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是有词以来的第一篇词论，对于我们了解最初文人的词学观点和品评《花间集》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欧序的词学观点到底是怎样的?是否提出了可贵见解?其观点与《花间集》的编定、花间词的创作之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众多论者似乎一直未能准确把握。晚出的吴熊和先生的力作《唐宋词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断定：《花间集序》“说明了花间词的词风特点”，即“齐梁宫体与晚唐五代倡风的结合”，并由此出发，对《花间集》、花间词做出一系列论断。本文拟就这些在当今学术界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提出异议，以就教于吴先生及各位专家。 一、《花间集序》否定宫体歌辞 欧序中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是《通论》确定序文词学观点的立论基石。《通论》以为，此二句是在说明花间词“上承齐梁宫体，下附北里倡风”，“可以概括花间词的历史渊源与生存环境”(见《词论》章第一节)。由此确立了欧序肯定宫体与倡风这一重大命题，同时也决定了这篇词论的基调。因此，要辨析欧序的词学观点，就需首先在五代文学的大背景下，结合欧序全文、欧氏其人就此二句之指说详加辨正。 《通论》的上述说法，令人疑惑不解处在：欧阳炯既然应赵崇祚之请为其所编的《花间集》作序，怎么能骂包括自己的词作在内的花间18家词是宫体与倡风结合的产物，并借为人作序之机自我定性、大加张扬呢?显然有乖事理。其实，序文“自”、“扇”二句连同紧接其下的“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都不是揭示花间词的渊源、环境，更不是旨在说明花间词的词风特点，而是对南朝梁、陈宫体诗风作用下所产生的宫体歌辞的否定。 《花间集序》体现着欧阳炯这位五代西蜀文坛诗、词、文兼擅的大手笔的文学才华。这篇以铺采偶对写成的四六骈体文，在开篇以“镂玉雕琼”四句总摄歌辞一体的基本特征之后，连用一系列典型事例，把具有如此特征之歌辞的普遍为人爱好、流播甚盛以及歌辞的功用等等描述得具体生动，绘声绘色。而其行文之巧妙尤其表现于以下两点：(一)依时代的先后排比事例，从中揭示歌辞自西周直至五代《花间集》成书时的演进历程；(二)在简述演进的同时，兼表欧氏对不同时代歌辞的是非褒贬。抓住欧序的这一行文特点，便不难断定：位处说汉论唐之间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四句，所指所评的当是南朝歌辞(下兼隋代)。如若以为此四句就晚唐五代花间词而发，可其下又言初、盛唐，岂不时序错乱、语无伦次?而盛唐之后又言晚唐、五代，前后岂不犯复、失之一贯?特别是“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之语，语意、口气皆显属批评，所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南朝以来的宫体歌辞，如陈后主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之类，而不可能是《花间集》词，否则，不仅语意难与上文承接，而且与下文“近代”云云对花间词的肯定在观点上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欧序的这种观点及行文的思路、写法，唐末五代的序跋文等颇不乏同类实例。闽人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说：“降自晋、宋、梁、陈已来，诗人不可胜记，莫不盛多倚顿之富，贵叠隋侯之珍，不知百卷之中，数篇之内，声文之应者几人乎?”后周王赞《元英先生诗集序》谈汉魏以后的诗歌亦云：“陈、隋之际，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沾滞，流于淫乐，故曰音能亡国，信哉。”如此种种，都是在谈历代诗文变迁时述及南朝文风所持的批评态度，这本是当时进步文人的共识。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