文编者按语）署名鉴斋的《松风阁系年不容窜改》一文。继而，《书法导报》拒发笔者后续及反辩文章。致使讨论未能正常健康展开。自《新解》发表后，曾“引起不少读者，专家的 关注和兴趣，编辑部分别收到 来电，来函和评论。”（同上引编按）据一位记者转告，他本人见到的十余篇评论亦未见诉诸报端。不少读者及朋友鼓励、支持笔者继续做深入研究。并指出关于黄庭坚《松风阁》诗的讨论不仅仅是个单纯系年问题，业已构成的这个事涉千年的学术公案，明显具有更为宽泛的深层内延。随着时间推进，它所涵有的历史，社会及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会日见明显。 鉴斋驳斥拙文的文章中有：“《松风阁》诗系年这样事关重大而且有历史定论的问题”的提法。《黄庭坚年谱新编》的作者郑永晓先生，在指出山谷诸孙黄？撰著之《山谷先生年谱》的缺陷时说；“黄氏所做《年谱》，对谱主与其它师友的交游情况未做深入的考述，如对黄庭坚与苏轼相见于何年这样重大的问题竟未涉及。”另据王水照先生主编之《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崔铭先生在《从熙宁到元丰，对黄庭坚拜师过程的解析》一文中，作者详尽论析了山谷舅父李常（公择），岳父孙觉（莘老）与苏轼诗书唱酬这一对山谷与东坡相交业已成熟的“外部条件”后，喟然感叹；“黄庭坚与苏轼相识”“这一在文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时刻，却迟迟没有到来。” 有鉴于此，笔者对前面读者的建言更有了进一步的贴实认识。 基与上述，为方便广大读者，本文拟在概括介绍拙作《新解》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笔者新的研究心得，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较详尽的论析。 笔者在《（松风阁）新解》中，首先强调了《松风阁》诗具有“激情昂扬”，“丝毫没有悼亡怀旧的悲凄色彩”，“绝非山谷吟苦怅失之作”的基调；。《新解》首段“东坡没有死”的小标题，旨在说明历来对《松风阁》的错解，概由对诗中“东坡道人已沈泉”误解所致。 并根据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见闻录》（清.陈诗原著）中；（武昌-今鄂州市.笔者注）“江之南诸山，西曰西山，东曰寒溪”，“寒溪少西数百步，别为西山寺”，“松风阁在西山寺”，“吴王台在寒溪，有吴王读书堂，堂下有泉，名吴王井。”的地理描述； 结合诗中“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宴”，“相看不归卧僧毡”，“野僧旱饥不能 ”，“晓见寒溪有炊烟”等一系列表述山谷“诸友”在松风阁夜饮后将会继续游览活动的逻辑走向； 参酌诗法中关于启.承关系的要求，对“东坡”“沈泉”从词性（《辞海，沈同沉；亡故。（不取-笔者）载沉载浮。（上下升降，取-笔者）》）及松风阁与名为吴王井之“泉”的地理关系角度，肯定了“晓见寒溪有炊烟”所具有的启发后续功用。论证了“东坡道人已沈泉”这个诗中的关枢之句，是对“晓见寒溪有炊烟”的必然呼应。也是对东坡的游山活动实质而具体地准确描述。诗中的三个“泉”字，均是地理概念，分别属于武昌（今鄂州市）西山，寒溪景区的三个景点。将名为“吴王井”之“泉”独解为象徵死亡的“黄泉”之“泉”，当是先贤任渊千虑之一失。“东都赋曰；沈珠于泉”。意为死亡。此或为任渊触类引伸所自。将“东坡道人已沈泉”解为亡故，不但突兀，且与相邻句子及全诗基调有失谐调。笔者不否认文学作品和生活中有“乐极生悲”现象，但细味全诗，上述“沈泉”不属此类。山谷去黄州探访苏轼，（指元丰六年）旨在对因《乌台诗案》蒙赦贬黜黄州的苏轼着意安慰，故以“野僧”（当指参寥）“东坡道人”“沈泉”幽默调侃，以调节诗韵气氛。“沈泉”并非是说东坡已经亡殁，而是山谷对苏轼游山活动一种朋友间的双关性戏谑描述。将“沈泉”解为亡故，犹如舞厅里奏“喜洋洋”时突然响出了“哀乐”。在《松风阁》这样激情漾溢的记游诗中，是绝不会予孤立的低八度黑色音符有见容之地的。“东坡”的“沈泉”，和诗中所有形容“诸友”游览活动的描绘，具有贯穿始终而又缜密不辍的和谐一致。从《松风阁》诗的情绪线索中，导不出任何“死亡”。把“东坡”“沈泉”理解为山谷的触景生情，以致引发对亡人的怀念，从而将《松风阁》系于苏轼死后的崇宁元年，是一种假定推理。但任何“大胆推理”，终须服从于“小心求证”后的真实。我们不应轻易地盲从“ 一家之言”，但也绝不可能期冀“文物发掘出土”到比黄庭坚本人的记叙性诗作“更进一步的资料”了。 具体的说，“沈泉”显然是指东坡一人先行下去到被称为“吴王井”的“泉”边。有了对东坡“沈泉”活动的正确理解，然后，才能使下面； “张侯何时到眼前”“钓台警涛可昼眠”“怡亭看篆蛟龙缠”等对“诸友”游览活动的描写得以顺理成章的衔接。且由此得体地导出诗人；“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常周旋”这种逆境中憧憬未来的怅然浩叹！ 上述对《松风阁》诗作本体的剖析势必连锁导致诸多与《松风阁》紧密关联的问题也必须同步给出诠解。 如果说，将“东坡沈泉”断为死亡是导致错解《松风阁》的关键，而“野僧”恰是打开这把千年锈锁的首选匙具。笔者在解读《松风阁》诗的过程中，囿于旧说，一直把诗作主人做为圆心，在“崇宁元年九月”武昌西山的半径中寻觅山谷交游活动的踪迹。结果是四处碰壁，徒劳无益。对山谷诗歌赞崇有加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二中批评；“‘我来’句删。”“‘野僧’二句不洽，删。”这侧面说明，想给诗中“野僧”“验明正身”者代不乏人，其终归于无功而“删”。东坡“沈泉”“亡殁”，“‘野僧’不洽”遭“删”，诗中“张侯”则“隔江相望，犹未至也”，诗中“二三子”名份本就语焉不详，连诗作主人也被派定到十九年后一个子须乌有的西山夜宴去了。诚如此差排肢解，正可谓“棒打鸳鸯”，遂令《松风阁》诗中无人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问；山谷以“万死投荒，一身吊影”蒙赦东归之多病之身，且早于元丰七年（四十岁）虔诚发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饮酒”。并曾曰；“中年畏病不举酒”“止酒十五年矣，”“老夫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旁。”甚至于“老来憎酒”（引自缪钺先生文摘及郑永晓先生《黄庭坚年谱》引文较长恕不详注）抑或就是心血来潮，旧瘾复发，山谷又能和谁人去做“买酒醉此宴”，“相看不归卧僧毡”的“夜阑”之游呢？五十八岁，年届花甲，“策杖扶蹇蹶”，“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芥蒂如怀瓦石”“病痈初愈”“气力虚劣-----并起艰难，”的黄庭坚能消受起上述折腾吗？“崇宁元年五月庚午，司马光而下四十余人，贬夺降黜有差。孔平仲---黄庭坚---张保源并送吏部，与合入差遣。”“六月初九日领太平州事，九日而罢。”（参《郑谱》）有此境变，山谷还能在《松风阁》诗中写出；“我来名之意适然”“山川光辉为我妍”那样情绪激扬的诗句吗？墨守“定论”，实百思而难得其解。 尊重历史文献与尊重史实是科学的对立统一。当发现或给自己提出了问题，泥守“历史定论”，左是死胡同，右是鬼打墙，没有出路。如果能调整一下我们的思维模式，则柳暗花明，左右逢源。从《松风阁》诗作本体出发，依据前述分析，两个潜隐千年的条件逐渐明朗；黄庭坚只是《松风阁》诗的作者，《松风阁》诗所记叙武昌西山游览活动的东道则正是东坡。新浮出的条件，迫使我们必须换位将苏轼做为参照座标，对其贬黄期间的交游进行全方位扫描，以期使《松风阁》诗中“诸友”正名归位。在苏轼贬黄四年又两个月中，虽交游甚广，但经比较，能附合《松风阁》诗中“野僧”行状者，当属参寥。因为，就释门而言，所谓“野僧”，当指“行脚”和“游方”僧人，具有外来者的意思。参寥不远千里自杭州去黄探访苏轼的时间是元丰六年四月。四月十一日曾巩卒。间有谣传东坡与曾巩同时亡故。六月，“神宗闻之，叹息不置”。是故，余揣其谣传或非空穴来风，事出无端，此当由对“东坡道人”“已沈泉”误解所致。否则，将苏轼当时患“火攻右目”之眼疾做“亡故”上报朝庭，此即东坡仇家亦惧为。显而易见，千百年来为梓梓学人苦苦寻觅的“苏、黄初会”以及文化史中盛名在籍之“诸友”的武昌西山游览活动暨山谷对此以如椽巨笔精采记叙的《松风阁》诗章都在此间发生。笔者结合对诗作本体的研析并据上述，以参寥去黄的四月为上限，以“神宗闻之”的六月为下限，做出了黄庭坚的《松风阁》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春夏之间的结论。 笔者愚见，只有如上述理解，才能使我们对黄庭坚这首在他所有诗歌中极具代表性，并且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千古不朽名篇《松风阁》诗，获得完整准确的正确认识。 关于诗中“张侯”，据宋贤任渊《武昌松风阁》注；“时张文潜再谪黄州犹未至也，故诗有‘张侯何时到眼前’之句”。而实则在山谷（指崇宁元年）九月十二日到鄂之前，张耒于九月初二日已先行“到黄州公参讫”。由于任渊先入为主地将时间表定于“崇宁元年”，而《松风阁》诗所言本事实属元丰年间，其对《松风阁》诗的注释去山谷本意大相径庭亦必在所难免了。 元丰六年四月曾巩亡故。张耒“罢寿安尉，居洛，闻公卒，为文一篇，将祭公于河南，未果。”“是年自洛来陈州。”（见本集《书曾子固集后》）仅据此推断文潜有否条件去《松风阁》赴会充当“张侯”，未免主观牵强。而苏轼贬黄期间“张”姓友交典籍屡见，如张梦得、张怀民、张偓佺（有说为一人）极具条件。另有张舜民坐事贬官郴州，曾与苏轼同游武昌樊口。再依宋规习俗，非属官吏亦可称“侯”。《松风阁》诗中“张侯”若疑或非文潜，则南宋楼钥《攻媿集》曰；“西山寺碑止有坡、谷张右使三篇”。似诗中“张侯”又非文潜莫属。文献材料本来匮乏，愈增迷雾重重。笔者寡学，众擎易举。此则将有俟海内贤哲释疑定论了。但无论“张侯”孰其谁人，诗中“张侯何时到眼前”之句亦是对其游山活动的描绘是莫容置喙的。 再据东坡之弟苏辙（子由）《九曲岭记》；（节录） “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相笑,相携徜徉而上。力极而息，扫叶觅草，酬酒相劳------往往留于山中。 笔者意为，把《松风阁》诗和《九曲岭记》做一排比，除去形容文字，单单着眼诗、文所言本事，两篇不同体裁的作品内容如出一辙。假设其属考卷，小学教师也会判为抄袭。又岂止仅仅是有“某种类似”。 《九曲岭记》为纪实文字，记中尚有；“以此居（指东坡）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的记述。此亦嫌为旁证。据此可以推知，自苏轼元丰三年贬到黄州，子由所记东坡在武昌西山的交游活动恰为元丰六年。当然，东坡在黄州亦有“与渔樵争隈”情状，“居齐安三年”的表述似可宽泛理解。但所曰“以此”、并给出了一个“九曲岭”的特定环境条件，从而，使“山中有二三子------往往留于山中”这种记叙“偶合”于“元丰六年”这一特定时间便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性质。再则，对武昌西山之会这样的壮游，以《松风阁》诗中“诸友”的人秉文赋岂肯委局外人笔楮捉刀为“记”？而子由设非亦与东坡等同游西山又安能属文为《记》？也许有人会说，苏辙所记乃《九曲岭》并非《松风阁》。笔者提醒，子由既于元丰六年探访东坡，合巧过江也去了西山，倘然偏要错过那齣雅会才真事出蹊跷了。联想其在江西筠州警戒东坡缄口远祸及此前与山谷、参寥书递频仍，虽说《松风阁》诗中不曾涉及子由名号，但苏辙这位享誉“唐宋八大家”的史坛“大腕”亦然给后人留下了组织参与北宋群贤西山雅会的珠丝马迹。 北宋诸贤何以对武昌西山之游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呢？在对北宋神、徽朝政景了如家珍的学贤及读者同道面前笔者不再班门“说斧”了。 时经千年，历代学人为光大山谷艺术孜孜著述，时有据籍蹈袭讹说，亦属正途难免，无可厚非。自宋任渊至当代学贤为山谷诗书艺术秣力耕耘，使后学径行不逾，获益匪浅，其厥功渠致《松风阁》逾千年而得拨云见日。但我们不能也规避不了上述苦涩的选择。君不见；自王若虚（金）戏痞山谷作诗为“特剽窃之黠者”(《滹南诗话》)，千百年来，对山谷诗歌艺术褒贬纷纭，难有定论。颂扬其诗者，基于对《松风阁》诗的误解，势必旁涉对部分相关诗作的诠释有失绳准，偏离诗人的初衷不切肯綮。而恶之者却恨不真欲将其挞入“犁舌之狱”。但笔者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并没有对黄庭坚的生平及诗书艺术做过认真研究，其著述不但观点偏颇浮浅，而且多是拾人牙慧，盲目因袭。正可谓；“矮子看戏何曾见，尽随人后说短长”。今天,当我们揭去《松风阁》诗的神秘幕纱，应该产生一种清醒认识，对于先人劫厄余存的珍贵遗产，我们没有真正完全弄懂的现象客观存在。做为华夏子民，炎黄后人，在条件具备时，我们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做些澄清事实，去伪存真的工作，给后代留一部真实可读的历史。 仍然诚恳祈盼海内贤哲读者同道不吝赐教指谬为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