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浮映于我们眼前的总是“传世”与“济世”那么两种话语在同文学本体孜孜不倦地纠缠无休，而且也总是后者会取得暂时的大获全胜。文学要履行自身的启蒙使命，必须面对来自传统以及时代的强大障碍。尽管有那么多来自于不同阵营的“志士仁人”，曾从事过逾越这一障碍的不懈努力，却始终无缘遭逢历史机遇的垂青。紧迫的时代“救亡”主题不得不以牺牲文学的“启蒙”作为沉重代价。 直至80年代中期，时代语境才为文学本体的启蒙提供了付诸实践的机会。于是，“让文学回到自身”的呼声开始响彻文坛上空。然而，在呼声归于沉寂，情绪趋于冷却之后，我们再凝神回忆一下这场呼声，不难发现，它们虽然是无比强烈的，却是十分空洞的。仿佛一种缺失所指的符码，仅具能指的膨胀和迷茫。来自批评家的这场呼声，实质上仅只局限于口号的意义，还远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大众在直到这场呼声结束时，也没有弄清究竟何为文学的“自身”?批评家们在冲动之余完全忽略了从理论上界定、阐释这一概念的当务之急。批评家的严重失职，为本身对文学的进一步观照留下了隐患，致使文学的“文学性”遭遇冷落，成为在所难免的事实。 “文学为何?”“文学自身如何可能?”批评家们没有意识到这一追问的先在性，恰恰说明其对自我使命反思的缺席。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即使过了千余年的滋养与推动，依然未能获得突破临界点性质的变革及提升。这不能不令人对它的自觉程度深表怀疑。而今天的局面也已经验证了人们的怀疑并非多余：文学批评家们正在大面积地从文学领地撤离，且大有唯恐逃之不及之势。此种现象最终暴露出其省略“二次追问”(“文学批评何以可能?”“没有文学何以有文学批评?”)的恶果，使得他们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无视自己的前提，直奔他者而去。这个“他者”便是文化。 如今，我们的文学批评正变异为一种文化批评，心甘情愿地磨蚀着自己的个性。它对作品“文化性”的关注，远远胜过对“文学性”的关注。在批评家的视域里，“文化性”显然比“文学性”更加博大精深，更具普遍性人文价值，因而也更有诱惑力；同文化相比，文学实在是有点儿过于单薄了。因此，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移自然成为他们当仁不让的选择。这样，曾一度指责文学偏离自身，试图帮助文学回归自身的文学批评，在今天自己也开始了偏离自身的航程。如果说，文学当年对自身的偏离实在是出于无意和被迫，那么，今天文学批评对自身的此种行为则实属自觉和主动，倘若我们袖手旁观，任由这种向度蔓延下去，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将会亲眼目睹到文学批评的消亡，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只要我们不否认这种后果对于文学来说，无异于一种损失抑或灾难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发出呼吁：救救文学批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提醒批评家对向文化批评转移的策略采取审慎立场，并不意味着我们怀有挤抑或扼杀文化批评的用心。文化批评作为对文学批评的一种丰富与补充，理应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诚如诺思洛普·弗莱在其《批评的途径》一书中所言：“就算批评充分意识到了文学本身的历史，除此之外的历史也不应该消失，不应该为批评家所忽略。同样，视文学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并不表明要将它从社会语境中独立出来；正好相反，这样做更容易发现文学在文化中的地位。批评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关注文学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关注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文化现象。”但紧接着他又说道：“如今，二者之间要相互平衡，任何一方排斥另一方，批评的视野就会出现偏差。如果能保持批评处于恰当的平衡中，批评家从作品评析发展到更大的社会问题的讨论理论的过程就会更加富于智慧。”而当下我们批评界的症结就在于没能够把持住这种文学批评同文化批评之间的相互平衡，前者正以内心的凄凉与寂寞装点着后者的繁华和喧嚣。因此，像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批评视野的偏差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地削弱了批评作为科学的力度，大大破坏了它的标准和原则。 我们不能不看到，当前文化批评的独脚戏所导致的最大灾难便是文学丧失了自我，本色及个性均不复存在。批评家面对任何一部作品，首先考虑的是其作为文本的“文化性”，而不是其作为艺术的“文学性”。这样，他们对文学作品所要做的，就仅限一种“文化考证”的工作，而压根疏忽了“审美判断”的天职。文学作品在他们的眼睛里，已经不再具备什么艺术的价值，而仅仅沦落为文物的价值。实际上，现今的批评家正摇身一变为考古学家，他们的每一次陶醉绝不是由于审美上的激动，而是因为在文学领域里发现了与时下重大文化事件相映证的社会性现象。文学只不过是他们藉以利用的可怜工具。此种“文学考古主义”倾向的盛行，诱使批评家们热衷于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乃至准哲学等一切文学之外的学科领域来料理文学。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活动，与其说是一种评析式地阅读，倒毋如说是一种考古式的挖掘；甚至可以说，是在透支文学的资源。我们之所以称其“透支”，是因为许多文学作品其实仅止于文学作品而已，根本承当不起文化文本的重量，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内容。但是，我们的批评家却总能从中源源不断地榨取文化的汁液，颇有一股生拉硬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劲头。 如此一来，文学的“文学性”被它的“文化性”吞噬怠尽，文学批评家的职业特性也就随即消融。同那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哲学家相比，他们已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因为这些学者从专业角度对文学的解读，其深刻程度必令批评家们所不及。试以马克思为例：他在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对法国作家欧仁·苏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分析堪称经典，既独到又精彩，给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以致命重创。这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切入文学作品的批评方式，正是一种地道的文化批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位纯粹的文学批评家能够胜任这样的文化批评。而眼下的情状是，确实有那么一些文学批评家无视自己的优长劣短，在把自己调整到相当不利的位置上来。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非文学专业批评人士以局外人的视角观照文学作品，虽然能开阔文学研究的视野，拓展作品意义的内涵；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之招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对“文学性”的侵害。其主要表现就是文学的独立品格容易丧失，文学自身的历史会遭受任意篡改。如刘小枫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一文中，将20世纪的汉语文学分成了两大阶段，即“五·四”以来的文学和“四·五”以来的文学。这种简单干脆的文学史分期，完全是以政治思想史话语作为事实依据的，文学本身的历史被当作它的从属而受到粗暴剪裁。《母亲》曾被列宁誉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因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如果从“文学性”层面来考察高尔基的全部小说，我们肯定会发出《母亲》绝不是高尔基的巅峰之作。 当下的中国文学依旧随时会有成为非我的危险命运，所以，我们有理由质问一句：谁来捍卫文学的“文学性”? 那么多操持女性文学批评话语的批评家，归根结底所关注的不是女性文学，而是女权主义。他们所做的工作和某些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所做的工作简直没什么两样。同样，那些竭力宣扬“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鼓手，真心看好的也并非“后现代主义”文学，倒是弥漫在后现代语境里的那些文化思潮。其他什么“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等等都无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学的“文学性”备受冷落，实在令人堪忧。 这种现状所损害的不仅仅是文学，还有批评家本人。面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批评家们都已失去了原有的审美激情；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文学的情感魅力，而且他们也不再需要这种情感魅力。在每一部文学作品面前，他们不打算被感动，他们必须保持绝对冷静，以保证不影响自己的嗅觉。其唯一目的便是要从眼前的作品里嗅出与当下流行文化事件发生联系的蛛丝马迹来。文学批评家们的审美能力正在急剧退化，并完成由艺术情趣主义向文化投机主义者的转换。文学批评家的被损害，反过来又再一次地损害了文学。 与此同时，大众读者亦蒙受了巨大损失。铺天盖地的文化批评给予他们的不是引导不是帮助，相反是一场狂轰滥炸，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手足无措。大众读者在文化批评人士针对作品所发出的阵阵欢呼声，以及所进行的高深莫测的分析中，越来越感到的是困惑不解和莫名其妙。那些被文化批评人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作品，往往使大众读者们乘兴而来，扫兴而去。由于丧失了最起码的艺术圭臬，任何一部平庸无比的文学作品便都轻易获得了登上大雅之堂的资格。而在大众读者们看来，文化批评所堆积的洋洋万言，终究还抵不上金圣叹的一句：“绝妙好词!” 文化批评人士同大众读者之间在宗旨上存在着严重错位。前者根本无意充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为读者献上一份真诚的关怀。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批评人士反倒充当了谋杀读者的凶手。我们知道，批评作为阐释必须自觉接受作家意识、作品意识以及读者意识的制约，否则，便极有可能滑向“过度阐释”(艾柯语)的险境。而“过度阐释”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隔阂，引致读者对批评家的拒绝，最后是对作品的拒绝。 无可否认，文化批评一枝独秀的不良状况，也的确存在着某些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其中，本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匮乏，就是从事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最大不利。传统的文学批评囿于儒道两种既定思维言路，不是功利主义的实用性批评，便是充满禅宗色彩的玄虚式批评；前者过于通俗，后者失于神秘，并没有为文学批评本身提供太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美学技术。批评家利用传统的批评范式读解今天的文学作品，无法克服捉襟见肘、辞不达意的窘境。于是，批评家们纷纷将目光移向本土之外，试图“拿来”。既然“拿来”，当然是要挑选“最新最后”(所谓最先进)的拿来，结果，“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这些西方批评界中的时尚学说，被无所顾忌地大量引进，且多有生吞活剥的惨象。 必须指出的是，本土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匮乏，其责任不在于前人而在于今人。因为传统有待建设，建设传统正是今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批评家根本没有权利回避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匮乏，他们负有消除这种匮乏的神圣义务。当然，从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资源中直接“拿来”，不失为一种“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法。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这种建设的“动机”并未真正实现建设的结果。 精神资源毕竟不同于物质资源，它的引进尤其需要谨慎。否则，会有可能发生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的问题，造成引进资源的浪费以及本土理论规范的失序。要避免这种不幸，我们在引进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资源时，就必须首先考虑到它的历史性，同时还须兼顾本土的理论国情。然而，不幸的现实状况告诉我们：批评家们并没有这样做。 “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理论被我们轻而易举地拿了进来，而这两种主义所提供的正是纯粹的文化批评策略。“后现代主义”学者们拒绝认同以往一切所谓权威划定的方方框框，要求统统打破，悬置待定；以斯蒂芬·格林布莱特为旗手的“新历史主义”阵营也坚决主张取消一切学术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种种界限，重新加以确立。格氏还将“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方式命名为“文化诗学”，在他看来，从文化范畴内的所有学科视角来对文学实施综合治理，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正路。像我们此刻正呼唤的纯文学批评，是为格氏所不屑的。格氏的“新历史主义”学说激起了中国大陆批评家的强烈反响，他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这为他们进行文化批评从理论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此，庞杂的文化批评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批评界愈益泛滥。 可怕的是，兴高采烈的批评家们在舶来这一货色时，完全忘记了首先考察一下其“历史性”的要务，也没有顾及到本土的理论国情。须知，“新历史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在“新批评”这一理论的母土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前者是在同后者斗争中问世的。而“新批评”作为一种纯文学批评，恰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中最为欠缺的一环，可谓硬伤。 “新批评”是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艺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的共同特征即强调文学的“文学性”，对构成文学的本体——语言给予极大关注。在这两个派别当中，有不少人是造诣颇深的语言学家，如雅各布森、I·A理查兹等(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学家”介入文学批评，其中却独独罕有语言学家)。它们的出现，缘于对当时流行的传记批评(圣佩韦)、历史批评(丹纳)和政治批评(马克思)模式的深深不满。这些批评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迷恋的“文化批评”，但在他们眼里，则完全属于一种“意图迷误”的“外部研究”。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从社会学、历史学或政治学的外围去研究文学，既无益于帮助作家提高艺术创造水准，亦不利于指导读者发挥艺术鉴赏能力。“新批评”成员则声称：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任何事物；文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绝不是历史、政治与科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此两种文学批评流派把作品作为唯一的参照对象，从语言、叙事、情节、结构等文学本体的有机构成部件入手研究文学，对作家及读者均产生了极具启发性的良性影响，从而为文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历史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不断扬弃，才有可能取得进步。靠吸裹“新批评”乳汁长大的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又洞见到“新批评”的历史局限，于是，他毫不心慈手软地朝它举起了刀枪。 回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留下了这样一道螺旋式前进、上升的轨迹：文化→文学→文化。看起来，这里走的一条复古的回头路；而究其实质，后面的“文化”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前一个“文化”。“文化”走向“文学”是为了进步，“文化”走出“文学”还是为了进步。不同于我们，西方的文化批评是有着坚实、雄厚的理论储备的。而我们却凭空省略历史的必经环节，妄图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可以说，对新潮西方文化批评理论资源的直接引进和应用，做出的是一个没有推理前提的结论。它充分暴露了当代批评家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历史不能随意跨越，不然势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批评家们没有汲取以往的深刻教训，所以饱尝到了苦涩的滋味。如今，文化批评理论上的大量“洋为中用”、“中西合璧”，招致的是“有种无收”、“有花无果”的批评“不孕症”，对中国文学的繁荣发达绝少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批评“不孕症”的恶性连锁反应，又使批评家染患上了“自恋症”。他们的自我主体欲望开始急剧膨胀、扩张，流露出摆脱文学宣布独立的非分之想，企图让文学作品勉强成为他们独立自主的廉价工具。这种揪着头发飞离大地的野心，令他们的批评行为最终沦落成一种有唱无和的自言自语，自我感觉优秀，其实不过是个拄着别人拐杖的瘸子。 文化批评一窝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受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影响。包罗万象的文化开始发烧，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从而也得到批评家史无前例的重视。加上“文化无优劣”论调的推波助澜，许多消极无聊的文化现象经过批评家们的炒作，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了。在他们的怂恿下，作家愈写愈大胆，愈写愈放肆，最后竟嗜痂成趣落得个“露阴癖”的毛病；批评家自己也跟着养成了“窥阴癖”的职业习惯。两者“同流合污”将文学引向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邪路。 我们列举出文化批评的种种弊病，无非是想奉告批评家，要正确处理好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到自己目前在现实中的糟糕处境。文学终结的时代还远远不该到来。文学回归自身的途程是漫长且艰辛的，这里有文学批评立下的汗马功劳。中国文学要创造21世纪的辉煌，仍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关注和努力。文学需要文学批评，所以，还是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吧!(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 100871) 原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